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
绪论 人们经历的过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恢复人们经历的过去之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在任何历史环境中，只有一部分人的经历被记录下来，传至后世。杰弗里•布雷思韦特如此形容撰写人物传记的过程：“拖网装满鱼后，传记作者把网拉上来，进行挑选和分类，不好的扔掉，好的贮存起来，最后切成鱼片出售。”⑴罗伯特•卡帕的话不那么直白，但更准确，他说他在诺曼底登陆日的一些照片“只是整个事件的一些片段”，而非全貌。⑵有许许多多中国人参加了义和团运动，但只有一小部分人（其中的多数人无名无姓）的言行被记录下来。1900年夏被围困在北京使馆区的数百名外国人中，有不少人写过信函、日记和书籍，详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但这些记载至多是对亲身经历的概述、描绘和有水分的重塑，而不能全面和准确地再现过去。
这就涉及不能完全恢复人们经历的过去之本来面目的第 二个原因。即使过去的经历能够完全再现，也只能是这样的情况：用文字或视觉资料（如照片等），或者二者兼用，来重塑过去，而不能再现经历本身。在被围困于使馆区的外国人的记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的生动描绘。但是，与生活在那个历史环境的人不同，我们自己不能按时间顺序一天一天地直接经历当时的每件事：酷热的天气，瓢泼大雨，夜间到处可闻的枪声，对受伤或死亡的担忧，“饱受酷热、蚊子和四处乱飞的苍蝇折磨的婴儿的”哭喊，死马腐烂后发出的恶臭。⑶亲历者的记述至多是对历史的生动而有趣的描绘，不能为我们提供历史本身。
虽然完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之事，但是我们 可以想象出这段历史的画面，至少是某些方面和某些片段。毕竟我们都有这方面的专长。我们不是全部历史的亲历者,却是自身历史的亲历者。这种个人的主观经验是我们评说和省察与众不同的历史经历的基础。换言之，我们虽不能完全按照生活在当时的人们的理解和认知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但我们能谈论过去，描述过去的某些方面，以大体上接近事实的语言讲清楚历史真相与神话化的历史和故事化的历史之间的不同之处。
造成不同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历史经历是以感觉为基 础的，我在前文中关于被围困于使馆区的外国人所受煎熬的叙述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本书中使用的“经历” 一词主要是指对于历史形成过程的直接参与，但它还有另外的含义，特别是哲学层面的含义，即通过感觉来认知世界。人们有时能够敏锐地体察到自己的感觉，但有时却疏忽了自己的感觉。不管怎样，大多数人会同意此点：如果没有任何感知性的经验，人类将不可能存在。与人们对历史的感觉层面密切相关的是，经历也包含人们的所有情感，我们与真实的经历越接近，人们的情感生活——使人们悲哀、愤怒、紧张或厌烦的事情，以及人们的忧虑、仇恨、希望和担心——的地位就越突出。我们不仅知道运河，而且了解挖运河的人们遭受的痛苦，⑷如果我们自己经历过类似的痛苦，将使我们更容易了解别人的痛苦。⑸
人们的历史经历的另一个明显特性是，在难以忘怀的经 历中，有一些不值得记住（并不一定是记不住）的东西，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家很少强调，神话制造者则从未考虑过。在索姆河战役中，英国军人除抗击敌人持续不断的炮火外（平均每天有7000名官兵阵亡或负伤），还得面对战壕里的恶劣条件（与德军的条件截然不同）：阴冷，多水，黑色的大老鼠到处乱窜，腐烂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⑷1900年夏天正好在中国首都的那些外国人在概括他们的经历时普遍使用“包围” 一词（其他人也总是使用这个词）。虽然这个词主要与军事有关，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同意此点：在包围圈内求生存的过程牵涉到的面很广，而不仅仅是军事防御工作。与其他任何战斗（或求生存）的历程中的情况一样，被围困的人们把许多精力放到了普通的事务上，如安全保障、食物分配、水质的日常检测、组建消防队、建立高效率的通信系统、设立医院照料病人和伤员、妥善处理死者的尸体等等。
简言之，真实的过去包含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经历，其中 一部分是重要的、关键的、值得记住的、明确的，另有一部分（常常重复发生）是辅助性的，处于从属地位的。过去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的盲目性，这个特点使所有的经历变得色彩缤纷，饶有趣味。1989年秋，莱比锡的居民上街游行示威，对东德恶劣的生存条件提出抗议，开始时，他们根本不知道东德政府会做何反应，更不知道他们的抗议活动会成为最终促成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的一系列事件的起始点。东德的一名人权活动分子后来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与我一同工作的人想改造东德。我们从未想到这个国家会消亡，被西德吞并。”⑹简言之，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人事先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并无清晰的预见。他们不知道局势会如何演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种模糊性对他们的意识有非常大的影响，致使他们以根本不同于历史学家事后回顾和叙述历史的方式来理解和认知他们自身的经历。
