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为问题与退路的“三农”
农民、农业、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了“问题”。现代化意味着农民“身份”的转变：要么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在小农”转变为一种“为卖而买”的市场体系下的职业农民，要么转变为工人、转变为市民。现代化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从农业走向工业与服务业。现代化意味着农村“边界”的退却：从农村包围城市变为城市通过摊大饼反包围农村、隔离和驱逐农村。因此，“三农问题”至少有如下性质：第一，它是现代化变革的产物，古代没有。第二，它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产物，中外皆然，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他们踏入现代化进程时所遭遇的“三农问题”，那一批被羊“吃掉”的人，则成了英国的第一批“农民工”。第三，它在中国的表现和特殊性，在于1949年后一系列风云际会，是由偶然性“积分”而成的“必然”路径依赖。
阅读党史国史，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很多经济社会现象大有帮助。我读《陈云文选》《陈云传》，就意外地发现了理解三农问题，特别是解释工农业“剪刀差”的一种新视角。大致的思路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还是个农业国，硬通货就是粮食，出口换汇也只有粮食。另一方面则是实物（粮食）从农村流向城市，货币从城市流向农村。
于是，农民手里的钱成了热钱，流动性过剩，那就要回笼货币。那怎么才能回笼货币呢？搞剪刀差。给农民收购的价格定得低低的，反过来把城市能够交换给农村的有限的产品价格定得高高的，这样就消化掉了。
这种做法无疑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不论社会经济背景如何，从宏观经济体视角去制定和调整农业政策，是可行甚至必要的。
1．重农学派的启发
在亚当·斯密开辟的现代经济学出现之前的前古典经济学时代，法国有一个著名学派叫作重农学派。其基本观点如下：工业不凭空创造物质，它只是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类似把木材加工成桌子椅子，把不同的元素或零部件组装为不同的工业品；商业也不凭空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它只是变更市场的时间与地点，利用商品的稀缺性，在不同的区域游走，低买高卖，“倒买倒卖”。因此，工业和商业都是“不生产”的。
农业是一个特殊产业。在农业生产中，农民自身付出了辛劳，但这还远远不够，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是借助了自然的帮助。老天爷参加了生产，却不要任何报偿，因而在农业的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之间就出现了差额，这构成了“纯产品”。
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魁奈（François Quesnay）。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都受到魁奈《经济表》的很大影响。而《经济表》除了明确显示了重农学派的思维逻辑，也用一个虽然简单粗糙却也简洁明了的模式，启发人们认识宏观经济系统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也揭示了工农业两个部类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不妨将之复盘如下。
魁奈根据人们与“纯产品”的关系把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第一，生产阶级，主要是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第二，土地所有者阶级，也就是地主；第三，不生产阶级，即前述工商业者。
魁奈没有能够准确提出资本的概念，他使用“预付”来代替资本。预付又分两种。“年预付”，即每年都要垫支的资本，如种子、肥料和工人的生活资料。年预付全部进入当年的生产费用，须由当年的最终产品来补偿。这实际上就是流动资本。“原预付”，即垫支的购置农业设备的基金，如耕畜、农具、库房等。由于这些生产工具的使用年限较长，因此原预付只是部分地进入当年的生产费用，经过多年才能获得完全补偿。这实际上就是可以分摊计入的固定资本。
《经济表》的假设前提是：存在大规模租地农业经济；三个阶级间无数买卖行为合成一次总的交换，货币只在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每个阶级内部的流通略而不谈；价格不变；假定是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国外市场略而不谈，即不考虑对外贸易。
在流通的出发点，生产阶级每年投入有10亿单位货币的原预付，即经营农业生产的原预付总额为100亿单位货币，分10年补偿。年预付20亿单位货币，全部计入生产费用。生产阶级每年产出价值50亿单位货币的年总产品。其价值构成是，补偿原预付折旧10亿，补偿年预付20亿，那么剩余纯产品20亿。其实物构成是，价值40亿的粮食和价值10亿的工业原料。其中，相当于年预付的20亿的粮食，留在生产阶级手中补偿年预付，不参加流通。实际投入流通的数额为30亿。
不生产阶级在流通开始时，已有加工制造出来的工业品价值20亿。这是该阶级上一年度用10亿工业原料和10亿生活资料生产出来的。其价值构成是，10亿补偿原材料，10亿换取本阶级的生活资料。其实物构成是，10亿农业工具，10亿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消费品。这些产品将全部进入流通。
土地所有者阶级是流通的第一推动和逻辑起点，他们拥有20亿的货币，这是由生产阶级交给他们的地租。这20亿的货币就代表国内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总额。地主要怎么花这20亿呢？这个内循环的大流通是如何开始的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地主用10亿向农业资本家购买粮食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用另一个10亿向工商业者购买轻工业品和生活消费品来满足生活需要。工商业者获得了资金后要向农业资本家购买粮食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农业资本家也要向工商业者购买农业工具或农用机械，做好第二年的生产准备。同时，工商业者要再次从农业资本家手中采购初级农产品，这次不是用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是作为下一年度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因为广义上说，工业原料来自农业。这样一个流通过程，包含了五次交换行为，每次均流通价值10亿单位货币的产品。五次交换，共流通50亿的产品，其中农业产品30亿，工业制造品20亿。
上述经济表简单模拟了在一个宏观经济体中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是如何相互依赖的（如图2-1）。对于工农业之间的这种紧密关联，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就有过精到的论述，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但他同时也阐明了农业和农民的重要性：“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漫长过程。”
