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我已经成“非人”了

2012年秋天，北京画院的院长王明明约我去他那里办画展，我欣然接受。一是因为我的老师惠孝同先生曾是北京画院的画师，一是这年我七十岁。我五十和六十岁时都用画展自贺生日，但这个“原因”我放在心里没说，因为我不甘心自己已经七十岁。

张贤亮比我大六岁，他七十岁时我开玩笑称他古莱希先生（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意思），他不爱听，他认为自己正当年，依然风华正茂。王蒙年长大我八岁，在他七十时曾对我说：“你将来到了七十岁时，生命就有感觉了。”可是此时我并没有感觉，身体还挺有劲儿，精力仍旧充沛，可能是被我所干的事逼出来的。况且我还在大学当院长，带博士生。2011年再次连任新一届中国民协主席。虽然中国木版年画普查已经完成，这两年我又给自己压上一些超大的文化项目。老实说，这些必做不可的事也不能叫我老。所以，我给自己在北京画院的画展取名叫作“四驾马车”。不是马拉我，而是自己现在仍在用四匹马的力气拉车：一是文学，二是绘画，三是文化遗产抢救，四是教育。展览上挂着上百幅绘画，几百种创作的和编写的文化遗产方面的书。

开幕式那天来了二三百位文学、艺术、文化与教育界的朋友为我道贺。王蒙和韩美林的讲话随心所欲，让气氛活泼又亲和。周巍峙和王昆夫妇都是从医院赶来的。两位老人并排坐在轮椅上，叫我感动。我知道这是大家对我真心诚意的支持。我喜欢这种好友相聚一起十分温情的场面。生命就是要相互取暖。我事先在自己一生的照片中选了数百张印成上下两本画集，送给朋友们做纪念。画集取名叫作《生命经纬》。经是纵线，我的“时光倒流七十年”，纬乃横线，我并排驾驶的“四驾马车”。经纬交织，是我的人生与生命。展厅里放着的背景音乐是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主题所采用的拉赫马尼诺夫的《帕克尼尼主题狂想曲》。我的几位音乐界的朋友都听出我的用意，但我还是没有说自己的“七十大寿”。

我不说，是因为一种潜在的心理，我不能老，还因为有一件更大的事等着做。这件事就是古村落。这件事是我们的心事。

这年春节时，古村落保护的专家阮仪三教授用短信发来他新填的一首词《阮郎归》，书写他心中难耐的忧虑，触动了我，我当即和了他一首。词曰：

年来忧心又重重，村村欲变容，你我嘴硬有何用，人做耳边风。

文人单，弱如蚁，骨软更无力，只缘我辈心不死，相助且相惜。

自西塘会议后，我一边关注和思考着古村落的性质、遗产的元素、面临的问题和保护的方式；一边寻求启动全面保护古村落的切入点。我知道不能贸然行事，它绝不是学界能够单独去做的。我跑了各地不少历史久远、蕴含深厚且异常优美的古村落，但它们像历史的弃物那样被漠视而日益败落，愈败落就愈漠视。同时，城市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又是当时社会的热词。我认真看了当时政府发布的新农村建设的方案，根本没有历史文化保护的内容。一次王蒙打电话给我，说：“大冯，你刚才看《新闻联播》了吗？新农村建设的房子设计得都像兵营了。一排排完全一样的小洋楼。”这才引得我写文章大声疾呼“新农村不是洋农村”。我同时激烈地反对刚刚冒出头来的“旧村改造”的提法。这个“旧村改造”无疑是当年城市大开发时“旧城改造”的翻版。我想，应该像当年西塘会议那样，再强化一下学界的声音了。

一度，我们民协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打算以合作方式，通过普查来评选“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的方式，这实际是发动对古村落做一次全面的盘点。当然这只是盘点，不是保护。对古村落的保护如果没有政府参与，不是政府乃至国家行为，谁也奈何不得。我们想先做自己能做的，即通过“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的盘点，把最有保护价值的村落挑选出来，引起国家和政府重视。我们对这次与清华大学的合作充满信心。他们有陈志华、李秋香等杰出的乡土建筑的学者，一生都在做村落调查，掌握着村落物质遗存判断的科学标准，而村落的非遗方面的专家都在我们民协，我们一起合作再好不过了。

