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皖南石村：经济作物的适度规模经营
石村位于皖南当地一条知名的大江江畔，半山半圩，距318国道两公里。由两个大行政村在2004年合并而成。23个村民组覆盖12个自然村，共有农户989户，3 569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约1 800人，外出务工人员约1 000人，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800人。现有耕地面积为4 224亩，其中计税面积为3 060亩。另有山场2 800多亩，其中集体山场400多亩。该村农业种植结构经历了“两季稻—两季稻加一季油菜—三季稻—两季稻—一季稻加一季麦—一季稻加一季烟”的历史流变。烟叶生产，俨然成为村两委的中心工作，也成为撬动村庄经济、社会结构变动的一个杠杆，更是理解这个村庄人们的生活状态的一把钥匙。
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变动不是孤立的，农业结构特别是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种植结构变迁就受到城乡关系互动的深刻影响。2013年，我和同事到皖南石村进行调研。根据对当地大面积推广种植烟叶过程的调查和经验研究，溯源农业结构调整背后的宏观波动背景，剖析镇、村两级积极作为的深层动力，匡算种烟农户的成本收益，在此基础上探讨经济作物的适度规模经营何以可能。结果显示：经济作物的适度规模经营，一方面在供给方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生活收入；另一方面促进了当地农民特别是在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但就收入分配视角而言，资本下乡驱动的经济作物规模化种植给当地农民带来的相对收入上升幅度仍然有限。
1．种烟背后的宏观波动
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始于农村，农村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农民的行为选择。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改造传统农业》（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中盛赞农民行为的经济理性：“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3)中国农民群体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农户性质的独特性，即“农户不仅是家庭生活的共同体，也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4)。观察与研究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对于理解农村社会和农业结构变迁，无疑有着直接而重大的意义。经济史研究表明，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变动并不是孤立的，近代中国农业结构特别是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种植结构变迁就受到近代都市与周边农村双向互动的经济关系的深刻影响，反映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的进程。(5)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导向的变化，也对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业产业结构影响甚巨。1998—2003年间农业种植结构逐渐向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多种经营方向调整政策，一方面固然是其时粮食产量冲上历史高位后“增产不增收”的无奈之举，但另一方面也着实起到了指挥棒的作用。尽管2003年秋季的国内粮价飙涨和2008年的全球粮荒似乎成为过去十年以确保粮食安全为中心的农业发展政策的一个有效印证，但随着城镇化浪潮的到来，由都市消费需求所诱导的、以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为表征的农业种植结构转型，依然势头不减。
烟叶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它一方面具有较高的收益，但另一方面也需要较高的前期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要求一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水平。烟叶的生产系统，一端连接着分散化的个体农户，另一端对接的则是垄断性的、享有专卖特权的烟草企业，在这背后，还有若隐若现的地方政府。这种复杂性，使得其种植规模的扩张过程具有独特价值。200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全国粮食生产和流通会议上对重庆巫山部分乡镇“铲苗种烟”事件评论道：“调整农业结构，优化粮食区域布局，关键是要坚持面向市场，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充分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绝对不能搞行政干预和强迫命令。”(6)这是当时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的一个生动写照。那么，在今天的中部农村，农户种植经济作物的趋势如何？动力何在？农户、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方怎样博弈？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怎样理顺？
