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義律的檄文很有預言意義，他說島上居民及華人將依照中國的法律和鄉規民約來管治，除了一條：不准使用酷刑。
另外，義律宣佈香港為自由港。
不久後，因為英廷包括維多利亞女皇的不滿，義律被調走，但他的想法雖然沒有全部但在很大程度上將成為香港的現實。
這裏必須說明一下英國式殖民地政策的特點，就是沒有一以貫之的政策。
北美是吸納大量移民的殖民之地。在印度用的是所謂間接控制，而英人統治印度超過四百年卻要到十九世紀中才承認那是殖民地。在非洲的尼日利亞，英國殖民者把一塊超過二百五十個部族的土地劃為一個殖民地。在西非的加納，當地的阿山提王朝已不是我們一般想像中的部落社會，而是接近當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有典章制度官僚組織，故此當英人入侵時，有組織的反抗也特別激烈，後來英國人不只把阿山提王朝顛覆掉，並把人家的首都、一度繁華媲美同期歐洲城市的庫麻西整個毀滅。
不過，對一些港口殖民地，如直布羅陀、馬爾太、塞浦路斯、馬六甲、新加坡、香港，英國殖民者的手法有類似之處：這些殖民地都是海軍基地兼貿易港，目的是借以跟大陸腹地做買賣或掠奪資源，本身既不是重點殖民之地，也不是原料產地或英國工業製成品的消費終站。
同時，英國式殖民主義並不打算同化當地人，也不覺得有責任把殖民地居民納為英國公民。故此，殖民者沒必要去改造當地社會肌理和居民行為，結果當地社會文化因為受忽略反而得以延續，並因為是自由港，遂出現多元文化並存及國際化，即今人所說的多文化主義局面。
當然，這些港口殖民地後來的發展並不相同，譬如塞浦路斯至今還有龐大的英軍基地，而且在二戰後受英國人的蓄意挑撥而出現希臘裔和土耳其裔居民的分裂衝突。故此，這裏不存在替英國殖民主義說好話的問題，而是想如實理解一些歷史。
英廷在香港用總督制，如同在牙買加、毛里裘斯。第一任港督砵甸乍及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修改了義律的完全依中國法律來管治在港華人居民的承諾，認為如果在港華人不遵從英國法律，香港便無法有效管理。自此以後香港以英國法律治理，卻同時保留大清律例及鄉規民約。
殖民地的首任按察司即檢察長休姆說，香港華人最大的特權是公平享受英國法律。這是香港式法治的開始。
其實並不是完全公平，華人判刑一般比歐人重，另外打籐體罰的笞刑一般也只及華人。
不過，相對於當時的中國，香港的法治還是被肯定的。清廷出使外國的名臣如劉錫鴻、張德彝、郭嵩燾都到過香港，見證殖民地法治，並特別讚揚香港的監獄——不用說，以今天的眼光，當時的法治、當時的監獄，都是有所不足的。
戴維斯說，殖民地靠着提供法律保障，就會奇蹟般吸引富裕的華人來新殖民地。他這話將逐漸應驗，尤其到了二十世紀。
法治的自由港，這個傳統可以說是在殖民地早期就建立起來的。另外還有一個早期定下來的政策影響深遠，就是華人可以自由的進出香港與大陸，不管他是否香港原居民。以後香港社會的變化，都可以跟人口的漲潮退潮——多少大陸人移入香港，多少居民移離香港——拉上關係。
至於華人的社會，早期殖民地政府不單不想花大力氣去改造，反而搞了點隔離主義政策，劃定港島某些地區及離島長洲不准華人進住，並在一八八八年訂出歐人住區保護法和一九一○年的山頂保留法。這些帶歧視的法例要到二戰後才取消。隔離政策意味着殖民者一度希望華人居民自生自滅，而後者也只得自助自救。
不過，就算為了殖民地的繁榮穩定，殖民者自身的衛生、安全、子女教育、郊遊等福利，加上部份西方人的人道改良訴求，殖民地政府也會見步行步的對華人社會有所動作，而不會在政策上一成不變。
殖民地在一八七一年立法除賭馬外禁賭，但並不太有效。
政府及本地改革人士試圖廢除華人社會的妹仔（女婢）制，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拉扯到一九二九年才立法，並要到一九五○年代才能有效杜絕妹仔買賣。
殖民地為了管治也曾訂立一些違反英國法治精神的法例，例如出版要有人擔保，集會要取得政府許可，後來更有政策限制工會活動。
