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做行动的知识分子
我们没有陷入那个“工程”的名称之争，我们对官场里的争执没有兴趣，决定回到自己的原点，也是学界更纯粹的立场——抢救。粮草被断了，也好，不抱幻想了，不管它了，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先干起我们要做和必须做的事吧。
谁会知道，我们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在这种情势下发起的？
春节刚过，2月18日我们就急不可待地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规模很大的新闻发布会。由于此前已造成声势，这次媒体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我代表民协在会上发表题为《庄重的宣布》的致词，不仅表达我们心中涌动的时代激情，也充分阐述了这一年来对文化命运的深切的思考。尤其这几段话：
首先，我代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庄重宣布，我国民间文化界志愿和激情承担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今天开始正式启动。然而，就在此时，在全国各地，许许多多富于文化责任感的学者、专家和志愿者，已经迫不及待地深入到田野、到山坳、到民间，对那里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抢救。
我们身处一个巨大的深刻的急速的变革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国际背景是经济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各民族的本土文化都受到空前的根本性的挑战。对于我们这个东方的文化大国，文明的古国，其感受就来得分外的强烈。
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从来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特别是民间文化。它是我们的人民用双手和心灵创造的。数千年来，积淀深厚，博大而灿烂，并且与人民的生活情感与人间理想深深凝结着。如果说我们民族的精神思想的传统在精英和典籍的文化里，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与个性便由民间文化鲜明而直接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半。
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偏见，民间文化并没有处在与精英文化同等的位置上。甚至只把它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初级的自发性的文化现象来对待。所以，它们没有文字记载，没有登堂入室，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可是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因而，民间文化的生存方式一直是自生自灭的。这样，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
能够让自己的文化损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吗？能够叫后人完全不知道先人这些伟大的文明创造吗？不能！
为此，中国文化界愈来愈多的人把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当作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当作是时代和历史放在我们肩背上的必须承担的重任。
如果我们不动手去抢救，再过二十年，至少有一半民间文化会化为乌有。故此——
我们决定要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拉网式的普查与抢救。
我们计划用时十年。
我们的抢救工作是五个内容：普查、登记、分类、整理、出版。普查是第一位的。
