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与他的世纪——《哈耶克论哈耶克》导论

哈耶克与他的世纪——《哈耶克论哈耶克》导论〔1〕

□Stephen Kresge　著　□邓正来　译

F·A·哈耶克于1899年5月8日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家族，于1992年3月23日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失去对东欧统治以后重获统一不久的德国Breisgan的弗赖堡城去世。

苏联式和东欧式社会主义的崩溃证明了哈耶克毕生工作的正确性。他的那本为世人所知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论著在重新确立那些使废除集权式政制成为可能的政治经济理想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然，大黄蜂导弹、摇滚音乐和蓝色牛仔服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更为明显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减损哈耶克的任何影响，因为他在促使我们认识到价值乃是沿着不可预测的道路发生变化的方面，实是任何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如果把哈耶克所经历的这近100年岁月，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冠之于“美国世纪”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奥地利世纪；因为从大体上来讲，近100年乃是维也纳和中欧在知识和文化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世纪，同时也是世界其他各地被迫对来自维也纳和中欧的知识文化冲击做出回应的世纪。1914年6月28日，Franz Ferdinand夫妇在萨拉热窝的遇刺事件，引发了一场以暴力方式对历史进程进行重新安排的运动（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人们最初以为，这场于1914年爆发的欧洲大战只会持续几个月，但是它却在扼杀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和摧毁了一个文明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以后才告结束。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填补了各帝国自我毁灭后所留下的真空，甚至连基本人性也开始受到质疑，一如Virginia Woolf在“Mr. Bennett and MRS. Brown”一文中所言，“在1910年的12月，或者说是在1910年12月左右，人的本性改变了”。但是某些人所期望的这种人性的改变，最终却因大战的爆发而告失败。

在哈耶克还没有完成其在高级文科中学（Gymnasium）〔2〕的学业之前，他便于1917年3月参加了野战军团。对于他个人来说，战争只持续了一年多。他在饥饿，疾病和混乱中从意大利前线返回家园，并于1918年11月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从事研习工作。

这场战争把哈耶克的兴趣从自然科学引向了社会科学，这主要是他在一支多国部队服役的经历所致；他在日后的回忆中指出，“那时我或多或少看到了大帝国因民族主义问题而崩溃的过程。在我参加的一次战斗中，士兵们讲着十一种不同的语，而这肯定会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政治组织问题上去”〔3〕。

如果说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在当时受到了抨击，那么对心智的统治也就更加脆弱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弗洛伊德、普罗斯特（Proust）以及后印象主义者（post-Impressionists），正日渐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关于物质存在的观念以及我们如何认知物质存在的方式。“我放下茶杯，开始检查我自己的心智。我知道，心智的作用就在于发现真理，但是如何发现真理呢？每当心智感觉到真理的某个部分远在自己认知边界之外时，那是一种多么具有不确定性的深渊啊！当探求者处于他所必须探索的黑暗领域之中时，当他处于其所具有的手段和器官完全失去作用的黑暗领域之中时，他仍是在探求吗？或许更甚于此：他是在创造。他所直面的乃是至今尚不存在的某种东西，因此他自己就能赋予这种东西以实在和实质，并使它凸显出来”，也因此，普罗斯特开始着手收集大量文献，其成果就是他有关往昔事件的回忆录。

数年后，哈耶克在1952年出版的《感觉秩序》（The Sensory Order）一书中完成了一项相似的研究。“我们所称之为的‘心智’，因此也就是某种有机体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特殊秩序，而且在某个方面与特定环境中的事件的物理秩序相关联但却并不一致”〔4〕。“我们关于世界的所有知识，都具有理论的性质，而‘经验’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这些理论”〔5〕。

接受教育

哈耶克带着新学到的有关意大利的知识和一种严重的疟疾感染从战场上返回了家园。他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好几门分支学科的研习，并且充分地参与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尽管每隔一个晚上他就会因发烧而卧床休息。当1919—1920年冬天维也纳大学因缺乏燃料而关闭时，哈耶克去了苏黎世。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构成人脑的纤维束（在脑解剖学家von Monakow的实验里），也第一次体认到了“正常”社会的情景，而当时的维也纳却仍然处在通货膨胀和半饥饿的困苦之中。1920年夏他又前往挪威，最终治愈了他的疟疾病根，并且学到了足够多的斯堪的纳维亚各种语言的知识；后来他运用这种语言知识，翻译了一本由Gustav Cassel所著的关于通货膨胀的书（然而，这本书却因奥地利通货膨胀的缘故而一直未能出版）。

在大学度过的早年学术生活中，哈耶克建立了伴随他一生的知识研究的模式。“在大学期间，最为关键的就是你不应当把自己局限在你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6〕，也不要把你自己困锁在大学校园之中。许多极富启发性和激励性的知识讨论常常是在咖啡馆进行的。高地德语（High German，又译“标准德语”）虽是大学的教学用语，但是日益变化的方言却流行于城市中的街头巷尾。

哈耶克对这个时期的认识，与许多把维也纳神秘化的人的观点颇不相同，而且也比他们的认识更准确。他出生的那个阶层对维持奥匈帝国来讲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这个阶层在帝国崩溃的时候也未能逃脱毁灭的命运。但是，既不是上层贵族也不是商人阶层，而恰恰是那个公务员和职业人员阶层，虽说相当关注自身的发展，然却维持了行为和学术研究的标准；正是立基于此，这个阶层把他们自己与欧洲其他各地的相应阶层联系了起来。

哈耶克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和植物学家，他曾希望在大学的植物学系获得一个终身的教职。从他那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他母亲称他为Fritz，一个令他坚忍克己的小名，但他本人却并不在乎——对生物学和心理学萌生了一种好奇感并对它们的复杂性有了相当的认识，而且还认为大学里的教职乃是所有职业中最为可欲的一种职业。

哈耶克在大学学习的直接原因乃是一些实际方面的考虑。与他的堂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不同，哈耶克不能指望依靠家族财富为生。这样，似乎能够调动他的秉性和天赋的首选职业，就是经由法律和语言的学习而跨入外交部门，或许此后再谋个学术职位或政治职位。然而，随着帝国的崩溃，领事学院（the Konsular-akademie）被取消了，因此哈耶克的外交抱负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在大学期间，哈耶克在选择研读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仍举棋不定。但到战后，没有人再留下来教授心理学，从而获得心理学领域的学位也就无从谈起〔7〕。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倒是保留了下来，但它却把经济学同律师职业或公务员职业的预习结合在一起。哈耶克仅用了3年的时间而不是常规的4年时间，便完成了他第一个学位的学业，并在1921年获得了法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他申请注册了第二学位的研习，并于1923年初又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doctor rerum politicarum）。

对这个时期的知识生活具有支配性影响的是恩斯特·马赫。马赫这个名字现在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熟知，但只是作为超音速飞行器的速度测量单位而为人们所知晓。马赫关于科学的哲学是，粗泛地讲，凡是不能计量的，便不是真实的。马赫的大刀（较“奥康姆剃刀”更大也更锋利）砍掉了严重阻滞科学发展的形而上学杂丛。

马赫是维也纳大学第一个归纳科学的教授。在为马赫而创设的讲座教授职位上，后继者有Lwdiyig Boltzmann，然后是Adolf Stohr，接着在1922年是Moritz Schlick。哈耶克第一次听说Schlick的名字是在他去苏黎世的途中。Schlick是Ernst Mach Verein（即“维也纳圈子”）的创建者。这个维也纳圈子经由把对逻辑基础的攻击同证明论的经验主义相结合，成功地把哲学家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区分有意义的陈述和无意义的陈述这个问题之上，尽管这一努力并不走运。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导使后期维特根思坦的出现，他在后期的著作中否定了他的早期著作，也使得波普尔（Karl Popper）的解毒药得以诞生。尽管哈耶克从未成为“维也纳圈子”的成员，但他很快通过一个既属于他自己的研究小组（自称为Geiskreis小组）又属于维也纳圈子的交叉成员了解到了他们的观点。

哈耶克早年对自然科学的接触使他倾向于接受马赫的观点，即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乃是各种感觉，然而他并没有遗忘1920年冬季他在考察人脑纤维的过程中形成的观念。他撰写了一篇论文，但最终却未完成；他在该文中试图把各种感觉的演化（神经中枢的冲动）追溯到人脑，在这里，各种感觉构成了一种认知的形式和“感”（sense）。在文章的结论部分，他认识到马赫的观点是错误的。纯粹的感觉是不可能被认知的。人脑中必定有着各种各样的互相联系。必定会发生某种能把过去的经验和当下的经验联系起来的类分过程。哈耶克开始试图解决一个在从前并不为人们所认识的问题，即秩序是如何创造其自身的？他所采取的解决办法，从表面上看，部分是康德式的，部分是达尔文式的，甚至有些是普罗斯特式的，但最终却完全是哈耶克的。

哈耶克指出，“我所具有的原创性观点，实际上并非产生于一种有序的推理过程之中。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下述这样一种论点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即所有思维都发生在语词之中，或者一般而言发生在语言之中。我能够肯定地说，远在我能用语词表达出来之前，我常常是已然意识到了解决一个问题的答案——亦即意识到了我‘理解’（seeing）了它。的确，一种视觉想象，亦即一种符号性抽象模式而不是反映性图景，很可能比语词在我的思想过程中起着更大的作用”〔8〕。爱因斯坦也有大体如斯的说法。

对模式进行认识，乃是哈耶克所有工作的核心。它也许就是一种智力攀登活动，而这种攀登则是植根于他的血液和骨子里的。

我在早年所考虑的问题，是纯粹实践性质的，只想找到一个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而未能完全意识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还需要一种理论。我正在探求一种理论，但我却还不知道理论究竟是什么东西。