小说家罗伯逊•戴维斯描述了这样一种理念：如果我们 像江湖术士默林那样能够预知出人意料的未来，那么这个世界将完全不同，会变得怪诞神秘，令人不安。他写道：
默林常发出奇怪的笑声，在其他任何人都不笑时， 就能听到他的笑声。他笑躺在粪堆上悲叹自己命不好的那个乞丐；他笑那个不厌其烦挑选鞋子的纨络青年。他笑是因为他知道粪堆里面有一只金杯，能使那个乞丐变成富人；他笑是因为他知道那个爱吹毛求疵的青年在新鞋的鞋底变脏以前将与别人大吵一架。他笑是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⑼
与盲目性相关的一个后果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往往 （虽然不是一律如此）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应付不可能发生的意外变故。1900年在华外国人所处的危机气氛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种经历“没有用处”，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历史学家在花费时间和精力舞文弄墨叙述历史事件时，普遍重视发生过的事情，而不重视没有发生的事情。
不但个人的经历包含在未结束（因而无明确结果）的 事件中，而且对直接参与者而言，整个事态的发展所具有的含义与当时预料不到的未来发展结果所具有的含义不同：参加索姆河战役的官兵不知道他们正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哥伦布不知道他已经发现了美洲；19世纪初穿越美洲大陆的勇敢的拓荒者不知道他们正在横跨“肥沃的大平原，它注定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大粮仓”。（丹尼尔・布尔斯廷告诉我们：“他们认为，他们正在穿越当时的地图上标示的'美洲大沙漠'。有些人甚至寻找骆驼以用于旅途中。）在1986年的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第6场比赛第10局中，比尔•巴克纳让穆基•威尔逊打出的地滚球从自己的两腿间穿了过去。巴克纳不知道，他的这次失误到底是一件毫无历史意义的小事，会很快被球员和球迷忘掉，还是一件令人刻骨铭心之事，当他的其他事情都被人们忘掉时，这件事还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到底会出现哪一种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7场比赛的胜负"〕有位历史学家说：“后来发生之事不可能影响以前发生之事。” 历史学家都持同样的观点。但是，已经发生之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将要发生之事的结果，这说明历史学家的观点有误。
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预料不到，也无从把握事态的未 来走向，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是他们的个人命运；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是他们正在参与的历史事件的结局；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是仍在不断发展的能够不断重新确定以前发生之事的意义的未来事态。所以说，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也面临着文化、社会和地理等多方面的局限性。借用学术界目前常用的词来做说明，如果把经历视为“文本”，把亲历者视为“读者”，那么，不同的读者会以不同的方式阅读或者“建构”文本，赋予文本不同的价值观、信仰和神话。因此，1692年马萨诸塞州塞勒姆一些人的奇怪举止被当时的民众认定是中了巫术，而如果在几十年以后，人们极有可能认为这些古怪行为拉开了宗教复兴运动的序幕。同样的，1900年春夏，义和团的文书揭帖常用宗教词汇来建构义和团运动，直接表明上天的意志，旨在消除外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好让众神息怒，而基督教传教士则从反面看待义和团运动，把义和团当作邪恶势力，把义和团运动当作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一场大决战。换言之，无论在1692年的塞勒姆还是1900年的中国，一个特殊群体共享的“文化空间”会使他们每个人在看待周围发生的事情时难免带有局限性和狭隘性。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描述所谓“撒谎综合征”（以司 汤达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男主人公为样板）时告诉我们，出于“非常充分的理由……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对他们参与的历史事件的看法往往与上层人士的看法不同”。〔⑷换言之，人们对自身经历的理解不仅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空间的制约，而且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空间的制约。再者，在霍布斯鲍姆区分上层和下层的分析架构之外，我们需要对人们在复杂的事件中扮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加以区分。就义和团运动而言，除拳民自身外，还有被拳民当作攻击目标的外国传教士和当地教民、双方的军事人员，以及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的有关代表等诸多群体。每个群体的经历（假设可以谈论群体的经历）都是片面的，不完全的；没有任何两个群体是以相同的方式经历义和团运动的。