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索，2013年7月上中旬，我作为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指导教师之一，带领学生25人赴皖南石村开展暑期支教及调研。
皖南地区属于湿润季风气候，红土的土壤pH值小，接近中性，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热条件优越，有利于烟株的生长发育，属于安徽省烟叶生产最适宜的地区。整个皖南地区的烟叶种植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40年历史，最高峰时期种植面积曾达到19万亩。
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正式确立了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翌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所谓烟草专卖，即由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这一制度在1992—1994年期间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调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形成的全国性经济过热，不可避免地波及烟草行业。在地方政府大干快上、追求建立发展政绩的过程中，烟草也受到市场力量的冲击，无数小农自发无序地扩大种植规模与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产生共振，配额供给、计划收购的游戏规则被打破。国务院不得不于1993年1月初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草专卖管理的通知》（国发〔1993〕7号文件），先于该年年中的“宏观调控16条”，表达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过热的明确否定姿态。文件以严厉的口吻确认了当时的形势：“在烟叶生产方面，出现了种植面积盲目扩大的趋势，有些不适宜种烟的地区也在积极发展烟叶生产，同时不少主产区收取的烟叶生产扶持费超过了国家规定。”(7)进而重申“以销定购、以购定产”的原则，宣布取消当年的烟叶生产扶持费，对超计划收购的烟叶税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对超计划或无计划交售的烟叶其收购价下调20%。
这一系列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此前各地红火的种烟势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石村略微上些年纪的人在追溯当地种烟历史过程中的几度反复时，总会提到1992年和1993年这两个令人痛苦而恐惧的时点：“种了一年烟，卖给烟草公司，最后说不要了，跌价跌得惨咧。”自那之后，石村农民虽仍对种烟的高收益心向往之，却始终没有出现大面积种植的势头，只有少数村民通过自发流转他人的承包地，零星地以10亩以内的种植规模间歇性种烟。
2005年，事情有了转机。此前一年的最后一天，皖南烟叶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其大背景是国家烟草专卖局于2003年前后开始推行的“工商分离”改革，即在保持现行烟草专卖体制下，将省级烟草公司的烟草销售与卷烟生产企业的管理职能分开，各省陆续成立了与烟草专卖局平级的中烟工业公司。地方性中烟公司具有从烟草专卖局剥离出来的部分行政管理权，可以统一安排生产和调配地区资源。安徽中烟公司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把烟叶产区的生产经营功能强化，专门设立皖烟公司负责皖南烟区烟叶的生产管理、技术研发、物资采购、收购销售。
石村2005年开始大力发展烟草生产，当年取得2 200元的亩均收益。2007年，皖烟公司与石村进行初步合作，投资1 000余万元实施烟水配套工程，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当年该村烟叶种植面积达1 000亩。2012年，公司又与村签订烤烟订购协议，约定该村每年确保1 700亩的烟叶种植面积。根据这一协议，村集体动员全村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将土地流转到村，而村则提供由皖烟公司补贴的400元作为承包费给流出土地的农户。在此基础上，村集体再将土地发包给愿意种烟的农户进行规模经营，现已形成20亩以上规模的烟农24户，同时依然保有20亩以下散户烟农21户。
2．镇村两级的巨大动力