图2-1 魁奈“经济表”模型示意图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两个趋向”的新判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十余年来，历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整个国家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农业是基础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陈云就研究过农业相关问题，后来逐渐形成了对农业问题更为系统性的论述，他多次强调“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2)。他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对国情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第一，从人口上来看，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绝大多数，满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的首要问题。第二，从政治上看，农业的稳定关系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形势的稳定，这也是陈云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一直对农业、粮食问题极为敏锐的主要原因。当人们更加强调“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而忽视了农业时，陈云多次发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警告。(3)第三，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这一初始状态决定了农业必然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农业对工业是有约束力量的，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4)，只有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第四，基于比较优势的原则，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5)。借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华中地区工作的邓子恢的话，就是“公家有大批粮食在手，可以减少我们的财政赤字，可以随时拿来支持货币，我们的人民币便可以不致贬值”(6)。
1959—1961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最为困难的时刻。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业扩张、投资膨胀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下降。1959年的粮食较上年减产14%，1960年再减产15%，1961年又减产5%，从1958年的1.9亿吨跳至1.6亿吨、1.4亿吨、1.3亿吨，几乎被打回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原形。这里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粮食作物是稻谷，稻谷、小麦、玉米在当时分别占到粮食作物总产量的40%、11%、12%，而稻谷一项在三年中分别减产14%、13%、10%；小麦反应速度较慢，前两年几乎没有增减，到1961年则锐减35%；玉米主要是第一年随稻谷一道骤减28%，后两年则递次减产3%。综合这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所占份额的减产幅度，应以稻谷生产的失败为饥荒的主要解释原因。而导致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则是以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以及其他基建项目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同农业争夺劳动力，减少了农业劳动力，增加了城市吃粮人口。由于劳动管理权下放，仅1958年一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就由2 451万人增加到4 532万人，净增2 081万人，增长84.9%。1960年，职工总人数达到5 969万人，3年净增143.5%。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9 949万人增加到1.3亿人，增加了3 000多万人。(7)
对于这次危机的救治，陈云非常清醒地指出：“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直接关系到工业生产恢复的快慢。”(8)他进而提出四项建议：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售。针对部分干部的抵触情绪，他又做了深入的解释：“有的同志不是要保存实力吗？我看，要弄清楚保存什么实力，是保存工厂的实力呢，还是保存农业的实力？我看，还是要保存农业的实力。否则，农业垮了，工厂也保不住。如果到农业垮了再来保农业，那就晚了。”(9)对于农业基础不稳导致的经济危机，陈云提出了加强城乡交流的建议。这种交流，主要体现在物资供应方面的城乡互助互利以及在化肥、机械、水利等领域的工业支援农业，如组织私商下乡收购土产、拟定合理的工农业产品比价等。在1960年考察浙江时发表的《工业要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谈话中，陈云说：“种粮食收入少，农民不安心于农村，不愿搞农业，跑进城做临时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准进城，是人为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现在，到了工业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时候了。过去不可能，现在有可能了。”(10)刘少奇对于陈云对形势的判断与建议非常赞同，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告诫全党：“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11)
陈云从农业视角探寻经济危机的根源，不仅应用于对国内经济问题的分析，也扩大到他对世界经济状况的观察和研究。1973年，他受周恩来总理之托，研究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时，就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回升、农业遭灾和货币动荡”使价格问题更复杂了，“用货币升值、贬值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采用贸易手段”(12)。陈云的这种视角，对于今天的我们理解过去发生过和当下正在经历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200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全球性的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失衡，即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经过长期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产业升级的轨道，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冲击。正如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城市化进程会受到农业基础的制约一样，世界经济的稳定也会受制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型速率。
3．结构调整需要综合平衡