最后一点是，所有经历都受到地理空间的严重制约。不 但鲁西北义和团的经历与山西义和团的经历各不相同，而且在任何特定时候，任何一支义和团都不可能知道其他义和团正在经历着什么事情。我并不是在强调义和团运动的组织水平太低，或者当时的长途通信方式太落后。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环境中——例如，1989年春北京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当时有卫星电视的直播（至少在初期），全国各地的负责人不仅能够随时互相联系，而且可以通过传真和电话与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负责人随时联系——任何特定地方的个人的经历也是有局限性的，他的经历仅与同他在一起的少数人有关，他与其他地方的人互通的信息也只能是不全面的、不详细的。1989年政治风波的一位重要参与者数月后告诉我，他当时甚至对北京城里发生的事情都知之甚少。也就是说，他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知之甚详，但对北京其他地方的示威者的经历并不是很了解」⑸即使在天安门广场的范围（更不用说在北京城的范围了），关于那天晚上发生之事的详情，各种各样的“目击”报告也是大相径庭的。
有时候，特殊的环境会使地理空间给个人经历造成的局 限程度更加严重。美部会传教士麦美德在日记中记述了6月底受困于使馆区的洋人与外界完全隔绝时的情形：
我们在这里与世隔绝，好像置身于一个荒岛上。我 们知道的外部世界的消息，甚至由洋兵守卫的这个弹丸之地以外的中国其他地方的消息，都是两周前的旧闻。我们在保定府的朋友们安全抵达天津了吗？全中国都处在动乱中了吗？各地的教民正在遭受屠杀吗？离此地不到一英里远的皇宫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皇帝还活着吗？慈禧太后已经带着尽可能多的金银财宝逃离北京城了吗？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的子弹是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但它们都转瞬即逝。
实际的历史经历还有一个特点，它使真实的历史截然不 同于复述的历史和神话化的历史。这个特点与亲历者的动机意识有关。历史学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释历史；神话制造者则从历史中吸取能量，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为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与这两种人的想法不同，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包含着人的所有情感和目的。直接参与者也许会做些努力，试着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而且他们很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亲历之事加以神话化。但是,与主要的目的（如享乐、求生存、击出本垒打、杀洋人、通过考试和穿越大街等）比起来，这些都是次要的、辅助性的。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并在形成人们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常常起重要作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
这些动机常常遭到曲解，神话制造者尤其如此，而历史 学家也不遑多让，他们也许保持着警惕，但他们总是把历史的动机意识强行导入多少有点合理性的阐释体系——“发生于其后必是其结果”的分析模式。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在开始重塑历史的时候（即使是在最浅近的层面上,如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起义”、一场“叛乱”、一次“大失败”还是一场“大灾难”？何），总是把“个人的解释和想象”掺杂进去」切也就是说，我们用来解释历史（也即赵文词所说的“解释纷繁复杂的具体事件的观念，往往与直接创造历史的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曲解了真实的历史。赵文词在其名著《一个中国村庄里的道德与权力》中，大量使用“语境”、“模范”、“典型”、“约定俗成的礼节”、“道德革命”和“仪礼之争”等抽象概念，用以加深我们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华南一个村庄的道德和政治动态的了解。但是，该村庄的村民们（包括这些年间村里的头头脑脑们）从来没有用这些概念解释过他们的生活经历，也没有按照赵文词告诉他的读者的那种思路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圈子。
直接参与者对历史的看法带有不同于历史意识的个人意 识（与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个特点也值得注意。在某一历史时刻，参加历史事件的每个人不仅处在历史坐标的一个点上，而且处在个人生平坐标的一个点上。两相“重合”，他们的个人经历就融进了我们称之为“历史事件”的集体行动中。这些具有各种各样的界定和称谓的事件，是每个参与者的个人经历汇成的，个入经历既具象征性的意义，又具观念性的意义，能使历史学家和其他历史研究者据以描述和分析“过去发生之事”。从某种角度来看，历史事件是我们认知历史的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历史事件是超历史的，是每个参与者个人经历的综合体。直接参与历史事件并创造历史的每一个人，最终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的表演结束了，退到了幕后。