安徽是当代中国农村以分田到户为起点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发源地。笔者发现，类似苏南这样的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是由行政村和乡镇来联手推动的，而且农民又比较“配合”，这的确值得深思。至少可以追问两个为什么：第一，最为“善分”的农民，为什么如此“听话”？第二，本可“无为”的镇村，为什么这样“有为”？我们可以通过还原村庄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变迁与2012年土地集中流转的过程，对上面两个问题做出回答。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波种烟失败后不久，石村在1994—1996年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浪潮。当时的农业负担在人均200元左右，包括农业税、统筹费、义务工、修渠集资、建水库集资等项目。种粮收益明显下降，种烟风险又不可预测，乡村自身所蓄积的活力逐渐丧失，人们纷纷到邻近的上海、浙江等地务工，最高峰时期外出人员达到1 300人，超过了总人口的1/3。2007—2008年，由于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皖南地区则近水楼台，率先承接了大批项目落地。石村因毗邻318国道，交通便利，成为沿国道一线设立的多家工厂招工的首选。其中，来自上海的一家服装厂就吸纳石村就业人口200人左右。与此同步的是安徽省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凡此种种，为濒于凋敝的乡村注入新的活力，也由原来的追随东部地区发展的长距离打工经济，转变为一种带有内生性的、以就近就业为主的打工经济。据粗略的观察，每天早上五点到七点间，从村庄深处往国道方向，陆续有上百辆摩托车、电瓶车驶出，而他们也将在晚上六点左右驶回村庄。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农村那种宁静的、早出早归、早吃早睡的农业生产节律的全新生活节奏，它是现代化的、紧张而充实的。在我们随机选取的几个自然村或村民组中，在本村居住的纯农户、就近就业的兼业农户以及就近就业的非农户，都超过了50%。在人口大流动的时代，对于一个中部地区村庄而言，这样的结构可以认为是均衡甚至“不退则进”的。
打工经济的兴起提高了农户收入，弱化了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功能。而在这个阶段，农户之间的土地自发流转虽很平常却也很难说活跃，低廉的地租甚至亲友间无偿的礼俗式流转，也不可能如发达地区那样给土地附加诸多的福利光环。因而，在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务工户和兼业农户看来，土地的价值是下降的或未被开发的。他们，成为土地流转到村的最主要支持者。农民生计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的变动，连锁地反馈到乡村人地关系结构的变动上，使其重估土地自营与流转的成本收益。这既是特定发展阶段水到渠成的产物，也是土地稀缺性变动后的非意图后果。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镇村如何充当了幕后推手？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上解的压力固然消减，但其财力羸弱的格局则一仍其旧。在实际的行政运作中，“以县为主”的财政支出架构往往会以各种名目最终将压力层层下压到乡镇。(8)在捉襟见肘的财政条件下，纵然项目制提供了另外一条非常规的筹资渠道，但对大部分乡镇来说，仍然无为是常态，有为是例外。石村的这个例外，与烟草的行业特殊性密不可分。
国家对烟草征收农业特产税是从1989年全面开始的（见表5-5）。到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各个税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重新划分，也相应地形成各自的利益格局。农业特产税被划分为纯地方税种。它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有二：其一，满足了高度依赖特色农产品而发展的，往往也是贫困的农业产区、山区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一级财政的基本维持、运转与发展的需要；(9)其二，在当时粮食生产滑坡、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以至于中央领导人陈云针对“无工不富”提出“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严重警告(10)）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作为以税收杠杆抬高部分经济作物，尤其是利润率较高的特色农作物的产品税负，并影响其最终产品价格，进而维持粮经作物之间合理比价、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一种工具，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的宏观导引作用。
表5-5 改革开放以来烟叶税政策及税率调整情况
资料来源：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网站整理。