1921年10月，哈耶克把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Friedrich Von Wieser为他所写的一封推荐信提交给了当时任the Chamber of Commerce（这是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同名组织的官方机构）财政顾问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在一个被称为“审计局”（Abrechnungsamt）的临时机构中为哈耶克找到了一个职位，而米塞斯则是该机构的几个负责人之一。这个机构从事清理因战争而搁置的债务问题。哈耶克在法语和意大利语方面的知识以及他后来所获得的英语知识，再加上他的法律和经济知识，使他有资格获得一个收入相对更丰厚的工作。但是，这个职位对于哈耶克的主要吸引力，乃在于能同米塞斯建立良好的关系。

米塞斯因其在1912年出版的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而被尊为经济学家。哈耶克声称，对于他本人所出生的阶层而言，战后在德奥发生的大通货膨胀要比战争本身具有更大的破坏力，而在此一大通货膨胀期间，米塞斯很可能是德语世界中唯一理解当时情势的人。

1922年，米塞斯出版了他批判社会主义的巨著，这部著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提供了基础。米塞斯的论辩集中在自由调整价格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体制中所具有的作用。价格调整反映了相对稀缺产品的变化，它们用信号通知决策者以改变他们的资源配置。没有自由调整的价格，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无从实现。米塞斯的论辩最终使哈耶克否弃了他此前已然接受的费边主义倾向〔9〕。

哈耶克对经济学的热情，最早源出于他阅读门格尔（Carl Menger）所撰写的《经济学原理》（Grundsa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这部著作。这部著作出版于1871年，对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门格尔因最早（同Jevons和Walras 一起）把边际效用概念引入经济学而著称于世。更为重要的是，门格尔的效用概念乃是以对价值概念的分析为基础的，而这种概念反对古典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按照门格尔的观点，价值并不是任何商品或努力（effort）的内在属性或实质。土地、劳动或黄金都没有内在价值，只有这些要素的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只能在与其他可能的用途的关系中加以确定。这种关系因情势不同而不同，而且还因人而异。只有个人自己才会知道他所准备放弃或替代者，以图获得另一种要素的用途——亦即另一种要素的价值。

价值必须植根于一系列关系——另类选择或替代——之中的要求，对于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要求。在奥地利的资本理论中，生产系统的长度或复杂性乃是应对价格的变化或利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价格和利率作为对投资的指导的作用便具有了关键的意义。

价值的主观性质，从而也是不确定的性质，使那些较具实证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大为恼火，因为他们在没有一个固定的计量基础的情形下就会感到不舒服。美国的经济学家当时正在试图表明，人们尚未达到计量的极限。哈耶克抓住去美国纽约做研究助理的机会，到美国去看一看。到1923年3月，哈耶克已经为到美国访学的旅费攒了足够的钱。

纽约与商业循环

在生命的暮年回首往事时，哈耶克觉得他在一个发现或机会引发出另一个发现或机会的方面极为幸运。只是1923年他令人惊诧地决定去纽约旅行这件事，太不寻常，也与他的性格不相符合，以至于他本人都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件事。在此次旅途中，他甚至蓄留了络腮胡子。显而易见，从那次访问中所得到的东西并不全是他所期望发现的。

他在纽约的公立图书馆中花费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给他的第一个惊讶则来自他所阅读到的美国人关于这次大战的报道和分析。美国报刊对这次战争的报道是准确的，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奥地利的报道未能揭示的真相。关于这次战争进程的事实，奥地利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蒙在鼓里。因此，我们可以把哈耶克对政府的行动和动机所表现出来的怀疑主义，追溯到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

随后他正式在纽约大学注册就读，并着手撰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一直没有完成），该论文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货币功能是否与人为稳定购买力相一致”？其间，他听了Thorstein Veblen开设的一门讲座，但是他认为他们之间除了都患有疟疾这一点以外而别无其他任何共同之处。他所感兴趣的乃是在统计分析经济时间序列方面新发展出来的技术，以及人们在当时讨论的这样一个论题，即一个经济的物价水平能够通过由中央银行实施的金融控制（monetary control）而实现稳定。后一论题的讨论，促使人们对联邦储备体系和美国金融政策进行了研究；而前一种技术的发展，则在他一回到维也纳时便促使形成了一种新的职业。

在Wesley Clair Mitchell领导下而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统计方法，以其在数学技术上的复杂化而著称（而这是当时的欧洲经济学家所不知道的），同时也以不需任何解释理论而闻名。Mitchell反对任何带有抽象性质的分析，并且接受了那种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德国历史学派的实用论的制度主义研究方法，而这恰恰是米塞斯所谴责和批判的那种方法。

美国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就是探寻事实。美国经济一直遭到难以防阻和/或难以解释的经济繁荣期和萧条期循环出现的厄运，而不论美国的经济学家发现了多少事实。当时的美国经济正处在后来被证明是这种周期中最具灾难性的繁荣阶段。Mitchell在1913年出版了他关于经济周期的不朽著作并在纽约创建了“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此后，哈耶克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听了他所开设的讲座。

美国人力图比较某些时期的相似经济变化（例如玉米价格或棉花价格的变化）的努力，乃是建立在经济原因和结果中存在着历史常规性这个假说基础之上的。实用主义方法试图否认建立一种经济变化因果理论或假设在认识论上的必要性，但是，在缺失了这种认识论方面的必要性的情形下，事实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无法为人们所认识。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没有办法区分原因和结果。

哈耶克对这种实用主义方法的回应，并不是否认美国人的统计调查在揭示某些常规性方面的可能性，而是发展一种可以解释这些常规性的理论。他在回到奥地利以后，撰写了两篇重要的论文：《货币价值中时际间的价格均衡和运动》（"Das intertemporale Gleichgewichtssystem der preise und die Bewegungen des Geldwertes," 1928）和《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理论》（“Geldtheorie und konjunkturtheorie,”1933）。后一篇论文意在劝说德语世界的经济学家对工业波动的金融原因进行考虑，而不是对他们所相信的在某些地方（即事物的本质中）必须被发现的“真正”原因进行探究。

然而，美国研究进路中的这种实用主义并没有掩盖其统计研究的真正目的，它就是要找到一种办法以调查的方式控制经济事务。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哈耶克在第一次听到Mitchell于其讲座中明确宣称的立场时，才充分理解了这种立场的危险假说所具有的强大的冲击力。哈耶克后来把它称之为“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所谓建构主义乃是指，既然是人自身创造了社会和文明的制度，那么他也就必定能够随意改变它们以满足他的欲求或愿望。

当时，哈耶克获得了一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给予的第一批资助，而这笔资助能使他延长在美国的驻留期，但是他只是在1924年春天乘船返回维也纳时才收到这份给予资助的通知，而这恰恰是哈耶克的幸运所在。他又回到“审计局”继续他的工作，参与了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privatseminar），并与米塞斯就他在美国学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展开了讨论。米塞斯开始为建立一个旨在对商业周期进行研究的机构寻求资金保障，到1927年1月，他们最终建立了以哈耶克为所长兼研究人员的“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sterreichische Konjunk turforschungsinstitut）。在最初的几年中，这个研究所的大多数报告都出自于哈耶克一人之手。

这一职务并没有阻碍他在学术论著方面的撰写工作，但留给他的时间确实很少。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了对货币理论历史的彻底研究（由于后来的种种情况，这些研究文字直到1991年才被译成英文在他的全集第三卷中发表）。此项研究的一个不可预见的好处，就是哈耶克从中获得了英国货币理论与实践的详尽知识，而这为他此后在伦敦取得教授职位打下了基础。

哈耶克所进行的另一项有关美国人观点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一个甚至更无法预想的结果。在美国，当时广泛盛行的乃是Foster和Catchings的建议，哈耶克将这些观点描述为有关经济周期的“低消费”理论的变异观点。在维也纳，哈耶克在其题为Privatdozent的最初讲座中抨击了这些理论。他当时出版的论文 "Gibt es einen widersinn des sparens?”（1929）（后译成英文叫作《储蓄的悖论》，“The Paradox of Saving”）引起了Lionel Robbins（后来被封为“勋爵”）的关注，后来他邀请哈耶克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就此做了一系列讲座。哈耶克的讲座非常成功，也因此与Robbins形成了极为紧密的伙伴关系，而这一切使哈耶克得以长期留在伦敦，此后他成了伦敦经济学院的Tooke讲座教授。关于他在这20年的学术生活，他已在饶有趣味的回忆录中进行了描述：《从维也纳看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学》（全集第4卷）和《从伦敦看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全集第9卷）。

英格兰、伦敦经济学院和凯恩斯

哈耶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20世纪30年代初，“我认为是本世纪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最令人鼓舞的时期。在1931年（亦即我去伦敦的那年）到1936或1937年间的这些岁月中，在我看来，标志着经济学理论历史中的一个高潮，它不仅意味着一个时期的结束，而且还标示着一个崭新的极为不同的时期的开始”。1936年，哈耶克在伦敦经济俱乐部发表主席就职演讲，这一演讲在次年以《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 and Knowledge”）为题作为论文发表。也是在1936年，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无视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剧变，我们就无从理解经济理论中的这种变化所具有的冲击力。但是，即使对这个时期的历史进行粗略的描述，也不是这篇导论所能及的。如果对于我们来讲，欲理解我们的世界在本世纪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是极为困难的，那么对于那些经历过这些伟大变革的人们来讲，要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困难了。

19世纪的历史乃是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的辉煌历史；然而这种辉煌却为当下的人们完全遗忘了，只是在英国的历史年鉴中有所记载。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大国，它曾经具有全面的支配力，因此，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英帝国的经济学。

第一次大战严重削弱了大英帝国的财政基础。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大量挪用资金和货币储备的做法，从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的交易关系的角度来看实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经济学词典中，根本就没有“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这个术语。

