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國天朝主義：中國特色的帝國思想

秦漢以前香港大概是越人的地方，當時的越算不算中國、越人算不算中國人？中國是甚麼？這些都不是不證自明的。大致上，後來越、楚、漢文化在香港地區融合，這個融合早過香港這個概念或名詞的出現，所以，說香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只是不嚴謹的修辭習慣（一般泛泛而言可以接受），但真正可以確切的說的是：香港不是華夏文明化外之地。

對中國來說，香港作為中國的例外地區則已經有一百六十多年歷史，初是被英國佔領的地區，成了英國世紀的列強帝國主義式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殖民地，延續到太平洋戰爭，香港變成日本帝國控制的其中一個東亞地區、中國的大片淪陷地區的一部份。二戰後，香港歸入美國主導的布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年代的資本主義體系，也是冷戰初期共產陣營以至中蘇交惡後社會主義中國土地上的例外地區，到近三十年才可以說是成了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特區。中國有這樣的特區，遠早於中國有共和國或共產黨，也遠早於中國加入這一輪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回歸後，中國「恢復行使主權」，香港才符合翁愛華的「新自由主義例外」的模式，即民族國家憑主權權力以劃區技術及居民細分，在國土內主動建立或接受與國土原本體制或現有體制不一樣的特區，作為經濟發展的手段，回應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挑戰，並以有差序的待遇，區別性的看待一般公民、特區公民、非公民的外籍居民、非公民的進口勞工，以至各種例外居民──在中國可引伸至農民工、無戶籍人口以至上訪者、流民等內部難民。

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區，始於大清帝國的「中國」。在香港之前，澳門與有限度對外通商的廣州才是清帝國的特區，後來更有五口通商、租界等等給強迫接受的特區。

不過，在回應歐洲人的全球化挑戰而出現新的特區之前，清帝國已經到處都是特區，如藏區、蒙區。特區是大清國之為帝國的構成特質，也是統治的技術。根據一些中國學者的邏輯，我們甚至可以反過來說，清帝國是由特區組成的，所謂以八旗制度統治滿洲，以盟旗制度轄蒙族，以行省制度治漢人，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政教制度馭藏番，以土司制度或部落制度轄西南苗夷，以及以宗主制度對番邦。

如是說，大清國憑侵略擴張得來的國土，沒有不是特區的。

大清帝國的國土包括現在的中國但不僅是中國。現在中國實際控制的國土大致繼承大清的帝國疆域雖然不是完全一致的繼承。

清帝協議退位，帝國的疆土就可以順理成章的由反帝國主義的兩個共和國接收嗎？這之間的正當性恐怕不是自明的。

狗尾可以搖狗，例外反證常規，附件說明正文，特區的存在也是有助於看出「國家」的後天建構性質。

至少，從大清帝國來說，特區更像是解碼國體之匙。

現在部份中國學者在建構的中國天朝主義，根據的原型就是帝國形態的大清。

中國天朝主義（簡稱天朝主義或國朝主義）是我提出的一個標籤，是對現下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概稱。現在很有一些學者認為：一、中國不是現代（西方）意義的民族國家或帝國；二、當代中國黨國體制是「傳統中國政治遺產」的繼承者；三、大清帝國是傳統中國天朝式政治視野的極致表現，也是今後中國政治想像的一個模版。我將這樣一套話語稱為中國天朝主義。

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用語裏，「帝國」與民族國家是相關概念，而西方政治概念正是中國天朝主義者明言要去排拒的，所以這裏姑且不用帝國一說，改用非西方觀念的天朝一詞，不說中國特色的帝國思想，改稱中國天朝主義。

天朝主義在取向上是維護「多元一體」的一國多制格局，並主張以香港為參考模版，作為中國以後治疆拓邊和處置周邊國家的統治實驗田。天朝主義並不反對「特區」和區域族群暫時性的「自治」（在「改土歸流」式被逼放棄自決變成中國行省之前）。但天朝主義同時特別強調中央集權、國家認同、黨在法之上、中華儒家文明教化，視特區的存在為中央審時度勢、因地制宜的統治術，而不是以法律協議（如基本法）或地方人民的自治權利來看待一國多制。特區自治的憲法地位受貶抑，一國與多制之間的猜疑也更難以消解。

香港特區基本法是帶有自由主義法治及代議民主憲政性質的，是尊重個人權利的，而天朝主義恰恰與自由主義法治及代議民主憲政精神最為抵觸，更在內涵裏沒有個人權利的考慮。

天朝主義的論述架構，還傾向將特區「去政治化」，視特區為實現中央統治術的被動對象，最好是一個非政治化的中性地區，至少不要加大政治化，這與逐步政治化的香港特區現實有着認知的落差，削弱了這個論述對香港現狀的解釋或開拓能力，甚至可以造成治理策略的誤判。香港過去的六十多年，是處在一個不斷加大政治化的漫長過程中，也即是個人權益、維權意識、公民社會、公共參與、身份凝聚、港人主體性、社會自主性等「政治」特質逐漸突顯的時代。天朝主義的思路比較不能處理特區早已成形的主體性，甚至對特區人民的自我身份認同抱着懷疑態度。

（本節全文見本書「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