除了对烟叶征收税率为20%的烟叶税（原农业特产税在2006年与农业税一并废止，但烟叶税除外），对烟草的终端产品卷烟征收税率为17%的增值税的25%、税率为25%的企业所得税的40%以及营业税等其他税种，都成为地方政府烟草财政的重要来源（见表5-6）。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知悉地方政府的这一考虑，《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有他对此的评论：“县、区、乡镇为了多收农业特产税，也不管烟叶销路如何，层层下达烟叶种植任务。”(11)具体到这一案例，在2010年以前，皖烟公司上缴给地方的烟叶税中，乡镇与行政村实行七三分成。在此之后，这个比例颠倒过来，行政村获得烟叶税的70%，乡镇得到30%。这一调整极大地调动了村一级组织的积极性，实际上为石村创造了每年14万元的稳定收入，使税费改革后一度失去独立经济来源又无集体企业支撑的行政村，有了摆脱弱势地位、壮大集体经济的机遇。
表5-6 中国烟草税收结构
资料来源：童剑：《政府财政戒不掉烟草经济》，中国青年网，http://d.youth.cn/shrgch/201206/t20120614_2222525.htm。
土地集中的动员工作分四个阶段：
首先，村两委组织村民组长开会，提出集中流转土地、与烟叶公司签约的动议，并把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村民收入水平提高等好处讲明，请他们向各自所在的村民组成员宣讲并征求意见。
其次，村两委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召集小农户代表、原种烟大户代表、原种粮大户代表、兼业户及务工户代表等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座谈，逐一听取意见。这个环节最为重要，涉及的各利益主体之间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务工户、兼业户是主要支持方，原种粮大户往往是受损方，原种烟大户担忧的是自己能否在新一轮发包后继续获得承包资格并在原有经营规模上有所改善，小农户则要考虑地租价格是否合理并提防自己的承包权不被所有权、经营权吞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村两委利用信息和心理方面的优势，会对各方特别是反对方施压，以诸如水电设施的使用权、土地规划的整体性等为理由，迫使对方让步。
第三，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提出土地整村流转的实施草案，包括如下要点：（1）烟叶公司继续出资，整体改造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并无偿建造密集型烤房。（2）通过比对周边村种烟农户的地租以及石村以往土地自发流转阶段的地租（一般为200斤水稻的价格），初步确定土地整村流转后行政村给付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地租为400元/亩。（3）烟草公司补贴种烟户每亩200元，即对种烟农户而言一季烟叶的地租价格为200元/亩。（4）由于烟叶种植后还可再种一季水稻，如果小农户要求自己耕种，则需支付100元/亩的地租价格给种烟户（此时的种烟户处于与村的承包期内，是当然的“二地主”）；如果种烟户继续种植水稻，则需再向村集体上交100元/亩的种粮地租。（5）行政村与烟叶公司签订的协议周期为13年，即从2012年到2025年——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的土地二轮延包始于1995年，根据30年不变的原则推算，2025年是法律保护的最后期限。行政村与种烟户签订的协议周期为一年，每年种烟户需预缴地租。行政村与小农户签订的协议时间为三年。这三个时间背后的意味在于：烟叶公司期待获得对土地进而是烟叶种植面积的长久预期，故而签到二轮延包的截止期；村集体期待强化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并防止种烟大户经营权的长期做大，故而一年一签，可随机应变；小农户期待维持自己土地承包权的存在感，防止因土地的长期流转而导致土地平整、基础设施改造对自身土地权利的模糊化，通过三年一签的方式一方面宣示自身的承包权，另一方面可适时就地租的调整与行政村和种烟户进行灵活博弈。
最后，将上述方案再付诸村民代表、老党员讨论，通过村民组长向有异议的民众做进一步的必要解释后，逐一与农户签订流转协议。
3．种烟农户的成本收益
烟叶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其种植富于技术含量，但也充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烟叶生产的自然风险来自两方面：一是近年来气候异常，旱涝不定，对成熟期的烟叶生长尤为有害；二是烟叶种植往往需要比粮食种植多2—3倍的化肥施用量，而连续的高强度施肥必然导致病虫害多发；三是在流转困难、轮作布局很难展开的地区，部分烟农一味逐利，进行土地的掠夺性开发经营，破坏土壤养分的平衡；四是化肥农药以及地膜翻整后重新打入土壤后的残留，也会对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造成威胁。烟叶生产的市场风险则在于这一行业的长期供求均衡受到单个农户生产者进入或退出的影响，在供给方（生产者）近于完全竞争、需求方（收购者）则是作为垄断者面貌出现的烟草机构时，烟农的价格优势仍然是脆弱的。