哈耶克指出，凯恩斯因撰写《和平停战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而成了欧洲大陆的英雄。凯恩斯论辩说，战败的德国（德国人渐渐认为，他们与其说是战败了，还不如说是受骗签订了这种惩罚性的停战协定）在没有达到一定出口量（即使有这样一种出口量，其他大国亦无法承受）的情形下，是无力偿付法国所要求的赔款的。不论凯恩斯用于支撑其论点的数据有多么精确，困境乃是现实存在的，而且各国政府也都认为，德国和奥地利正处于饥饿和高通胀状态之中。

英国政府就此所采纳的两个立场，不仅被证明为彼此不相协调，而且最终还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如果美国不放松它对不列颠的要求，英王政府就不会松动它所提出的赔款要求。此外，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后，英国还按照英镑在战前的价值水平恢复了金本位制。但是，伦敦的商业区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平衡国内外的要求与金本位制方面将无所作为，因为英国再也无力为一半世界的国家扮演最终借贷者了。

凯恩斯特意撰写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这本小册子，试图在这场争论中扮演卡珊特拉神〔10〕，但却没有成功。

趁哈耶克在伦敦的机会，Lionel Robbins开始着手一项宏大的计划：建立一个经济学理论的统一传统，并消除所有的分支“学派”。哈耶克最初开设的讲座（后经修改，以《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为题出版）以及他对凯恩斯所著的《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一书所撰写的评论文章，都构成了此一运动中的重要努力。凯恩斯的回应则是对哈耶克所著的《价格与生产》一书进行抨击。真可谓是界线明立，敌我分明。关于理论问题的争论，完全被现实问题压倒了。工业世界正陷入萧条期，其灾难和棘手的程度，远非任何经济学家所能想象。对于那些面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攻而开始怀疑他们自己的学科的可行性的经济学家来说，凯恩斯在其所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指明的策略被证明是一战术意义上的胜利。通过揭示储蓄与投资之间似乎存在的不完善的联系（哈耶克认为这只是低消费理论的一种复杂论式而已），凯恩斯为政府在货币和财政措施的实施方面进行干预打开了大门，虽说他仍然保留了一般均衡理论所具有的概念工具和证明手段。

然而，这个世界已无论如何不再依赖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此后20多年的发展情势，乃是由Hjalmar Schacht在德国型构起来的，因为他构设了一种货币控制和投资指南的体系，而且从那时起，这个体系成了每一个处于绝望之中的政府所必定采取的手段。

在此之前，哈耶克的经济周期观点似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hors de combat）。此后，他又做了一次英雄式的尝试，撰写发表了《纯粹资本理论》一书（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他试图把他本人对奥地利资本理论的修正观点与新古典理论中新发展出来的观点统合起来——这点正是凯恩斯理论最为薄弱的环节——但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所以没有人理睬他的观点。

几年后，当事实清楚地表明，任何凯恩斯式的计划的成功，乃是以那种不可垂手即得的政治决策上的精明而不是以凯恩斯著作的理论命题（从最好的角度来看，这些命题是混乱的，而从最坏的角度来看，它们则是矛盾的）为基础的时候，哈耶克指出，他未能对凯恩斯的观点提出有效的批评乃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但是，回过头来看，即使他当时做出了有效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当时是否有可能占上风，仍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们转而诉诸凯思斯的观点以及凯恩斯观点的最终胜利，实是由文化的和政治的变化所驱动的，而不是因他的理论论点具有说服力而达致的；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的理论论点的结果也从未在经验层面上得到过证明。大战伊始，哈耶克和凯恩斯发现，他们两人在战争成本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通货膨胀和过分投机行为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的计划方案立基于这样一项政策，即实行强制性储蓄，并在战争结束后归还这些储蓄。仅就这点而言，凯恩斯已不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了。

凯恩斯思想观点上的这一随风而采取的大幅度变化，乃是哈耶克宣称他之所以无意抨击凯氏《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主要原因之一。凯恩斯几乎因他的这种随意改变观点的习惯而声名狼藉。有一则报道描述了凯恩斯与丘吉尔一段交往的故事：当时，丘吉尔正在与美国就战后金融制度问题进行谈判；他在给凯恩斯的一封便函上说，“我与你的观点正趋向一致”；然而，丘吉尔却从凯恩斯那里只得到了这样一个回答，“我在知悉此事后，深感遗憾，因为我已开始改变我的看法”。

经济学与知识

在回顾学术生涯时，哈耶克认为，他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 and Knowledge”）连同后来发表的几篇讨论相同主题的论文，乃是他对经济学所做的最具原创性的贡献〔11〕。这也是他对凯恩斯的回答。哈耶克论点所具有的意涵，实际上乃是对那些构成实证主义经济学、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和任何试图建构“宏观经济学”的努力之基础的逻辑预设和经验假设的否弃。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主张，而且哈耶克做如斯主张也是颇合道理的，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为之进行辩护。

哈耶克有关市场的观点，在社会组织问题的认识方面极具启示。正如他在这篇极富原创性的论文中所指出的：

存在于不同的心智之中的零星知识的结合，是如何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即如果人们要经由思虑而刻意导致这样的结果，那么它就要求指挥者的心智拥有一种任何单个个人所不可能拥有的知识。在此意义上，个人的自发行动将会在那些我们所能界定的情形下，引起一种资源的分配；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资源分配理解为好像是根据一个单一计划来进行的，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人对它制订计划。对我来说，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就回答了那个有时被隐喻地称之为“社会心智”的问题。〔12〕

在上述文字中，哈耶克已开始着手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即秩序如何创造自身的问题，当然，哈耶克在其早年试图解释感觉如何转换成认知问题的心理学论文中就已然洞见到了这个问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早年的论文中，这个问题是在人之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运思脉络中出现的，而在《经济学与知识》这篇论文中，这个问题则是在人类社会组织的运思脉络中出现的，正是在这里，个人知识的限度被超越了。

他从两个思想渊源中获得了对他的新的研究进路的信心。令人颇感奇怪的是，他的一个思想渊源竟来自最初激励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即卡尔·门格尔。1934年，哈耶克欣然接受了由伦敦经济学院资助发起的重新编辑门格尔著述的任务。在编辑工作的过程中，哈耶克对门格尔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著述给予了极为严肃的关注，这或许是他第一次如此关注门格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一如哈耶克在晚些时候所指出的，在门格尔的著述中，“有关制度自生自发的观念，比我阅读过的任何其他著作都阐述得更加精彩”。哈耶克所发现的另一个思想渊源，乃是卡尔·波普尔所撰写的于1934年出版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一书。虽说波普尔和哈耶克都是维也纳人，但他们此前却从未见过面。他们两人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大致相容并且都对那些可被视为一脉的知识思潮——马赫、逻辑实证主义者、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做出了回应。波普尔反对归纳的逻辑基础的论点，为哈耶克提供了一种研究经验主义的进路，因为哈耶克发现此一研究进路极有助益于他本人对实证主义经济学所具有的各种假设展开抨击。

1938年，哈耶克成为英国公民，持英国护照出外游历，并曾设法在大战爆发前再次访问了奥地利。实际上，哈耶克心灵中仍有一重要部分深深地植根于维也纳；然而恰恰是维也纳本身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变化；在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曾经塑造了这个世纪的极其强大的原创力量和知识力量开始瓦解，流亡至世界各地。多数逃亡者，都去了美国。波普尔先是去了新西兰，直到战后在哈耶克的努力下才又到了伦敦。

就生活方式和氛围而言，哈耶克在英国完全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当然，更准确地说，哈耶克实际上乃是在仍保留着19世纪许多特色的英国完全有宾至如归之感。从那些诸如Henry Thornton和Leslie Stephen爵士，当然更是从阿克顿（Acton）勋爵等早期人物的身上，哈耶克体认到了一种“同宗”的精神。因此，哈耶克认为生活方式和道德的社会制度以及法律和语言乃是文明得以进化的必要条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后来，他甚至把自己视作一个伯克式的辉格党人（a Burkean Whig）。

由于哈耶克常常同Leslie Stephen爵士一起进行登山活动，所以他得以欣赏到Leslie Stephen爵士的性格。此后，哈耶克又结识了改革论坛的成员，Henry Thornton家族的后裔E. M. Forster先生。当伦敦经济学院为躲避纳粹德国对伦敦的轰炸而搬迁至剑桥大学时，凯恩斯为哈耶克找寻并安排了住宿。在剑桥大学，哈耶克能和John Clapham爵士交流他关于货币史方面的看法。然而，当战争爆发时，哈耶克却无疑遭到了排斥，尽管这一切都是以悄然不知的方式进行的。他的忠诚朋友和盟友Lionel Robbins和凯恩斯一起进入了政府机构。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都忙着参与战争计划的制订。凯恩斯还因过度疲劳而只勉强活到了战争末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通往奴役之路

到1940年，世界上任何一个勤于思考的人都无法不追问这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根源。18世纪启蒙的允诺以及19世纪道德和物质方面的进步，怎么会导致了20世纪这场充满了赤裸裸的暴力且野蛮的世界大战呢？哈耶克则是从三个视角把握这个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心理学和生理学理论，以及对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历史探究。