我们的工作口号是：摸清家底，整理遗产，保护资源，光大精华。
我们的抢救采用具有科技含量的现代手段。包括文字、拍照、摄影相结合的三维的立体的普查方式。还有数字化和档案化的储存方式。
我们的工作对象是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以民间美术为主）。形象地说：“大到古村落，小到香包”，统统在我们的视野中。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规模浩瀚、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工作，一项持续性很强的十分漫长的工作，一项必须付出辛苦而长期深入民间的田野性质的工作。
它更是一项纯奉献的工作！
然而中国民间文化界已经背起这个沉重的文化十字架，不会放下。我们下决心把这个工程一直推动到目的地，直到我们将这“中华文化的一半”——将这笔巨大的遗产和文明财富整理有序，分门别类，清晰完整，而且使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到了那时，我们才会松一口气。
我们相信会有愈来愈多的知识界人士，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一定会志愿地加入这一空前规模的文化行动中来。因为我们深信一个道理，只有全民族都关爱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为荣和自豪，我们的文化才能在世界发扬光大。我们的文明传统才会真正传承下去而不中断，我们民族的精神才更加强大！
全国性田野普查全面开始了。在贵州黔东南苗寨考察
在闽西土楼前，与原住民聊聊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口袋空空，分文没有，就敢声称要拯救濒危的全民族的民间文化！
我在致辞时，感到自己心里不断涌出一种悲壮感，因而致辞后浑身火热。如果这时我去拥抱一块冰，一定会立刻将它融化。
为了统一这次大普查的目的、思路、标准和方法，发布会上，我们那本《普查手册》同时出版发布。封面是我去请吕敬人设计的。大红色的封面上，一双手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满是裂纹、脆弱不堪的优美又经典的惠山泥娃。这双手就是我们。
接下来就是召开一系列各种形式的工作会议。憋了许久的全国性的文化大普查马上就要如同提闸放水那样不可遏制地开始了。
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总是冲开龙蛇阵，又遇拦路虎。
这时突然出现一个意外，就是非典。意外中还有一个意外，就是奥地利的文化部通过中国驻奥使馆，约请我为他们写一本维也纳的文化游记。他们知道我多次去奥地利，写过一些文化游记。有的文章还被选入了我国的语文课本。他们的想法很妙，想通过中国有影响的作家的笔，把奥地利文化的魅力传递给中国读者。这样做的好处是中国读者熟悉自己的作家，中国作家的角度也是中国人感兴趣的视角。其实，这件事对我并不难，因为我已经写过一些维也纳散文，还有很多五彩缤纷的感知在肚子里没写出来，只要再去做一个短暂的旅行，添加一点感性的体验，我会帮他们很快做好这件事。
我答应了他们，计划去两周。因为大普查在即，很多事都在我手上，可是奥地利大使馆给我的签证却慷慨得出奇，竟然给了三个月。为什么？谁又知道我真的会在奥地利正正好好待了三个月？
把我阻截在奥地利的正是非典。完全没有料到非典这么厉害！
非典来得凶猛。可是刚刚开始时，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非典为何物，也不知会给生活带来这么大威胁和麻烦。我在北京机场登机去奥地利时，见到一些来自境外的人大多面戴口罩，还笑话他们小题大做，但到了维也纳，却从电视里看到国内非典的肆虐日甚一日。这时，在维也纳人每每说到SARS，常常会“谈虎色变”。我在奥地利的工作很顺利，正要打算背起行李踏上归程，忽然得到消息，往来北京和维也纳的民航和各国航班全被取消，一下子断了归路。家里的人包括天津文联和中国民协的同事也都说你不能回来，就是绕道回国也不准回家，全要被车子拉到一个地方隔离起来，担心SARS病毒从外边传入。而且此时全国各地全都不准聚众活动了，连我们各地的普查工作也暂停了。这有点像发生了战争。