表5-7 2013年石村典型烟农的劳动用工时间安排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访谈内容整理。
烟叶生产有两大突出困难：一是物质费用高，二是人工成本高。表5-7是根据调研中一位农户的流水账整理而成，从中可一窥烟叶生产的典型劳动过程。这个过程充分展示出烟叶生产的烦琐程度。由于烟叶是以叶片作为主要目的物，其生产过程不得不增加比一般农作物复杂得多的环节，并在燃料动力、化肥、农药等物质费用上进行大量投入。图5-3显示的是2010年全国部分农作物亩均化肥投入费用，烤烟仅次于甘蔗与棉花之后，位列第三。2013年皖南地区烟农的化肥费用已普遍上涨至330—350元。在烟叶最后的烘烤环节，从田间采摘、装车，再运送至烤房（一般就在附近，但也有远距离运输的情况），进入烤房后进行烘烤，在此过程中要耗费大量的燃油、燃煤、电力，而由于农村电网电压负荷较低、配套改造不到位，季节性大规模的烟叶烘烤不仅与居民生活用电相竞争，甚至大面积停电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时烤房还要启动备用的柴油发电机连续作业。这样一大笔费用，绝非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户所能企及。
图5-3 2010年全国部分农作物亩均化肥金额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与粮食作物的种植一般只需要种植季节和收获季节劳作、机械化水平较高、农闲期可以外出打工大不相同，烟叶种植的复杂工艺流程、漫长生产周期决定了其对人力投入的高度依赖，要生产出质优价高的烟叶，必有充足的劳动力作为保障。这也可部分解释为什么烟叶生产逐步从黄淮产区（豫、鲁、皖）退移到西南产区（云、贵、川），即所谓“北烟南移”，因为那里的第一产业比重相对更高，纯农劳动力“绝对丰裕”。(12)尽管国家烟草专卖局也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数次把通过技术革新和机械化手段压缩用工天数列入工作议程，然而这种精细化耕作的经济作物的大面积机械化，短期内很难奏效。图5-4显示了1998—2010年全国烟叶生产亩均用工天数变化的趋势，这期间恰恰是我国农业人口劳动力快速转移、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农村老龄化、农业女性化特征逐渐显露，雇工费用上升显著。虽然烟叶生产的亩均用工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与同时期三种粮食作物的用工数量相比，始终超出2—3倍的数量。
图5-4 1998—2010年全国烟叶生产亩均用工天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根据对若干不同规模的种烟农户的访谈，特别是基于对其中真实反映了生产全过程的账本的研究解读，笔者尝试在“理想类型”的意义上描摹一个标准种烟农户的成本收益状况（如表5-8）。这里需要交代的前提是，一个现代化的密集型烤房对应的最佳种植面积为20亩，需要前后烘烤七次，当地人称之为七“炕”。那么，这里的一个预设是“7炕=20亩”。因而，在访谈对象将单位从“炕”与“亩”之间不断切换的过程中，我们始终需要经由这个等价关系来进行通兑。
表5-8 2013年石村标准烟农的成本收益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访谈内容计算并整理。
表5-8直观地显示出雇工成本的巨大，占全部成本的45%之多，而用电费与燃煤费这两项可以视为固定成本。因为按照20亩对应一个烤房的预设，我们理应视烤房本身以及发生在烤房上的各种费用为一种持续性的固定投入，只不过由于烤房的建设主体和费用承担者是烟叶公司（每个烤房耗资5万元），因而不计入农户自身的成本收益分析架构之中。对照图5-5所描绘的1998—2010年全国烟叶生产亩均净利润及现金收益变化趋势来看，我们的理想类型应是具有代表性的。这十余年间，全国烟叶的亩均现金收益虽快速递增，但亩均净利润则波动较大，表现出大涨大跌的态势。需要指出的是统计资料中的现金收益即相当于我们调研访谈中得到的净收益，而统计资料中的净利润则是折算并扣除了烟农家庭劳动成本等其他费用后的净剩所得。总的看来，烟叶生产仍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
图5-5 1998—2010年全国烟叶生产亩均净利润及现金收益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4．烟叶种植的适度规模
皖烟公司巧妙地利用了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中经济基础乏力的制度薄弱环节，以充沛的资金和国有垄断资本的身份，成为乡村变化的第一推动，低调介入了此间人们的日常生活。烟叶的生产组织形式充分地尊重家庭本位的生产经营传统，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原则融入这种貌似“公司+农户”的形式之中，联合地方政府共同建设烟草产业的上游供应链，维持稳定的市场收购秩序。
这种建立在以家庭为组织内核的纵向一体化体系，通常都具有有限的可分性。就烟叶复杂的生产流程来看（见图5-6），与这个寡头垄断收购市场对应的，有可能是一个分散但又具有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否则，终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优势甚至存活下来。
