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互联网应用遭遇农村老龄化
2017年7月下旬，我带着上海财经大学的十名学生，组成辽宁省K县千村调查小组，调研主题是“农村互联网应用”。(24)
K县隶属于辽宁省丹东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坐落在鸭绿江畔。截至2013年末，K县有满族、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壮族、锡伯族等18个民族。K县风景优美，知名景区众多，先后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最美生态旅游名县”。
说实话，我拿到这个题目后，直觉预判这个主题似乎更适于江浙沪“长三角包邮区”，那里有不可胜数、生生不息的淘宝村，也书写了不少引人入胜的“互联网+”传奇。在白山黑水之间、深山老林之中的辽东K县农村，会有互联网生根落地的可能性吗？农村也能像城市一样实现“无现金社会”吗？
有一部已经成为大众经典的电视剧叫《乡村爱情》，在这部跨越十余年、前后共九部425集的电视剧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公共空间即“大脚超市”。有一个问题与农村互联网应用这个主题密切相关：为什么从2006年到2017年，《乡村爱情》中没有出现一次移动支付的场景？因为大型网络公司没有投资这部电视剧吗？
在为期一周的调查中，我们在K县三个乡镇的八个行政村，对农户做了149份问卷调查。在完成规定动作之余，我们也主动寻访或偶遇了不少“明白人”，试着对上述“大脚超市”之谜，做出一点解释。
1．乡村的政治经济中心——“大脚超市”
在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1953年统购统销制度全面施行后，国家完全控制了大宗物资的购销链条。在城市中的黄金地段，人们凭各种票证去购买封闭式的货柜中摆放的米、面、油、布等有限的生活用品。类似于城市的国营百货系统，在农村则出现了供销合作社这样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成为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
当时有一句话叫作“城乡交流”，这个交流指的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而是物资的交换。在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农产品为主要产品甚至重要出口物资的农业国，真正的硬通货是粮食。
统购统销制度将粮食从农村收购到国有粮仓，再分配到城市或出口换汇，这个流动方向是单一的。城市需要拿出基本“对等”的物资去农村交换，然而无论是火柴、肥皂这样的轻工业品，还是拖拉机这样的重工业品，在当时实际上都是乏善可陈的。其必然的结果，就只能是所谓工业汲取农业剩余的“剪刀差”问题。农村的供销社，就在彼时程度有限的“城乡交流”中，逐渐成为农民采购生产物资和生活用品的“百货商店”。
尽管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供销社体系仍然存在，但在它的最基层，不少农村供销社早已破败不堪甚至资不抵债而解体倒闭，然而很多农民特别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农民，潜意识里还保留着对供销社全盛时期的印象。他们会习惯性地把去商店买东西，说成“上供销社去”，一如“生产队”这个词汇，在理论和逻辑层面已经消失，但在生活和实践层面仍然“活着”。
再偏僻的农村，也会有一个空间布局上的中心。一般而言，村“两委”或简称“村部”（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所在地，是一个村子的当然中心。作为村庄政治的中心，在过去十多年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村通”道路硬化的首要通路指向它，村民文化广场、体育活动设施等文体专项建设的首选落地位置也往往环绕在它周围。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农村村委会的前面，就是一个广场，还装了健身设施、儿童娱乐设施。这是在全方位地拱卫这一政治中心的功能定位。而在村部之外，供销社则是另一个潜在的中心。从功能上说，它也必须被安放在人员熙来攘往、交往频密的区域。
所以，当农村基层供销社面临经营困难被变卖给接盘者时，除了供销社的名字变成“商店”“超市”之外，其区位优势并未有丝毫损减。我们在这次调查中遇到了不少这类案例，一位村支书甚至不是在村部接待，而是让我们“上供销社”去访谈。供销社（其实是转制了的私营商店）就在国道旁边，正逢老百姓赶集，里里外外热闹非凡。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村支书也带我们去村部看了一下，由于位置偏僻，年久失修，门一打开一股霉味儿扑面而来，显然是许久不曾有人来过。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乡村爱情》里的大脚超市不仅是村庄的经济中心，还是信息中心和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中心。也许可以说，农村供销社体系的衰落和“大脚超市”们的崛起是同一个过程，后者从前者中脱胎而来。
2．“大脚超市”如何“跟上时代”
我们早已习惯了城市超市的电商化，据说很多老外也对移动支付这种能让人不带钱包出门、手机在手满街走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艳羡不已。浙江走得更远，前不久还出现了无人超市。看上去，互联网时代“无现金社会”的小目标已经近在咫尺。可是到农村去看，还有不少距离。