综合平衡论是陈云经济观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原理，也是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第一套完整且富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宏观经济发展思想体系。(13)综合平衡的实质，是以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促动经济在危机中恢复和发展。应对危机，是陈云经济思想得以生发的土壤，也是其出发点和主要目标。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商业周期进行研究时，就发现那种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经典的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存在着种种弊端，并断言这些弊端的极化必将激发社会总供求的失衡，最终为社会主义所替代。马克思已经看到，在古典经济学无休止地宣扬“供给创造需求”的教条影响下，资本家无休止地扩大生产、节制自身消费欲望以增加资本的原始积累，被剥削的工人也逐渐丧失消费能力，有效需求当然不足。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学中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的实质，“不过是已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14)。遗憾的是，以斯大林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代表的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片面强调积累，忽视消费，并把“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进一步提升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15)。对于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有明确的认识：“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16)刘少奇也指出：“要强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照搬。”(17)总结自己的经验，走自己的道路，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深刻反思苏联模式弊端之后的共识。
在此背景下，陈云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提炼出他的“综合平衡”观点。他注重从社会再生产总体上考察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市场手段、管制手段和计划手段相结合，组织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着眼于全局的综合平衡，统筹协调结构平衡，注重发展的动态平衡。1957年初，陈云发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文，标志着综合平衡理论的建立，将财政、金融、贸易三者各自平衡和相互配合与“有计划、按比例”结合起来，由局部均衡而达成整体的一般均衡。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进一步提出国民经济系统的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和外汇都必须平衡，这四大平衡构成实现总体平衡的基本条件。
综合平衡思想转化为指导经济发展的政策，表现为这样四点：
（1）以农业基础对国民经济其他方面的承受力作为检验国民经济是否合比例与合理化的判准。“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18)
（2）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前提下进行基本建设。建设规模应该与物资供应相适应，确保必需的民生项目。这一原则被陈云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3）从短线出发，补足短板。这是现代经济学中对于互补品的生产供给的一条基本原则。互补品是指两种商品之间存在着某种消费依存关系，即一种商品的消费必须与另一种商品的消费相配套。陈云总结经济建设长期按长线不能平衡的教训，强调只有“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出口，使供求相适应。例如，生产一定数量的钢，需要一定数量的有色金属，那就要认真地计算这些有色金属当年能生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国外进口多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平衡，确定钢的生产指标”。“所以，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这样做，生产就可以协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能够配套。”(19)
（4）强制性平衡。对于超出国力承受能力的基本建设，陈云主张果断地“壮士断腕”，“砍”项目，“退够”。“砍”是“为着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我们的生产和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有计划的安排。”(20)在80年代初，他仍对基建规模的盲目扩张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要搞‘铁公鸡’，一毛不拔……就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21)
陈云综合平衡理论的本质目标，是追求宏观经济的动态调整和均衡。其核心内容是把宏观经济的协调和均衡视为人们必须予以尊重的客观历史进程，物质生产体系的内在联系具有一种客观规律性，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这一理论是“在计划体制条件下，用当时我们民族的术语和概念，论证了现代经济总供求均衡这个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命题”(22)。以综合平衡理论指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实践，不仅在计划体制下取得了经济恢复的较好成效，在市场转轨阶段，亦有重要价值。
1989—1992年间，我国经济领域出现了以“三角债”为突出标志的生产停滞和混乱。三角债的主要源头是部门、地方和企业为追求产值和速度而盲目上建设项目，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缺口严重，造成对生产企业设备、材料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的大量拖欠。其总的根源，是地方配套资金、自筹资金不到位，地方争取体制内资源的动力甚于自身出资的动力。在计划体制下，往往贪心不足，一女多嫁。将有限的贷款额度反复使用，无形中透支了自身的偿债能力。其结果是，中央资金到位，但自筹资金短缺，于是只有进一步向生产单位、建设单位拖欠。三角债的形成，也与计划体制下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有关。企业领导人缺乏经营管理技能，在市场转轨过程中仍然靠一股蛮力，而当陷入困境后又确信只要注入资金就可起死回生。三角债的形成，还与企业产品不能适销对路，又太大而不能倒或因意识形态束缚而不愿倒，陷入恶性循环，只要开工便注定亏损。
当时负责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他以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为指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注资清理固定资产项目拖欠，国家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施加“第一推动”，调整信贷结构，理顺借贷关系。第二，把死钱变活，类似于后来的“债转股”。把积压欠款变成技术改造投资，引进设备升级技术，面向市场打造新产品。第三，限产压库、压贷挂钩：压缩基建规模与产成品库存。针对有人提出这样的强制性平衡措施是否会影响财政收入时，朱镕基指出：“如果对积压产品生产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积压也不减产，亏损也不关停，老投钱进去维持生产，长此下去，要么是财政补贴，要么是银行垫支，都是坐吃山空……这种减收没有什么可怕的！”(23)
可以说，以清理三角债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工作，是20世纪90年代陆续发生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正是在解决这一难题的过程中，决策层注意到长期积累的若干关联问题：（1）国家投融资体制的重大缺陷，没有真正意义上具有权威性的中央银行，而商业银行对企业的放款“不解渴”、不到位、不及时；（2）中央财力匮乏，地方财政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中央财政比重则一路下滑到20%以下，以至于对重大建设项目和救灾救荒都“心有余而力不足”；（3）对流动性的控制实施“一刀切”，则难以有保有压，在收缩银根、严肃财经纪律的同时，使粮食收购资金匮乏，导致粮食丰产却无机构、无资金积极收购，甚至又出现了打白条拖欠的情况，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使粮食供应产生波动，加剧物价上涨。