从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 Revolution of Science）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这两部论文集中的文章开始，哈耶克竭尽全力试图证明事实的性质，亦即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如何通过那种试图运用从自然科学中得出的方法而被误解和误用的。在哈耶克，处于支配地位的谬误，乃在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人们有可能将某种现象的足够多的事例孤立出来，由此便能够探明有关此种现象之原因的某种规律。哈耶克没有直接抨击正在普遍起作用的归纳性谬误，而是把自己的批判建立在社会科学的所谓事实的主观（因而不确定）性质的基础之上。研究客体的主观性质意味着，从而也可以得到论证：依一般法则行事的人对此一行为所不可预见的后果有着自己的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却不能化约为自然意义上的“事实”。对人之行为的一般规律的探寻（这种探寻乃是经由在自然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后果之间建构一种谬误的逻辑关系而展开的，进而将之适用于历史研究之中），乃是由那种控制社会制度的自负所驱动的。哈耶克把那种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误用到社会科学的做法，称之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并将那种把科学主义视作控制社会的正当理由的做法，称之为“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这种误用乃是对理性的滥用，哈耶克将其追溯至笛卡儿，尤其是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人能控制其周围的环境的幻想，乃是为蒸汽机和人工印染术这两大发明所推动而成的。在第一大发明中具有作用的原理——气体在某一特定真空中发生作用——扩大了均衡的机械论概念，而这个概念则渐渐支配了经济学理论。与此同时，人工制造印染品程序的发现则使人们相信，自然事物的结构本身是能够改变并重构的，以适应人之设计。炼金术变成了化学。正如Henry Adams所指出的，涡轮机的力量已经取代了圣母玛利亚（Virgin Mary）的力量，它驱动着人们的想象：将要建成的乃是摩天大楼，而非教堂。

抽象界分，亦即自然的产品与人之设计的产品之间的界分——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二分法——变得无甚作用了。这种为人类社会设计更为“合理的”制度的可能性被用作杠杆，亦即削弱既存制度的合法性的驱动性力量。然而哈耶克却不承认理性设计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他的论点则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的，即这种设计所必需的有关个别事件的知识，乃因事情的复杂性而无从获致；即使这种知识是可获致的，那么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也会使产生它们的设计趋于失败。

尽管哈耶克对“不断的轰炸而造成的持续混乱状况无能为力，然而他却依然以他自己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回应，亦即在高度集中精力的状态下”，撰写出了他对理性之滥用的研究的最早的两篇论文。他在剑桥大学的安全生活丝毫未能减少他对世界当时的局势的绝望感。炸弹虽然令人恐怖，但是在依旧自由的世界中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身上所持续发生的思想变化，却更值得人们警醒。这是一种经验，但更像一个科幻故事，一个有点类似盗尸者入侵的故事。从表面上看，人们似乎还是与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化。然而从内心来看，他们却为一个陌生的幽灵所掳获。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尽管哈耶克在日益孤独的状态下仍继续献身于为自由而战以反对德日意轴心国的事业，但是他却被视为一个陌生人。

那个困扰英美知识分子的古怪幽灵乃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把这种信念强加给其伙伴的人误解了——也许是故意误解了——德国和俄国极权主义侵略的根源，把二者之间的关系视作前者对后者的反应；更确切地说，就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超资本主义的回应。

哈耶克在其为《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的引言中阐明了他本人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的渊源，“因此，当一个人从一个国家迁居到另一个国家生活时，他有时会再次观察到与前此相类似的知识发展阶段。这时候他的感觉就会变得特别敏锐。当一个人再次听到他在20年或25年前首次接触到的观点或措施时，它们就会具有一种新的意义，成为一种明确趋势的征兆。这些再次听到的观点或措施便意味着——如果不是在必然的意义上，那么也至少是在极可能的意义上——事态的发展将经历一个类似的过程”〔13〕。

哈耶克竭力说明，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所提出的并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论点，亦非对逻辑必然性的主张。他所提出的乃是这样一种论点，即如果隐含于中央计划经济和社会之过程中的极权主义趋势得不到制约，那么俄国和德国的命运也同样会成为英国的命运。为了在当时率直地指出这个问题，哈耶克发出了一个令人惊醒的警告。

对于那些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哈耶克的警告简直就是一种刺耳的噪音。诸如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这样一位名重一时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当时他已安全地居住在美国）就写信给波普尔，指责他赞扬（卡尔纳普认为的）了这本书，并声称完全同意这本书的观点，但是却以一种傲慢的方式为其行为辩护说，世界上所有取得权力的知识分子迟早会成为他人的牺牲品：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改变我们的经济方案，因为这只能在实践上导致对你的哲学结论的否弃；但是，你的做法或许会使你走向反面，亦即夸大这些结论。你将面临的最大的危险乃是你的哲学在美国的运用很可能会以一种相当极端的形式在实际中失败。不，我们所需要的乃是恢复正确的道德思维——向我们社会哲学中确当的道德价值的回归。只要你将你的讨伐转向这个方向，那么你就不会感到或被认为像唐·吉诃德。我要在一个问题上指责你，因为你可能是有一点将道德的问题同物质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危险的事情可以在一个思想正当和认识正确的社会中得到安全的实施，而如果它们为那些思想错误和认识有问题的人所实施，那就不可思议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美两国并没有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事实，被一些论者征引来质疑哈耶克的警告。然而，那些抨击他的论者们却并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经历是如何使人们习惯于没有自由的。他们的论辩似乎是说，只要计划发生在劳动集中营之外，就不会有危险。

本书收入的那次“圆桌讨论”纪要完全表明了计划者的敌意和他们的错误认识，而重新发表这个纪要实际上是要再次戏剧般地展现那些当初宣泄在哈耶克个人身上的愤怒和不理解。就像一位圆桌会议的与会者在质疑他时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我们的计划并没有导向奴役，而是导向了自由，导向了解放，导向了人性在更高水平上的展现”〔14〕。由于那些试图设计这个世界的人为他们有关更高水平的人性的“特殊的洞见”所蒙蔽，所以他们无力认识到那种或许会由他们本人引发的危机：他们无力认识到，他们的计划即使成功了，也将导致诸多非意图的和不可预见的后果——这可能会给那些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打开大门，而我们则因把我们的原创力让渡给了那些计划者而陷入了无能为力的状态。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内在困境：无论计划者多么善良，也不论他们多么无私，一个自私的机会主义者仍可能拥有我们为了应对非预期的事态、为了适应那些我们的控制力始终不及的各种力量所必需的才智。

哈耶克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们可以安全地制定小（短期）的计划，但是我们却无力制定大（长期）的计划。凯恩斯批评哈耶克，认为他没有能力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划清界限。然而，凯恩斯却未能把握这里的关键：正是这种不知界线划在哪里的不可预见性，为那些制定得最为完善的计划而不是市场的适应性预设了凶兆。（凯恩斯在致哈耶克的信中指出：“你自己所采取的论证脉络，依赖于计划并非更有效率这样一个假设，然而这个假设是极有疑问的。极为可能的是，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计划是有效的。”）为长期事项进行安排这项任务极其复杂，而这恰恰要求自由市场提供的自生自发的回应性系统予以支撑。

在哈耶克本人的生活中，他也始终面对着这种任务所隐含的困难。正如他所指出的，“我常常明确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相信我的这种意识要比大多数其他人更加确实——我的思想是安全指向未来的。我似很早就不知不觉地丧失了享受当下的能力，而且使我对生活感兴趣的，乃是我对未来的计划——我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我对我先前制定的计划的实现，而屈辱也主要来自我未能完成我的计划”〔15〕。以此来释义凯恩斯的观点，就长期而言，我们或许都会感到屈辱。

这乃是哈耶克性格中的又一个异常之处，即这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似乎是一个可怕的政客。他感觉到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所提出的主张，绝不可能在职业经济学家、公务员、象牙塔中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找到一个倾听者，而他的这本书却的确又是为他们所写的：各党各派的社会主义者。于是他直接向更广泛的公众提出了他的主张，竭其全力尽可能地使《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风格更具可读性。就此而言，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任何具有政治本能的哲学家（对他们来说，真理服务于既定的目标而不是相反），都不可能像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写出这样的话：

使思想获得生命的，乃是具有不同知识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个人之间的互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的实质，在于它的结果无法预测，亦即我们无力知道哪些意见会有助于这种成长和哪些意见不会有助于这种成长——总之，既然我们不能对这个成长的过程施以限制，那么我们就绝不能用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任何观点去支配这个成长的过程。为心智的成长或者就此而言的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制定“计划”或加以“组织”，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词语上的矛盾。那种认为人之心智应当“有意识地”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观点，实是把个人理性——即单独便能够“有意识地控制”一切东西的那个理性——同那个促使理性成长的个人间互动的过程混为一谈了。如果我们试图对这个过程加以控制，那么我们就是在为这个过程的发展设置边界，而且注定会导致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这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16〕

在开始建造伦敦的防御工事之初，工会和工党发现，他们又重新赢得了在总罢工后于19世纪20年代所失去的政治影响和权力。他们依靠这一政治力量否决了哈耶克和凯恩斯联合提出的以非常的财政安排来支付军工生产费用的提案。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计划所依靠的是实行强制储蓄——并在战后归还这些储蓄——以减少民间需求，并由此而使市场得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回应政府的需求。然而工党却对此表示怀疑，担心所有这些牺牲都将由他们负担，而他们却一无所获。结果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遭到了从未有过的严格控制：实际上对所有商品都实行了限量供应；对工资、物价和租金实行了管制；而且对外汇兑换和资本也都实行了管制；而所有这些管制措施则在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在实施。

社会主义者学到而凯恩斯主义者却未学到的乃是这样一个政治教训，即如果一个政府通过其自身的直接支出而确保劳方的需求，那么这个政府就会丧失反击劳方需求的任何手段。凯恩斯主义者在政治上的自负乃是相信他们能够驯服这只脸上挂着微笑的猛虎。

哈耶克为限制政府日益扩大的权力，又提出了另一个建议。他提议采用一种新的货币本位制来代替那个以一固定的国际交易框架为基础的但已悬置不用的金本位制。这个建议后来提交给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研讨会。凯恩斯率领英国代表团与会并且还须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次会议所达成的协议负责。罗宾斯也随英国代表团与会，然而哈耶克却未获邀请，从而他的建议也未得到考虑。

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且在美国也引起了一场轰动。1946年哈耶克应邀前往美国做巡回演讲，并为自己赢得了十五次喝彩〔17〕。

