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富，先修路
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修路，中国人向来是一把好手。中国奇迹的背后，未尝不是基建奇迹、修路奇迹。无论是人迹罕至的冻土高原，还是人气全无的“睡城”“鬼城”，有人的地方、没人的地方，中国人都能给它铺出一条“神奇的天路”。这一点非但我们自己丝毫不必自谦，就是在世界上也早已名声在外。
1．山区经济：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致富光荣”。而经济建设千头万绪，何以致富，孰为优先呢？1982年四川省眉山县县长徐启斌在加宽改造眉山县公路建设时，喊出了一句脍炙人口、很快传遍全国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如今，这句话已被亚投行代言，满世界地传播，成为第三世界话语的一部分。
当我们行驶在无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一样平坦宽阔的道路上时，很难不感慨惊叹那个疯狂架桥修路的基建年代，那个比尔·盖茨所说“中国三年时间用掉超美国整个20世纪所用的水泥”(55)的旧常态年代。
如果我们还记得1996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范伟等人出演的小品《三鞭子》，那么应该对于“修路”对山区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有更具象化的了解。
赵大爷：满山都是宝，就是运不出去了。这不，前两天来个外商，相中了咱们的山蕨菜。人家管那叫绿色食品，说是要在城里建加工厂。
石县长：那可是好事。
赵大爷：实际一考察人家就明白了，存在着运输问题，说要用汽车运得现修路；要是用毛驴车运，绿色食品到城里就变黑色食品了；要是用直升飞机硬拔吧，还不够油钱。
石县长：结果怎么样啊？
赵大爷：结果人家外国人办事非常果断。说了三句话把事就办明白了。
石县长：说啥了？
赵大爷：非常深情。
石县长：咋说的？
赵大爷：发人深思。
石县长：哪三句？
赵大爷：白白。白白。白白了。
石县长：看来这路不好，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啊！
……
石县长：大爷呀，您喊点儿有节奏的，气氛强的。我们好使上劲儿呀。
赵大爷：好，你们听着啊！驾！“这条道哇没人修啊，全是坎来尽是沟哇。坐轿车的来喝酒哇，喝完小酒往回溜哇。驾！这条路哇真特殊哇，多少年来不给铺哇，春耕化肥运不进，大棚柿子运不出哇！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
石县长：（接喊）“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哇，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哇。要是不修好这条路，那算什么好干部哇！”
山区，是特别容易陷入“资源诅咒”和“贫困陷阱”的一种区域形态。我做这样的推测有三个依据。
其一，山区有丰富的特产和资源，适宜靠山吃山。农产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大宗农产品即一般的粮棉油作物。这是全国各地具备条件的地方都可以生产出来的，因而它的销售和流通一定是大市场、大流通的格局，其价格也一定是一个充分竞争条件下的市场价格，价格的市场调整过程也会非常迅速灵活。还有一类是带有严格地域标签限制的土特产品。比如山核桃只能到浙、皖交界的天目山区，其他地方你想贴牌都做不到，因为根本没有产出的条件。这类特产就很容易奇货可居，完全可以掌握定价话语权。大宗农产品一般在平原，特色农产品往往在山上。
其二，山区农民坐拥相当规模的承包山地、承包林地，却无力开发。根据“八二宪法”的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个条款规定了农村土地包括山地的集体产权性质。在农村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包产到户也从“平面”走向“立体”。在中国的很多山区，你都会听到当地官员或农民在总结本地资源禀赋特点时，使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夸张说法。所以我们通常在平原地区听到的人均农田面积“一亩三分地”，到了山区还要可怜。但另一方面，山区农民承包到户的山地、林地面积，却大得让人羡慕，户均十几亩甚至几十亩都不鲜见。
对于山区农家来说，如何开发利用这些数倍于耕地的山地、林地，成了最大的问题。大山就在眼前，抬头就可望见，可是山区开发基本不能指望农业机械化。那么纯靠人力？就自家的几个壮丁，就算有愚公移山的意志，也只能望山兴叹、无可奈何。因此，山区农业要搞好，必须依靠外部资本的投入，从无力开发的小农手中流转山地、林地进行系统性的规划和开发，才能把资源盘活，让资源变现，企业获得利润，农民获得地租。所以丁磊上山养猪、褚时健上山种橙，相比资本下乡，这种资本上山所引起的争议要远远小得多。
其三，山区农民的住房往往依山傍水、就势而建，非常分散。北方平原的农村一望无际，因而农村的居住格局也比较密集。南方的山区丘陵地带，农民建房可选择的余地要小很多，布局也就相当分散。从资源集约要素集聚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散化布局对于基础设施的铺设是相当不利的，其效率损失也是比较高的。
熊万胜教授曾分析比较过“村”和“庄”的差异。(56)他认为，村和庄的分化的实质，是从小农经济的自然聚落体系到农业规模经营的现代聚落体系的嬗变。村是一种生活空间，以南方的村落为代表；庄则是一种生产空间，以北方的庄园为代表。随着现代农业的继续发展，在农业和农村人口进一步减少之后，未来的北方大平原上可能见到的场景，将是庄园的“庄主”（这里并非指所有权，而是流转土地进行规模经营的大户）定居于城镇，农村完全变成一个生产空间，不具备生活功能了。美国式的农场大抵如此。但是除了这类“农庄型村落”之外，也一定会有另一类“社区型村落”，任你如何农业劳动力转移，这类村落总是生机不减，人气旺盛。两类村落、两种农村的性质不同，前景也不同，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如“返乡体”一般不加分辨地对正常的村落兴衰伤春悲秋、大发乡愁。
2．打通最后一公里：修路的政治学
修路当然需要钱，这笔钱，却是财政“不能承受之重”。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有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三角债”；一是央地财政的倒挂。
基建领域是“三角债”的高发区、重灾区。今天社会学界热烈讨论的“项目制”“项目治国”现象，当时已初露端倪。项目制的特点是问题导向、就事论事、一事一议、处理灵活、步步为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申报”、组织、发动。当然，项目制也必然会带来“跑部钱进”的问题。项目资金的下拨，则要本着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搞层层分解、层层配套，中央出一点、地方出一点、项目承担地区或单位自筹一点。
不同的是，中央承诺应允的项目资金一般都会到位，省级的配套相对就容易打一些折扣，到了地市级层面就容易出现一些挪用。90年代初“三角债”的大面积爆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配套资金的缺口太大。在还没有真正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制度、银行监管体系还很不到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女多嫁”拆东墙补西墙地套取银行贷款资金，终究难以为继，导致整个资金链条的断裂，而最后的接盘者就是建筑施工单位，直接表现为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农民工工资。
