六 重要的有效行為限制者與香港的主體性
香港不能不親中。
二戰後的芬蘭是主權獨立、實質上自治的國家，跟近鄰強國蘇聯不同文不同種，兩國兩制（芬蘭是議會民主國家），但芬蘭政府尚且不得不在外交上親蘇，絕不強硬碰撞蘇聯，以換取自主空間，在冷戰期間保持中立，所以有「芬蘭化」一說。這詞聽上去有貶意，但卻是一種面對強鄰、在對峙世界之間找到平衡點的現實政治考量。
香港是在中國主權下、一國兩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獨立國家。在經濟上，香港跟內地分不開。兩地社會、文化關係千絲萬縷。港人與內地人絕大部份同文同種，香港華人很大部份不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香港能不親中嗎（陳冠中2008）？
當然，這裏說的是香港的特區政府不能不「親中」，不管誰做特首都得親中。至於民間組織與個別人士，香港是個言論、結社、信仰自由的法治地方，親不親中，沒有強制性。港府親中更不表示利益要一面倒的傾斜或兩地的融合要毫無節制。
同樣的，香港似不可能不嵌入全球化資本主義制度內。至於是哪一種性質的資本主義，或在中國崛起、港人權利與褔利意識高漲、新自由主義威力稍減的今天，這一杯難免帶有福利主義成份及香港特色的地產金融霸權官商勾結的資本主義雞尾酒應如何調製，是頗可以爭議的。
又或者說基本法，現在香港各主流政治派別不管如何針鋒相對，或北京如何釋法，都沒有超出基本法的範圍，大家還是按基本法來爭執、說事、做事。這是為甚麼雖然說任何法都可以改，但是更改基本法的先例一開，將像是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後果難料。
另外，基本法保障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決）及漸進民主普選，雖有爭議但暫時並沒有脫軌。
這些都是香港重要的大框架，不易突破的底線，有效行為的限制者。
在這些大框架裏，各方都可以找出彈性的行為空間，建構解釋香港的論述。
（至於香港這邊反資本主義的極端左翼、輕視形式民主的激進民主與拒中的自決主張，及內地一些極端民族主義反特區的網上言論，則往往鼓吹超越這些框架。）
同時，中國政府本身的行為也不是不受制約的，並不是事事可以任意而為的。經濟增長的壓力、維穩的訴求、公民的期望都在影響着中國政府的行為。全球經濟交流、跨國協定、國際互動、外交規範，不管喜歡與否，都不但參與打造中國對外的行為，更已經讓主權者在國內的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的政府仍是重要的權力中心但所有主權者都不可能完全在國土內不受某程度的約束。
全球化經濟、國際形勢、美歐列強與鄰國的取向、國際社會（包括國際輿論）等外面因素將繼續是中國行為的相對有效限制者。
回到說香港特區：香港的特區性質會驟變嗎？中國會「撇賬」嗎？
的確，以前殖民地或特區之所以能夠存在的理由（分解美英同盟、統一戰線的橋頭堡、下金蛋的雞、為台灣做示範、幫助中國走出去的窗口），現在都已消失或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但這不表示中國的香港政策會有重大變化。北京應該是會照着基本法的本子繼續走下去。憑甚麼這樣說？
從經濟上說，對內地一些比較貧窮省份需要中央轉移支付來求發展的，中央也不會撇賬，更何況一個以中國人為主的全球金融中心、一個中國境內的繁榮穩定的世界城市？七百多萬人口的香港的貿易量是全球第十一名，香港的存在是中國的光榮。用反向思維來說，多一個香港這樣的地方在中國，並不礙事。香港GDP佔中國的百分比再少，香港也不是中國的負擔，不像帝國的殖民地讓帝國養不起、或歐盟個別國家的財政拖累其他歐盟國家。就算香港再碰上新一輪的經濟不景，增長放緩，它還是全國最高人均產值的地區。在二○○九年，香港仍是內地的最大投資者，佔外來投資總量百分之四十一，而內地也是香港第二大的境外投資者，香港處理內地百分之十七的對外貿易，兩地利益綑綁在一起。當然中國現在不缺香港這點錢，但再用反向思維，北京也沒必要做任何動作去損害香港。中央費點心，給點優惠政策，不算甚麼難事；給政策而已，全然沒有增加國家財政的壓力；讓香港嵌入十二五規劃，發動粵港一體化，更是理性、互惠互利的。內地的所有省市，不也是同樣的在爭取中央政策（一般還包括財政撥款）？現階段香港對中國還有實際的貢獻的（內容不贅），仍是對中國在經濟上有貢戲的城市之一，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眾多支柱、眾多發動機之一。對中國來說，這樣的城市多一個總比少一個好。但是，這裏更想指出的是，哪怕經濟上內地其他地區都可以替代香港（其實動態的看香港在某些領域仍將會是有競爭力的），只要香港不成為中國的負擔，中國就沒必要撇賬。
若讓香港在中國人手中沉淪，中國在國際上也很沒面子、很窩囊。
