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学习工农兵”的神话和教训

2010年11月有报道说，重庆大学生再学工农兵，是为了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为此将在全市大学生中重点开展“带薪实习、种树、学农、学工、学军和社会调研等活动，确保70多万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4个月的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在这个计划中，目的最具体，最明确，也是最可以“考核”的一项是“种树”。其他几项，如带薪实习一个月，到农村一个月，到企业做工一个月等，完成后，要考核是否已经达到“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标准，恐怕就难说了。

提出要把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培养成什么事业的“接班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关系到教育为什么目的服务的问题。在许多国家里，这叫“公民教育”或“品格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马约尔曾说过：“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对中国来说，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中国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所以“接班人”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样重大的教育问题能否指望在种树、学农、学工、学军和社会调研中解决呢？四五十年前，在阶级斗争和“文革”时代的回答是肯定的。当时强调的是学习工农兵（没有“种树”这一说）。那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时代，根据伟大领袖的阶级分析理论，工农兵是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类的未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阶级，所以学习工农兵不是学习如何做工、种田、军训，而是为了学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

当时的“学习工农兵”担负着培养青少年一代的两项重大任务。第一是国民品格培养，工农兵最能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忠厚诚实。第二是国民主体塑造，工农兵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受尽剥削，在新社会翻身做主。消灭了所有的剥削阶级之后，中国成为工农兵的国家，所有的国家成员永远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成为一代代“新人”。

这样高远美好的国民品格培养和国民主体塑造事实上并没能在中国造就出一代新人来。这个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起到的是一种事与愿违的、揠苗助长的作用。早在1894年，英国思想家赫胥黎就在《进化和伦理》一书中把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比喻成不自量力的园丁工作。园丁要干预自然生态，用一种“人为状态”代替“自然状态”。但是，园丁的干预只要一停止，自然状态就立即开始自动复元。群众就是这样经常被人为干预、人为培养、人为拔高的。革命精英就是这样不断试图以先进思想去引导群众、以革命运动去动员群众、改变他们的习性和立场、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将他们改造成新人。然而，一旦这种园丁式的干预停止或者不再奏效，“新人”立即开始恢复到先前的“落后”状态，甚至比以前的落后更加落后。

这恰恰就是乌托邦的工农兵神话在中国破灭后所发生的情况，人性比以前变得更加自私、丑陋、暴力、放纵欲望、贪得无厌。人们开始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下岗无助的工人、富士康式的血汗工厂、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次等公民的农民工、助人无好报的背运雷锋、新权贵的贪婪剥削、毫无节度的贪欲和腐败。今天的工农兵早已不再具有几十年前的那种崇高而优越的政治身份，他们的经济地位也早已落到了社会底层，甚至成为弱势群体。年轻的大学生去了解和关心他们的疾苦和困境，本来是他们应尽的社会责任，就像每一个其他有正义感的公民一样。这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了解无需以向他们“学习”为条件和途径。

几十年前以学习工农兵来塑造一代新人的社会工程既然未能成功，便应该在今天的公民教育努力中，成为认真吸取的历史教训。今天重新捡起工农兵的破碎神话，把它当做成功的经验是没有道理的。这么做，会令人对提议者的动机起疑，也无法对他们的领导智慧和能力有所信任，更不要说是引起对“文革”时代的可怕联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