基于此，后续的制度性改革中，陆续采取了在法律上确立央行的位置并专事宏观调控、设立三大政策性银行以保证对特殊行业和重大基建项目的资金到位、进行分税制改革以加强中央财力、推动粮食购销体制的可控市场化改革等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架构初步形成。
4．通过粮食储备和商贸流通破局
利用储备以丰补歉，平抑价格波动，是陈云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之一。储备的思想，古已有之。贾谊的《论积贮疏》，就是一篇重农主张的代表作，他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信奉黄老一派的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主术》中也将国家积贮的丰薄视为国家强弱的标志——“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当然他认为这种积贮只消国家清静无为，不与民争利，便可产生自然积累，“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如果说这两人还仅仅是停留在一种思想的状态，那么明确提出设置“常平仓”的耿寿昌，就已经将其扩展到政策实践层面了。常平仓的核心原则是“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其贾而粜”，即根据米价的涨跌及时出手进行财政补贴，使粮价长期保持稳定。利用物资储备制度平抑经济波动，既是“农战”的利器，也是和平时期稳定物价的必要措施。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亲自指挥了经济领域“两白一黑”三大战役，领导了统一财经、统购统销等工作。周恩来曾高度评价说：“财政的集中，稳定金融，统购统销，稳定了物价，这是很大的成绩。”(24)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陈云痛切认识到建立物资储备体系、改善商贸流通对于稳定物价的重要性。从长期看，中国粮食种植结构的特征是，夏粮占二成到三成，秋粮占七成到八成，因而每年春夏之交（3月上旬至5月上旬）即所谓青黄不接之际，就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时期，轻则容易造成粮价波动，极端化则容易演变为饥荒。逐步建立适度规模的粮食储备体系，使国家能够掌握必要的粮源，有助于应对可能的危机。
“我国是一个大国，但是我们在粮食方面不能应付国内外的任何意外事变，这主要是指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大灾荒两种意外事变。”(25)“粮食为国家大计，若不储存粮食，一旦遇着荒年就不得了。”(26)为此，陈云在1950年提出，沪、津、京、穗等大城市，应当成为储备和销售公粮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其理由有三：其一，大城市本身无粮，且人口众多；其二，大城市发生饥荒，非但使囤积者增多，卖粮者观望，且在政治、经济上产生极坏后果；其三，大城市交通便利，地位机动，即令存粮过多，而某处缺粮时，也易于转运补救。同时，他也指出，必须确保政令统一，物畅其流，坚决反对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禁运粮食流通，禁止私商贸易，恰恰损害农民利益，因为“禁运出境，粮价必跌，购粮者便宜，卖粮者不利。余粮区阻粮出境，大城市必缺粮，工业成本因之而高，余粮区农民又是必须购买工业品的，工业品与粮价剪刀差必扩大，降低农民生活水平”(27)。当然，选择合理库存规模决定了物资储备的效率，“粮食少了不得了，多了也不得了，建筑仓库就要好多”(28)。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合理确定每年的粮食征购数量是一项重大财经决策。陈云晚年也始终关注粮食储备问题，他说：“我国人口多，土地少。要爬两个台阶不容易。中国的粮食是平平丰、平平灾、平平平，以丰补歉。”(29)
同储备一样，商品物流情况和商业管理状况也直接关系着人民生活水平，一旦流通渠道不畅甚至梗阻，势必造成市场“瘫痪”。陈云一向深知商业在经济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4年，陈云在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陕甘宁边区对国统区进行贸易战和金融战期间，就大量运用储备政策和市场手段，在频繁的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改善了边区的贸易条件和市场格局，稳定了边区货币的币值。这些丰富的斗争经验集中体现在《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一文中。陈云号召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要“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在实践中学习商业知识，摸索市场规律。商贸工作务求懂得商品行市，了解商品销路，掌握原材料渠道，学会精打细算，弄通做生意的过程：“一个是生产过程，生产了以后要消费，就又产生了一个交换的过程……商业的过程就是买卖的过程。怎样买进卖出这就是市场的规律，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假使不了解这个规律，做生意一辈子也做不好。”(30)
市场规律最重要的是等价交换，而处于战时，物价高涨，币值下跌，如何在商贸活动中注意进出平衡而不致吃亏，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陈云指出，商品提价要注意四条：第一，看销不销得出去，即提价要不妨碍推销；第二，要注意对方的币值，法币稳我亦稳，法币跌我提价，法币涨我降价；第三，提价要看比例而非数量；第四，要以较长时期的交易来通盘计算盈亏，而不是纠缠于一件商品和一两次贸易。(31)1956—1958年，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开始集中力量解决统购包销的一些弊病以及粮食、猪肉、油脂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等问题。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支持在计划体制下增加自由市场的成分。尤其是针对猪肉供应问题，采取“私有、私养、公助”的形式，从产供销各环节提供一定的补贴和价格支持措施，并配套出台了减少猪肉出口的政策，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缓解了市场供求紧张的局面。
陈云加强储备、改善商贸流通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几次经济周期波动中都得到应用。储备粮、储备猪、储备油，凡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宗物资，基本都建立了国家储备。过去20年间，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逐渐走向深入，分别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体系。在1993—1994年、2003—2004年、2007—2008年三次粮食价格剧烈波动中，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性粮荒的大背景下，中国得益于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进行了及时有效的市场抛售，减轻了粮价上涨及物价上行对居民生活和消费的影响。作为国有粮食系统本身，当然有着对利润的要求。古代的地方官也常常以“贮库”（存银）代替“贮仓”（存粮），今天亦有不少省份特别是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更愿意将粮食安全的责任推卸给其他地区，信奉“只要有钱，没有买不到的粮食”，希望“搭便车”。这种逐利的动机，古今一也。但是这种特殊利益诉求所带来的弊处，并不能成为抛弃储备制度的理由。储备绝不是对市场的反动，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和救济。今天的粮食储备规模是有限的，不可能单方面地代替市场的边际调节而直接决定粮食价格。粮食价格的形成机制首先还是与当年的产量高度相关，而往年的库存粮食只能在这一基础上发挥第二位的调节作用。粮食储备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带来的成本，用于储藏和运输的部分，可以随仓储和运输技术的进步逐步减少，而那些来自体制性腐败的成本则是不能容忍和需要改进和消除的。但这些成本都不足以让我们因噎废食地放弃这一储备制度，因为这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14亿人口大国，仍是不可想象的。