我被拒于国门之外，只好安下心来住在维也纳三区一个老房子里写作。一天，使馆的文化参赞带来一位奥地利人叫马万里，曾做过香港的商务参赞，现在是萨尔茨堡的政府顾问。他知道我在为维也纳写书，现在国内闹非典回不去，萨尔茨堡州政府很希望我也为他们写一本书。州长请我去。我知道萨尔茨堡绝不仅仅是莫扎特和卡拉扬的故乡，它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文化非常深厚优雅。反正我当时手里有大把的时间，于是又跑了一趟萨尔茨堡。跟那里的大主教、莫扎特音乐学院的院长、风俗通、手艺人、歌者到普通的百姓、猎手与山民，还山水风情，广泛接触一通。我想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能够如此幸运地体验到萨尔茨堡的方方面面。这一来，我真的深爱上奥地利。如果国内没有文化抢救的事，我至少还会在奥地利待上一阵子，在这个连风景里都含着音乐的国度里，用心去看去听去问去读。
但我一直在随时准备回去，天天打听航班是否恢复。我被维也纳大学邀请去演讲，讲得还是自己最关心的《中国文化遗产的时代遭遇》。在萨尔茨堡我还专门去考察他们的民间文化……在奥地利——这个被拒于国门之外的三个月，恐怕是我近二十年来最个人化、时间最宽绰的日子。可是我好像已经不大会享受生活的闲适了，只要有几天时间，我就会跑到历史深厚的地方，去感受一下欧洲人的遗产观和文化观。这些在我此行后写成的《维也纳情感》与《萨尔茨堡手记》中都可以读到。
到了整整三个月后的那一天——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正好是三个月，一天不多也一天不少？民航航班终于恢复，我是坐着复航后第一架飞机赶回北京的。到了机场，还好一番地接受询问与身体检查。
要想把搁置一段时间的大普查重新有声势地推动起来，必须借助于一些全国性的文化行动。河北的民协副主席郑一民正好要做一件事，他要凭借张北地区蔚县剪纸的影响力，把全国剪纸的普查发动起来。这想法很好。在中国的民艺中，若论普及性和广泛性，剪纸当属第一。田野大地的农家妇女谁不会剪纸？剪刀就在她们炕上装着针头线脑的草盏里，剪纸的花样就压在她们的枕头和炕席下边。所有绣花花样和窗子上的装饰，全是她们随手和随时剪出来的。故而，剪花娘子遍于大地，剪纸名乡遍及全国。剪纸普查会给各类民间文化遗产的普查“牵一发动全身”的带动。这样，我回国一个月后，经与一民和河北省民协的共同努力，全国剪纸大普查的大幕就在蔚县拉开。
这个会议效应很大，我们同时还启动了剪纸文化档案《中国剪纸集成》的编撰工作。这也是大普查计划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即每一种民间文化普查完成后，都要制作一份档案。自古以来，民间文化都是言传身教，口头传承，鲜见文字，更无档案，因使民间文化十分脆弱，若无传承便立即消散。因此将这些不确定的口头文化，经过文字记录和整理，转化为确凿的文献档案，就必不可少，也是此次普查工作一项刚性的要求。蔚县干起来，全国各产地也就干起来了。
在蔚县，我还跑到一些地方考察。张北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无论是古村落，还是乡风村俗，人文风物，皆极为独异。我情不自禁地把北官堡的“拜灯山”、暖泉镇的“打树花”和坝上草原的“雪绒花”写成散文。没想到这些奇风异俗后来都成了文化名品。我还发现这一带乡间的小庙多如繁星，有的庙小不过一间斗室，四壁皆有高手绘制的壁画，大都是佛本生、佛传或道教的故事，从风格看有的竟是明代手笔，很珍贵。但这些乡间野庙的壁画还都没有列入国家文物保护的范畴，也不知其他省份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后来发现山西也有不少），只能嘱咐蔚县将这些小庙壁画列为专项普查，还要严防被人割取盗卖。蔚县认真接受了我的建议，用了很大的力气，将这些壁画遗存都整理了出来。在蔚县，我曾有感而发说了一句话——以后也经常说，便是：不管我们跑了多少地方，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我们不知道的永远多于我们知道的。
可是我们能把我们知道的全都保护住吗？比如那时各地还残存着许多文化浓郁、原生态的老作坊，如水磨坊、染坊、酒坊、醋坊、造纸坊……全都深厚又优美，可是我们人力有限，“手再大也捂不住天”，二十年一晃而过，现在基本上都看不见了！在这个时代急速地转型间，我们应是历史最后的目击者。我们常常为此感到幸运，又深感悲哀。悲哀大于幸运！因为我们没能为历史为后代留下这些珍贵的遗存。我们背负着太多的遗憾。到底是因为我们明白得太早了，还是整个社会明白得太晚了？