为此，我们做了很细致又严谨的普查计划，编制了应用于普查的《工作手册》。我的基金会还决定提供《中国古村落代表作》的出版经费。当时我们设想把普查的启动仪式放在邯郸或安阳。我们对启动仪式的选址很用心，也有一点浪漫。因为这里——上边是河北，下边是河南，左边是山西，右边是山东，象征着我们这次对古村落的普查要向着山河大地的东西南北同时进发。我还准备好一篇文章——《理清我们文化的根》，以说明我们这次普查的理念与目标。

正在紧张筹备期间，国务院发布了《历史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由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同执行。我将这《条例》反复看了几遍，发现条例中不少理念、标准、目的，与我们的“古村落代表作”有相近乃至相同处。为避免重复劳作，我们决定暂缓行动。如果国家做起来了，自然更好，因为国家跟着可以实施保护。

可是两三年下来，我们眼中的古村落却依然故我地败落着。看来《条例》的方式和思路与我们并不一致。《条例》只着眼于有限的一些“名村”，而不是从普查开始，一边盘点，一边筛选。这样，大部分不为人知的有价值的珍贵的历史村落依旧会被“遗忘”在一边，渐渐消亡。怎样才能突破这样的困局？

一个天大的良机终于来到。

2011年9月6日是中央文史馆六十周年的纪念日。

中央文史馆和国务院参事室在人大会堂举行座谈会，总理坐在主席台正中的座位上亲自主持。参事室事先通知我可在会上发言。我报了题目《为紧急保护古村落再进一言》。这种会议的发言是要念书面发言稿的，但我急于要抓住这次直接对总理“诉说”的机会，待到发言，情绪激动起来，书面稿便撇在一边，完全即兴说了。在那种“情真意切”中不免带着对现实尖锐的批评，但是我的发言得到了总理的回应，中国新闻社当场就播发了消息和报道。题目是《温家宝同冯骥才对话古村落保护》，报道是这么写的：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一直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的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共同对话古村落保护问题。

温家宝：骥才同志，对保护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历来高度重视，做了很多工作，他讲的古村落我相信是他关注的各种应该保护的遗产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听听他的发言。

冯骥才：总理，各位专家学者，我特意选择古村落作为今天的话题，是因为这件事有强烈的时间性，因为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千姿万态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

擅长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冯骥才为古村落的消失而着急，他对总理道出了目前古村落的现状。

冯骥才：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它、阅读它，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很快消失不见了。最近，我们对山东地区古村落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以后的结果非常吃惊，现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没有了。能想象齐鲁大地上找不到古村落吗？

四驾马车画展开幕式

冯骥才直面问题的症结，一个是商机，一个是不良政绩。他直言，一些地方正打着新农村和城镇化的幌子唯利是图。

冯骥才：所以我们的古村落现在空前的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要不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实际就是开发一个破坏一个；要不就是根本不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

如何让城镇化使中华文化的传承不受损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冯骥才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温家宝总理的深思。他边听边认真记录，还不时紧锁眉头，好像在为古村落的遗失而焦虑。

温家宝：骥才同志刚才讲了古村落的保护，实际上我们把它扩大来看，就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对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以及文化传统的保护。我觉得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现在有些地方不顾农民合法权益，搞强制拆迁，把农民赶上楼，丢掉的不仅是古村落，连现代农村的风光都没有了。农民失去的是土地，这件事情远远超过文化的保护。

第二，就是我们在城市建设中，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应该吸取的一个很深的教训，就是拆了真的建了假的。大批真的物质遗产被拆毁，然后又花了很多的钱建了许多假的东西。

第三，就是城市的设计不是从这个地区文化的特点出发。这个问题恐怕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这条消息是在会议中间播发出来的，散会出来后我坐在车上已从电脑上看到三十多家重要的媒体与网站都转载了，晚间过了百家。一下子，古村落保护显著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柳暗花明了，这次会议可称是古村落保护一个重大转折。更没想到事情进展得飞快，两天后我就接到通知，住建部的领导要来天津与我见面，我感到这件本来极其困难的事情，竟然一下子有了可以切实解决的希望。我准备好一份书面的《关于中国古村落保护的几点建议》，打算交给建设部，所谈都是可操作的事：