5．配平财与物的“方程式”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防范和治理通胀，是陈云逾半个世纪的经济领导工作中一条清晰可见的主线。陈云在防范和治理通胀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也构成其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框架的一部分。
（1）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增收节支
陈云在抗战时期领导陕甘宁边区平抑物价的案例，是这位财经领导人传奇一生的辉煌一笔。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由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粮饷，并开始在军事和经济上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迫使边区政府在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发行独立的边区币，同时禁止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从1941年2月到1944年6月，边币的发行量因实际需要而越发失控，陡增787倍。又因为边区政府各部门之间没有统一的财经政策，导致恶性竞争，各自为政，出口物资降价，进口物资猛涨，贸易逆差严重，终至物价上涨达817倍的恶性通胀。(32)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后，改变了一度出现的边区政府财政厅领导边区银行、进而把银行当成财政出纳的局面，并制定了三条原则：第一，暂不大量发行边币；第二，非到万不得已不发新票子；第三，少量发行只为照顾投资开支和金融周转。(33)这些措施的实行，有效缓解了通胀加剧的态势。
抑制滥发货币的冲动、抑制在福利和民生方面的过度超前和盲目扩张、巩固和培育税基、鼓励和扩大生产，这几项措施缺一不可，相辅相成。1949年，陈云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回答了当时人们关于是否实施减税和轻徭薄赋政策的疑问。他认为，新生的政权要面对大量人口就业的问题，需要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进行大量投资，如果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财政赤字日渐扩大，则非但生产难见起色，通胀也会加剧。增加税收与增发货币，二者必择其一，否则难以为继。“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增加税收。这是最好的办法，不但解决了财政需要，而且在与农民的合理负担上需要这样做，同时税收可以经常回笼货币……现在税重一点，国家财政有了办法，将来什么事都能成功。”(34)1956年，陈云提出“购买力的提高与物资供应相适应”，针对的是刚刚经历了公私合营运动后合营企业工资改革的问题，当年工资增加了23亿元。“二十三亿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要多少东西才能把它收回来呢？……把全国所有的各种牙膏算在一起只值二千万元；全国生产的呢绒一共六百万米，平均二十元一米，才一亿二千万元；增加的工资其购买力差不多等于四千万头猪。”(35)
陈云对于增加工资的政策主张，一向持慎重态度，而毋宁选择补贴的方式。因为后者的灵活性更大，可因时因地及时改弦更张，而工资一旦进入上升通道是难以下降的。他的这种主张也持续到晚年。在1988年遭遇“物价闯关”引起的价格波动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希望通过价格体系改革一步到位解决问题。国务院随后制定了“每年价格上涨10%，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11%、12%、13%、14%”这样一套工资、价格改革方案。在姚依林向陈云通报这个方案时，陈云明确表示怀疑：“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36)
（2）积极组织物资供应，回笼货币
当货币超发既成事实之后，消化虚拟经济的增生部分，使之与实体经济的增长相适应，就成为经济决策的首要任务。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始终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在此情形下，如何收回流通中的过剩货币，成为陈云一以贯之的关注目标。在粮食等原材料物资流向城市、货币流向农村而城市经济和工业品特别是轻工业制成品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被迫采取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收回过剩货币。“大跃进”之后，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此非常时期，他采取了非常手段——投放高价食品，敞开供应，回笼货币。其时，全国工资总额已由1956年的137亿元上升到263亿元，(37)加上资本家的定息，这些沉睡和积压下来的购买力就更加惊人。在计划经济、票证经济条件下，钱多、物少的萧条市场局面短期内还很难打破，这使社会上不满的情绪愈发严重。如果以平价商品供应来收回这部分流动性，则生产条件完全无法达到。
1961年，陈云提出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灵活性主张。当时全国消费能力约为700亿元，由于缺少猪肉和棉布造成120亿到130亿元的缺口。(38)陈云认为，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投放若干高价商品，以此削减总供给与总需求、商品量与购买力之间的差额。高价商品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应该精心选择这些商品，以较小的投入收回较多的限制货币，哪个领域、哪个区域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只要保证基本的生活资料供应和价格稳定，对高价商品带来的货币贬值效应是可以被抑制在最低限度的。因而，所谓“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言外之意，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的严重货币溢出，也要采用市场手段将这些“出笼之虎”重新“回笼”。陈云也提出了在执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点：一是“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二是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他还列举了一些可供选择的高价商品，如糖果、糕点、烟酒、尼龙袜子、自行车、手表等。应当说，陈云的这个办法，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大胆尝试，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由于他敢于担当，敢于负责，这项措施推行一年时间内，全国共销售高价商品74.5亿元，财政增收38.5亿元，(39)在满足了部分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促成了货币回笼和财政收支平衡。
