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非理性不能产生真信仰

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一样，他理解宗教，但并不把宗教接受为自己的信仰，他说，宗教可以“通过利用某些别的东西，被人称为梦幻和乌托邦的东西，表达出一个社会之本质的相反物，表达对现实的拒绝。如同马克思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一个没有精神的世界中的精神’”。（第39页）(2)

韦尔南对宗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未必是一个真理，但是，他接受这个观点却是真诚的，他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比起法共来，他更相信马克思主义。一个人相信一个主义（当然不是嘴上说说的），是否就意味着他有了对这个主义的信仰呢？相信和确信是认知的结果，而信仰与认知（相信）是不同的。我们说认知（相信）一种理论，不是说信仰一种理论。而且，信仰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人生行为。有信仰的人不只是知道了一种理论，而更是选择了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让人生行为有了原则的指导。

相信马克思主义是说对它有认知，这种认知与信仰是不同的。信仰带有情感体验色彩，因此特别体现在宗教信仰上，爱上帝不需要认知上帝，上帝是人无法充分认知的。有人说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好像因此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实，信奉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意思，例如，信奉可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相信，那是迷信。信奉也可以是相信某种被“提炼”了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是误信和盲信。信奉还可以是充分认知的结果，不仅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道理，而且还明白它是什么性质的道理。韦尔南就是因为明白马克思主义，才把它当做一种有用的方法论的。

韦尔南对马克思主义有认知，但他不说马克思主义是他的信仰，他只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对他有用的“方法论”：“我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深，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跳入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差不多快有半个多世纪了。我说的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被修正了和篡改了的、有时候甚至被肢解了的那种教理，因为有人确实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先是用来证实某种政治实践的合理，随后为一种官僚国家和极权政府的制度作依据。在我看来，前者如同一种批评的方法论，要想正确地提出历史的问题，它是必不可少的，而后者像是一种宗教的代替物。”（第39页）

马克思主义被用做一种“宗教的代替物”，用来为一切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它滑向非理性的道路就这样开始了。韦尔南反对那种“支配整个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宗教，法国曾经是受这种性质的宗教所支配的天主教国家。（第619页）但是，这种情况在现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许多信徒把宗教当做个人的或私人的领域来体验。对经文的宗教来说，对以有组织的教会为基础的一神论来说，神与世界之间，一个绝对超验的存在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间的分离是明显的。同样，在神圣性与世俗性之间也是如此。最后，在信仰与无信仰之间同样存在着一条划得清清楚楚的区分线。恰恰是因为存在着一种信经，一种教义，某一个人才可能肯定地说：‘我是一个无信仰者’”。（第617页）然而，信仰与非信仰的区分线在世俗社会里却因为意识形态的统治而变得模糊不清。

现代世界里出现的那种全面支配整个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用现成的标准答案来替人回答一切问题的“信仰系统”，已不再是宗教，而是极权意识形态，“那里实施的，是整个社会生活都被控制，全部智力、艺术、精神活动都被领导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真正功能就是‘妨碍思想’。它是在什么方面妨碍思想呢？因为一切都已由它预先思想好了，包括你自己。你用不着去问你到底是什么，就在你自己的面前，你有着一个重影在对你说你是什么”。在这样的控制下，思想就会“奔向实际上十分非理性的方向”。（第611页）不幸的是，被利用来实行这种非理性思想统治的理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

韦尔南认为，被用做思想控制工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本身就充满了非理性”。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他说，“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文，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多少关系”。这种经文式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被令人难以想象地简单化了”，而且还“排斥了任何的个人思考的努力，任何的批评态度，任何的精神自觉性”。（第611，612页）

韦尔南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文比作宗教经文的时候，表现出对宗教的拒绝。他说，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像一种信经那样被传授，像一本‘圣经’那样必须坚信，而这本‘圣经’跟年轻人的具体生活却只有很少的联系。于是，对他们来说，‘科学的’真理、教育是某种十分干瘪的、与现实并无关系的东西，但他们依然得把它们当做一种学说来相信，不得提出疑问。个人思考的努力放到了别处”。（第612页）韦尔南用宗教来做政治教条的负面类比，有他自己的用意，但这可能带有对宗教不应有的偏见。

事实上，基督教神学并不是一种僵化的简单教义，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处于当代哲学最前沿的思想研究，例如，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的基督教哲学著作就在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其他宗教哲学家，如奥斯顿（William Alston），沃尔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希克（John Hick），他们的学术成就也都为学界和思想界高度肯定。韦尔南说，他记得在60年代，当一个捷克共产党人要去布拉格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这对他是一项十分可怕的任务，因为他为自己将要去教的东西感到羞愧。这位教授对韦尔南说：“我倒更喜欢去教基督教教理。”（第612页）

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眼里，这位捷克共产党人显然是一位“有自由化倾向”的信念不坚定者。韦尔南理解和认同这位捷克教授，因为他自己就是有自由化倾向的法共党员中的一个，“他们依赖的精神上与文化上的传统。许多人是来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传统，来自反教权主义，这将导致某种反法西斯主义。这些人数量多，他们很正常地受到自由化倾向的诱惑，是一些处于强盛时期的‘腐朽的自由派’！我就曾经是这样的人”。（第595页）

在法国党内，有自由化倾向的大多数是有专业特长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一些人在一个相当自治的范围中从事着自己的研究，例如那些以学者、作家、艺术家为职业的人”。党把这些党员的自由化倾向视为对党的信仰的威胁和破坏。这些知识分子党员不能对党全心全意地效忠，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从事着智力劳动，对党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而且，他们觉得“有别的能赋予他们的存在以意义的事情要做”。（第596页）对于一个党员来说，不能对党全心全意地效忠与对党没有坚定信念是同一回事。对于一个党员知识分子来说，不能接受党所规定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而僵硬的教条，更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信仰，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