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經濟主義論述的非經濟補足
雖然香港與日本、新加坡、韓國、台灣，在冷戰時期同屬於美國主導的陣營，享受到那一波資本主義體系內的工業分工和進口美國的優惠政策，故皆是冷戰的經濟受益者，但是，大部份關於東亞的發展主義通論並不完全適用於香港。
譬如說，部份東亞發展論述常說到的政府主導的工業政策及儒家文化，都只適用在日本和其他三小龍。香港政府雖然推行官僚福利主義治理如興建公屋，政府並強力干預土地市場（限制供應，提高市場價格），但卻沒有主導性的工業政策，不補貼出口，更自稱在經濟上奉行積極不干預。一般說到儒家資本主義，強調員工忠誠、終身僱用，威權服從，但香港文化特色是彈性創業、不斷轉型、跳槽轉職，雖然重視家庭，卻是很功利的講究自家私利。香港是當時東亞模式通論的例外地區。
這大概也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推崇香港的原因，即政府不積極主導經濟。但是實際上，倡議積極不干預的財政司夏鼎基（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曾多次解釋積極不干預的意思，與意識形態上仇視政府的弗里德曼市場原教旨主義是兩回事（夏鼎基正是麥理浩的有為政府的財政司）。不過，通過在香港的弗里德曼份子充滿使命感的努力，整代香港精英也樂呵呵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心理暗示，換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腦袋。
這也間接導致香港在中國改革改開放後，竟出現去工業化（九成以上工業搬去珠三角）的現象，把自己得來不易的工業基礎空洞化，而不是尋求更科技與資本密集、提高附加價值的工業升級。後者是需要政府制定誘導扶助的長期工業政策，但是後麥理浩的殖民地政府沒有這種長期打算，而當年的政經精英已中了新自由主義病毒，也沒有這種願景。製造業資本家把廠搬走用廠地去投入地產，一般有錢階層追求金融地產投機。結果，香港再度成為內地的轉口港、替內地融資及替生產者提供服務，錯失了自身工業升級的良機（Choi 2004）。其實，就服務業轉型而言，香港知識創新產業又何嘗不是錯失良機？如果在八十年代去工業化的同時，在區域無對手的情況下，能夠發展成為區域的高科技中心、醫療中心、教育中心，多些中等附加價值、中等就業量的知識行業，香港今天的經濟體質將更多元健康、居民財富差距也不會拉得這麼開（這些計劃在回歸後香港優勢驟減後才紛紛被提出）。
為此，曾澍基稱兩地經濟是不對稱的融合，過去十多年香港不是結構轉化而是大多數行業失去聚集效應的結構溶解（Tsang 2007）。
彈丸之地的香港當然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經濟往何處去的問題，但這不等於純經濟解釋足以替香港找到出路，何況現在的困局部份可歸咎於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這種極端意識形態對統治精英的誤導。
以下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將當前經濟主義的主張分成三種，各有側重。這裏先要補充的是，關心香港往何處去的人士，不能不關注經濟。這裏對經濟主義書寫的批評，不是指裏面的見解都不值得參考，更不是說經濟不重要，而是指這些論述過度強調經濟的決定性而對經濟以外的考慮有所估量不足（或故意遮蔽），因此不能全盤掌握香港面臨的問題。
一、雷鼎鳴在〈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一文中，提出「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顯然已下降」，未來最壞的情況是「中央政府覺得香港的經濟重要性似有若無，西方世界對香港的政治影響巨大；香港被視作顛覆基地，那麼中央大可將香港「撇賬」，政治控制加強，有用的人才慢慢吸納到別的城市，資金的轉移更加容易，香港矮化成二、三線的中國城市，光芒盡失」（雷鼎鳴2010）。
據雷鼎鳴的數據，一九九○年香港的GDP是整個中國的百分之二十五，「二○○九年香港的GDP數據還未公佈，但我們已可輕易估算出香港的GDP大約只等於中國的百分之四點二，若用購買力平價來算，則只稍多於百分之二左右。假設香港突然「陸沉」，中國當然要面對巨大的困難，但卻不會承受不住」。