这本书出版的消息通过那些阅读了发表在《读者文摘》上的该书缩写本的前战俘而传到了德国。当时占领了德国的盟军诸国以正式公告的形式禁止《通往役奴之路》一书在德国出版发行，因为他们认为该书的出版发行有可能会损害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尽管有禁令，但是人们仍将这本书中的精彩部分摘录下来并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德国广为传播。当哈耶克后来读到这些打印稿时，他惊讶地发现打印者有时还加进了他们自己的话。

《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原来是写给学院派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看的，但是他们却认为这本书不屑一提，因为它是一本读了仿佛就会降低他们身份的“畅销”书。人们开始躲避哈耶克。

流亡

哈耶克打算研究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学者——不像政治家、运动员和演员——需用很长的时间方能认识到的问题：时间就是一切。他早先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大多数研究工作都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即要将时间性因素（time factors）引入均衡过程之中极为困难。但是在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中，人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时间性因素——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以及原因与结果之间间隔了多长时间——却被那些关于预期、风险和产出等因素的漫不经心的讨论而切割掉了。那些试图以计划的方式赢得战争的辛勤策划者——包括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里查德·尼克松（他们配给、征用和冻结了所有他们能够想到的东西），不但当时，或许就是现在也都不愿意承认这样一点：要不是当时及时生产出了雷达和及时破译了密码，要不是当时德国恰巧未能在东线前线找到羊毛和原油的替代品，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如果你读一下Galbraith以机智的语言撰写的自我庆幸的解释——即A Life in Our Time，那么你就有可能会认为，如果一个聪明的头脑都不能成功地使经济运转，难道一个产生于无拘无束的、粗鲁的行为之中的自由市场会更有成效吗？

答案就在于那些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为了彼此之间的沟通而发现的各种手段。即使最愚蠢的人也拥有关于他或她自己所处境况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可以被证明对他人有价值。社会组织手段的演化——乃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就是从现实和理论这两个层面对数以百万计的分立的参与者如何协调其各自需求和计划这个经济问题的应答。哈耶克把这一观点的渊源一直追溯到从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亚当·福格森到伯纳德·孟德维尔一脉的思想之中：“芸芸众生之中最糟糕的人，也为公益做出了些许贡献。”

我们并不是Galbraith那类人，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简单的行为规则可以遵循，有简单的方法可以期望自己成为较优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需要生成出了语言、法律、风俗（或行为方式）和道德等方面的规则。在开放性市场上，类似于货币的使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交换等方面的发展实际上相当简单，就像一群鸽子扑向撒下的玉米一般。

在上述诸方面或人际交往的制度中，风俗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但是这些后天习得的习惯——言谈方式、服装风格和隐私的边界进而产权的限度——却可能是使人们得以共同生活和一起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基础。哈耶克就此举了一个极妙的例子，以解释为什么他在英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如果你想终止谈话，那么你不用采取这样一种方法说：‘噢，对不起，我有很急的其他事情要做。’你只需微微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而同时却明显地表现出在关心其他的事情；你根本连一个字都不用说。”〔18〕风俗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手势，语调——而且几乎是以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方式被融合进了道德规则之中，而道德规则又以为人所理解的方式被融进了法律之中。

从职业生涯的角度看，哈耶克是颇为幸运的，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没有如此幸运。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曾与他的表妹相爱。然而，由于对他的志向不甚理解，他的表妹最终还是嫁给了别人；哈耶克后来也与他人结婚并在移居英国后有了孩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回奥地利去探望仍留在奥地利的家人（在火车上，他遇到了同样回家探视亲人的堂兄维特根斯坦），并得知他的第一个恋人认为她自己又有了可以嫁给他的自由。这样，他下定了决心，不管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会使他和他的家庭蒙受多大的痛苦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不做他择，只要求离婚。

此后，哈耶克在伦敦的处境艰难，而且与他的一些最为亲密的朋友和同事间的关系也极其恶化〔19〕。然而颇为奇怪的是，他从未对道德传统的另一个方面——亦即它所具有的驱逐和孤立某人的力量——进行过讨论。《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出版，使他脱离了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而关于他离婚的流言蛮语则使他脱离了原来生活中建立的社交圈。

为此，他做出了与此前其他被遗弃和孤立的人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他远赴美国并在那里撰写了一部关于自由秩序原理的专著。

“很可能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人们对他们的诽谤和蜚语，已经学会了谨慎处事，甚至还与社会隔绝，几乎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这两人的境况和自然倾向从一开始就结合起来，而这才使他们把妇女地位的问题和她们在婚姻中的地位问题变成了一个公众都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这是哈耶克所写的关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Harriet Toylar的文字〔20〕。哈耶克关于穆勒的研究，产生于他业已着手进行的关于滥用理性的历史研究。在他编辑的关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与Harriet Taylor的信札中——以“他们的友谊及继后的婚姻”为副标题——有许多极为精彩和令人着迷的描述和评注。它是证明哈耶克关于英国转向社会主义始于Toylor与穆勒的论点的一份极为重要的文献，但是它也表明哈耶克在其选择的第二故乡的英国所感受到的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只有当他具有了在历史、学识、文物等方面的天赋（他是一个伟大的藏书家）时，他才有可能撰写出这份直通英国文化心脏的人际关系的文献。它令人着迷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哈耶克就人际关系的极为个人化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其要旨似乎是要指出一些主观的价值推动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这些极为复杂的事实，是无法——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化约为某些可以用某种共同尺度加以评价的对象的。

1954年，哈耶克得到了“古根汉姆”（Guggenheim）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资助，使他和他的妻子得以用7个月的时间沿着穆勒正好在100年前穿越意大利和希腊的旅程路线进行重访。他们的重访路线与穆勒当年的路线唯有一处不同，因为他们还造访了埃及，在那里哈耶克作了关于“法治的政治理想”（The Political Ideal of the Rule of Law）的系列演讲。1955年秋在回芝加哥的旅途中，他明确地形成了有关《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写作计划〔21〕。

当时，在唯理主义学派以外，许多伟大的自由倡导者都始终不渝地强调着这样一个真理，即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自由绝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而且只有当个人通常都能被期望自愿遵奉某些原则时，强制才可能被减至最小限度。人们能够自愿遵循这类不具强制力的规则，当有其益处，这不仅是因为对此类规则施以强制是不好的，而且也是因为以下两种境况事实上常常是可欲的：一是自愿性规则只应当在大多数情形下得到遵守；二是个人应当能够在他认为值得的时候挑战这些定规而不顾此举可能会导致的公愤。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确使这些规则得以遵守的社会压力的强度和习惯力量的强度，都是可变的和不确定的。正是这类自愿性规则在压力方面所具有的弹性，使得逐渐进化和自生自发的发展在道德规则领域中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又容许此后的经验趋向于对先前的规则进行修正和完善。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第62至63页〔22〕做如斯说。此书于1960年2月9日正式面市。

感觉秩序

芝加哥大学为哈耶克提供了一个教职。John Nef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指出〔23〕：

在我造访英国期间，在伦敦面晤了T. S. Eliot和Friedrick·哈耶克两位先生。这使我能够为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做出这两个重要的教职安排。哈耶克接受了一个他注定会保有约15年之久的常设性教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对他能去社会思想委员会担任教职一事表示欢迎，尽管这些经济学家曾在4年前反对他到经济学系任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太过流行，而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是不会写这样的书的。只要他不被视为是经济学家，那么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哈耶克于1950年10月作为社会和道德科学的教授正式开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执教。他并非两手空空而来，他带来了题为《何为心智》（“What is Mind?”）的手稿的第一稿。

一如他后来所解释的，“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出版以后，我觉得我在相当程度上毁了自己的职业声誉，我不想再触怒他人。我想被科学共同体接受，所以做了一些纯科学的而且与我的经济学观点没有什么关系的工作”〔24〕。这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尴尬时期。当哈耶克最终能够对亚里士多德、洛克和休谟的思想做出自己的回应时，他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之中：这个新世界完全展现了其对存续之障碍的克服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并且表明那些认识论方面的所谓的棘手问题实在不着边际。

哈耶克又开始重新考虑他在30年前研读马赫所著《感觉的分析》（Analysis of Sensations）一书时所遇到的问题。哈耶克给自己设定了这样一个任务，就是对经由神经刺激而传送到大脑的感觉形成过程进行探索，而在大脑里，这些感觉变成了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实在”相对应的认知。经过三易其稿，最初那篇《何为心智》的文章草稿被改成了《感觉秩序》（The Sensory Order）一书。他在《〈感觉秩序〉发表25年》（“The Sensory Order After 25 Years”）一文中描述了他的概念的发展过程（p.289）：

一开始我所不能轻信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即感觉纤维能够承载或神经细胞能够储存那些为我们所知的心智现象具有的各种独特的属性——这种“知”的方式不只是内省，而且还可以是我们对其他人的行为的观察。我早年的研究就已经使我对这样一个事实形成了明确的认识：这些心智特性乃是由刺激因素在所有神经元之间的关系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因为刺激因素就是通过这些神经元而得以传递的。这导使我把中枢神经系统解释为一种多元性类分的器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对每一时刻进入其中的大量刺激因素）在许多层面进行同时且持续的类分和不断的再类分的过程，这样的过程首先适用于所有通过感观而得到的知觉，但是主要适用于我们能够发现的发生在心智世界中的各种心智体，如感情、概念、意象、倾向等等。

哈耶克所反对的观点认为，“经验始于对那些具有恒久性质的感觉基本数据的接受，这些基本数据或者反映了那些属于被感知的外部客体的相应的属性，或者与构成物理世界诸要素的这些属性具有某种独特的相互关系”〔25〕。这种观点肇始于亚里士多德，他坚持认为我们应当认识事物的“本质”，此后这个观点通过约翰·洛克的一段经验主义名言而传至我们：Nihil est intellectu quod non antea fuerit in sensu（不被感知便无认识）。哈耶克选择来批驳这种观点的路径与康德的路径遥相呼应，而且不时还与康德的理论相重合〔26〕。