“大脚超市”这类脱胎于农村供销社的乡村商店，承接的本就是一个小而全的基本盘，从农药、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到米、面、油、纯净水、卫生纸这类生活物资，无一不有。这样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格局，注定了其经营模式的变革和创新，必定要高度依赖于供应链上端，借助于外力。这里面又有以下两种可能。
一方面，从农产品销售来说，需要大的电商企业送平台下乡。虽然一些大型电商平台也确实设有“特色馆”“地方馆”之类的项目，促销农产品，但其全国性布点的条件往往比较苛刻。一位乡镇农技中心主任告诉我，他曾多方打听到某电商特色馆项目驻省负责人的电话，打过去，对方无奈地说，只在高铁沿线选点，而像K县这种山区，交通不便，根本没有纳入考虑范围的可能性。更何况电商设有缴纳保证金的门槛，也会把不少尚未实现规模化经营、政府财政和自有资金又捉襟见肘的地区和企业排除在外。
电商企业进入农村的步伐缓慢，有一个成本收益的综合考虑。这与快递业在农村的发展过程是相似的。直到2015年，K县的一个镇，每个快递件送到镇上还需要加收5元的费用，而消费者网上下单时是被承诺包邮的，也即这5元完全是线下快递点的个人行为。但从2016年开始，由于快递业务规模增长迅速，达到了某个盈亏均衡点，这笔额外费用才被免除，实现了真正的包邮。
其实，从现有的网络和资源来看，最具优势的其实是邮政系统：既有最为便捷、直插到底、全面覆盖的体系，又有作为国企必须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一般性的快递企业下不去的村，邮政网络都被要求必须送达。邮政系统也确实借助这一便利做了一些电商、网购业务，可惜收效甚微，也不敌专业性电商企业，故而始终是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鸡肋状态。
另一方面，从农资采购来说，需要农业物流商贸企业主动把服务向农村延伸，实现纵向一体化。K县一位农村干部介绍，前几年，省内一家做农村便民服务的企业注意到，辽东农村红白喜事需求很大。就像《乡村爱情》中所表现的那样，不妨称之为“庆典文化”——结婚要庆典，生孩子要庆典，甚至怀孕了也想着办庆典，可谓“没事不办庆典不舒服”。
红白喜事要大规模采买物资，这时光靠“大脚超市”显然不够。企业则从中看到商机，送设备和网络下乡，免费安装调试，在全省布点。K县119个行政村，每村的中心超市都配备了一块触摸屏。村民可以通过相关操作交水电费和充值话费，超市老板可以实时传输进货需求。屏幕除了投放商业广告和公益短片，还开设了一条专线电话为村民提供市场行情、病虫害防治、农业科技等多项免费的专家咨询。
农村超市电商化后，确实可以降低不少成本。原来一袋100斤的复合肥经过几层中间商倒手加价到农民手里的价格是135元，现在农民直接从厂家采购，每袋价格可以降低8到10元。生活物资采购成本也有明显下降。但互联网的介入也对实体农资商店产生了冲击，一位尝试网络采购农资的超市老板说，当他这样做以后，周围很多实体农资店的老板纷纷一面在朋友圈发布各种“善意提示”，劝告农民网购农资有风险，一面又不得不降低批发价以挽回局面。
看来，“大脚超市”电商化的发展前景是很可观的。那又为什么普遍没有实现呢？
3．当慢生活的节奏被时代打破
实现电商化最大的障碍是农村的老龄化。K县是典型的山区，这里很多村庄都有丰富的特色资源，适宜“靠山吃山”和发展林下农业，榛子、桃子、人参等当地特产，不胜枚举。但山区交通不便再叠加农村老龄化、空心化，就使这里的问题更为严峻。
我们幸运地遇到一位思想非常前卫，也很有学习意识的资深村支书——老姜。老姜60岁出头，这把年纪能把电脑、网络、微信、网购这些玩得很溜，城里人不稀奇，但在农村同龄人中他绝对称得上达人。当别的村子要花费200元请人起草和打印各种材料的时候，老姜就已经一力承担起应对上级各种报表的文案工作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有配个大学生村官帮忙，在农村基层行政化的大背景下，很多大学生村官实际上被指派来就是处理这些事情。老姜苦笑说，我们这山旮旯哪留得住年轻人呢？村里1 400多口人，将近一半的人常年去外省甚至跨国务工，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只能靠自己。
几年前，老姜让在县上工作的二儿子教会自己基本的电脑办公操作。从2018年开始，老姜又尝试网购农资农具和日用物品，他比量和摆弄着养蜂的蜂箱，对我说：“这都是直接从网上发货过来的，根本不用自己费二遍事再安装。”
但老姜毕竟是个案，不具有代表性。学术界曾有一波研究农业技术推广的热潮。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农民接受新技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转基因技术的争议且不去说了。即便是袁隆平的“超级稻”工程，实验数值已经突破了亩产2 000斤，而几十年来的国内外推广之路，往好了说也只能用“稳健”二字概括。
农民是风险厌恶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新技术的应用一般是慎之又慎，因为农业是一个带有周期性的产业，“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却未必有付出就一定有回报，有回报也并不能立竿见影。这中间存在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老姜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前些年当地政府号召农民种地瓜，结果大家一哄而上终至地瓜过剩滞销，最后农民把满地的地瓜拉到政府门口并摊在地上。你让农民冒险，真出了问题，农民只能找你报销。