从总体看，我以为应分两步来做。

第一步是调查与认定。

第二步是建立保护体系与相关法规。

调查与认定

一、调查

1.调查范围包括为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的古村落。古村落不是所有村落，是有重要历史价值与文化遗存的村落。为此，对古村落要率先做出明确和科学的界定。

2.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和各省文物部门、文化部非遗司和各省市文化部门、中国民协抢救办，以及一些相关大学的建筑学院和建筑系如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多年调研所掌握的信息和资料，是此次调查的重要基础。

3.古村落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一方面拥有十分珍贵的物质文化遗存，同时它又是极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载体。调查要从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两方面入手，整体进行。

4.调查要制定统一标准与科学尺度，统一的要求、程序和手段。少数民族的古村落调查标准也要一并统一起来。

5.建议由建设部牵头。因为文物局主管物质遗产，文化部主管非遗。而古村落是活态的生活社区，还牵涉其发展的问题，建设部主管为宜。

6.鉴于这件工作学术性强，文化含量高。建议组成专家委员会。专家包括历史学、文化学、建筑学、民俗学、民艺学、人类学、遗产学等多方面专家。由专家制定、论证与决定。

7.调查以省为单位。

8.工作分期进行。第一时间段应为三至六个月。

二、认定

1.采取为两级认定。省一级与国家一级。先由省一级专家论证后确定，再经国家一级的专家认定才是最终认定。

2.认定古村落的过程必须严格。要在专家充分研讨基础上，经过几轮投票来确定，保证科学性。同时在网上公示，以引起国民的关注与参与意识。

3.已列为国家文物局“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和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所落户的村落，应为当然的古村落。

4.建议建立“中国古村落保护名录”。专家认定，国家批准的古村落为国家重要的农耕文明创造的财富，是中国人世代引以为自豪的文明硕果。名录分批公布。

5.为确定的古村落科学立档和绘制《中国古村落分布地图集》。

6.认定工作在调查工作开始三个月后进行，第一批认定的名单应在六个月内确定。

建立保护体系与相关法规

对调查与认定后的古村落建立相关的保护体系，包括保护法规、确定责任人和监督机制。法规制定的依据是国家《文物法》与《非遗法》。由于古村落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应兼用二法。

制定保护法规为第二步工作。需要时，再另做具体建议。

我写得很具体、明确、可行。这都是从我多年的调研与思考中得来的。还有一点我很清楚，要想把事情切实和如愿地推动起来，必须要使我们的想法能在现在的体制中可行。

9月9日住建部乡镇司赵覃司长等一行人来到学院，大家很热情地见了面，我把《建议书》给了他们，说明这只是一己之见，仅供参考。

住建部乡镇司很快投入古村落保护国家立项的实际工作中来。他们非常了解村落，做事认真严谨，在与我研究项目名称时，他们认为古村落是一个模糊概念。何谓“古”？时间难以界定。他们提出“传统村落”的概念。经过认真思考，我认为这个概念是科学的、确切的、有创造性的。传统不仅表示有深厚的历史遗存，还表示世代的传续，于是“古村落”就被更名为“传统村落”。

2012年4月由国家的四部局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并把盘查家底列为工作之首要；表明了这一全国性的文化举动所拥有的气魄、决心与负责的态度。这项工作推动得积极有力和富有成效。四个月后，通过各省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专家的调研与审评工作初步完成，全国汇总的数字表明我国现存的具有传统性质的村落近一万二千个。9月四部局委成立了“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众多规划、建筑、文化、民俗、非遗等学者进入其中。我被聘为主任委员。同时决定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印发了《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很快便开始审批第一批传统村落了。评定的着眼点为历史建筑、选址和格局、非遗三个方面。从而，散布在祖国山川大地间千姿万态、蕴藏深厚又日渐衰败的古老村落，得到登堂入室般的命运转机。中国的传统村落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进入国家的保护范畴，这是文化史上一件非凡的大事。我们的一个悠长的难以企及的梦想竟然这么顺利地成为现实！

我知道此时学界主要的工作，是要帮助政府在工作上遵循科学，避免走弯路。于是，民协在我的学院里建立了传统村落保护和研究中心，为一批批被列入国家名录的传统村落建立档案。中国村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村史，即使名村名镇也没有详备的文字档案和相关的文献，村落的历史一半还凭借着口头记忆与传说。我们中心于2013年制定档案的体例，编写并出版了《普查手册》，就像十年前民间文化遗产大普查启动时那样。传统村落的“立档调查”开始了。

