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羌去何处？
十多年的文化抢救，总是不断地出现意外。一个个意外的、强加的、无准备的、甚至恶性的事情倏然而至。比如前边说的非典，然而最大的意外莫过于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
地震发生时我正随着中国政协代表团在欧洲访问，5月12日那天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忽然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我知道大事不好，当即给基金会的秘书长冯宽打电话，叫他立即给红十字会送去十万元捐款，说明这笔钱专门用于救助灾区文化。那几天里，由国内传来的直线攀升的死亡人数牵动着代表团每个人的心，大家承受不住了，代表团决定中止访问。大灾大难时都要和亲人在一起，我们赶紧收拾行囊登机回国。回国后便感到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在紧张的气氛里，除去忙着捐款捐物之外，更关切的是前方“文化受灾”的状况，因为这次震中是羌族的聚集地。
羌，一个古老的文字，一个古老民族的族姓，在当代中国人心中，早已渐渐变得很陌生。只有在典籍扑朔迷离的记述中，还可找到羌与大禹以及发明了农具的神农氏的渊源。但是这个有着三千年以上历史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它与许多兄弟民族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费孝通先生称它为“向外输血的民族”，它曾经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做出过杰出贡献。但如今它只剩下三十万人，绝大部分散布在阿坝州的汶川、茂县、理县和绵阳的北川那些高山深谷中。这次大地震好像是极其恶毒地针对着他们来的，他们的聚居地基本上都地处震中。羌民族是这场大灾难中悲剧的主角：羌民几乎全成灾民。
然而，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丰饶，神秘，极富魅力。羌族的人口虽少，但在民俗节日、口头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服装饮食以及民居建筑方面，异常独特，自成一体。他们悠长而幽怨的羌笛声令人想起唐代的古诗；神奇的索桥与碉楼，都与久远的传说紧紧相伴；他们的羌绣浓重而华美；他们的羊皮鼓舞雄劲又豪壮；他们的释比戏《羌戈大战》和民俗节日“瓦尔俄足节”带着文化活化石的意味……而这些都与他们长久以来置身其中的美丽的山水树石融合成一个文化整体。近些年，两次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把羌族的六项极珍贵的民俗与艺术都列在其中了。中国民协根据这里有关大禹的传说遗迹与祭奠仪式，还将北川命名为“大禹文化之乡”。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立即在四川成都成立紧急抢救羌文化遗产工作基地。左为朱永新、罗杨
但是现在居住在高山上的羌族村寨大多毁了，碉楼倒了，文化全灰飞烟灭了吗？我们与四川民协联系，但他们与汶川和北川完全失去了联系，道路断了，电话不通。只是在电视里看到成堆的废墟与现场救人的画面。
5月19日，地震七天。2点28分全国哀悼。我在学院的公共空间——阳光盒子内设立祭坛，全体师生员工默哀三分钟，随后举行座谈，我在发表感言中，讲到心之所系的灾区、羌族及其文化，还说汶川和北川的废墟应当留下来一两个，将来建立一个“大地震灾难博物馆”。我的话不知怎么流散到网上，随即引起极其强烈的争论。很多人不明白此时此刻正是救人如救火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说建地震博物馆的事，脑袋进水了吗？有的网民批评得相当激烈。我当晚写了一文《要想到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第二天交给新华社发表出来。原文是——
面对大地震，当前最要紧的事是抢救生命和救助灾民，然而从未来着眼，要想到建立汶川的地震博物馆。
汶川大地震无疑是百年来罕见的大自然的灾难。建立一座博物馆首先是要见证这一灾害的巨大破坏力。见证这一悲剧的事实。无论在地震学、地质学、建筑学还是科学地抗震救灾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将见证当代中国人面对这一特大灾难表现出的特有的气质与崇高境界。它将坚实而鲜明地记忆着中国人勇敢、坚韧、博爱、团结和神圣的生命情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伟大的精神创造。博物馆能将其珍藏，使其发扬。
世界上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灾难博物馆，永远记载着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人祸方面如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灾难博物馆、二战留下的奥斯威辛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等；天灾方面的如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博物馆和唐山抗震纪念馆等。灾难博物馆不是展览痛苦，而是记忆着人类的命运及其表现出的生命的顽强与人性精神。它使人们认识自己，保持清醒，从中自警，或自我激励。
