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政治“千禧主义”的信仰魔力
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18岁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年轻时代起就认为宗教精神已经进入了苟延残喘的时代。但是，他并不因此对信仰本身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认为，不信神不等于无信仰，信仰仍然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需要的。这是因为，“指导着我们观察世界之未来的伦理学上的憧憬，它自己其实也是一种信仰的方式，一种对我来说可以追溯到很远的信仰，要知道，我加入第一个组织，那个叫革命的无神论者国际联合会的组织时，只有十六七岁”。（第161页）(3)
乌托邦的光彩
任何信仰都具有乌托邦的光彩，人们总是会梦想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因为是更高级社会的乌托邦而吸引过无数的年轻人，并成为他们的信仰。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是著名的园林设计师，是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他曾经访问过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名叫北美方阵（The North America Phalanx）的傅立叶主义公园，对那里的乌托邦式的生活深为折服，虽然他承认“我本人不是傅立叶主义者”，但他离开时有了一个清楚的信念：要让“知识、思想和道德文化，还有审美文化变得更加轻松活泼——受人欢迎”，他认识到了“民主化宗教，改良和信息”的强大力量。他相信，在这样一个组织里，所有人都会“生活得更加敏感聪慧，幸福美满”。(4)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对韦尔南有着相似的新鲜感和魅力，他回忆道：“苏联对我们来说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尽管词语中充满了矛盾，它毕竟体现了一个乌托邦，一个国家的乌托邦。我们就是某种千禧主义（millenarist）的教士集团，相信那里所发生的一切，还相信崭新的时代已经降临在那里！它是那么的近，以至于我们的现实主义可以由它得到满足，它又是那么的远，因为在那一时代，去苏联旅游一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4年，我在苏联待了三个月，我在那里见到的并不总是跟我的想法相符。”尽管如此，像所有那些对自己心中的乌托邦欢欣鼓舞的人们一样，韦尔南只是在乌托邦破灭后才看清它是一个乌托邦，而不是真实世界的景象。（第593页）
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人，包括韦尔南在内，处在“战斗”的状态中，这加深了他们对苏联这个乌托邦大后方的眷念。韦尔南写道：“一种战斗的现实主义和一种宗教的千禧主义之间的异常连接，使得苏联成为了我们的灯塔，使得苏联的首领成为了我们的最高统帅，成为了一个几乎神圣的人物。‘斯大林’是这样一个混杂的存在，在它身上，一方面是奸诈、现实主义、马基雅维里主义，另一方面是一个彻底封闭的、与现实割裂的意识形态宇宙，虚幻而又古怪，或者不如说，扎根于一种彻底意识形态化了的假现实中，莫斯科在我们的眼中就是一个新罗马。”（第593-594页）“斯大林”和“莫斯科”曾经向韦尔南充分展现过“千禧主义”的信仰魔力。
韦尔南是从他个人的经历来回顾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经历的，他把自己称作为“政治上的信仰者”，以此与“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者”加以区别。而他又是“政治上的信仰者”中比较特殊的，因此才有他对自己政治信仰的反思。韦尔南所说的“政治”指的是个人感知的实际需要，称其为实际考量或功利目的，亦无不可。
有两种不同的加入共产党的人。第一种人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入党，在“二战”期间，韦尔南就是为了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政治目的而一直留在法共党内的。第二种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入的党。他们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是因为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一个完全可信的真理，他们从中找到了方法，把以前一直背在身上但认为应该摆脱掉的相当多的东西抛弃了”。（第595页）
在法国共产党里，底层的党员大众对党的理论理解肤浅，他们信仰的对象是含混不清的，“不具备必要的文化武器从而无法进入这一游戏中的大众阶级，总是被引导着授权给那些代表他们的人，就是说，那些组织以及它们的头头。这里就有某种信仰主义，某种信任和献身，一种把组织个人化的需要。组织和组织者个人变成了同一回事”。在他们的头脑里，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而共产党则就是“那些组织以及它们的头头”，因此，党组织、组织领导、连同他们挂在嘴上的主义信仰，全都混杂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形同一个三位一体的信仰对象。（第591页）