蔚县剪纸普查后，郑一民又找到一个极好的契机，想再把河北省的年画普查有力地推动一下，这正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民间文化太弱势，人们很少关切，我们需要一个个能够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工作，给全国的普查造出声势。我们无权无钱，这就更需要声势和社会的关注，也需要鼓舞自己。
自从去年秋天中国木版年画的抢救性普查在朱仙镇启动，我一直在拉紧年画这条工作线索。年底曾带着一组志愿者再次考察杨柳青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做田野普查，收获寥寥，只在宫庄子和南赵庄找到两位真正的自然传人——画缸鱼的王学勤和义成永画店的店主杨立仁。经过十年“文革”的摧残，全国各个产地的年画全都陷入濒危。像佛山、滩头、桃花坞、梁平、高密等产地，都只剩下可怜兮兮的一两个老艺人在印画。桃花坞所有画版在“文革”中付之一炬；一个名闻天下的版画之乡，竟然一块老版也没有留下，可是有几个人感到痛惜了？安徽阜阳、四川夹江、山东平度、山西临汾与绛州，这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年画产地，竟然全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为此，中国民协在一月和八月召开两次专项的年画抢救工作会议。一月份的会议在天津召开，决定采用与剪纸工作一致的方式，以集成的编写推动普查。我还专门执笔写了一份年画集成的《编撰提纲》，强调这一次不是艺术普查，而是文化普查。这次普查的内容除作品之外，还要包括分类、使用方式、制作方法与程序、工具和材料、传承人和传承谱系、传播方式与地区、艺诀以及相关的民间传说等等。我们要将所有历史文化信息一网打尽。八月份的会议在山东潍坊召开，山东是中国年画产地最多的省份，知名的年画产地有潍坊、平度、张秋镇和东昌府等，但当时几乎一半产地已无生态。山东省是年画的重灾区，因此是我们抢救工作的重点，我把山东年画的抢救工作交给了两位得力的民艺学者潘鲁生和赵屹。
我们明白，除去年画抢救本身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工作要点是：怎样引起社会和公众对年画的关注。民间文化的抢救离不开大众的关切。郑一民又提出一个很好的契机。早一段时间，他就告我，河北武强一户农民的房顶上秘藏着一批珍贵的古画版，但其情不详。此后经他深入调查已经弄清，这户人家在旧城村，姓贾，世代制作年画。“文革”间这一带很多村庄都在焚烧画版。贾家担心自己家藏的古版被毁，悄悄藏于屋顶，才躲过浩劫。现在他家已无人印制年画，愿意将这些古画版捐献出来。但画版藏在屋顶的夹层里，其数量与年代谁也不知。于是我们一边组织这次屋顶藏版的发掘和现场的鉴定，一边还要筹集费用，其中包括挑开人家的屋顶要付给补偿费。那时文化部从财政部申请下来的经费数目相当大，却一分钱也没给民协，社科基金那点钱哪敢用？郑一民就到处叩头请求支持。一天，天津杨柳青的年画艺人霍庆有告诉我，听说武强那边有个人家屋顶藏着不少老版，经问方知他是从一个古董贩子那里听到的。我知道这事已经泄露出去，夜长梦多，应该立即行动进行发掘。
在文化抢救这事上，我们的“命”一直不好。那天中国民协带着几十家媒体从北京赶到武强。媒体需要这样的奇闻猛料，我们则需要媒体将“年画古版之珍奇”散布到千家万户。可是刚刚从旅店出发就遇上滂沱大雨，伴着冷风，走起来相当吃力，中途不好中止，我们冒雨前行。在路上我乘坐的吉普陷入田野的泥洼里，武强县的人送来的胶靴太小，我的脚大，穿46号的鞋，有人出主意，在我的鞋外边套上塑料袋，便在风雨中一脚深一脚浅来到旧城村。到了这户贾氏农人家中，看到他家祖辈与画业相关的一些遗物与文献，还看到那些古版就藏在屋顶残破的苇席与檩木中间。此时虽然浑身湿淋淋，心头却充满了一种喜悦以及神奇感。待将这些古版发掘出来，虽然数量不小，可惜由于历时太久，大半腐朽，保存尚好的不多。然而，有些古版的画面却从未见过。比如《三鱼争月》和《合家出行图》等都应该是武强年画中前所未见的孤品。事后我将此次发掘的经过、古版的鉴定结果、与贾氏家族的交谈内容，以及对其古版画面的解读，都记在一本小书《武强秘藏古画版发掘记》中。我想给后人进一步研究留下第一手的资料。
那天工作完成，从村里走出来，雨已停了。我的脚套着塑料袋，浑身泥水，走起来样子很是狼狈。一群随我而来的年轻人也都如此。大家自称是丐帮，并说我是丐帮头子。大家说说笑笑，心里却很得意。这究竟是前人没经过的事，是一次文化的奇遇。可是夜里乘车返回天津却遭遇更为疯狂的狂风大雨，偏偏车到沧州又熄了火。我们下车一起推，浑身淋得像落汤鸡，怎么也推不动，只好用电话与天津联系，等到救援的车子到来时已近凌晨。