可是，此时的中国社会，与十年前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时已经完全不同了。有了钱财的社会在精神上变得不纯粹了。人们缺少了文化热情，更多是产业热情。连我在文联和民协推动工作都感到吃力了。吃力不是外部条件，而是我们的自身。当人的问题泛及全社会，新的麻烦和困惑又把我们笼罩。特别是一个老村子被列为传统村落，它就有了产业资源和开发价值。资本与开发商就会一拥而上，致使村落按照消费需要而改头换面。传统村落马上又面临新一轮的冲击。

在山西平顺谢家大院写下的“呼声”

《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田野手册》

面对新问题，我们就要组织各种论坛讨论这些异象，明辨是非，纠正现实；还要不断地去那些已经确定了的传统村落跟踪调查。当然，问题的复杂性远不止于这些，更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

2012年11月27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长文《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就传统村落性质、历史与现状，以及保护的几个关键问题发表我的一些看法。这时正是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启动的初期，我认为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对于这些关键问题必须有清醒的共识。

我首先谈传统村落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我给出一个最新调查统计的数字：在进入二十一世纪（2000年）时，我国自然村总数为三百六十三万个，到了2010年，仅仅过去十年，总数锐减为二百七十一万个。十年内减少九十万个自然村。它显示村落消亡其之势的迅猛和不可阻挡。

在谈到村落如此巨量消失的原因时，我认为，一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大批农民入城务工，农村的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空巢化严重。二是村落生活长期滞后，穷困艰苦。城市优越的生活方式，成为愈来愈多新一代农民的向往与选择。许多在城市务工的新一代农民，已在生活舒适的城市安居和定居，村落的消解势所必然。三是城镇化。城镇化是政府行为，拆村并点力度强大，所向披靡；它直接致使村落消失。这也是近十年村落急速消亡最主要的缘由。

这年我从开封到山西，刻意选择通过新乡去往长治晋中这条路线，目的是穿越太行山，看看那里的山村。未料到许许多多山村都已是空村。山民弃村而去，屋门大都敞着，空荡荡的屋里只有大堆干枯的落叶——被风吹进屋的落叶是不会自己出来的。在晋城的一座古村谢家大院，已然空无一人，形同废墟。几个古村落的保护人士问我该怎么保护？几个房地产商问我如何开发？一位保护人士拿个本子和墨笔叫我写上两句，我写道：

古村哀鸣，我闻其声，

巨木将倾，谁还其生，

快快救之，我呼谁应？

在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村落的减少与消亡是正常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方向与途径，世界也是这样。但不能因此，我们对农耕文明的财富就可以不知底数，不留家底，粗率地大破大立，致使文明传统及其传承受到粗暴的伤害。

传统村落的消失还不仅是灿烂多样的历史创造、文化景观、乡土建筑、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遭遇到泯灭，更是大量从属于村落的民间文化将随之灰飞烟灭。

传统村落还有另一层意义——它是许多少数民族的所在地。他们现在的所在地往往就是他们原始的聚居地。他们全部的历史、文化与记忆都在他们世袭的村寨里。村寨就是他们的根。少数民族生活在他们的村寨里，更生活在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里。如果他们传统的村寨瓦解了，文化消散了，这个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不复存在。关系着一些民族存亡的事还不是大事吗？面对着每天至少消失一百个村落的现实，保护传统村落难道不是一件逼到眼前攸关中华民族文化命运的大事？

在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中，我还对传统村落的文化本质进行探讨。我认为传统村落——尤其在中国应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当今国际上把历史文化遗产分为两部分：一是物质文化遗产，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历史的转型期间，能将前一阶段的文明创造视作必须传承的遗产，是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这时间并不很久，不过几十年，而且是一步步的。从国际性的《雅典宪章》（1933年）、《佛罗伦萨宪章》（1981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1987年）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可以看出，人们最先关注的是历史遗址和城市的文化遗存，而后才渐渐认识到乡镇蕴含的人文价值。然而在联合国各类相关文化遗产的文件中，我们只能见到一些零散的关于传统村镇保护的个案与理念，没有整体的保护法则，更没有另列一类。至今还未见任何一个国家专门制定过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法规。而且，传统村落又是与现有的两大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不相同的另一类遗产。其原因：

