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战争罪行与人性的黑暗
4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塔利班武装分子的尸体上撒尿，这个视频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电视和报纸媒体不断报道和评论这个事件。美国政府官员也发表讲话和接受采访，对此事件表明立场和态度。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和国务卿克林顿都谴责这一行为，称此“违背了美国为军事人员所设立的价值和标准”，《纽约时报》在《海军陆战队视频引起公愤》一文中，更是称此“可能会成为一宗战争罪行”。
虐待敌军尸体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战争罪行呢？这里可能牵涉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什么是战争、战争与人性的关系、什么是战争的伦理。在这三个问题上都没有简单的答案。
一般认为，战争是一种国家之间的敌对行为。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观点，它注重的是国家之间正式的宣战和停战形式，而不是战士个体的行为。卢梭说：“战争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人的关系……战争关系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但是，这种政治理性主义的战争观忽视了军人个人感情和心理素质在战争中的作用。
身处战争状态的军人个体，他们往往并不纯粹是为国家，为某种崇高、正义的事业在作战。在战斗中杀红了眼的士兵经常会把战争个人化，战争不再是国家间的敌对行为，而成为军人自己对“敌人”的仇恨发泄或报复行动。这4名海军陆战队战士是北卡罗来纳州有1000人的乐洁恩营的成员。这个营最近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作战，在与塔利班的冲突中损失了7名队员。在战争罪行的调查中，如果确实与战友情谊有关的话，为阵亡战友报复敌人，可能成为一个开脱的理由。
战争中的个人行为，往往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因为战争本身对人性有扭曲的作用。对战争的歌颂和美化往往把战争的这个黑暗方面隐藏起来。柏拉图早就说过：“战争、革命和战斗都只受肉体和欲望的支配。”人的理智无法限制本能的冲动，这造成了人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堕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到人本能的残忍：“正是由于对方无力反抗，才更诱使折磨者逞凶施虐，正是因为儿童的天真无助，凶手才更加邪恶。每一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头暴怒的野兽，被折磨的受伤者越痛苦哀嚎，嗜血的野兽便越加热血沸腾。这头无法无天的野兽挣脱锁链，成为一头邪恶的、有病的野兽。”
这4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塔利班武装分子的尸体上的行为，正是一种对无还手之力者的病态施虐恶行。如何看待这种行为，涉及了战争的伦理问题。战争伦理首先是关于战争是否正义的问题。战争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美国人把自己在阿富汗的战争视为正义战争，但是，美国军人在战场上的残忍行为却会使人们对这种说法发生怀疑。美国政府官员对这个事件表态，便是为坚持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正义性质所作的补救措施。这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不一定与思考战争伦理有关。
但是，美国公众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却并不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思考得更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旦有了战争，道德伦理还管用吗？一种看法是，战争需要抛弃道德伦理，而另一种看法是，从事战斗行为的个人仍然处于道德伦理的关系之中，他们的行为仍然不能脱离道德目的的指引。
这两种看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在有的社会中，战士从战场上归来后，需要经过某种特定的象征性仪式，表明他重新进人非军人的平民生活，这也成为他道德心灵在不同伦理层次之间的一个转换和过渡。战争中那种要么杀人，要么被人杀，那种来自血腥杀戮的仇恨、暴戾和非理性恐惧，都需要借助仪式的作用来尽量洗涤干净。
战争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明确谁在道德上可以被允许成为暴力对象，这包括是否可以杀戮和残害平民、俘虏，也包括如何对待敌军的尸体。遵守战争伦理规则，是出于人道的目的，还是为了避免敌人以相同的残忍手段，一报还一报地对待自己？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只要还有战争，人类就一直还会被这个问题困扰。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战争罪行与战争伦理之间有着文明和野蛮的区别。杀死“敌人”或者“罪犯”后，割下首级，悬挂示众，或者以各种方式糟践尸体，今天已经被文明世界视为野蛮的行为。然而，文明只能压制人类的野蛮天性，但并不能消除这种天性。文明以及代表文明的规范和秩序甚至会加剧某些人本来受压抑的野蛮本性，而战争正是一种让他们能名正言顺地在文明之外发泄野蛮的绝好机会。
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屠杀后，曾在《文明及其不足》中揭示，人类为了要过群体生活而压抑野蛮冲动，但却可以在战争的大屠杀中得到发泄。弗洛伊德的话再次印证了古人的智慧睿见，亚里士多德说，人受到群体生活的教化之后，成为最优秀的动物，但是一旦脱离法律和正义，还是会回归为最野蛮的动物。战争，顾名思义是一种法律和正义的例外状态，人类的野蛮在这种状态下最充分地表现出来。青年人是战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Baudoudn I）1959年5月12日在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要20多年的和平才能造就一个年轻人，但只要20秒的战争就能毁掉他。”毁掉一个年轻的战士，也许并不一定需要让他在战场上送命，让他陷入野蛮和不道德的黑暗，同样也是毁掉他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