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又特别有想法的人才会在“意识形态上入党”，成为党内少数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当中不少人曾经是天主教或新教的积极分子，因失望而投奔共产主义。他们渴望的信仰是一个可以代替宗教的纯粹意识形态信仰。韦尔南认识一位名叫德桑蒂（Desanti）的人，“他入党时是一个哲学家，从事现象学的研究。对他来说，入党就是拒绝他原先的哲学信念，使自己不仅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哲学家，而不只是为争取和平和抵抗法西斯而斗争的积极分子”。（第595页）
信仰与虔诚
意识形态上入党的人会永远跟着党的路线走，党的路线是永远正确的，因为党有无所不能解释，无所不能变通的强大理论和世界观，永远都能够证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在他们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封闭的字词和概念机器，千变万化的事物都可以由这个机器推理加工成他们想要的那个样子。意识形态上入党的人都特别信服于党的强大理论，意识形态填充在他们的全部精神生活之中，这是他们信仰的特征。
但是，政治上入党的人们就可能不同了。对于一般的大众党员，如果他们得不到党以前曾经不断许诺给群众的实际利益，或者察觉到那些头头根本就是在说一套、做一套，拥权自肥，他们就会不满、抱怨、骂大街，觉得党的路线出了问题。对于那些政治入党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当人们在政治基础上入党时，人们争论，思考，或者说，人们至少会思考，会表示不同意；对许多同志来说，他们当然可能会有几十次对党的某些立场表示不赞成！在政治基础上入党，跟出于纯意识形态的动机入党的情况相比，是不可能有相同反应的”。（第595页）无论是党员群众骂大街，还是知识分子批评、争论，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自己以前有过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幻灭，或是甚至干脆予以抛弃；另一种则是依然坚持自己以前的纯真信仰，并要求恢复这种业已失去的信仰，由于这种愿望只是一门心思和一相情愿，信仰已经变成了虔诚。
信仰与虔诚是两回事。韦尔南说：“从30年代起，我在共产党内认识过各种各样的信徒，颇有些像古希腊的情况，从泰奥弗拉斯托斯描绘过的迷信者，一直到克里西亚斯式的好奇者都有。就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实践信仰和表现信仰的方式那样，在法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许多种阅读经书、阅读人们需要不断参考的基础文本的方式。显然，总是有一些命令，来决定什么是对这些文本的正统阅读法。但是，由于这一命令指定的阅读方式本身也随着政治形式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着，信仰的模式便依照不同的个体而会有所不同。”（第625页）一个人除非保持一种“反正跟定了”的虔诚（就如同婚姻上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很难在理智上使自己相信，那些自我矛盾的东西，仍然可以称作为是同一个信仰。
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入党的人，在韦尔南看来，并不是好的共产党人。共产党是一个行动者的政治组织，而不是信徒的崇拜集体，在意识形态上迷信和盲从，那不应该是有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所为。韦尔南说：“我认识一些很好的共产党人，首先从我算起，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彻底的不信教者，在战后恰如在战前，然而，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却是彻底的信仰者。这是当我还是共产党员时我坚决支持的一种杰出品质：人们所证明的信仰并不必然位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范畴中。我甚至要说，战前的共产党人是一些政治上的信仰者，就是说，在他们眼中，是政治描绘自己的方式具有重要性。而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者，只是在此后才来的，他们绝对需要一种彻底的解释体系，证实他们的存在。”（第625页）一种彻底的解释体系可以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即便当党已经脱离了民众，甚至在利益上已经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它仍然自以为代表民众，自以为受到民众的热爱，因为这是它的意识形态里面唯一正确的说法。
1970年，韦尔南决定永远地离开那个他加入了38年的法共。他的真实的，由他自己的理性智慧所指引的政治信仰——他称此为“一种非宗教的智慧”——使他只能离开那个与他的信仰已经再无关系的组织。还有其他像他那样的在政治上入党的人们也先后这么做了，他说：“而我认识的一些完全无信仰的信仰者，始终虔诚地留在党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当然还有一些不能包括在这两类人中的其他党员，著名作家阿拉贡就是其中之一。韦尔南说：“由阿拉贡体现的那种信仰，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来定义它，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之时依然虔诚，因为对他来说，他的葬礼如果不正式地在‘教会’内进行，那是万万不可设想的”。（第625页）即便是那些留守到最后的信仰者，他们对自己年轻时向往的那个千禧主义的乌托邦也已经不可能再有迷恋，他们留守在那里，只是因为已经无处可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