我想汶川地震博物馆应建在地震原址上；在结构方面主要应包括三部分：一是留下一块能够经典地显示灾难强度的废墟；二是一座式样独特的博物馆，三是抗震救灾纪念碑和遇难者人名墙。大量典型的地震与救灾的见证应陈放在博物馆中。无论是实物还是音像。比如：一座震毁的小学校受难学生成堆的书包，那位把遗言留做短信的母亲的手机，大大小小写着失踪亲人姓名的纸板，遇难者名单，砸垮的汽车，压断了的担架，挖掘器械与生命探测仪，总书记在余震中讲话的录像，总理穿过的橙色的救生坎肩和向群众喊话的话筒，伞兵的伞，血迹斑斑的迷彩服，各地救援物资与各国救援队，野战医院的标示牌，航拍的地貌图，来自世界为灾区手写的捐款单，以及无以数计的震撼人心的照片与录像等等等等。在整个大地震和救灾过程，一切不能遗忘的实物与资料，都将在博物馆构成永远的可视和可感的历史。历史，不仅是站在今天看过去，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今天的一页终要翻过去，但我们要把今天的真实的情感与精神高度传到下一代。这便是建立博物馆的目的。
我之所以现在提出要考虑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是希望有关方面（比如文博界）现在就要动脑子想一想应该怎么做，并开始收集具有见证意义的细节。许多珍贵的见证物往往认识不到就会丢弃。有些事办起来要有先有后，有些事必需及时地去做。如果事后才想到，从博物馆角度看，无比充实的现实就会因为缺失细节而变得有限与空洞。
《羌去何处》《羌族口头遗产集成》封面
我想，将来的汶川地震博物馆一定会为我们的后代永远地留下这个黑暗又光彩的今天；它将成为中国人心中一份沉甸甸继往开来的精神遗产。
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大家理解，网上的争论缓和下来。
过了两天，媒体报道总理到北川，他站在北川县城外一块高地上讲到羌族文化的抢救，也讲到将来要建立地震博物馆。他特别强调：“北川是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要保护好羌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总理的文化眼光令我钦佩。使我十分鲜明地感受到了国家文化的自觉。我想我们要行动起来了，保护羌文化责无旁贷。而且我们在北京已经坐不住了，必须马上到受灾的前线。
按照计划，6月1日我们在北京召开“紧急抢救羌文化座谈会”，会后即组织奔往灾区的专家工作组，同时请四川民协协调前方相关部门。6月13日我又到北京，在文化部参加国家文物局召集的“关于筹建地震遗址博物馆专家座谈会”之后，没有回津，紧跟着与朱永新、罗杨、向云驹带领的一个由民协、民进组成的十多人的专家小组飞抵成都。在成都并没有看到强烈的震后景象，据说与地下板块的构成有关，可是到了都江堰就如同进了战场。尤其去往北川县城的路上，到处遗落着大大小小的飞石，有的巨石堵了大半个路面，树木全都东倒西歪，然而道边居然神气十足地竖着一块大禹文化之乡的牌子，这牌子还是我们中国民协给立的呢。可是羌族唯一的自治县的“首府”——北川已然化为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二十天前北川县城就已经封城了。城内了无人迹，连鸟儿的影子也不见，全然一座死城。湿润的空气里飘着很浓的杀菌剂的气味。我们凭着一张“特别通行证”，才被准予通过黑衣特警严密把守的关卡。
站在县城前的山坡高处，凭着一个偶然而侥幸活下来的北川县文化局长，手指着县城中央堆积的近百米滑落的山体告诉我们，多年来当地专门从事羌文化研究的六位文化馆馆员、四十余位正在举行诗歌朗诵的“禹风诗社”的诗人、数百件珍贵的羌文化文物、大量田野考察而尚未整理好的宝贵的资料，全部埋葬其中。我的心陡然变得很冲动。志愿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的学者本来就少而又少，但这一次，这些身在第一线的羌文化专家全部罹难，几乎是全军覆没呀！我们专家调查小组的一行人，站成一排，朝着那个巨大的百米高的“坟墓”，肃立默哀。为同行，为同志，为死难的羌民及其消亡的文化。
在北川中学震毁的废墟中，我捡到一个课本，是八年级的《生物学》，上边还有学生的姓名，课本的封皮已经砸烂，我想这孩子多半受难了。北川中学死难的学生一千多人。一个当地人送给我厚厚一本相册，里边的照片全是成批死难学生的惨状，他说这照片是他拍摄的，送给我保存起来。这本相册至今还在我的书柜里，我一直不忍打开再看。
大地震遇难的羌民共三万。占这个民族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擂鼓镇、板凳桥以及绵阳内外各地灾民安置点走一走，更是忧虑重重。我不忍再去追述在这些地方种种惨烈的见闻，因为我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和受难者，我受不住那个留在心里的疤再次疼痛。