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财税制度发生了一次历史性转折。中央财政到了危机的边缘，以至于1991年长江流域突发洪水的救灾款项都要东拼西凑，甚至向地方财政厅借钱。在这种央地关系的张力下，分税制改革开始实施。分税制带来了一个意外后果，就是地方特别是县级财政实力被大大削弱，其发展县域经济、扶植本地企业的动力也被大大削弱，因为在新的税制下，产品的增值税按照中央和地方75∶25的比例来分成。
于是，部分地区的县级政府就把手伸向了农村、农业、农民。在当时粮食连年增收但实际粮价下跌、农民“卖粮难”的背景下，农业税的存在是一种负担。“三提五统”即村级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三项提留和乡镇一级的乡村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五项统筹，则成为农业税之外加诸农民头上的另一笔沉重负担。
要修路，除了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拉项目外，必须做好填补“财政窟窿”的思想准备。在那个“三农问题”隐隐然已浮出水面，农村干群矛盾十分尖锐的年代，向农民伸手要钱、摊派集资，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的。
集资修路有多难？借助于对2005年后新农村建设的“解剖麻雀”，可以管窥一豹。
新农村建设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修路，几乎成了这五方面的最大公约数。如果你最近几年到一些山区农村去，准会看到不少镌刻着为修路筹资捐款者姓名的功德碑。
新农村建设中的集资，解决的主要是行政村内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公路、电力、饮用水、网络等方面的“村村通”作为国家工程已经由财政承担了。那么，道路的接口已经接到村口了，剩下的难题就是村庄内部的道路对接（主要是道路硬化）。村民集资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集体行动的动员过程，也是检验集体内部团结程度的过程。
如前所述，山区农民居住分散，这使得山区修路的集资动员会遇到更加复杂的问题。比如，住在村口的人家，对于村内道路硬化并与公路相衔接，积极性就会很高；住在村里或者山上的村民，可能就不愿意付出很多，除非你能一直修到他们家门口。但是那样的话，其他村民又会觉得，住得最偏僻的人家应该自行负担更多的资金，因为那条延伸到该住户门口的道路是纯粹为其所修，对于其他农家而言没有价值，理当“谁受益，谁出资”“受益多，出资多”。在统一收取费用的时候，哪怕只有非常少数的村民不愿出钱，其他村民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因心理失衡而拒绝出资。
在集资之外，还有捐资的方式。一般是村干部出面定点精准邀约本村出去的生意人、公务员和其他相对高收入者，请他们带头捐款，上不封顶，待一轮捐资结束之后再行集资。这类人属于村中的乡贤，大多乐于承担这种社会责任，也会因此善举而在村中获得更高的声望和地位。
村干部对村民的动员也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一面。叶敏博士在《政策执行：权力运作与社会过程》一书中解剖了“皖南X区新农村建设”这只麻雀。书中讲了一个有趣的见闻：
Z副镇长在2010年春节由村组干部参加的饭局上成功地激将了YJA等。他借着酒劲对YJA说：“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搞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补贴，老百姓只需要出一部分钱就可以把路修好，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现在不抓住机会，政策一变就来不及了，如此好的机会应该把握，否则就可惜了。”有备而来的Z副镇长在酒桌上现场拿出1 000元交给一旁的村会计，说钱不多，表示一点支持的诚意。他的举动感染了酒桌上的十来个村组精英，村委会W主任感慨地说：“Z镇长只算半个D村人，他能做到这样，又是政府的分管领导，我们作为土生土长的D村人，再不抓住机会，真是可惜。”这番话下来，YJA等表示，一定下决心尽快启动D村的新农村建设，村里的两委干部也都表示要支持D村组的新农村建设。很快D村组筹资近30万元，YJA和父亲、弟弟三户捐资1.3万元，D村的新农村建设较为顺利地推进，当年还获得区里考核优秀等次。(57)
这个例子发生的时间已是2010年，为了让村民参与，县乡两级领导使出浑身解数软磨硬泡才促成了乡村的集体行动和社会团结。而在前两年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当年还是县长的李达康自恃省委下派干部的光环加持，自信能够“化缘”到足够的项目资金，居然在资金缺口较大的情况下强行向全县摊派，村村掏钱，人人捐款，最终为了五块钱把一个农妇逼得喝了农药。回头看这桩公案，既是他致命自负、急于求成的性格缺陷使然，也是那个变革时期治理体系内在漏洞、政策供给缺失错位的必然悲剧。
本讲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几个具体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不限于三农，甚至离三农的聚焦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正是这些关系到整个国运的重大问题，铺设了三农问题的背景，设定了三农问题的某些核心议题，也决定了当下三农问题未来走向的起点，因而是必须检视的内容。
下一讲我们将进入三农问题的核心议题：土地。
(1)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龄、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586页。
(2)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
(3)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0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5) 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7页。
(6) 邓子恢：《邓子恢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7) 参见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73—75页。
(8)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94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三卷），第402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三卷），第300—301页。
(11)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6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三卷），第414—415页。