從非經濟理由，中國政府更不會想去搞垮香港。中國向來不願意給外人耳提面命，但中國在沒必要的時候也不想與世人為敵。中國不是怕衝突，但一貫小心選擇它的對手，以縮小打擊面。香港跟中國沒有敵我矛盾，北京沒有理由要去打擊香港（如撕毀基本法）以招致國際社會反彈──中國也不想有事沒事就去惹毛國際社會。歷史上，中國是以現實主義而不是極端意識形態作為處理香港事務的準則的，香港人應該可以期待中國政府的政策行為有這種穩定性。未來幾屆的中央政府何必去翻鄧小平定下來的這個盤？誰想擔這麼大的責任、風險或罪名？香港問題不大的時候，就算吵吵鬧鬧，何必過度反應？完全沒有必要。只要香港政府是「親中」的，普選出來的特首是鄧小平定義的愛國者，大家按基本法辦事，推着走就好了。
所以，就算是內地網上多了不滿香港的言論──如說「香港人完全寄生大陸，收入居然是大陸人的十幾倍，真是太超過了！香港能不被邊緣化嗎」？「北京政府不斷地劫貧濟富為香港輸血、對香港特區引發的金融問題忍耐，而香港也變得有恃無恐，更加的貪得無厭」（不動民王2008）；就算是個別內地官員、學者或資本家可能意氣風發的說香港的生存只不過是靠內地，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的能量遠沒到綁架政府決定的規模，不致於影響中國政府的香港政策。
各方的有效行為限制因素依然有效，按既定方針、按基本法本子辦事，仍然不失為中央與香港特區最好的選項，中國的香港政策可以是持續穩定的。
豐滿的香港論述既離不開帶主體性的本土論述，也缺不了對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的論述和主權國家論述。香港本土論述其實不能只看本土，還得考慮全球化資本主義與主權國的關聯性。
由新自由主義主導多年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到了現階段，危機接踵而來，不確定性成了全球共同處境，中國尚且如履薄冰進退維艱，香港豈能成例外？
中國當了第二經濟大國，連美國也與中國在經濟上成了連體，鄰近地區包括日本、台灣和東南亞更在生產及消費鏈上與中國綁在一起，香港豈能成例外？
中國越來越強大，對外表現往往更強勢，別的小國尚且不認為自己單打獨鬥可以跟中國叫板，作為主權國特區的香港豈有成為例外的可能？
因此，很多人認為，香港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經濟上如此，政治上如此。雖說高度自治，香港往何處去不是香港人可以完全自主的，而是深受着中國內地發展的影響，也要看北京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同時，中國在全球體系不同階段的角色，也將影響北京對香港的政策。
現在北京的部份治港官員很可能越來越着重以主權和國家的觀念來看待香港特區，故此香港人的自主性、民主訴求與政治參與慾望的提升，是否能夠實現在主權國下特區的政治制度安排，有待觀察。佔人口近六成比例的香港人對特區形式民主的追求，依賴的核心價值與憲政自由主義觀念如司法獨立、法治、程式正義、人權、言論自由、分區普選立法會、全民普選特首等，雖符合基本法承諾，但亦正是主權國在內地限制甚至抨擊的一套源自西方的「普世價值」觀──這跟八十年代基本法訂立時期，內地朝野政治改革的氣氛不一樣。
正如上文所說，這不表示香港沒有自主的空間，但是必須珍惜這個空間，在剛硬的框架內尋求最大彈性，不要低估主權的剛性、國家認同的政治能量、市民核心價值的分化及港人真誠的中華情結。
作為主權國下的特區，香港的自主性政治空間有彈性，但也有不可逾越的主權框架限制，有內置的法制與歷史發展的路徑依賴。要發揮這個政治自主空間，也等於要更深入理解主權國在看待這個非一般的特區的時候，主權國本身有多大的迴旋空間或政策選項，而不是把主權國排擠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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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位置，主權國也要明白，香港人對香港的身份認同，或叫香港人的「主體性」，是確切和生猛存在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人對香港的認同不曾因為回歸而消減，反而好像因為港人治港增加了香港人當家作主的願望。
中央應該怎樣去理解香港人的主體性？
首先，港人認同香港，不等於說港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與部份台灣人不承認是中國人的情況很不一樣。
其次，香港認同並不妨礙香港人接受中國主權和一國兩制的安排，也不妨礙兩地緊密合作：今天香港與內地的融合已遠超過一九四九年後任何一個時期。
第三，認同是好事，香港人認同特區，不正是穩固「兩制」之一的「香港制度」的基石嗎？認同是有助於穩定的。試想想，若內地人都認同內地制度，內地不是更穩定嗎？
第四，一九四九年以後，因為中共建政，邊界確立，經濟發展，制度特殊性、城市經驗、本土文化發展與他者（外人）建構等諸多原因，大部份香港居民逐步形成身份的同一性。但是，在「認同香港」這一點以外，港人在具體事務上的見解是有很大差異性的。譬如說，兩個同樣對香港有認同感的人，一個可以是親近北京政府的，另一個可以是反感北京政府的。