「十多年後，香港的經濟比重按理應已跌至中國的百分之一左右，亦即三、四天中國的產量而已」。
這些數據是值得香港人重視的。以香港與中國今天的成長率作線性推論，未來香港GDP相對中國的比例只會更低。
雷鼎鳴表示：「我在內地的精英界中曾多次聽到一種論調，認為香港的生存基本上只靠大陸，後者的門若開得寬一些，香港便好過一點，反之則無法生存。這種說法我不認同，但卻無法否認以下的事實：若這種思想將來在大陸泛濫起來，對香港十分不利」。
既然大勢如此，雷鼎鳴有甚麼建議？他說要讓香港「無可取代」：「在歷史上，大國中的城市浮沉起伏的例子所在多有，失去燦爛的香港，對中國而言後果並非十分嚴重。要避免將來出現這種結局及爭取到更大的討價還價能力，港人還需設法保持香港『無可取代』這一招牌。」
但是，這個無可替代是指經濟上的無可替代：「要做到『無可取代』，港人必須莊敬自強，奮發向上，使中國政府不得不認為香港非常有用，少了香港不單是少一個百分點的GDP，而是整體經濟都大受影響」。
這真是經濟主義思維的一個矛盾。前面說香港對中國在經濟上幾乎無可避免的越來越不重要，甚至有被中國撇賬的可能，但後面卻說香港能做的就是讓自己做到在中國經濟上無可取代。
如果中港關係關鍵在於香港經濟上對中國的貢獻，根據雷鼎鳴自己的邏輯，香港要做到無可替代是個不可能達成的任務。如果單從這個經濟主義觀點看，香港人應該悲觀。
二、如果在香港的雷鼎鳴覺得香港對中國越來越不重要，在美國的陳志武在二○○七年則還對香港特別樂觀：「在未來許多年裏，香港在中國開放中的地位是沒法被取代的」。
「香港對大陸太重要。」
香港對內地的比較優勢是「專做內地制度所不能做到或不能使其達到精華的行業」。
「除非內地在制度保障和新聞媒體開放度上有實質性的改善，讓司法、市場監管和媒體都享有根本的獨立性，否則那些認為上海能從根本上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種願望」。
他說有人提出：「在內地城市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香港的橋樑作用越來越低之後，香港不是會越來越衰敗了嗎？不用擔心，香港只要集中發展金融、教育和醫療行業，這就夠了。」
在美國，不僅是大學城，連一些中型東岸中等規模的名城，就是靠著名大學和著名大醫院支撐城市經濟，維繫了中高收入的群體，但那些城市在大學與醫院就業體系以外的貧民必然也很多。這點──全球化時代城市的貧富差距和就業不足通病──不在陳志武的視野裏。
雷鼎鳴感到香港有被中國撇賬的危機，陳志武根本不認為香港要緊靠中國：「香港的一切定位應該是強化其國際性，而不是要強化其中國內地性，讓它的經濟機會跟大中華、跟大亞洲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繫得更緊，不能只依賴大陸經濟」。
雷鼎鳴要香港做到讓中國覺得無可取代，陳志武給的意見是香港保持國際化。
「香港必須以國際大都市定位，不要變成只是中國的一個都市，如果那樣的話，香港無法與那麼多的內地城市競爭，那是死路一條。換言之，香港的一切定位應該是強化其國際性，而不是要強化其中國內地性」。
以上這番話說在二○○七年西方金融危機前，亦即新自由主義的最後巔峰日子。
陳志武並不是只談經濟，他認為一國兩制的維繫要看中國，特別是看經濟利益：「國際輿論和香港隱含的中國經濟利益是『一國兩制』的主要維繫手段」（關於國際輿論的功能，我在最後一節會再論）。
如同美國式的連結自由經濟與民主制度，他贊成民主：「這是能強化香港自身穩定發展、減少其他政治動盪對香港影響的具體制度保障，也是香港進一步國際化、進入現代政治社會的必須。這些都能幫助保障香港的獨特性與繁榮」。
可想而知，陳志武的制度主義的觀點，在香港和內地都有「右派」認同者。一位海耶克（F. A. von Hayek）派的博客也借陳志武的言論捧香港的獨特性同時批評內地：
「陳志武教授說『香港是一個非常令人嚮往的現代社會，也是人類的經濟奇跡，在許多方面都是值得內地學習的榜樣』。我完全同意。但很多東西不是想學就學得來的。事實上，世界上到處都有內地值得學習的地方，如果想學就學得到，官員學者到外國考察一番，內地就早已經是人間天堂了。香港有不少地方，是內地學不來的，而我認為，那些是香港人講法治、守秩序、有文化、富創意和經濟蓬勃的根源。香港曾經是大英帝國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這是學不來的……香港恰恰不是靠港督和財經專家『正確制定發展規劃』而成功的。九七後，香港逐漸背離了它原來的經濟發展哲學。董建華制定香港經濟之『四大支柱』，搞甚麼『數碼港』、『中藥港』，曾蔭權又調整為『三個中心』，即金融、物流、旅遊零售。四根支柱、三個中心，再加一個『大中華教育樞紐』。太可笑、太內地了。九七以前，香港從漁業，到塑膠，到玩具，到製衣，到金融，在九七以前都是自由經濟的結果，是哈耶克所說的『自發秩序』的結果」（薛兆豐2007）。