互联网也是一种技术，农民对互联网的应用同样有一个漫长的观望和接受过程。对长期生活在经验世界中，通过生产生活的常识和直觉来做出日常判断和经济决策的农民来说，让他突然改变习惯，在触摸屏上指指点点就完成影响整个来年农业生产的农药化肥采购，其中的风险确实大了点。
不少农村超市老板说，信息平台是不错，但大部分老百姓主要采购的类别仍然限于粮、油、纯净水和卫生纸这“四大件”。而我们看到许多6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倒是每天乐于来超市，除了如“赵四”“刘能”一样在这个乡村信息站交换情报、对本村的地方性政治“参政议政”之外，就是坐在板凳上，津津有味地看屏幕上滚动播放的商业广告或公益短片，有时竟也能一看半天，自得其乐。更多的情形则是到此打打麻将，在东北漫长的农闲时节消遣生活。所以，几乎每个农村超市都会摆几张麻将桌，那甚至是店主的主营收入。
互联网经济是消费社会下的一种体验经济，而传统的农村社会则是一种封闭运行、规模有限的习俗经济。体验经济的生力军是年轻人，老年人少有体验的欲望，也提不起体验的兴趣。年轻人追逐时尚和品牌，老年人则无所谓，一瓶雪花膏够用大半年的。
电商和网购的确可以降低成本，却很难取代譬如“赶集”这种习俗。消费社会剧烈地改造着整个商品世界的秩序，敦促每一件商品快速入场，再快速退场，加速折旧。互联网本身就是节省时间、压缩空间，为社会提速的重要媒介。而（山区）农村的生活节奏则是，早上四点多起床上山种参，在田林之中徜徉，夕阳西下回到家中，洗洗睡了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没有消费的时空安排。所以农村需要集市，山里人每隔十天要出山赶集，这并非是一种憋了十天的饥饿营销“买买买”，而是一种极有必要的社会交往活动。走街串巷，逛逛亲戚，理个发，泡个澡，再买点东西，“山人自有妙计”。
农村本是天然的慢生活，一朝卷入现代化的涡轮，被裹挟着滚滚向前。农村是老年农业、妇女农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一批批留在城市，不再归来。青年人主导的城市转向了后现代，回过头来又向农村要效率、要速度、要质量、要安全，还要乡愁。青年人指挥着老年人，要求他们尽快学习新技术，并适应这种以新技术作为载体的互联网时代。我总怀疑这种“我都是为了你好”的可行性，它难道不是一种资源禀赋的错配、错置吗？
心有多远，身却并不能走多远。心在天边，身在此地，根在农村。拔起头发并不能离开地球。阔起来的城市人陡然发现自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自信来源仍然要靠山沟沟里的老乡们。乡村于城市而言，依旧关系万千重。靠着机械化的推动，老年农业确实也勉力支撑了十几年的产量增长，增长成了常态，但一旦稍有闪失，就动辄得咎。而机械化在山区其实根本派不上太大的用场。
老年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技术落后、风险厌恶，你要改造他们，因为你自己不会回去，你又嫌他们太慢。这个改造会成功吗？有必要吗？也许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彻底换血。摆脱了老人，又须臾离不开老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的城市对年老的乡村、青春创业对老龄农业继续保持着某种“啃老”状态。
4．“大脚超市”的出路，农村的出路
强行改造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将城市化场景移植于农村，既不现实，也有点残忍。
那希望在哪？
我们此行也发现了一个时髦的男性“谢大脚”。这位超市店主，40岁出头，年轻时曾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城市经济开始不景气，工厂裁员，他选择返乡创业。
这位店主打工归来后，起初种植经济作物，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不愿种粮食作物。夫妻两人在技术上可以种一两百亩地没有问题，也只有规模化才能有效益，但当地土地流转的传统非常弱，规模也偏小。搞设施农业种蔬菜瓜果看似发财，其实很辛苦，夫妻两人种十几二十亩，就会累得不行。于是盘下了乡村超市做小买卖。
那几年网络购物刚刚兴起，但移动互联网还不见踪迹，只能通过电脑操作。作为村里最早安装互联网设备的家庭，他帮助村民网购，这种代购行为是无偿的，但也给自家超市积攒了人气。人们愿意来这里坐坐，一传十、十传百，口耳相传，招揽了远近不少顾客。
前几年，村里兴建了一个大型的养牛场，建筑施工人员都是外来的，这些人见多识广，用惯了微信、支付宝等无现金移动支付方式，店主遂顺水推舟，领风气之先，成了远近闻名的较早实行扫码支付的农村超市。外来建筑工人的消费示范效应，又影响到本村的村民，后者开始从观望转向尝试，对互联网购物也从不敢接触、假手他人代购转向亲身体验，逐渐改变了购买习惯。
好事接踵而至，企业也看中了他，想要找到撬动农村消费、进入农村社区的支点。店里安装了完备的收付账系统、“邮掌柜”一体机系统，实现了从超市监控、进出货数据记录，到账款结清实时联网和数字化。店主还建了自己的微信群，定期发布商品推荐信息和代购信息。
要知道，K县的很多村子，通信还是基本靠吼，微信的使用都并不普及，更不消说建群。而一个村庄以超市而不是村“两委”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微型的社交网络，沟通上下，这本身就是很值得观察的一桩新事。“群”的需求是生活化的，而我们的很多群则是工作化的，以工作统领生活、侵入生活，那样的群让人“生不如死”，反倒是这位店主的建群方略，显得更为自然，也更水到渠成。