第五，香港認同與親中是可以並存的、是沒有必然矛盾的。部份港人不親中，不是因為他們認同了香港，而可能是這些港人特別有歷史感，特別有正義感，特別愛惜香港，甚至特別關心中國。中共治港班子必須面對一個現實，就是內地在過去六十多年的一些黨和政府行為，是造成這部份港人反感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主要原因。理解到這一點，也就找到人心回歸的方法，問題是北京願不願意真的促成這部份港人的人心回歸（譬如說：平反六四？）。
第六，每個人都有多種身份，而對身份的多重認同是可能的。對願意去想這個問題的人，其中多種身份的先後、輕重有時候可以按個人意願來分辨。（比如說：大家知道比利時聯邦有荷語系佛蘭德及法語系瓦龍兩大族群及較小的德語族群。最近，一位佛蘭德比利時學者對我說，他覺得自己首先是佛蘭德人，其次是歐洲人，再下來才是比利時人，但三種身份他都認同，而且他不贊成荷語系人與法語系人各自的分離主義。用政治學家大衛．赫德的說法，這是現代人「多層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
最後，因為香港人的主體性確實存在，北京的香港政策不能對之視若無睹，不能否認它的物質有效性。在中英主權談判時，港人沒權參與，但在香港治權問題上，港人是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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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相對固定的地區內，定居者風雨同路，在長期共同生活的過程中產生歷史感、產生共同體的感覺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一個有肌理的城市就是這樣的一種地區。居民認同自己是該城市的市民，這樣的市民是公民的基礎，即所謂市民由碎片化的個體轉化為有主體性的公民，尤其是「在人民參與各種都市運動──不論成功與否，例如古蹟保存、住宅、交通、社區、環境、性別、弱勢階級等等都市領域──的過程中，發現彼此的共同利益，也分享彼此的生活，建立了互相信賴和親暱的關係，這樣就產生了歸屬感，也對空間產生了新的意義，形成對城市與地方的認同」（夏鑄九2009）。
公民身份的成形過程，也是市民政治化的過程。香港並非一個「非政治化」地區。過去的六十多年，香港是處在一個不斷加大政治化的漫長過程中。現在香港活躍的公民社會已提升到參政層面，當然也會把社會的利益與意識形態分歧帶進政治實體，如夏鑄九說：「市民會滲透入國家，市民社會融入了地方政府的結構，也強化了地方政府，讓政府更理解市民的需要」。
在談到台北與香港的時候，夏鑄九更提出幾項觀察與警示：「我覺得歷史上第一次在華人的城市，華人的社會，華人的政治中，國家跟社會的關係是平等的……假如改革的空間消失了，社會的期望就落空了，人們沒有出路，抵抗性認同就會走上極端」。
在地方認同與公民身份建構的過程中，需求着大量論述、故事、神話、共同記憶、重疊的共識。這裏面有大敍事，也有微敍事，需要借用別人的話語來看自己，也要有從自己主位出發自創話語。
「香港故事不易講」（呂大樂 2003），「……香港這個城市，是身世朦朧的（小思 1996），是失去記憶的（也斯 1993），是懸浮未定的（西西1986）」（黃子平 2005），香港是經常「被論述」的，或將別人的舌頭裝在自己的喉嚨裏，而不懂得如何使用自己的舌頭（Chan 2007），這些都是做香港論述者必須注意的（至少意識到有這些問題）。本文理解主體呈現的一個證明是當地人能夠用自己的話語來描繪本土，不完全套用外在觀念來定義自己。換句話說，要自覺的抗拒歐洲中心主義，也要小心給中國中心主義帶着走，但同時不要掉進香港中心主義的窠臼。要警惕東方主義，要防範自我東方主義化，也要拒絕使用等同東方主義的邏輯去言說書寫──不論是妖魔化或浪漫化──他者與自我、過去與現在。對香港、香港人、香港身份和香港文化的論述都要避免犯上本質主義的謬誤。從事本土書寫者首先應該有一種自覺，即香港人的主體性並非自給自足的，香港本土成份多元，本身是有歧義的，背後的價值觀是不容易調和的。
作為結語，本文作出關於香港論述的一個呼喚，一個迫切的反霸權呼喚。處於這個部份華文思想界在積極建構新宏大中國論述如天朝主義的時候，光靠主位出發的香港本土論述、去殖民論述及微觀書寫似不足以平衡新的中國論述霸權。雖然不少香港書寫者對大敍事都有直覺與知識論上的懷疑，並且很多人都在試圖尋覓一種難以套路化的辯證話語，即一種平等的、多元的、增權本地人的、包容差異與他者的話語，但我們也知道一個地方在自己的宏大論述缺位的情況下，它就會「被論述」、被別人的口水淹沒了。然而我們也不願意為了需要大敍事就隨便拼湊一套大敍事。作為當前的書寫策略，對治加諸香港的宏大論述，本文只嘗試挑起對等的學理上的宏大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