三、如果雷鼎鳴並不完全認同香港經濟要全靠內地的想法，陳志武更認為不能只倚靠內地，但是現在則好像越來越多香港人傾向一種中國依賴論，向中央要政策，主張香港要更大力度的嵌入中國經濟體，正如香港的一群全國政協委員提出：「我們建議中央考慮從國家發展的大局出發，在堅持『一國兩制』原則的基礎上，在『十二五』規劃中為香港未來的發展作出長遠規劃和定位」（鳳凰網 2010）。
在接受人民網訪問時，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表示，「大部分港人支持香港納入『十二五』規劃之中，過往的民調數字亦反映港人擔憂被內地發展邊緣化，遠多於與內地經濟集成帶來不合預計的效果；有調查更指出，香港人期望中央能清楚訂明香港產業發展方向才更放心」（劉兆佳 2010）。
劉兆佳視納入十二五規劃為香港經濟與社會結構調整的契機：「香港經濟問題的處理，需要依靠與內地的合作，社會民生問題同樣要與內地政策有所集成。」
「『十二五』規劃提及香港要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不論內地或香港也不能只顧盲目發展經濟，漠視社會問題，當前香港正面對經濟轉型，以及過往太倚重房地產發展，形成貧富懸殊及中產往下流的問題。由於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脫節，特區政府提出發展六大產業，希望藉多元發展解決社會矛盾」。
中新網更報導劉兆佳說香港參與十二五規劃還可帶來兩個好處：一是強化港人對國家向心力；二是提升港人對香港的信心，喚起港人的積極性和鬥志（劉兆佳 2010）。
劉兆佳並不是只談經濟，而是在構想一攬子問題，但他也帶有經濟主義的傾向，就是想以經濟手段解決社會矛盾、貧富差距、國家認同等問題。
★★★
回歸後十多年，香港經濟往何處去仍處於不確定的時期，但特區的政經精英的確終於像是要離海耶克、弗里德曼越來越遠了。
回歸早期，特區政府既追求新自由主義推崇的效率改革（如私有化），又想引導經濟（如匡助各種被認為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往往口頭說得漂亮，實際上做或不做又是另一回事。但總的來說，這個缺乏認受、自主性受制約的特區政府也知道香港經濟不能坐而待斃，而在舉步為艱中，從不干預擺向了干預，正如特區行政會成員張炳良說香港要「跨過效率、市場化、管理主義的狹窄領域」，走向「主張干預的發展主義政權」，而「九七前所理解的小政府將不再能夠持續」（Cheung 2010）。
問題是特區的深層矛盾，恰恰不光是香港經濟繼續享有中等單位數增長就可以解決──當然經濟不振則矛盾更尖銳。
譬如說，政府的認受性需要通過普選和形式民主來建立，那背後是一套與經濟主義有磨合也有衝突的、不一樣的理念與價值觀。
逆轉貧富差距靠甚麼手段？譬如大建公屋這種大手筆的轉移支付，就會受超大地產財團甚至有恆產者的強勢阻撓，要扭轉局面、重新凝聚公共意志力，就要經歷社會階層的總體政治較量。
經濟主義亦低估了香港的環保訴求（如空氣污染）、環境局限（如缺乏垃圾堆填區）、本土意識（如保護老區）及香港這樣的全球城市中價值產業空洞化必然帶來的挑戰、怨氣與衝突。
區域的急劇融合（或叫集成），在一段時間內也不可能人人皆為贏家，總會有某些群體受損害，香港以往做法是讓這些「下車」群體自生自滅，今後還能這樣嗎？
再說，內地貪腐之風不遏、弊案不斷、人權不彰、言論入罪、社會公義缺位、公安及維穩安全部門濫權的情況不改，很大一部份港人仍不會放心擁抱內地政府。
換個角度考慮：有哪些非經濟的因素──包括中國的自我理解──將影響中國對香港的看法？
這些都是在強調經濟考慮至為重要的情況下，經濟主義論述力有不逮或不想挑明的。單以經濟角度考慮中國與香港關係，容易低估了國家主權、維穩訴求與中國與國際社會互動的關聯性，更往往照顧不到特區內部的政治動態與主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