在辽东K县这样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山区农村，要实现互联网技术的下乡并与乡村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充分耦合，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充分的心理准备。从根本上说，需要时间完成农村的代际更替，需要外部力量的注入和职业农民的兴起，这与近年来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完善过程中普遍发生的、以家庭农场为代表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渐进地达到适度规模，逐步地改变小农经营的结构，是同一个道理，非如此很难激发乡村的活力。
这样说似乎有些悲观，但如果否认这一根本路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另起炉灶、大干快上，纯粹靠行政命令去一厢情愿地推动，最终很可能只是自娱自乐，打造一批“僵尸”平台，造就一片虚假繁荣。
(1) 曹东勃：《滞留在现代化中途：三农问思》，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2) 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6—17页。
(3) 参见刘怀宇、李晨婕、温铁军：“‘被动闲暇’中的劳动力机会成本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4) 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对象与步骤”，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5)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6) ［日］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15页。
(7) 向国成、韩绍凤：“分工与农业组织化演进：基于间接定价理论模型的分析”，载《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2期。
(8) 参见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3页。
(9)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10) 笑冬：“最后一代传统婆婆？”，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1) 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12) 刘筱红、姚德超：“农业女性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分析”，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3) 高小贤：“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14) 参见［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19页。
(15) 参见［丹麦］埃丝特·博斯拉普：《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陈慧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4—37页。
(16)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7) 郝亚光：“从男耕女织到男工女耕：‘农业女性化’产生的缘由——以生产社会化为分析视角”，载《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
(18) 吴惠芳、饶静：“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载《农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2期。
(19)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38页。
(20) 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
(21) 黄祖辉、宋瑜：“长江三角洲农村妇女流动的决定因素分析”，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2) 王德文、刘玫：“农业发展中的妇女参与及其作用”，载《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2期。
(23) 胡玉坤：“正视农业的‘女性化’”，载《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7期。
(24) 参加本次调查的有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刘雨樵、章程程、乔中恒、郭乃旗、唐莺杰、王琨、何金阳、李潇扬、李婉箐、宋爱萍十位同学，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