第一，它兼有着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在村落里这两类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属一个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个独特的整体。

第二，传统村落的建筑无论历史多久，都不同于古建；古建属于过去时的，乡土建筑是现在时的。所有建筑内全都有人居住和生活，必须不断的修缮乃至更新与新建。所以村落不会是某个时代风格一致的古建筑群，而是斑驳而丰富地呈现着它动态的嬗变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一遗产的确认和保护的标准应该专门制定和自成体系。

第三，传统村落不是“文保单位”，而是生产和生活的基地，是社会构成最基层的单位，是农村社区。它面临着改善与发展，直接关系着村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保护必须与发展相结合。这在另两类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显然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第四，传统村落的精神遗产中，不仅包括各类“非遗”，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式等等，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村落传统厚重鲜活，还是村落中各种非遗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

我认为，从遗产学角度看，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也是饱含着传统的生产与生活。为此，对它的保护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认识上、学术上、国家战略上都具有挑战性。

在这篇文章中我还谈到对于国家确定的传统村落必须做的事。包括立法保护，监督机制，专家参与，保护方式，村落生活设施的现代化，生产资源的保证，旅游利用，原住民的文化自觉，少数民族村落的特殊性等方方面面。

关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有一点与非遗保护是相同的，即在进入名录之后真正的保护工作才刚刚开始，而绝不是结束。由于这种事情没有先例，缺少经验，无可借鉴；再加上各种压力——经济的、政绩的、旅游的、认识上的、急功近利的等等。何去何从，无所适从，历史的重担便会一直压在肩上。一个拿掉，一个压上。

写到这里，我发现，我的这部自传性的书已经渐渐由“生命史”转化为“思想史”了。回想最近这几年，我已经没有七情六欲的生活感受了，没有一己悲欢，没有雪夜晨花，没有琴棋书画。2013年之后我甚至很少画画或写散文了。这两年我只剩下两种“私人的笔墨”：一种是偶有一点时间的碎片，就在存藏多年的各色的老笺纸上，书写一些片言短语，间或小诗，孤芳自赏；另一种便是在身边的茶几、案前、床头，放着一些小本本，好随手记下心中偶得，大都是诗性的句子，颇似纪伯伦的《先知》。我很珍惜自己这一点仅有的文字和心中的金银绯紫，就交给出版社出版了。前一种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心居清品》，后一种是在三联书店出版的《灵性》。这就是我如今的“文学创作”么？我不想失去生命中灵动又时而沛然的意趣，却无法改变。特别是进入了传统村落的保护问题、存活问题、旅游带来的商品性异化与破坏的问题时，立时陷入焦虑；再加上大量要编制的计划、程序、学术性的工作标准以及各类档案的审定，我完全变成一架不能停歇的思考的机器。我已经成“非人”了。在我周围人的眼里，我是不是一个非常乏味的思想动物？

我的一位老朋友对我说：

“如果现在你撂下挑子没人指责你。因为你已年过七十。”

我只能说，我做的事与年龄无关。

2012年春天法国人文基金会邀请我去巴黎做一个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困境与知识界的应对》。我从中国社会急转弯式的转型与文化遗产遭遇的特殊性与紧迫性，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思考与应对，以及不断面临的新问题，一直谈到“传统村落保护是今后十年的关键”。在演讲后交流阶段，来自法国科学院、文化部门、一些大学的学者对我讲的话题相当关切，交流的话题也都很关键。我最后讲道：

“十年前我从巴黎回国，那年六十岁，我启动了民间文化遗产的调查。十年过去，这次从巴黎回去，我七十岁，又要开始传统村落的调查……怎么，你们不信我七十岁？”

显然，他们看我的样子挺精神，不像七十岁。我笑了，说：

“我也常常忘了自己的年龄，但忘记自己年龄的人是永远年轻的。”

他们用微笑和掌声鼓励我。

我还讲过阿·托尔斯泰写过的一个故事。一个落入奶罐里的小老鼠，拼命地挣扎，挣扎，挣扎，忽然奇迹出现了，由于他的挣扎和不停扰动，牛奶最终变成了奶酪。它获得了新生，还有香喷喷的奶酪吃。

我们能够挣扎出奶酪来吗？还会是香喷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