此时——我想，这儿的灾民世代都居住在大山里，但如今山体垮了，村寨多已震损乃至震毁。著名的羌寨如桃坪寨、布瓦寨、龙溪川、通化寨、木卡寨、黑虎寨、三龙寨等等都受到重创。被称作“羌族第一寨”的萝卜寨已夷为平地。治水英雄大禹的出生地禹里乡如今竟葬身在冰冷的堰塞湖底。这些羌民日后还会重返家园吗？通往他们那些两千米以上山寨的路还会是安全的吗？村寨周边那些被大地震摇散了的山体能够让他们放心地居住吗？如果不行，必须迁徙。积淀了上千年的村寨文化不注定要瓦解么？
进入北川地区时必须喷洒消毒剂
在久远的传衍中，这个山地民族的自然崇拜和生活文化都与他们相濡以沫的山川紧切相关。文化构成的元素都是在形成过程中特定的，很难替换。他们如何在全新的环境中找回历史的生态与文化的灵魂？如果找不回来，那些歌舞音乐不就徒具形骸，如果再出现，还不都是旅游化的表演了？
此时，救灾刚刚结束不久，重建还没有启动。由全国各地赶来的支援者和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与医疗队，到处支着一排排的帐篷，立着各色标志性的旗帜，还有小山一样堆放的救援物资，上面蒙着白色或湖蓝色的塑料布。人们都忙着为灾民安置生活，计划为他们重建家园。可是，现在看得见的还只是他们被毁坏的生活家园，看不见的是他们已经失去的精神和文化的家园。
当天夜里在成都旅店里又赶上一次可怕的余震。第二天便在西南民族大学与四川学者开了整整一天的会，研究文化抢救。我说：“对于羌族来说，他们的文化的存在就是他们民族的存在。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如果这次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羌民族不就消失了？”大家都感到事情的紧迫，专家们提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意见。
我们当即就建立了“紧急抢救羌族文化工作基地”。由四川方面学者做灾区文化的一线抢救，由我们尽快将专家意见整理成《关于抢救和保护羌族文化建议书》，报送国务院。这些建议将与下一步“恢复重建”中羌文化的保持与传承密切相关，十分重要。可是关键要看将来地方政府是否重视和怎么执行了。我还是不放心，但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我跑一趟汉旺镇和孝德镇，如入鬼蜮，心中悲凉。后来又赶到清道镇的射箭台村看望绵竹年画老艺人陈兴才，见他身体尚健，还在画画，心中得到一些欣慰。
返京之后一周之内，我们就将《建议书》写好，由我转送给国务委员刘延东。还有一件事一直在心里，便是在北川地震灾区一所小学的安置点与两个羌族孩子聊天时，曾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一些传统文化？比如碉楼、大禹、羌笛，他们摇头说不清楚。如果他们今后再见不到，那么历史在他们一代人身上不就中断了吗？于是我约向云驹合写一本《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对羌族的孩子们讲一讲他们的历史、传说、艺术、习俗、建筑、服饰等等。我在书前写了这么几句——
亲爱的同学：
这是一本专门为你们写的、介绍羌族历史文化的读物。
如果你是羌民族的一员，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你更了解你的民族光荣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相信你会为之骄傲和自豪，并以传承它、弘扬它为己任。
如果你不是羌民族的一员，希望通过本书，让你深爱这个卓越而神奇的民族。特别是在它受到地震巨大的伤害时，相信你会更加亲近它、帮助它，使其永葆文化的迷人与尊贵。
图书出版后，由我的基金会买了一万本，送到四川，捐给了灾区的学校。
鉴于北川民间文化学者多年收集的大量的口头遗产都埋葬在废墟里，故在西南民族大学抢救羌文化的会议上，曾呼吁在四川从事羌文化研究的学者，将他们长期以来收集的民间文学资料贡献出来，整理出版，以防散失。这个呼吁得到响应，很快就有丰厚的资料汇集起来，再加上四川民协在灾区各县调查的收获，很快编成四大卷《羌族口头遗产集成》，竟有百余万字，我们抓得紧，很快就出版了。这应是第一部羌民族口头文学的集成，十分珍贵。同时，还将绵竹年画的大型文化档案加紧编好并印制出来，为了给受灾的绵竹艺人们以切实的抚慰。
国家授予的“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称号
一年后，在中南海国务院参事室的一次会议，总理对我说：“冯骥才，你不是关心北川地震遗址吗？已经留下来做博物馆了。”我听了又高兴又感动。
2008年大地震来得太突然，好似下降一斧，猝不及防。它对民族文化的破坏猛烈又猛烈，我们的反应一定是紧急再加急。
看似我们为羌民族做了一些事，可是于事有补吗？我在一篇散文《羌去何处？》中写了这样一段忧虑重重的话：
我忽想，做了这些就够了吗？想到震前的昨天灿烂又迷人的羌文化，我的心变得悲哀和茫然。恍惚中好像看到一个穿着羌服的老者正在走去的背影，如果朝他大呼一声，他会无限美好的回转过身来吗？
其实我写的正是心底的一种苍凉。一种多年抢救工作过程中积淀在心底的一种愁绪。在巨大的历史的时代的自然的破坏面前，我们少数一点人的努力再努力，紧急再加急，于事何补何益？所以我曾说，我是失败者。我曾保护的老城老街最终还是没了，现在保护的古艺古俗古村又将如何？不是已经面目全非就是正在面目全非。在利欲熏心的商品大潮地包围中，我们怎么做才能保住历史文明留给我们的真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