这次年画抢救如愿地引来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我们便乘势而下。
在民协主席团分工中，我除去主持全面的普查和整理工作，其中一个专项是由我负责——年画普查。这由于我对年画熟悉也喜欢，而且我把年文化在民间文化中的位置看得特别重。可是真的干起来就很繁重了。数十个年画产地遍布全国，我要组织各地民协和相关专家，完成所有的活态尚存的年画产地的普查与档案编制的工作。在调查中，令我兴奋的是发现两个纸马产地——河北内丘与云南大理。那里的纸马不仅内涵深厚，画风古朴，版味十足，而且依然被人们应用着。我跑到这两个产地去组织普查，没想到收效甚大。比如过去人们只知道大理有纸马，但其情不详。这种根植于白族本土文化中的版画，历史遥不可知，形象怪诞又奇异，然数量很有限，不过五六十种。这次我们把普查的大网撒向云南全省，竟然发现了六七百种。再往深处进行调研，所获深层资料之丰富与厚重更是令人振奋。普查的结果鼓舞了普查的信心。陆陆续续，就有二十多个年画产地列入了我们全国性的普查项目。
在全国普查全面铺开后，我还必须不停地在各处跑。到处宣传我们的思想与理念，说服地方领导支持，我们从上边得不到支持，只有请求地方政府帮助，同时还要给各地的民协鼓劲与“支招”。这种事过去谁也没做过，需要思想，也需要工作的思路、方法与不遗余力。有时我们也苦无办法。比如黔东南苗寨侗寨中村民愈来愈多地到江浙一带打工，开始与自己民族的传统脱离。比如从闽西到赣南数万座土楼，正在被人们遗弃而成为废屋，每年都有一批形制优美的土楼自己塌掉了；比如建阳版的故乡四堡，家家户户院里还扔着一个贮墨池，整个村子已见不到一块印版。我到厦门古玩市场去调查，人说那些顶级的建阳古版早都给日本人和韩国人买走了。再比如瑶族那种庄重、古朴又神奇的盘王图，大多给捷足先登的欧洲人弄走了。为什么在认识我们的文化上，外国人总比我们快上半拍？更重要的是，谁来收拾这个历史的残局？那时政府正忙着卖地，全社会都正忙着找财路。我们的工作是非常弱势的。我们只有一边跑到县里乡里村里像武训办学那样苦口婆心开导地方的领导，一边呼唤起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一边呼唤知识界的同仁们关注田野，走进田野。当然，这很难，我们的努力收获甚微。
在隆中花瑶的山寨考察时，给“文革”期间保护村中古树的老人点烟，表达敬意
内蒙和林格尔的剪纸娘子康枝儿用乌鸦般的大剪子，剪出的剪纸既粗砺又浪漫
一次央视主持人王志约我去他的节目《面对面》交谈。我说我们孤立无援。他说跟你们干有什么好处？我说没有好处。他突然质问我一句：没好处，谁跟你干？
这话问得真好，把整个社会文化的尴尬全问出来了。
这事怨谁？是贫穷还是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把我们的文化推向绝境？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处于弱势，它的精神会是强势的吗？
我的另一个工作手段是我擅长的——写文章，不断地把这些发现、遭遇、感知与思考，写成文章。有的是写给学界看的，比如《文化责任感》《到民间去！》《思想与行动》《理论要支持田野》等等；有的写给社会公众的，比如《节日不是假日》《谁消解了我们的文化？》《弱势文化怎么办？》《当代大众的文化菜单》《神州遍地小洋楼》《文化的粗鄙化》《谁救四堡？》等等；有的写给我的文学读者的，如《土楼的活法》《南乡三十六村》《家·反排·郎德》《长春萨满闻见记》等等。写给文学读者的都是情感化的散文，这缘于《收获》的主编李小林。一次她打电话给我，约我在《收获》开辟专栏，写一写我在各地普查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那时心里确实堆积着从大地深处获得的太多太多的缤纷的感受，因应了小林。这便从此有了我个人的一个散文品种——田野散文。以致后来还将这些散文集成了两本书《民间灵气》和《乡土精神》。李小林是我的文学知己，她是不是担心那时的我从此要诀别文学，才叫我别放下笔？反正有了这田野散文，文学便一直与我相伴，与我不离不弃。反过来，写这些散文也会激起一些我的文学读者的文化情怀。