图5-6 烟叶生产流程中的设施化及规模化(13)
从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的转型，带来了传统小农的渐进性升级，这类作物往往带有触类旁通的特征，掌握了一种种植技术，可以举一反三地应用到其他同类或近似品种作物的种植中去，因而专业化水平会有一定的提高。同时，家庭成员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时间投入也相应延长，农户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劳均收入也逐渐上升。这都是农地规模经营所产生的规模效益的体现。但一般的经济作物（如蔬菜、瓜果等）往往要求精耕细作，不仅耗费农户家庭成员自身的巨大精力，也要雇佣大量短期工、季节工作为辅助劳动力，在农忙时节和重要而紧急的生产环节提供帮助，这不仅加大了直接的用工成本，也间接地加大了管理和监督成本。因此，在所谓自我剥削型生产和雇工经营两者之间，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理论上会存在一个均衡位置，对应着最适规模(14)。
表5-9是基于我们对整个石村2012年45个种烟农户的烟叶种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以及产品等级等状况的综合分析与计算，整理而成的关于该村不同经营规模烟农的产品产量、品质与收益的对应状况。从中不难看出，20—29亩规模的烟叶种植户，其上等烟比例最高、下等烟比例最低、中上等烟比例和收购均价最高，亩产值与亩产量也仅次于经营面积为130—139亩规模的一位种烟大户。这可以认为是适应于当地条件的一个经验性的理想状态，亦即适度规模。
将表格数据进一步平面化展开的图5-7和图5-8，勾勒了一个“三峰”走势。但需要说明的是，那位130—139亩规模的种烟大户，其实是由两个60亩的种烟大户在家庭经营基础上互助合作而成。这种联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至少在这一例当中，双方有着多年的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不具有推广的普遍性。一种更好的设想是，20亩规模正对应着一个烤房的最适烘烤容量，而一个烤房的每一次烘烤所需要的辅助劳动力也在10人左右，基于这种考虑，如果5—6家20亩左右的烟叶家庭农场（以夫妻二人作为主要劳动力）能够实现彼此间的互助合作，恰可以提供充足的辅助劳动力（即10—12人），达到技术和经济上的双重最优规模。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以农机户为核心推行的机农结合的互助合作模式，也是基于同样的考量。
表5-9 2012年石村烟农适度规模经营状况
数据来源：根据石村村委会提供的相关统计报表计算并整理。
图5-7 2012年石村不同种植规模烟农的烟叶等级比例
数据来源：根据石村村委会提供的相关统计报表计算并整理。
图5-8 2012年石村不同种植规模烟农的亩产值与亩产量
数据来源：根据石村村委会提供的相关统计报表计算并整理。
5．种烟带来了什么？
烟叶种植给石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条件的改善，也有因其烦冗工序和精细分工所形塑的新的社会关系与生活姿态。立足于经济角度，有两点值得一说。
第一，它促进了当地农业的规模经营，这是在供给方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生活收入的关键。村组织认识到人地关系缓和、劳动力非农就业带来的农业规模经营的契机；烟叶公司乐于充当第一推动并进行长期投资；村民理性地立足于自身禀赋条件，在新的地权格局和生产组织结构中确定自己的方位，职业的、兼业的、务工的各得其所，若干具有发展潜力的家庭农场呼之欲出。一场根本性的乡村经济结构转变正波澜不惊地展开。
第二，它促进了当地农民的充分就业，特别是促进了在村劳动力中的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老年人留守农村，这大概是中西部相当数量“空心村”的真实写照。农业的老龄化或老年农业固然是全球性的趋势，却不应成为人们不予关注、不做改进的理由。烟叶的生产流程形成了独特的劳动力锁定效果，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为大批劳动力（主要是老年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加上当地特殊的安土重迁的风俗，使村庄富于生气。不妨把账算得更精细一些。根据前面的估算，这里一个标准农户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亩均雇工12.8天，而石村在2012年的烟叶种植总面积为1 674亩，这意味着2012年烟叶种植为石村创造了12.8×1 674=21 427天的雇工天数，按照每工75元的均价，它对应的是21 427×75=1 607 025元的劳动报酬。对于这个老年人口超过800人、老龄化率接近25%的村庄的意义，相当于为400个老年农民创造了近两个月的充分就业和平均4 000余元的劳动收入。当然，这仅是我们根据数字的一种推想，从实际调研来看，一些烟农还雇佣了外村老年人来帮工，更足以说明本地老年劳动力参与烟叶生产的空间还很大。