1992年11月，江泽民在上海看望陈云时，专门提及并高度评价这段历史：“你是最熟悉市场的。建国初期稳定物价，六十年代回笼货币。”(40)陈云自己也曾在1990年回顾这一“得意之作”，“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动员城市两千万人下乡；另一件是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六十亿元……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必须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41)
（3）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兴利除弊
金融和贸易，往往互为表里。金融动荡的背后，反映的常常是贸易结构的深层问题，特别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尤为如此。陈云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治理恶性通胀的经验，即为一例。当时边区的物价猛涨，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原因是货币超发，但更深层的则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布匹和粮食十分缺乏。可以从边区运出以换取布匹和粮食的出口品主要是食盐。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边区对外贸易实际上陷入进口昂贵、出口低廉的不等价交换的困境。陈云利用棉花在不同季节的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在新棉甫一上市，国民党机构尚未布置收购之时，高价购棉，创造了边区外的棉花归之如流水的壮观景象。(42)同时，对于盐这一边区最大宗的出口物资，改善运输条件，向盐农提高口岸收购价之后对外统一销售，在囤盐提价后，实现了高价旺销的局面。陈云深切体认到，一个经济体货币的币值及其独立性，是由这个经济体的产出支撑并与其相适应的。他由此提出了贸易自主的命题。“努力生产，搞一种生产品，这种生产品不是青菜、萝卜，而是能减少入口的生产品，这对我们有决定意义。这种东西生产得愈多，入口就愈减少。”“生产是第一，种了棉花，就起了变化……可以使我们生产独立，贸易自主。棉花、布匹不要进，盐卖出去时价钱可以提高，这就是贸易自主……法币的付出可以减少，金融就可以稳定。”(43)针对那种简单盲目的“经济爱国主义”观点，陈云详细阐释了现实贸易交往格局的复杂性，他指出，边币的发行，是以法币作为准备金的。但要边币币值稳定，还必须相应地掌握影响物价、回笼边币的重要物资，而这种决定性的物资是经济上的比较优势中的短板，即棉花而非粮食。因此，边币的币值暂时只能稳定在与法币的比价上，而不能稳定在物价上。如果为求物价稳定，势必拉动边币牌价，使边区银行的法币储备缩水贬值，因而，盲目地打击法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打击自己的外汇储备。边区离不开法币，必须跟着法币走，“七分服从，三分独立”(44)。陈云还总结了汇价波动对商贸影响的规律：一般情况下，牌价涨，物价跌，物价跌在牌价涨之后，因为商人怕吃亏，先少跌几角看看；牌价跌，物价涨，物价涨在牌价跌之前，因为他怕你明天牌价又要跌。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发行量的确定，就不仅需要考虑内部生产需要、物价水平，还要考虑外汇、外贸因素，“不要冲破饱和点”(45)。
陈云在1944年领导的这场贸易战争、货币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在外汇管理、通胀治理、商贸流通、财政金融等领域摸索和积累了极为宝贵的宏观调控和治国理政经验，以至于我们仍能不时听到它的“回响”。1993年6月，中国经济已呈现严重的过热迹象，表现为货币过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乱、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瓶颈”进一步强化、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物价快速上涨。针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十六条意见。其中包括：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等。当年7月，江泽民在看望陈云并通报这一情况时说：“改革开放同宏观调控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要宏观调控是错误的，这个观点要扭过来。”这正是陈云几十年来一贯的主张。他表示：“我双手赞成十六条。快刀斩乱麻，重病要用重药医。”(46)
（4）陈云治理通胀政策实践的理论启示
在中国业已深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的今天，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用好改革开放40余年来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合理审慎地确定货币投放的规模和时机，仍然是国家宏观调控必须时时面对和思索的重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陈云60余年的经济理论思考和政策实践，对今人仍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第一，货币具有极端重要性，实施审慎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政府应尽之责。陈云在1988年即对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强调：“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47)尽管现代经济学界对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还有诸多争议，对由通胀引起的经济危机的严重性还有不同认识，但在货币是引发通胀的关键因素这一点上，还是颇具共识的。高增长、高通胀，低增长、低通胀，这两种都是传统凯恩斯框架下的对称状态。后来则出现了低增长、高通胀——滞涨，击垮了旧的凯恩斯主义，并有了货币主义和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复兴。通胀被识别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零售商们起先发现他们可以按原有价格卖出更多数量的商品，其最初的反应就是向批发商订购更多货物，批发商则向制造商订购更多货物。而如果这种突来的需求增加是以对其他方面的需求减少为代价而不是通胀的结果，那么至多会导致一些商品价格上涨而另一些下降，但整体物价水平没有理由波动。但如果增加的需求产生于新创造的超额货币，那么对多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就会同时增加。在真实世界中，价格当然不会瞬时调整，就如同国际经济中的一价定理也从未真正应验过一样。零售商还会像平常一样保持原有价格，只是力图追求数量上的扩张；零售商的上游企业的工人和原料生产者也是同样行为模式，加班加点扩大生产，并由于其确信社会对其产品的需求增加，故而提高价格。但这一次没有另一种作为抵消物的价格下降出现，相对需求的变化就由于货币发行的变化而对人们产生干扰，使每个领域的人们都误以为增加的需求是专对他们自身的。当他们从这种货币幻觉中觉悟过来以后，就会形成通胀预期，并会不仅考虑需求方面，也开始将成本传导因素叠加在内，从而需求牵引与成本推进合流，加剧通胀局势。通胀的这一机制明显地揭示了货币的祸害。货币出了问题，最终都要算到政府的头上。因为，正是政府承诺作为最终担保者创造出一种国家信用，“就货币的起源而言，它是商业经济的产物；不过它是各种政府（甚至是完全非商业性的政府）都知道要接管的商业经济的第一种产物”(48)。当然，政府虽然对自身的责任心知肚明，却总是要想办法推卸它。推到消费者身上就是奢侈消费激发的无度货币需求，推到国外阴谋者的身上就是国际能源价格水涨船高，推到企业家身上就是贪得无厌的逐利投资，推到工薪阶层身上则是得寸进尺的工资高企。对于这些代罪羔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它们“没有哪一个拥有印刷机，没有哪一个能凭借印刷机印出那些装在我们口袋里称为货币的纸片，也没有哪一个可以合法地授权会计在账册上汇入与那些纸片相等的账目”(49)。
