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历史：谁的城市，谁的故乡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
芒福德曾用诗一般浪漫的语言为城市精神高歌，它至今仍能使我们的心灵产生共鸣：
城市最终的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城市，通过它自身复杂和持久的结构，大大地扩大了人们解释这些进程的能力并积极参加来发展这些进程，以便城市舞台上上演的每台戏剧，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辉，明确的目标和爱的色彩。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上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责职。它将成为城市连续存在的主要理由。(1)
城市，是人类生存生活方式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产物，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它给人们带来过快乐和美好，但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城市的发展，并不是一首美妙无瑕的浪漫田园诗，它也曾带给人们很多不快和伤害。
粗放扩张，野蛮生长，每座城市，都有着它的“黑历史”。工业化时期的英国，由于缺乏统一的市政规划，在普通市民的住房问题上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在原有老城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往往将原来一家一户的旧住宅改建成兵营式的住宅，这些改造过的“筒子楼”，基本上是每间都要住上全家人；二是根据需要在厂房附近或者临街建筑的两三层质地很差的楼房。
与拥挤的住房相伴的是恶劣的卫生环境。现代工业初起之时，对水源地的依赖注定了水资源遭遇污染的命运。古老的“皇家之河”泰晤士河在工业化高潮时期变成了一条臭水沟。
在今天，环境的恶化成为任何城市不适宜居住的主要标志。亚太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使之来不及消化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环境负效应，从而几乎完整地重走了一遍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个过程的“丰硕成果”包括：世界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不安全的饮用水、对人类健康有短期和长期影响的土地和水污染、主要城市因地下水超采导致的地面沉降，等等。凡此种种，影响最深的都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各国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往往伴随着对农地的侵占和对农民的剥夺，所差异者，无非是剥夺之后的补偿程度。几十年来，千年传统的小农经济、乡土中国的简单二元结构，逐步变为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的全面二元结构，赋予了城市优先于农村、工业化优先于农业发展的特权。
城乡的断裂，正是所谓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首要表现。近4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在对中心城区进行剧烈而反复的改建、重建、扩建以提高其土地利用效率和单位土地的交换价值的同时，也不断将城郊农田和村庄改造为新城，造就了进城农民工和城郊失地农民这两个备受关注的群体。
“洗脚上岸”、“农民上楼”、进城务工，画面看似美好，问题却也不少。城市的态度始终在热情与高冷之间，捉摸不定。2013年，为了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型城镇化”提法出炉，紧随其后的2014年两会，又提出了“三个1亿人”的目标：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妥善安置“三个1亿人”的计划进展如何，还须持续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请允许我在此使用“农民工”这一已经并不准确的表述）是与他们父辈决然不同的一代人，他们的根已从农村拔出，却依旧只能是城市中飘萍一样的存在。第一代农民工和他们之前的农村，之所以并不存在“乡村凋敝”（因而也就无所谓“乡村振兴”），是因为那一代人的根还在农村，他们的人、财、物还是十分有规律地定期回到农村。
所以我们看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和盖房的高潮，那些年坐高铁从长三角一路向西穿过江西、湖南，看到的都是一派热气腾腾搞建设、翻新房屋甚至新盖房屋的场景。
那很可能是第一代农民工回乡的最后一波浪潮了。虽然自2018年起，国务院及各级政府出台政策鼓励返乡创业，但这些返乡的农民工中第一代农民工并非主流。
在那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更高的教育程度，他们挣得的收入绝大部分在所在城市就地消化，他们也不会傻傻地抱持一种落叶归根、光宗耀祖的心态，过苦行僧般的生活，只为攒下足够的钱回村里盖房。如果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要回乡买房的话，那么他们大多也是准备将来回到老家的城镇买一套房。他们是根已从土地中拔出来的一代新人。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精神文化层面。“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时代真的变了。看看这些年来层出不穷的农民诗人、农民画家和出口成章、见地深刻的工友诗社，你就能理解什么叫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了。显然，他们是有更高精神追求和文化需求的群体。
社会变迁的真实细节和重大决策的最初考量，有时会被深埋在历史的褶皱与碎屑之中。要历经许久，铺展开来，直到“重新发现”之时，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被改变的不只是乡村，也是整个中国，在乡土中国的余晖里，“城镇中国”的身影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