早在马赫以前，有人发现，哈耶克就曾研究过兰科植物，而正是这种“早在马赫以前”的经验，恰是感觉秩序的关键之所在。正如哈耶克告诉我们的那样，在追随他那位作为植物学家的父亲的兴趣的过程中，“我也开始采集自己的植物标本，甚至开始撰写有关Orchis Condigera的专题论文……对为何存在着被明确界定的类别这个令我深感困惑的难题所进行的系统的植物学研究，后来证明对我是一种颇有助益的教育，可是我此后的兴趣逐渐从植物学转向了古生物学和进化论……后来，我的父亲也充分地意识到我的思想较之我在动植物分类学方面的研究更具理论性”〔27〕。

心智为了给并无差别的感觉分门别类所展开的类分活动，乃源自先前的经验。“每一种感觉，哪怕是‘最纯粹’的感觉，从而都必须被认为是根据个人或种族的过去经验对某一事件的阐释”。用一种前此的类分来决定一种感觉的“感”（the ‘sense' of a sensation），与康德使用先验范畴不同，因为哈耶克的类分产生于知觉本身形成的过程之中，并非固定不变。它们并不同于一种原理或公理，因为它们与自生自发秩序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link，或用哈耶克的术语‘linkage’）。

心智因此而进行的再分类，乃是一种与我们所经历的这样一种过程相似，即我们学着朗读一种并不是用音标拼写的语言。我们学着根据一些符号与不同的其他符号的组合而赋予这些相同的符号以不同的价值，而且也学着在甚至不考虑个别符号的情况下，对不同的符号组合进行重组，视其具有相同的意义。〔28〕

这本书是否是一种失败呢？自这本书出版以后，就似乎没有什么人问津，即使是那些意识到此书重要性的哈耶克思想研究者，也主要是出于责任而去阅读它的。最初，尚有一些肯定性的评论，但是，即使是抱着最欣赏的态度，读者也会一开始就感到阅读此书的困难。一如哈耶克在许多年后所说的，“就心理学而言，我的的确确是一个来自19世纪的幽灵”。

当时，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的现代趋势愈演愈烈，特别是在美国的各大学中。哈耶克在《感觉秩序》一书中的观点，给了当时在理论心理学领域占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义以一记致命的打击〔29〕。然而，在当时认识论和心理学的领域中，那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被证明为相当不可取的学术研究发展把哈耶克的观点给淹没了（在大学外面，公众一如往常那般仍以一相同的极为直觉的方式对精神现象的探索抱以兴趣。如果哈耶克所写的不是“前感觉”（pre-sensory）而是“超感觉”（extra-sensory）因素，那么他肯定会再被邀请做一次巡回演讲〔30〕）。

一位评论者这样写道，“尽管像哈耶克这样一位专家在社会—经济领域内享有极高的盛誉，但是他通过撰写一部关于知觉的专著而表现出来的那种侵入其他学科的越俎代庖的做法，只会令许多人瞠目结舌或漠然视之”，而这恰恰反映出了风俗（行事方式）与语言之间的那种联系。即使Edwin G. Boring发表在《科学月刊》（Scientific Monthly）上的最具肯定性的评论，也对哈耶克这部著作中的一个显见的失败给予了批判：

即使当他是正确的时候（应当说，他绝大多数时间是正确的），你也希望他的著作中有一适当的部分是专门讨论他的思想渊源的。关于心智和意识的物理性理论以及相关的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而且一个读者不仅希望了解哈耶克思想的内容，而且还希望从有关这些问题的科学思想史的视角下了解哈耶克的理论。然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尽管哈耶克的思想确有渊源，我却肯定很少有人能把这项特定的工作做得如此之好。

1956年，在庆祝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楼落成25周年的庆典上，哈耶克作了题为《专业化的困境》（“The Dilemma of Specialization”）的演讲。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事业进行辩护，“我们当然应当对那些思想成熟的学者致以敬意，他们为了从事可能是任何人都无力宣称完全胜任的工作，而甘冒极大的风险，无视专业化的一切藩篱”〔31〕。

《感觉秩序》与哈耶克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之间的重要联系，在他于此后发表的论文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复杂现象的理论》（“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和《规则、认知和可知性》（“Rules, 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这两篇论文。实际上，他撰写这两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扩展《感觉秩序》一书的哲学意涵。

关于社会主义所必然要求的中央计划是否有效的问题，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取决于能否从认识论层面对预测行为之后果的能力给出证明。正如哈耶克在《解释的不同程度》（“Degrees of Explanation”）一文中所明确指出的，“尽管在无须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精确的预测显然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显然无力控制超出我们对行动之后果的预测的那些发展。因此，预测的限度就意味着控制的限度，反之则不然”〔32〕。

为了阐明预测人之行动的能力的局限，哈耶克发展出了一种关于复杂现象的理论。哈耶克的这一理论承认预测模式的可能性——即一系列后果与有限的原因之间反复发生的联系，但却否认预测这些模式中个别事件的可能性。个人和集体在预测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之所以依旧能够发挥作用，乃是认知规则的进化所致因为这些规则使无法预测的行动成为可能。例如，语法的规则可以使一个人对陈述进行组织，然而任何一种陈述的意义却是无法预测的。

1960年，哈耶克写信告诉波普尔他日益形成的研究论题，“尽管我不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方法论的研究上面，但是我正在构思的‘对经济学理论重新审视’的论题——它很可能发展成为以此为标题的一本书——却不可避免地促使我一上来就要做出这样一种努力，即对我关于经济理论性质的观点进行重述，此外，我早先形成的关于较高层次的常规性的观念，也是我一直在费心思考和探究的大问题，而这方面的成果似乎会超出经济学领域之外”。事实上，他早在1952年写信给波普尔时就已经谈到了他着手研究这个项目的事情。波普尔对《感觉秩序》一书的主要反对意见，是认为它建构了一个关于心智的因果理论，而这在波普尔看来是不可能的。哈耶克对此回应说：

你是否将我所说的“只解释原则”视作是一种因果理论呢？如果你的论点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永远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感觉形成和思想过程等等，那么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的论点意在否定人们能够解释物理过程是如何可能在一般的秩序层面得到安排的——这正是精神现象的特征，那么做就很难使我信服。当然，我就一个特定问题所做的这一分析，无疑是提出了一系列最深远的哲学问题。数月以来，我一直深为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对我来说什么是所有问题中最为一般的问题，亦即我暂时在私下称之为的我们在“一个系统之内”（within a system）所能说的东西与我们“关于一个系统”（about a system）所能说的东西之间的差异问题。我深信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自从我明确认识到这个问题始，我就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相关题域中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尽管我在解释这个问题方面取得了些许微小的进展，我还是必须承认，它是我所处理过的最为棘手且最难以理解的问题之一。

哈耶克在这两点上都是对的。我们在“一个系统之内”所能说的东西与我们“关于一个系统”所能说的东西之间的差异问题，的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极为棘手且难以理解。他为此做了一次颇为勇敢的尝试，即通过撰写一篇有关《系统之内的系统》的论文来讨论这个问题。当他发现没有人领会他的讨论时，他放弃了。这是哈耶克一生中第二次放弃对人之理解的性质的研究，并转向了对法律的研究。

哈耶克在芝加哥总是没有那种安适自在的宾至如归的感觉。他在巴黎一直有一个车库，只要一有可能，他便和妻子一起驱车回到他深爱的阿尔卑斯山。后来，他的双耳渐渐失聪，不再与人交谈，也不再去剧院了。更困扰他的是他从1960年起所染上的抑郁症对他的一次又一次侵袭。

他为了在维也纳重建一个研究中心而进行了广泛的努力，这个中心拟名为“人类研究高等研究所”，因为他想恢复他深深怀念的那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消失的知识分子生活。哈耶克、波普尔和Ernst Gombrich爵士将成为该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但是，维也纳大学对这个方案的反对使得可能的赞助者对此不抱信心，特别是福特基金会，后来这个基金会为它自己建立了一个它所谓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毋庸赘言，它并没有重新创造出维也纳所失去的那种生活。

1961—1962年的冬季，哈耶克接受了弗赖堡大学（在德国的Breisgau）为他提供的一个教授职位。这项邀请附带着一项关于哈耶克退休后生活问题的极为诱人的提议，而他接受了这一邀请。此后，除了1969年至1977年间在萨尔茨堡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以外，他的余生都是在弗赖堡度过的，并在Obergurgl的群山中享受着他的每一个暑期。

战后，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指出，美国如果想把战后世界从另一个危机中拯救出来，就必须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其真正的目的乃在于使英国金融避免崩溃，然而在1973年，这个国际金融体系崩溃了。英镑的价值早就伴随着英帝国的衰败而贬值了，而现在，美元则因完全摆脱了金本位制亦将步英镑的后尘而贬值。尽管凯恩斯的药方因西方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和失业这种并发性打击而很快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但是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却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尤其是在大学里。

1974年，F·A·哈耶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许多对此感兴趣的人士所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他的健在感到惊讶。一些人由此而想到哈耶克曾反对过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所以又开始对哈耶克所发表的观点产生了兴趣。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的作用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并视其为自由社会的一个必要基础。他还主张货币的非国家化，而这就意味着自由市场应当被用来维持货币的价值。由于事实证明政府不能保证充分就业，所以哈耶克的这项主张也就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银行家长期以来一直为政府管制所型塑，所以他们已经忘记了市场该是什么样子。

市场终会处于支配地位，而不论它在地下潜伏多久。哈耶克的市场观——亦即社会制度的自生自发秩序观——无须被证明或被强制实施，因为它是生活方式本身。人们所需的只是等待，因为那些阻碍市场发展的障碍墙终会倒塌。

