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在談到一九四九年後香港文化和社會心態的新發展前，我想先簡單的說一下當時世界與中國的新局面。

香港是新局面的受益者，這是時運，也是因為它所佔的微妙位置，讓它竟能在冷戰期間左右逢源。

二戰結束，香港與英國一樣，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由布雷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s）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新秩序。香港首先恢復的是中介中國與世界貿易的轉口港角色，但朝鮮戰爭爆發，冷戰加劇，中國遭禁運，香港轉口貿易亦受衝擊。幸好，二戰後製造業全球分工的第一波剛好開動，香港得以分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轉移出來的部份低附加價值、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因為當時香港有的是廉價勞工，該幾年間的人口暴升成了優勢。

這裏要補充一點，就是當時全世界擁有豐富廉價勞工資源的發展中地區很多，但大多數地區並沒有擠上頭班車，只有極少數地區能靠着這個二戰後第一波全球分工，以加工和低價製成品出口而脫貧。這裏面原因太複雜，我想說的是香港雖然碰上這個機遇，成功也不是必然的，當時全球分工的規模沒有現在大，僧多粥少，訂單很可能過門而不入，誰都不會無故施捨給香港人。這時候香港人很努力抓緊了現在看起來是當時唯一能讓這樣的地方在一代內集體脫貧的機會。

香港不像其他一些未發展地區有自然資源可開採，也不能依賴農產品的種植出口業，只能靠勞動密集而且帶競爭性的小製造業及小服務業。加上當年殖民地政府沒有提供生活保障，而社會福利更是杯水車薪，遂形成一種全民工作觀，人人要自力更生，人人要開工搵食，社會大眾視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創業為天經地義的事情。中國人的刻苦耐勞、廣東人敢為天下先的風氣、上海調教出來的外省人的經營工夫，在艱苦的五十年代都被派上用場，後來被認為代表香港性格的創業精神及 can-do（搞掂）精神大概是因為當年這種經濟形態而被激發出來的。

同時在朝鮮戰爭時期，香港的一些走私客，將禁運物資經香港（及澳門）偷運回大陸，參與走私者除了現在知名的愛國商人外，還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包括一九四九年前後為了避共剛從大陸轉移到香港的上海商人。這大概也是香港商人的特徵——意識形態上充滿彈性。

香港在冷戰期間，雖然總的來說站在美國為首的一方，不過，隔在冷戰另一方的中國大陸方面並沒有因此懲罰香港人。它一直向香港供應日常必需品，而且價格相對於其他進口貨是低廉的。如果沒有大陸的低廉食品和飲用水供應，香港是無以為繼的。就算在內地最困難和動亂的時期中國也沒有中斷向香港供應必需品。

直到文革前，中共對香港的工作，在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的領導下，一路以來都很務實，不單不嘗試收回香港，還盡量不生事或替殖民地政府添亂，甚至中共在港的宣傳口，宣傳的也只是民族情感式的愛國，而不是反殖或大陸式的社會主義，好讓香港自尋在資本主義世界內的致富之路——在讓香港先富起來這一點上，當時的大陸只能幫上間接而不是直接的忙。

這都是香港繁榮安定的大背景，雖然香港人太習以為常反而往往遺忘了。設想如果大陸對港政策是由四人幫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主導，覆巢之下無完卵，香港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所以，就算在回歸後，一九六七年的社會騷動，即香港左派所說的「反英抗暴」，仍是不該受肯定的。騷動雖以勞資糾紛開始，反映了累積的民怨，但為甚麼之前及之後的這麼多次重大工潮，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在香港以香港新華社名義）及「左派」不把事件升級，而只有在一九六七年才總動員跟殖民地政府作誓不兩立的對抗？因為那是文革的溢界——本地左派基層受文革鼓動，在港領導怕自己表現不夠積極，「中央文革小組」暫時奪去了周恩來、陳毅、廖承志中央外辦的權，並傳遞了誤導性的鼓勵信號給香港左派。用長期在港做宣傳工作的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話：「那是一場反英反資反港，害人害己害民的大災禍……其源蓋出於北京，來自林彪與「四人幫」……我們香港中共黨人也有自己左的錯誤思想和私心雜念，對這場災禍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爭取工人合理權益與「打倒港英政府」是兩個層面的事，香港左派實在不宜用前者來替一九六七年的極端路線開脫。

現在大陸有些新毛派，一直在找理由肯定文革，他們因此也會試圖肯定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不過，以打倒殖民地政府為目標的「反英抗暴」，確不是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老一代共產黨人的香港政策，也偏離了香港左派的長期工作取向。

今天，如果香港左派要自我肯定在一九四九年至回歸前對殖民地香港繁榮安定的貢獻，就不能同時肯定「反英抗暴」。

除了這個文革高峰時期外，香港左派的宣傳口可說是忍辱負重。負重的是要維繫大多數港人——本來部份港人是避共而來，恐共之心可以理解，不過仍要努力爭取大部份人，因為從大陸出來的那一代港人，雖然對政權的認同有分歧，大多數仍是心繫祖國的。忍辱的是香港左派在地工作做得再好，也會被內地接二連三的負面事件抵銷掉，導致很多香港人厭惡內地政權，連累及香港左派。大躍進期間，港人要寄糖、油這些基本糧食接濟內地親友。文革期間，五花大綁的浮屍順珠江飄到香港，你說香港人特別是那個時期成長的年輕一代看到後，對中國印象會好嗎？加上一九六七年的騷動，驅動了大部份港人站在殖民地政府的一邊並成為港人認同香港的歷史轉折點。好不容易文革過去，迎來改革開放，一九九七問題有了定案，香港人正逐漸靠近內地，又來一次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硬生生把港人推開。可以說，從來不是港人沒有民族情，也不是中共在港的統戰工作做得好壞的問題，而是港人對祖國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內地發生的事情所打擊，認同感亦因而倒退。希望中央政府今後不再做損害港人民族感情的事情。

在這個背景下——在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日益富裕的香港，與一九九二年前的中國之間——我們可以體諒到，跟心繫祖國的上一代不一樣，在一九四九年後出生、成長於五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年輕人，除了少數外，為甚麼往往不那麼認同大陸——不見得是積極反對，更多是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