第二，要高度关注货币化进程的速率。陈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苦心孤诣的政策操作的核心要旨，就是试图缩小货币与物资之间的差额，实现各自自求平衡基础上的综合平衡、一般均衡。通货膨胀是货币数量显著增加，且增加速度超过产出增速时发生的，单位产出的货币数量增加越快，通胀率也就越高。单位产出的货币数量，也就是货币供应量/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叫作货币化指数，也叫金融深化指数。按照这一判定标准并结合国际经验，则该指数超过1即货币量大于实际产出后就会带来通胀压力。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这一指标已经从1978年的0.29连续上升至1995年的1，直至2010年突破1.8（见图2-3）。货币化进程的过速，一方面反映了市场化的成果，同时也已敲响了通胀的警钟。尤其是市场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时期一些无偿转让的生产要素纷纷作价，快速进入货币与市场领域之内，急遽改变着经济体的现有结构。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土地稀缺性增强，从而结束了那种为了零地租招商引资的狂热，土地作为最根本的生产要素被重新定价，甚而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凡此种种，都是新形势下治理通胀不能规避的外部约束条件。
图2-2 1978—2010年中国货币供应量及GDP增速图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图2-3 1978—2010年中国金融深化指数走势图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第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应当协调发展。陈云向来重视实业，主张金融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之锚。虚拟经济的规模和发展程度略超出实体经济，有润滑的作用，不致让流动性捉襟见肘，但二者的长期过大偏离总是不可持续的，这个规律必然要通过周期性的技术和制度创新表现出来。如何使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中暴露的过剩的货币和资本得到稀释而不是制造出泛滥的流动性？技术的进步、创新和革命及其推动的实体经济的复兴与升级，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泄洪渠道”。大凡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潜力衰减之时，人们都很难阻挡过剩的、食利的金融资本涌向四面八方并假以时日制造出新的金融泡沫和经济隐患。最终拯救金融危机和经济倾颓，还是需要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和进步，归根到底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这恐怕也是陈云等人多次强调自主创新、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重要原因，唯其如此，才是从根本上引领潮流、克服危机的政策良方。
6．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危机及应对经验
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始终是我们发展过程中最可宝贵的品质。对新中国70余年的历史，常见的教科书式说法用一以贯之的逻辑将复杂历史剪辑为一个貌似完整的篇章，并赋予其宏大的现代意义。然而，它真的是这样一气呵成、理性建构出来的吗？究竟是开启了“上帝视角”、指哪打哪的无敌计划，还是不断因应危局、打哪指哪摸石头过河的偶然路线？温铁军先生的《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50)试图正本清源，给出一个全新的解释。
（1）学术谱系与基本预设
从学术谱系上看，温铁军对危机的系列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八次危机》一书初步形成了一套他称之为“批判政策学”的解释体系。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层面看，其背后的支撑理论至少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中心-外围）、阿明“依附”理论（统治-依附）几种思想来源。
资本逻辑与政府意志。一方面资本具有逐利性和扩张性，另一方面是现代政府的公司化和权力的资本化。资本扩张分两阶段，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其中产业资本阶段又可分为原始积累、产业扩张、结构调整三个层次。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任何意识形态的政府都会选择“亲资本”导向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七年，前三年是民族资本主义，后四年是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与梁漱溟关于“大仁政、小仁政”之争恰恰发生在中间的转折点上。
城市化危机。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也使得资本倾向于在城市集聚以获得最佳的成本收益结构。城市文化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并生成相应的意识形态。上述两个特点使城市与资本的结合又会带来特定的政治风险。
政治现代化成本与债务危机。“发展主义+民主制度=债务危机+福利国家”，这似乎是人类在现代化道路上很难避开的一个恒等式。对内剥夺+对外负债（进而形成对外依附），则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路径的一般规律，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在外资撤除后其工业化进程仍保持了连续性。
成本转嫁与发展陷阱。现代化的成本和危机的代价需要消化，需要转嫁。要么对外转嫁，要么对内转嫁。后发国家发展现代经济最终也要走货币化、金融化的道路，而且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走这条道路。此时的国际秩序，已不可能容许以殖民扩张的方式进行过剩资本和过剩产能的宣泄，解决之道只能是“打碎牙齿往肚里咽”。这样说略显被动，更积极的姿态则是在这种内部消化“资本胀气”的过程中，实现结构调整，化危为机。概言之，以往解决资本扩张悖论的方式在于空间维度，把危机在空间上“祸水外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当今世界，则只能诉诸时间维度，通过金融杠杆向未来索取，实现某种时空转换。当然，正如资本主义在地理和空间上的扩张是有尽头的，金融在向未来攫取利润时也是有极限的。当所有区域、所有政府和所有人都形成了负债积累、负债消费、透支未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个巨大体系的正能量就会消失，接下来出现的就将是金融的黑洞，以及对失能国家的强制平仓和淘汰。我们正生活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这座活火山喷发的活跃期内，既能不时见证它制造的绚烂迷人的美景，也会亲身体验火山灰漫天飞扬时令人窒息的感觉。
（2）八次危机与基本走向
第一，1958—1976年，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
1958—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导致严重依赖外部投资的“二五”计划胎死腹中，作为因应措施，中国政府一面化整为零、调动地方积极性，发动地方投资以接续国家工业化，一面建设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综合性多功能的人民公社，希冀以劳动替代资本，调整经济发展中的要素结构。其结果是整个50年代先民族资本、后国家资本的两次原始积累所付出的代价迅速转化为工农城乡关系的严重危机和国家财政的巨额负债，最终导致投资拉动型、集中于大城市的工业化危机。解决之道是第一次“上山下乡”。
1968—1970年：以调整农、轻、重工业比重为指导思想的“三五”计划转向以战备为最高目标的三线建设，国家工业化成本大幅度抬升，1961—1965年还清了包括朝鲜战争开支在内的对苏联负债（李先念1966年宣布中国从此没有外债）。上述诸端加上“文革”初期的破坏性影响，消费需求处于严重抑制状态，财政陷入高投入且入不敷出的境地。解决之道是第二次“上山下乡”。