如果把这笔账再细算下去，又不禁令人哑然。根据前面对标准农户成本收益的估算和2012年全村烟农产出的收购实情，可以算出这样几个数字：第一，烟叶种植在初级产品环节为此地创造了5 746 896元的产值（据收购报表计算）；第二，烟农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支付成本3 577 338元（据标准烟农成本收益状况推算）；第三，据前两项计算，可得烟农获得纯收益为2 169 558元，此为烟农所得纯收入；第四，作为辅助劳动力的老年农民（往往也是流出土地的小农户），获得烟农支付的劳动报酬1 607 025元。于是，在整个烟叶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分配结构就如图5-9所示：烟叶家庭农场（包括普通烟农与种烟大户）切割了37.75%，辅助劳动力（即小农户，主要为老年农民）分享了27.96%，剩余的34.29%可视为被农资供应链及农业服务体系收入囊中。
图5-9 2012年石村烟叶生产利益分配结构
账算到这里，似乎可告一段落了。在这个分配格局中，大农户、小农户、农资化肥农药经销商似乎在烟叶生产中实现了利益均沾，比较公平地分割了这块蛋糕，称得上皆大欢喜。但需知，这仅是整个烟草产业链的最上游，是初级产品的制造过程。顺流而下，略过产业链中间的绵长环节，计算一下石村这1 674亩土地上，经过45户烟农和他们所雇佣的辅助劳动力奋战大半个年头，在最炎热的季节里面朝黄土背朝天，从清晨三四点钟忙到下午六七点钟而得到的269 780公斤烟叶，其最终产品价值几何？一包20支装的卷烟重量约为20克。这里大可慷慨一点，将其中包含的过滤嘴重量忽略，看作全部由烟叶制成。那么，269 780公斤烟叶可制成13 489 000包香烟。皖烟主要供应安徽中烟工业公司，也有部分供应上海烟草集团。即令我们以当地最常见的7元一包的黄山牌香烟来算，其终端产品价值就高达94 423 000元。相比于此，这570余万留在本地的初级产品产值，不过区区6%的份额。
绝对收入的增加并不等于农村在城乡一体格局中的相对收入的同时增加，产业链上游有时也是食物链底层。尽管烟叶公司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流转补贴等方面对乡镇、村和农户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转移支付，但与其整个产业链下游的巨额收益相比，仍是九牛一毛。在这样庞大而垄断性的资本面前，劳动参与生产要素分配的力量是羸弱不堪的。就收入分配视角而言，资本下乡驱动的经济作物规模化种植给当地农民带来的相对收入上升幅度仍然有限。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烟叶种植给这里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只是想借用温铁军先生的观点证实，工业化资本进入农村所带来的改观，本质上就是一种还债，用以修复农村作为历次危机爆发前后的“资本池”和“劳动力池”的调节功能。(15)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偿还远未到位。
国有垄断资本在幕后的巨大推动，是乡村硬件设施变化的决定力量，它也与318国道两侧林立的现代化工厂一道，成为塑造乡村生活节奏和村民时间意识的决定力量。但，烟叶种植如此紧密地依托于烟草专卖制度对上游市场的组织，如此依赖于单一市场和垄断资本，是否也有其局限性？这是否就是唯一的道路？农民还有无其他的选择？从2010年安徽省的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来看（见图5-10），烤烟的净利润并不如经济作物中的棉花、花生，甚至也不如粮食作物中的玉米、粳稻和中晚籼稻。其现金收益位居第二、仅次于棉花的光鲜外表之下，是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户难以想象的超常劳动时间和超高劳动强度。
图5-10 2010年安徽省部分农作物亩均净利润及亩均现金收益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在调研的最后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位对烟叶种植持不同论调的村民，他向我们表达了他基于“吸烟有害健康”的立场而提出的反对意见。他很担心那些从未被处理的地膜，在接下来的一茬晚稻种植前的整地过程中，被直接打入土壤，长此以往会给子孙后代造成影响。我们在调研中几乎是基于职业习惯对劳动力充分就业问题给予主要关注和高度评价，也有一位学生对此提出质疑：这真的是农村的老年人想过的和应当过的生活吗？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这种充分就业，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吗？
2012年末我在上海松江驻村调查时，曾遇到一位从东北来上海承包土地种植蓝莓的老乡。他很感慨：“不到南方，不知道东北人懒。我雇的这些本地老太太，有很多八九十岁的年纪，仍然每天起早来我这里打零工、干农活。”是的，这把年纪，与其说是为了赚几个钱，毋宁说这就是她们一辈子勤劳质朴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给了她们健康的体魄和充实的内心。虽然如此，我们仍不能代入感过强地替当事人自己做出评价。身处变革之中，多元才是常态，也应当得到尊重。从长远看，从劳动作为一种生存本能，到劳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直至劳动作为一种自觉自愿、甚于兴趣和生命内在冲动的行动，这一漫长过程正是马克思念兹在兹的摆脱异化、获得解放的过程，而这必然不会是一个经济决定论的偏狭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