回顾

把我们隔开的边界并非都像柏林墙那般残忍和丑陋。有一些边界线十分简单，就像有的人倾向于根据英寸而非毫米进行丈量一般，或者说，就像有的人更喜爱巴赫的作品而不喜欢摇滚乐一般。然而，一切事情都在不断地变化着。一如哈耶克所明确指出的，经济学理论的真正任务就是要解释我们是如何应对那些不可知的境况的。他指出，我们应当把“经济视作一条河流而不是一种均衡的力量，可以相当不夸张地说，就像我们应当根据那些决定水流在崎岖的河床上流动的因素来看待经济一般”〔33〕。

哈耶克的成就在于他指出了经济学理论，如同任何其他关于社会行为的理论一样，乃是一种关于进化的理论。在阐明这个观点的过程中，他又把社会行为的研究重新纳入了这种研究在最早时所采取的路径之中（例如Sir William Jones对语言进化的解释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这一路径曾激励达尔文对那些经由天择而发生进化演变的可能性进行了探索，并据此解释生物物种的变异过程。人们有时忘了达尔文曾认为，由灌木在沼泽地中生长稀少这种变异所展示出来的适应性，可以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扩张会超过其生存手段的可怕预期。马尔萨斯经由详尽地思考爱尔兰的命运而沮丧地做出预测认为，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会超过人的生产力。李嘉图则遵循马尔萨斯观点，把经济变成了一个从概念上讲类似于孤岛的东西（其间，只有收入的分立是能够确定的），并且把这种经济作为他们讨论经济学理论的背景。

这种把经济学理论的论题视作一个类似于孤岛的实体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如果一个人所设定的是一种封闭的系统，那么他采纳从力学——甚至物理学——那里借用来的均衡假说也就成了一件极自然的事情。在这样一种系统中，预测乃是所要达到的唯一目标。

颇为遗憾的是，经济学理论也忽视了达尔文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回应，视李嘉图的理论路径为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只是到了许多年以后，人们这才发现，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岛上的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实乃是该岛在英帝国中所居于的不幸位置所致。在美国，爱尔兰人在数量上则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仅爱尔兰人在这个新世界中繁衍生存，不可能发生人口过剩的问题，而只有把更多的种族考虑进去，方有这种可能。如果一个社会或一个系统的边界发生了改变，那么社会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这些边界可以是任何一个维度的边界：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边界，当然，知识的维度则是无止境的。我们关于系统内或系统外任何因素的知识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要求对整个系统进行重新调整。

20世纪的悲剧就在于无数的人都生活在凄惨的境地，他们是哈耶克后来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致命自负”〔34〕的牺牲品——社会主义试图设计和控制社会的命运。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设计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益增多的控制，而这意味着通过封闭社会的方式来控制知识。正如Gibbon所指出的，哀痛容易但描写困难的并不是爱尔兰的命运，而是古巴的命运。任何人都不是隔绝的孤岛。

事实证明哈耶克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经由对控制可能性的认识论基础的批判而对那种控制社会的建构主义观点进行了抨击；他还表明对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变化的回应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诸如自由市场这样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进化，乃是使人们对日益变化的情势进行多样化的适应成为可能的工具。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哈耶克的观点很少有人关注。全世界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更热衷于教授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哈耶克的学说。在美国，经济学则与数学之间有着一种非常可悲的关系。

哈耶克的结论，从现在的事实来看，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一种反对预测的观点，亦即对那种认为能够极确定地预测对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回应的论点给予批判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任何试图计划或控制某一过程的特定努力都必然趋于失败。我们既不能预测某项计划将成功，我们也同样不能预测某项计划会失败，因为一项计划的成功有可能完全是出于偶然。因此，建构主义观点在逻辑上存有漏洞。就此而论，休谟的观点始终是正确的。

智的诱惑总是会使人们通过主张前设的原则或前提乃是先验有效的方式去填补这种漏洞。在这不确定的海洋上，海上女妖所唱的并不是引诱男子的淫歌，而是主张确定性的赞歌。哈耶克的船则极其危险地朝着这些礁石撞去。

前瞻

哈耶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实是一具有分界线意义的手段。他有效地论证说，我们社会里的大多数制度，诸如语言和货币制度，既不是人类刻意发明设计的产物，也不像风和重心力似的是自然环境中的天然要素。在《感觉秩序》一书中，他表明社会秩序在根本上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对那些得到遵守的常规性进行类分，尔后进入到规则的形成；这些规则使一个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各个方面）得以在日益复杂的类分过程中进行互动。这个进化过程从潜在的意义上讲是目的开放的，而且任何特定时间所达致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

哈耶克在DNA（脱氧核糖核酸）结构被发现之前就撰写出了《感觉秩序》一书。今天，我们已较容易理解他的观念，但也比较容易忽视他的观念的原创性。生物生命的基础——经由基因的再生产而进化——所遵循的就是哈耶克提出的诸原则。单个基因所控制的蛋白生产，就是根据类似于语言“规则”的“规则”而展开的。数目固定的氨基酸所可能展开的不同组合，能产生无数的蛋白；这些蛋白又在更为复杂的秩序中进行互动，形成有机体，而这些有机体又根据相吸和相斥“规则”展开互动。在这个过程的某个点上，我们或许能够在自然“规则”与那些产生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规则的进化之间划一界线。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哪里划这条界线。

哈耶克在两个关键点上背离了达尔文的理论：第一，他指出自生自发秩序乃是通过群体选择（而不是经由个体变异）而形成的；因此第二，他认为所获得的特性必须是可传递的。尽管这两个命题导向了种种批判性解释，但是它们仍未摆脱进化理论所具有的那种主要危险，而这种危险又标示出哈耶克理论与进化理论所具有的同样的性质。生存乃是衡量成功适应的唯一标准，但是生存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成功适应的标准。的确，生存一直是一极成功的标准，但是就今天乃至将来而言，情况就不是如此了。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去问恐龙。

然而，哈耶克的理论指出，生存的乃是规则，而未必是那些根据这些规则而形成的群体。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这个假设，哈耶克本人并没有做过明确的表述，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观点中推导出来。而且如果我们采用这个标准来辨识自生自发秩序（而非自然秩序或设计的秩序），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许多困难。

哈耶克在晚些时候的著作中转而运用规则来证明一种道德传统的正当性，因为这种道德传统可以证明某些（非特定的）群体的生存比其他群体的生存更优越。凯恩斯在回应《通往奴役之路》的文字中揭示了这种观点的危险性。凯恩斯认为，采用道德正当化的方式会使人们采纳原本被视为不可接受的经济标准和政治标准。任何试图证明某一道德观点为正当的努力，皆会使人达致一种自食恶果的论点，而这种论点则会使人们无力反对另一种论点，即所有这类先验的原则——例如道德原则——都是无从在理性层面进行正当化证明的。另一方面，哈耶克宣称心智无力理解其自身，而这也会导使他在为自己的观点进行捍卫时放弃对理性的运用，尽管他认为反对他的观点的论者不能提出这一诉求。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那个认为所生存的乃是规则而未必是那些遵循这些规则的群体或个人的假设，那么这个问题就能够从不同的路向得到解释。因此，进化的过程——与物竞天择相类似的过程——就变成了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这意味着当适应措施得以使较多的个人彼此沟通和交流并解决他们所处环境中的较多问题时，这些适应措施就是成功的。当然，我们据以评价那些为人们所采纳的规则是否成功的群体，并不是一确定数量的人口。例如，说英语的人口就是在英语的不断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的，而且绝对不能与某一特定数量的人口（诸如英国的居民）等而视之。采纳一种自我选择的理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除某些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例如那些因制度中所存在的各种文化偏见而引发的社会冲突，而最糟糕的是世界上某些多难地区因“种族清洗”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在自我选择的基础上型构社会组织，个人能够在不牺牲自己的品格的情况下参与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语言的、家庭的、市场的和宗教的自生自发秩序。

对哈耶克的生活和工作最具幸运的反讽，或许是我们因他而没有足够的理性去对理性感到失望。他的论点——心智无力理解其自身——乃是从《感觉秩序》一书的一个主要结论中得出的：“我们所试图建立的主张，就是任何类分器官必定拥有一个极为复杂的结构，而这个结构的复杂程度要比它类分的客体所拥有的结构更高。”〔35〕

但是哈耶克也知道，除了人之心智这个可能的例外以外，对于越来越复杂的其他结构来讲，并不存在进化的边界。在《规则、认知及可知性》（“Rules, 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一文中，他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基本上与某些其他哲学难题一样，例如哲学上对自我悖反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他在给波普尔的信中所说的在一个系统之内（within a system）能对这个系统（about a system）言说什么的问题的思考。尽管哈耶克本人放弃了此一方向上的继续探究，但是他却洞开了一个方向，为人们能够理解更深程度的复杂性提供了背景。Tarski对元语言的研究，Bartley对理性的研究，都已标示出了对某些新的知识疆域的拓展。

也许只有在经历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灾难以后，我们才会汲取深刻的教训；但是，我们的确渐渐认识到，尽管心智——理性——不能把其自身型构的模式强加于这个世界，然而它却能够揭示和理解生命赖以形成的各种模式。在复杂系统理论这一日益形成和发展的学科中〔36〕，甚至在所谓的人工生命这个分支（这将被证明不是一种矛盾修饰法）中，思想家们发现他们都在思考那种具有哈耶克特色的自生自发秩序。甚至在计算机方面，那些不可预测的复杂形式也源出于数套简单的规则。

正如这些研究者们所渐渐理解的那样，生命，不论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都存在于混沌的边缘。哈耶克的理论仍具有生命力。

注　释

〔1〕本文标题为译者根据此文大意以及哈耶克本人的思想所经历的近一个世纪中的位置所加，特此注明；同时本文的注释主要是译者所加，即使是原文的注释也为译者所查明和补充。此后不一一注明。

〔2〕Gymnasium这种文科中学与一般的文科中学不同，它设有拉丁语和希腊语课程，因此译作“高级文科中学”。

〔3〕参见S. Kresge & L. 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 Routledge, 1994, p.48。

〔4〕Hayek, The Sensory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p.16.