1974—1976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面对欧洲和日本的崛起，美国人老实承认，他们无法再为美元这种世界货币提供一个实打实的坚固底座，从此，世界货币体系进入真正的（以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家信用货币时代。中美关系于此时破冰。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方高耗能实体经济开始加快向外转移。中国第二次引进外资，借助西方资本改造此前由苏联投资形成的军事重工业产业结构。大力度引进设备和国内配套投资造成第三次财政危机。解决之道是第三次“上山下乡”。
第二，1978—1997年，改革以来的三次内生性危机。
1979—1980年：“洋跃进”的背后，是对外开放特别是在较低水平条件下，直接引进大型成套技术装备速度过快造成的消化不良，与追加投资引发的财政承受能力崩溃，结果是负债增长的路径依赖一仍其就，第四次危机爆发。但此时已无法再沿袭以往的“上山下乡”的转嫁方式，相反，集体化的农村趋于解体并引发“知青回城”，使此次危机迅速转化为一次彻底的城市危机。大萧条中的待业青年进一步倒逼出“两个严打”（刑事犯罪、经济犯罪），经济危机深化为城市社会治理危机。解决之道是：（1）一方面对城市企业实施拨改贷、利改税，进行财政甩包袱，并运用对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行政控制力解决就业问题，单位制得到短期强化；另一方面对体制外的增量部分彻底放开，在农村实行承包到户，在城市鼓励民营个体户自谋职业。（2）更进一步改革城市企业的全面承包制，在农村工业化背景下大办乡镇企业，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成机制促进地方通过再工业化实现内向型原始积累的积极性。
1989—1990年：双轨制的长期错位运行终究带来了资源配置的冲突和市场价格体系的紊乱。学术界对价格改革先行还是企业改革先行，抑或市场优先还是所有制优先争论得不可开交。在一片争议声中，物价闯关开始并迅速失败，短缺经济最后诱发挤兑抢购高峰。政府对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缺乏预案，应对不力，简单地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则使银行立时陷入深度负利率状态，在彼时财政金融不分家、商业银行法尚未出台、央行自身独立性与合法性还不存在的情况下，银行的这种亏损直接转化为巨额财政赤字。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政府必然要反过头来救助银行，于是又大幅度提高贷款利率，“三角债”首先在基建领域并最终在经济领域的各个层级全面爆发。其结果是企业生产停滞和消费物价高企并存，是为滞胀。经济治理失败与政治反腐失败叠加，诱发政治风波。这又是一次基本发生于城市的资本危机。解决之道是：（1）南方谈话开启全面市场化进程，迫于财政压力取消票证制度，中国经济进入货币化时代，证券、期货、房地产三大资本市场放开。（2）票证制度取消的副产品，是农民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不再受限，农民工浪潮初起，城市经济再现活力。（3）财政继续向银行透支，利用中国的高储蓄支撑基建投资。
1993—1994年：中央政府在1993年中期果断推出了16条宏观调控措施，但三大资本市场和经济货币化以及地方政府不可遏制的发展动机已经造成了经济持续过热和严重通胀，财政、金融、外汇三大领域均发生严重赤字。解决之道也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拟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基本框架，翌年推出三项影响深远的改革：一是汇率改革，一次性贬值57%，此举将中国经济在1989年之后的徘徊状态逐步导入外向型经济以至世界工厂的轨道；二是分税制改革明确划分中央地方财权，地方政府的行为动力较80年代发生了明显变化，兴办企业不再是重中之重，招商引资成为中心工作；三是彻底放弃单位制，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四千万人失业。这轮危机仍然主要是城市资本危机，但对农村的直接影响是乡镇企业成为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和整顿金融秩序以及随后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点“关注”对象。失去了就近就业的农民，开始了长时段、长距离的异地务工。
第三，1997—2010年，全球化条件下的两次输入型危机。
1997—1998年：在此前的强力宏观调控下，经济如官方宣称的那样实现了“软着陆”，代价则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冲动剧烈下降，而单位制下存量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对内需的打击也很严重，外贸依存度进一步升高。分税制下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权之间的责权利分配更为不均，基层干部向农民转嫁，以卖粮难背景下的农村税费负担加重为标志，“三农”问题浮出水面。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七次经济危机。因应之道是扩大国债投资，启动大规模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保增长、保就业；启动区域板块统筹战略，以大国的纵深腹地制造国内投资的新增长点（西部开发及后来的东北振兴、中部崛起）。
2009—2010年：对肇始于2007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美国政府选择以信用扩张、量化宽松的输血方式救市，其结果是全球粮食等大宗商品和能源、原材料、贵金属价格的飙涨。2008年全球粮荒爆发，多国因此发生政治动荡。这波危机在2009年通过三重途径传导到中国：一是引发了某些高杠杆率的中国企业发生局部性的资产负债表危机；二是西方各国经济不景气，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订单减少，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三是美国放任美元贬值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以美元国债为主体的巨额外汇储备带来极大风险。这种表现首先作用于东南沿海一带，大量企业倒闭或向内陆进行产业转移。对沿海地区来说，这是一次被动且不那么愉快的“腾笼换鸟”。在本次危机爆发之时，中国业已出现劳动力过剩、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和金融资本过剩的三重过剩。这些泛滥的流动性此前已相继制造了房地产、基金、股票、期货等行业的暴涨。而中国在告别短缺经济之后，中央政府推行以新农村建设为重点的系列民生新政，实际上使农村作为休养生息的劳动力池、县域经济作为城市之外的第二资本池的功能得到修复和巩固，大量资源的回流也缓和了此前十余年普遍紧张的基层矛盾。因此，在本次危机中，政府的因应之道，是一方面继续加大区域和城乡统筹平衡的战略取向，引导失业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另一方面则在新一轮天量基础设施投资中的相当部分用于补贴“三农”以扩大内需。
之所以这两次都是输入型危机，并不是在于中国政府在外债负担上有什么质的变化——中国不是希腊，并不存在欧债危机那样的环境，而是因为中国已经深度嵌入新的全球分工体系之中，人民币兑美元也已长期维持稳定水平（尽管有所浮动）。所以当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发生政策转向时，危机就不可能不波及中国，全球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的涨落也不可能不对中国国内企业的成本收益产生影响。另一个困难在于，人民币成为区域乃至国际货币的长期目标，要求汇率政策上的长期稳定而不宜过于灵活多变，这与国内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大浪袭来时的需要是相反的。所以，1998年中国政府再三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是两相权衡的两难选择。输入型危机，意味着不仅需要国内经济政策即财政、货币、产业、外汇政策的综合平衡，更需要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定制和适时“主动出击”、有所作为，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外交领域大手笔颇多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