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物欲奴化”的病根

在人文教育的“文艺复兴至18世纪”讨论班上，我和学生们一起阅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谈到人的欲望与需要的关系。我告知学生一则新闻，一位17岁的中国高中生为买“苹果”手机和iPad2，卖掉自己的一个肾，全班20位学生没有一个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国也成为离奇的新闻，是因为这是“欲望”个人化的极端事例，一般人难以想象。在过去几十年里，尽管许多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对物质满足所包含的正当需要却缺乏应有的思考。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从需要绝对政治化到需要绝对个人化的剧烈转变。在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转变中，有的人对自己的需要就出现了用肾脏换手机这样的偏差。

年长一些的人们对需要的绝对政治化岁月一定还存有记忆。当时的正当需要是由革命政治来决定的。在那个年月里，不只是人的物质需要，其他需要，如感情、娱乐、审美、求知等都是由政治权力严格规定的。在物质需要方面，衣和食都是定量供应的。国家不仅规定人民有多少种基本需要（需要的种类）和每种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需要的量），而且还规定以什么物品去满足那些需要（例如，多少粮食，什么样的粮食）。

哲学家海勒（A．Heller）称此为“对需要实行专制”的模式，它的控制可以遍及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性需要。革命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在限定基本的生命需要。一切不在国家权力限定范围之内的需要都是不容公开道出的，稍有流露就会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罪名受到打击。

票证分配制度比任何其他制度都清楚地表明，需要不可能是自然的。当人们在生活中彻底失去自由意志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自然”需要什么。

在需要由政治支配的环境中，“需要”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需要成为满足低程度生理本能的代名词，如此看待人的需要包含着对人的极度贬抑。有论者指出：“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也就是言说人之为人的语言。用需要来界定人性就是用我们人类缺乏什么来界定我们人类是谁。这也就是坚持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当人的需要被政治权力限制到了与动物几无差别的时候，人性也就朝着动物性的方向扭曲。

长期以来，中国人在“需要”上受到的扭曲不只表现为物质的极度匮乏，而且更是表现为极少思考人的“欲望”（desire）和“需要”之间的关系。“欲念”和“需要”是有区别的，人可以欲念他并不需要的东西，也可以需要他并不欲念的东西。以前，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在中国完全是由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来决定的。你欲念的东西，如美、人际亲密关系、感情和信任关系，甚至稍精致一些的食物、衣物、用品，专制权力都可以武断地将之规定为你并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因此成为“奢侈”，成为“坏思想”的罪证。今天，这种政治规定被解除了，但是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却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凡是一个人有欲望的，都是他个人的正当需要，纵欲消费成了今天的新时尚。而那些没有能力满足自己物质欲望的，便出现了用肾脏换手机这种令人既同情又痛心的事情。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说，人制造了自己的欲望，继而成为欲望的奴隶。他是从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来解释人的这种“物欲奴化”过程的。他没有看到的是，物欲奴化的本质不是欲望，而是奴化，而造成奴化的并不是社会的自然演进，而是在某一些时刻政治对它的不当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