〔5〕同上书，第143页。

〔6〕参见S. Kresge & L. 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 Routledge, 1994, p.51。

〔7〕哈耶克指出，当时因Stohr去世以后，就没有再教授心理学的老师了，所以他只能转而学习法学和经济学；参见S. Kresge & L. 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 Routledge, 1994, p.44。

〔8〕参见S. Kresge & L. 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 Routledge, 1994, pp.134-135。

〔9〕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早年所接受的费边主义倾向，更准确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取向。因为第一，哈耶克承认，在就读高级文科中学时，他主要集中阅读的乃是现代政治学方面的宣传小册子，其中多数具有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还因在上神学课时阅读社会主义小册子而遇到麻烦；第二，哈耶克本人在自由出版社1978年版的米塞斯《社会主义》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并且还指出，“他为该书中有如此之多的观点在那以后被证明为是极为正确的这一点感到惊讶，因为最初他对这些观点只是将信将疑，或者认为它们只是些夸大之词和片面的观点”。

〔10〕卡珊特拉神乃是指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的公主，能预卜吉凶。在这里意指凯恩斯试图预言经济发展的全部结果。

〔11〕1936年以后发表的一些相关论题的论文，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指哈耶克收入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的论文：《社会科学的事实》、《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个人主义：真与伪》等，具体文字请参见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2〕同上书，第52页。

〔1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引言”，第11页（译文有所改动）。

〔14〕参见S. Kresge & L. 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 Routledge, 1994, p.110.

〔15〕同上书，第138页。

〔16〕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译文有所改动——作者注）。

〔17〕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出版后应邀前往美国做巡回演讲一事，纯属偶然，而且也完全出乎哈耶克本人预料之外。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发行，并且改成缩写本在畅销流行的《读者文摘》刊登，引起巨大轰动。原本拒绝出版该书的美国出版商则联合商业演讲机构，迎合这一轰动之势改变了哈耶克访美的计划，要求哈耶克在抵达美国的第二天就开始巡回演讲，为期五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耶克认为，“这本书在美国被接受的方式完全不同，在美国受到了瞩目，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尽管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试图抵挡那种把我从纯理论拉向更为实际工作的诱惑，这一点最终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见S. Kresge & L. 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 Routledge, 1994, pp.102-103。

〔18〕参见S. Kresge & L. 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 Routledge, 1994, p.100。

〔19〕哈耶克的此次婚变，最严重的结果是他的密友和同事罗宾斯与他近十年不讲话。

〔20〕Hayek, 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eylo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1, p.110.

〔21〕关于哈耶克产生撰写《自由秩序原理》一书的计划，我曾在《“自由秩序原理”抑或“自由的宪章”：哈耶克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书名辨》一文开篇中指出，“1854至1855年的冬春时节，当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穆勒，因健康的缘故前往意大利和希腊做旅游疗养，并在罗马的Capitol散步时获得了撰写《论自由》一书的灵感，于1859年诞生了在以赛亚·伯林看来“建立了近代自由主义”的伟大论著。在一百年以后的1955年，确立了当代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在编辑评注穆勒于当年旅游期间书写的大量但却未发表的书信的过程中，偕夫人沿穆勒百年前在欧洲的游历路线重游，甚至按照穆勒在自传中的说法，专门前去穆勒产生撰写《论自由》一书的灵感的地方散步，期求获得同样的灵感；这个学者就是后来在1974年与缪尔达尔一起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虽说哈耶克因穆勒所撒的小谎而未能在散步的时候获得灵感，但他却在紧接着去埃及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撰写一部研究“自由”问题的著作的计划；他在1959年他的六十岁生日那天——亦即穆勒出版《论自由》的整整一百年以后，杀青了他集中撰写了四年的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他给自己的生日献了一份寿礼，也给我们贡献了一份宝贵的、至少是值得我们严肃研究的思想财富”。参见拙著：《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280页。

〔2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2页。

〔23〕John Nef, Search for Meaning,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73, p.37.

〔24〕参见S. Kresge & L. 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 Routledge, 1994, p.152。

〔25〕Hayek, The Sensory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p.165.

〔26〕关于康德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问题，相当繁复。此处给出哈耶克本人的一个说明，我想可能会对读者理解这个问题有所助益：“你知道John Gray写了一本有关我的著作（Hayek on Liberty, 1984）。当然，他把我解释成了一个康德式论者。我一开始倾向于对他说，‘你夸大了这一影响。我从未仔细地研读过康德’。但是，事实却是，在我极关键的年龄，即20或21岁，我为一个叫Alois Riehl的当代康德论者的著作深深吸引住了，他就批判问题撰写了一部巨著和两本比较易懂的介绍书籍。我想我对康德哲学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个康德式论者。因此，我一开始对Gray说，不，我没有受康德的影响，因为我对康德的一手文献实在知之甚少，从而无法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后来我却不得不承认，我通过间接的方式受到了康德的很多影响”；参见《哈耶克论哈耶克》，1994，第139—140页。

〔27〕参见S. Kresge & L. Wenar：《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 Routledge, 1994, pp.43-44。

〔28〕Hayek, The Sensory of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p.169.

〔29〕实际上，哈耶克早在此前就对学科专业化趋向展开了抨击，其间最为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是他在1947年4月1日“朝圣山学社”第一次大会开幕式上所做的演讲，此演讲稿后收入在他于1967年编辑出版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Paul, 1967, pp.148-159）论文集中。哈耶克这篇演讲稿的重要性乃在于通过发起召开“朝圣山学社”大会而鼓励诸多不同学科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就公共的和国际的重大问题进行交流进而与学科专业化取向作斗争；他在1956年庆祝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楼落成二十五周年的庆典上发表题为“专业化的困境”（The Dilemma of Specialization）的演讲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我们当然应当对那些思想成熟的学者致以敬意，他们为了从事可能是任何人都无力宣称完全胜任的工作，而甘冒极大的风险，无视专业化的一切藩篱”（同上书，第127页）。在约40年的岁月中，“朝圣山学社”一直忠实信奉它自己所宣称的这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的深刻的知识基础则可见之于1947年4月8日“朝圣山学社”第一次大会期间通过的“目标的声明”之中，现将此文译出供读者参考：

“我们这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公共事务研究者，于1947年4月1日至10日聚会于瑞士‘朝圣山’，对我们这个时代所具有的危机展开了讨论。我们渴望使这个组织常设化，以进一步推进相互的联系并欢迎来自其他与我们具有同样信念的人士的合作，为此我们就一系列目标达成了共识，特声明如下：

文明的诸核心价值正处于危险之中。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之尊严和人之自由的基本条件已荡然无存。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基本条件也正不断地蒙受着当下政策发展趋势的威胁。个人的和自愿的群体的位置正逐渐地为专断性权力的扩张而动摇了。甚至连西方人最为宝贵的财富，即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也因下述教条的广为扩散而深遭威胁，这些教条由于在处于少数状况时主张享有宽容的特权，所以它们只力图确立一种权势的位置，以压制和扼杀除了它们自己观点以外的所有其他观点。

我们认为，这些发展趋势乃是因一种否认一切绝对道德标准的历史观的得势而促成的；也是因各种质疑法治之可欲性的理论的张扬而促成的。我们还认为，这些发展趋势也是因人们对私有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的信念的式微而促成的；因为，如果没有与私有产权和竞争性市场这些制度相勾连的权力和创制权的分散制度，那么人们就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维护自由。

鉴于我们深信一场根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运动必须得到知识论辩的支持并以重申正当的理想为基础，我们在对立场问题做出初步的探究以后认为，对下述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特别研究是可欲的：

（1）对当下危机的性质进行探究和分析，以使其他人清楚地认识到这场危机在道德和经济层面的基本渊源。（2）对国家的功能进行重新厘定，以更加明确地区分全权性秩序与自由秩序。（3）对重新确立法治和确使其按下述方式进行发展的各种方法进行探寻，按照这种方式，个人和群体不能侵犯其他人的自由，而且私有权利也不能允许变成掠夺性权力的基础。（4）对通过那些有利于创新和市场发挥作用的手段而确立最低标准的可能性进行研究。（5）在与那种把历史知识误用于推进各种敌视自由的教条的做法进行斗争的方面，对各种斗争方法展开探讨。（6）对创造一种有助益于保障和平和自由的并允许建立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秩序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并不想进行宣传，也不试图确立任何精致且具有阻碍性的正统教条。

我们不与任何特定的党派结盟。我们的唯一目的就在于：通过增进那些信奉某些相同的理想和重大观念的人士之间交流观点的方式，而为维护和改善自由社会作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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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这里所说的“巡回演讲”，乃是指《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以后，美国出版界和商业演讲机构邀请哈耶克在美国各地举行的公开演讲。

〔31〕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p.127.

〔32〕同上书，第18页。

〔33〕参见S. Kresge & L. Wenar: 《哈耶克论哈耶克》（Hayek on Hayek），London: Routledge, 1994, p.147。

〔34〕这个说法源出于哈耶克于1988年出版的论著的书名，即《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中译本由东方出版社1991年出版：《致命的自负》（原译《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刘戟锋等译。

〔35〕Hayek, The Sensory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p.185.

〔36〕关于新成型的复杂理论，请参见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D. Pines, ed. Emerging Synthesis in Science, Santa Fe Institute, Vol. I, 1986; I. Prigogine, From Being to Becoming, San Francisco,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