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此先要清理香江文章的幾個較小的問題。

一、強世功似乎並不熟悉一九四九年後香港的社會歷史與民間心理，所以有些論說似是而非。例如他說：

「近代以來，香港雖然割讓給英國，可香港人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尤其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那種生機勃勃的景象使得香港人的愛國主義高漲，並在『反對殖民主義』的愛國旗幟下參與、支持或同情香港左派發起的抗議行動」。

這段寫得太「搗漿糊」了，都不知道從何說起對在哪裏錯在哪裏。但肯定的是很多港人是在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逃來香港的，不可能都是新中國和香港左派的支持者。（旁證之一：到八十年代香港的大多數主流日報還都使用中華民國年號）。

類似搗漿糊論說，再舉兩例：

強世功說：「香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淪為『難民社會』時，左派自發組織內地同胞團結自救，共度難關，成為當時香港社會的道德楷模」。

大躍進三年，人為的加上自然災害後，內地難民逃離共產中國，香港連一般老百姓都會去邊界接濟這些『難胞』，反左情緒高揚。但同時六十年代香港經濟已到小康，怎麼都不能說是『淪為難民社會』？況且左派甚麼時候成為過香港社會的道德楷模？

強世功又認為：「香港人如何看待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議運動，如何看到七十年代的精神自覺，就變成撕裂香港人內心世界的痛苦傷疤」。

香港人內心何來痛苦傷疤？六七年「反英抗議運動」在給北京叫停後，大概只對本地左派的追隨者造成內心傷疤，因為給北京犧牲了。對當時絕大部份港人的內心來說，那只是一場回應大陸文革和模仿紅衛兵式的暴動，並沒有撕裂香港人內心。

二、香江文章對一些特定話語的引用缺乏節制。例如在一篇談到香港大學的文章裏，多次說港大培養「小英國人」，如「正是通過香港大學的培養與教育，使得香港本地華人能夠接受英國人的思維習慣和價值觀，成為地地道道的小英國人」。「創辦港大可以培養一批接受英國思想文化的小英國人，也就是買辦階層」。「……間接統治，其要旨就是培養英式的地方精英（小英國人）」。

港大的毛派學生在七十年代初是也曾很意氣風發的駡過港大培養「小英國人」，但學者的嚴肅文章似不宜將某一特定族群謾駡式的話語作為一個社會的普遍現實去套用。至少，七十年代後批評殖民主義的，不少正是港大畢業生。

另外，在「去殖民」這個學理問題上，強世功的理解很直接，去殖民就是改宗認同中國：「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之前，或者說香港的國家認同沒有確立之前，香港政制發展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國家建構的難題中」。這樣的以去殖民等同「再國族化」的思路，與香港主要的後殖民論述（如羅永生反對從殖民時期對回歸後的政經精英的共謀結構及周蕾強調香港主體）的去殖民理解相去甚遠，甚至是完全抵觸的。

強世功說：「不少香港精英內心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

在這裏強世功對香港精英心理的描述是想當然的。如果說大部份香港精英有甚麼內心認同的話，那是認同香港這個地方，真沒幾個（不能說沒有）認同英「國」，而認同中國的精英也肯定多於認同美「國」（除非是居港美國人）。注意，這裏強世功是特意強調對「國」的認同，不是泛論文化偏好。

香江文章中有些句子的用詞，如「這是中華民族的主人心態與殖民地下的奴隸心態的針鋒相對」、「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初期不惜採取綏靖政策」，都不必要地帶着俯視的態度。

三、香江文章的一些推論，也似過於跳躍，過於想當然、牽強、武斷、上綱上線、過度解讀：

「香港教育的本質是要徹底消除中文」。

「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質必然是壓制中文教學，推崇英文教育。中文教育與英文教育之間的衝突，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導權或主權的歸屬問題」。

「不願意認同普通話及由此形成的漢語學界，而甘願在英語學界處於末流，正是香港在思想文化方面，最終會在經濟方面被邊緣化的根源」。

「香港精英階層……他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份，而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因為他們（包括他們背後的西方世界）根本抹殺了中國革命對人類平等解放做出的巨大貢獻，不承認中國革命在全球範圍內對推進民主進程的巨大貢獻」。

「毛澤東對大陸與海島的思考固然有現代地域政治的考慮，但更多的是延續了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中關於『不變』與『權變』、『仁』與『智』的思考……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思考首先關注的是『不變』的要素，這就是對全世界和全人類的根本關懷，其核心思想依然是『仁』，是共產主義下人人自由平等的至善之境」。

關於最後一點（強世功將毛澤東看成儒家「仁」的繼承者），下文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