2003年到2004年这两年里，我相当一部分精力还是用在与领导及其部门协调之间，我依然锲而不舍地为抢救工程力争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没有任何结果。那时，我确实不懂官员为什么总要把该做的事情与他们的政绩挂钩，只要与政绩无关，他们没有兴趣。有时我自以为能说服他们，其实我的道理却常常只是感动了自己而已。我是在欺骗自己。因此，事情仍然在那里原地踏步。
那时我每到一处，当地民协都向我要两样东西：红头文件和经费。地方民协没有来自中央部门的“红头文件”，地方政府就不认账，但谁给抢救工程发文件？文化部已将“抢救”二字换成“保护”，财政的经费与我们无关了，我向谁要钱？没有钱我们有时真的寸步难行。一次我们的普查人员在甘肃发现一个老太太唱的民歌“花儿”极其珍罕。我们的普查人员想录制下来，但没有录像机，就回到北京设法弄到一台摄像机。申请报上去几个月才弄到手，赶到甘肃，只见到那老太太的女儿。她说老太太上个月已去世，临死前还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呵！”老太太也知道自己口中的古歌已是绝唱。
如果当时我们得到一些支持，真可以抢救下许多珍贵的东西，但是我们得不到，眼睁睁看着它们消失在眼前。偏偏我们又不甘心。记得一次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们背上的压力太大了》，我说：“我特别欣赏承担二字，这两个字不仅是一种承诺，也必须是一种付出。”但是面对中华大地上的文化，我们的这种纯精神的付出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如果你只是喊一喊并不太难，只要有点勇气就够了。如果你要行动，便会陷入泥淖，艰难跋涉，甚至寸步难行。
我心里会永远记着那个时代做文化抢救的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些可能至今还是默默无闻。他们一无所求，却把自己的一切给了他们至诚敬畏的文化。比如卖掉家产买了一条船在长江漂泊了二十年，为了记录下这条民族的母亲河在淹没之前最后的壮美的遗容的摄影家郑云峰；背着一个书包，里边装着笔记本、钢笔、拍摄胶卷和药瓶，独身在草原上行走了几万里，记录蒙古族民居和民俗的郭雨桥；把半辈子生命都放在湘中大山里和花瑶村寨中的老后；直到今天还坚守在东北“民间大地”上的曹保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沉默的脊梁》。我称他们是民族文化的脊梁。真正的脊梁是沉默的，他们一声不出，但承担着这个时代最沉重的压力。
记得一次山东几位志愿者要帮助我们去四川北部考察，那里天远地荒，易生意外，他们就聚在一起，立了一份“军令状”。说他们自愿和自费做这件事，“如出意外，包括身体和生命，自己负责”。据说他们总共七人，各自都先把“军令状”拿回家，征得家人同意。最后六个人得到家人支持。他们便拿来给我看，叫我同意他们去考察。
这样挚爱自己民族文化的人，不叫你永生难忘吗？
我能够把这件如此巨大又艰难的事坚持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身边有一些这样纯粹的人。
这年冬天，我跑到山东潍坊去开年画的推动会。潍坊的年画抢救一直跑在前边，普查做得差不多了。我想帮助他们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潍坊卷》做成“示范卷”，用来带动各地的年画普查。但是要做好这事，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出版经费。从北京赶来的西苑出版社社长杨宪金表示他来承担。他是我的老友，理解我，此时出手相援如同雪中送炭，使我很感动。他还对我说：“你们年画集成出版的事就全包给我吧，我来想办法。”这话叫我听了浑身发烫。散了会，我们一起乘车从潍坊出来，跑到津京交口处我要下高速了，他还要接着跑，连夜赶回北京。分手之时我俩紧紧拥抱，表达一种知己般的情感。那时像他这样肯帮助我们的人，真是稀缺！
但回到家晚饭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杨宪金打来的，他说刚接到上级组织的通知，要将他调离出版社，另有安排。这完全是突然发生和意料之外的事。他的声音充满悲哀，还有对我的歉意。
一盆冷水从头浇下。希望之光竟然只在我面前闪了一下，跟着灭掉，一片漆黑。我撂下电话后出声骂了一句：谁他妈和我开这种恶毒的玩笑？
后来有人问我既然这么难为什么不放弃？我说如果放弃，这个时候就该放弃了。我当时真有点走投无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