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短文大多数是议论公共文化事件或现象的，这类短文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公共文化的写作和阅读品种。它往往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与某个时事有关的“托”（prompt）和由此而发的“议论”，因此常被称为“时论”。时论都比较短，是供生活匆忙但又对文字或思考仍然保持着兴趣的报刊读者阅读的，他们是人们所说的“市民读者”。这种读物传播的是一种“市民知识”，或者夸张一点说，“市民学问”，它的主要目的是启蒙。

以优化公共生活和公共文化为目的的启蒙，在今天的中国环境中，具有低等农耕劳动的两个特点，一个是靠天吃饭，它只能就允许谈论的事件在允许的限度内发一些议论，跟农民种庄稼要看老天爷高兴不高兴差不多。另一个是广种薄收，我这些短文在报刊上刊载后，再贴到博客上，以便尽量扩大可能的读者群。至于报刊读者有多少，那要看是不是热门报刊，而博客上读者有多少，则要看推荐不推荐。以我自己的博客来看，博客受推荐的话，可能有上千或数千位读者，不推荐的话也就是数百位的样子。我是既希望推荐（这有利于广种），又不希望推荐（一些因推荐而来我博客的读者显然是出于好奇，有的只是来做广告的）。在目前这种低等农耕的启蒙条件下，我抱的是但问耕耘，莫问收获的心态，做的也是这样的努力。

我认为，虽然“时文”是一种公共文化产品，但阅读应该是一件完全属于私人的事务，读什么，怎么读，读多少，完全应该由读者自己做主，别人无权干涉。在这个市民阅读的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好像人类阅读历史二三百年的变化被压缩到三四十年间发生了似的。18世纪以前，人们只是进行少量的阅读，一本书翻来覆去地读，读书的目的也是以修身养德为中心，西方人读《圣经》，中国人读四书五经都是这样。18世纪前期，新英格兰有一个叫豪尔（Robert Holl）的人，把《圣经》读过134次，一位面包师傅把詹比斯（Thomas A．Genbis）的《圣基督学》读过37次，因此传颂一时。今天要是还有这样的读者，一定会被人当成疯子。“文革”过去还不到40年，那时候，人人读的是四卷雄文，那些把“老三篇”读得滚瓜烂熟、四处讲用的，也被赞扬为标兵模范，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读者了。

阅读从被迫精读到自由泛读，应该说是一种进步。读“时文”的大多是些普通读者，不是什么专家或学问家。普通的读者有普通的读法，即便是选择性地泛读，他们也会以自己的经验和常识来判断读品是否有用，是否合理。如果读品对这样的读者有启蒙的作用，那不是代替他们思考，而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个思考的机会而已。康德说：“当一本书代替了我们的知性，当一位牧师代替了我们的良心，当一位医生替我们规定了膳食，此时的我们就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我们应对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负责，但启蒙可以改变这种状态。”有意义的启蒙应该是在公共交流中发生的。在这种交流中，作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说真话，而不是漂亮话。在普通读者以他们自己的经验、常识和思考来判断真实或是虚假、真话还是谎言的时候，他们的阅读尽管是私人的，但也有了公共的意义。

2012年7月25日，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