(13) 程霖等：“陈云经济思想新探”，载《财经研究》，2010年，第12期。
(14)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15) ［苏］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00页。
(1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71页。
(18)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51页。
(19)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11—212页。
(20)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36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三卷），第471页。
(22) “纪念陈云同志百年诞辰：陈云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实践和理论的深远影响——‘陈云经济思想研讨会’综述”，载《中国金融》，2005年，第11期。
(23) 《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编：《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1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二卷），第620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二卷），第224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二卷），第100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二卷），第138页。
(29)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89页。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5页。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6—387页。
(32) 参见高强：“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3)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68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二卷），第40—43页。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三卷），第137页。
(36)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卷），第1792页。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9页。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6页。
(39) 李成瑞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335页。
(40)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卷），第1826页。
(41)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42)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卷），第362页。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一卷），第402—404页。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一卷），第404页。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一卷），第415页。
(46)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卷），第1829页。
(47) 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6页。
(48)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9页。
(49)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5页。
(50) 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
(51) 详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第430、431页。
(52) 2008年3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
(53) 间接定价理论是由杨小凯与黄有光在对张五常和科斯（Coase）的企业理论独特性的理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得到四个命题：第一，当交易效率足够低时，自给自足是均衡态，不存在分工；第二，当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时，分工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阻止；第三，当用来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低于用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时，最终产品专家是企业老板，享有剩余权；第四，当用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低于用来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时，中间产品专家是企业老板，享有剩余权。间接定价理论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企业对市场营销人员的收入实行与销售额挂钩的提成制，对企业经理人员的收入实行年薪制、期权制，原因就在于这类劳动的交易效率低——其劳动贡献难以在过程中准确测量，不易于直接定价，只能根据市场对其劳动的检验来判断。那么，要避免对这类劳动直接定价的高交易成本，同时保证这类劳动者的积极性，将他们纳入企业内部分工并赋予一定的剩余权利，从而利用剩余收益给予其间接定价就是一种合理选择。
(54) 参见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26—127页。
(55) Bill Gates，“Have you hugged a concrete pillar today？”，June 12，2014，https://www.gatesnotes.com/Books/Making-the-Modern-World.
(56) 熊万胜：《村落的未来形态：在农庄与社区之间》，载《学习时报》，2014年9月。
(57) 叶敏：《政策执行：权力运作与社会过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