不過總的來說殖民地沒有使勁改造華人社會，故此鄉規民約仍被遵從，如至今特區的鄉鎮，原居民土地仍然是傳子不傳女，豁免於其他強調男女平等的現代法例之外。
清代法律在大陸隨民國的成立而終結，但在香港，最後一條有關婚姻習俗包括納妾的大清律例則要到一九七一年才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
另外，早期殖民地政府及洋教會也涉入辦西式學堂，如從馬六甲搬來香港的英華書院，從廣州來的摩里臣書院，及聖保羅書院、拔萃女校、聖約瑟書院、中央書院（皇仁書院）等，學生多是華人子弟，造就了雙語的精英階層。同時，華人私校也迅速發展，到二十世紀初有三百多家私校。中國語文教育在香港也沒有中斷過。
在十九世紀期間，這個法治自由港曾出版過十三種語文的刊物，包括歐洲文、亞洲文，甚至藏文刊物，中文報刊更不用說。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官方固定翻譯香港中外文報刊以作參考。
這裏要說的是，成了殖民地之後，香港文化的主要成份，除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一個亞系統嶺南或廣東文化之外，也有了西方文化，特別是英式殖民地文化。當然還小規模出現過其他地方的文化，如南洋文化。
到了一九二○年代，一個反諷現象在香港發生：殖民地政府竟主動提倡中國國學。
當時的中國大陸，經過了晚清的自強、變法、維新、君主立憲、革命，到民國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正在翻天覆地的批判傳統、引進西學——部份是通過香港、日本這些已經相對現代化的中介。香港本身也發生了省港工人大罷工。這時候殖民地政府卻想與前代的遺老遺少，聯手反對白話文，並提倡振興國粹、整理國故，好像在說：你們可以學殖民地宗主國的文化，也可以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但你們不要去追隨摻和了西方文化的民國新文化。
魯迅一九二七在香港島的青年會的一次演講及其後在一篇〈香港恭祝聖誕〉的文章裏都對此加以諷刺：殖民地唱的是中國老調子。
曾任《中國學生周報》社長及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的陳特說：「五四運動從沒有到過廣東，尤其香港」。
自從一九二○年國民政府頒令使用白話文後，上海北京的報刊以至小說都少有使用文言文了，但是在香港，到了一九二九年，坊間的通俗言情小說、神怪小說以至色情小說仍普遍用文言文來撰寫。
現居香港的大陸學者黃子平做過總結：香港的「文言寫作未如內地一般受到新文藝毀滅性打擊」。黃子平並指出：香港文人的舊體文藝唱和之風延續到一九五○年代以後。
香港大學中文系創辦之初，也是請前朝太史秀才講經，要到一九三五年許地山及其繼任者陳寅恪南來掌系後才有所改變。
我年輕時看香港的武俠小說或楊天成的色情小說，學到很多成語及文言文風，另外也能毫無障礙、很過癮的看高雄（三蘇）的「三及第」都市小說及趣怪評論。三及第者，文言、白話、廣東方言撈埋一碟之謂也。
直到今天，我的印象是香港人在書面語的寫作方面，文言文的痕跡仍明顯多過同代大陸人的寫作。文言句法、成語及三及第文體可說是香港人書寫時的集體無意識。
這裏想突出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既沒有被殖民政府有系統的改造，也沒有經歷與大陸同程度的新文化運動及一九四九年後由國家帶動的大力清洗。
後來因為市場的驅動、英語教育的普及、社會的勢利及年輕人旨趣的轉變，傳統文化慢慢自然流失和被遮蔽，但那只是被遮蔽，不是被清洗——香港仍然是很西化也同時很傳統中國化的城市。
在此期間，一個新生品種還是無可阻擋的在香港茁壯生長，就是包括民族主義等西方文化在內的民國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