这是历史事件的“消散”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个人 （假如他们还活着）都复归于自己的生活轨道，重新开始不引人注目的、“平凡的”生活，例如，义和团运动后，拳民回返家乡；1900年8月逃离京城的大清君臣回到京城重理朝政；被围困于使馆区的洋人或者恢复他们在中国的正常生活，或者离开中国到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从菲律宾调来参加援救行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船重返菲律宾。简言之，活着的人继续做事谋生，参与其他将会成为“历史”的活动，投身于其他事件中（就像演员，演完一出戏，接着演另外一出戏），而“参加义和团运动的经历”已成历史，或者留在记忆里，或者忘记，或者复述，或者歪曲。在辞世之前，他们还会有许多其他的经历，义和团运动只是他们一生当中 的短暂一瞬，也许很轰动，也许很平常，也可能是典型时
这种“凝合一消散”过程的另一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历史学家经常给历史事件划定界限，何时开始，何时结束，都以某个特殊时间为标志（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是，个人的经历是具有连续性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与事件的发展轨迹和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大为不同。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各种经历之间的联系似乎非常怪诞。历史学家肯定会普遍认为，作为历史事件，美国内战与义和团运动没有任何关系。然而，1900年8月初，山西汾州的一批传教士共同商议，要不要武装起来抵御义和团的威胁。他们最终决定武装起来，理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美部会的贾侍理曾在美国内战中打过仗。
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经历与历史之间这种奇特的互动关 系。1991年初的几个月里，美国人在海湾战争问题上经常受到“越南意识”的影响。作为历史事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与1990 ~ 1991年的海湾危机和冲突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就人们的经历而言，二者之间却有多种多样的联系。美国驻波斯湾空军司令查尔斯• 霍纳中将在开战前数月接受釆访时说：“我们这里有不少人以前曾在越南打过仗。我们的国家应该如何行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受到了越南战争的极大影响。”他说，海湾战争“不应该拖延太久，应速战速决，尽快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其他指挥官和千千万万的美国人都持有与此相同的观点，这种观点遂成为美国在持续时间不长的海湾战争中所奉行的战略的中心原则。正如1991年3月1日布什总统在其热情洋溢的声明中所表明的，就民族心理的层面而言，美国人表现出来的是信任和自信。布什说：“老天作证，我们已经彻底治愈了越南综合征。”海湾战争停止几天后布什自豪地宣读的一份声明也揭示了这一点。他说：“越南战争的幽灵已经被永远埋葬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里了。”
上文论述了人们经历的过去的诸多方面，这些方面不是 确定不变的，而是数年来我在阅读关于义和团的史料和论著时想到的。如果我阅读的是有关中国的戊戌变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或者1988年美国的总统竞选的史料和论著（完全不相同的历史事件），那么我猜想，我会看到不太相同的一些方面和特点。如果我把注意力集中到另外一种历史上，即集中到不是按照事件建构的历史而是按照长期的、非个人的发展脉络建构的历史上（例如，19世纪帝制时代的中国的商业发展史，或者英国的工业革命史等），那么我看到的特点会有更大的不同。这种变化，更具体些说就是人们用义和团运动解释那段历史时所表现出的差异性，都将在结论中得到反映。
拳民与其他相关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创造了这段历 史，我在这里想要揭示（无论多么不充分，或带有多大的主观性）的是他们这些人所经历的那个经验世界的特性。直接参与者的实际经历是零散的、不全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描述也是零散的、不全面的。而且，二者也不完全是重合的和类同的。把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完整的事件（历史学家塑造的义和团）来看，每个参与者的经历都是零散的和不连贯的，但从每个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情况并非如此。认知科学告诉我们，个人的经历是连贯的、有意义。
下文的内容将不时地显示个人生平经历的这种连贯性， 至少从外国人方面来看是如此。就中国人而言，由于所能看到的相关资料有一定的特殊性，我能够做的就是描述当时的许多中国观察者和义和团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共同经历的那个经验世界的某些方面。对于华北平原的千千万万民众而言，1900年春天和夏天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非同寻常的。华北平原的许多地区持续干旱，使许多人饥肠辘辘、疾病缠身，并使更多的人提心吊胆、焦虑不安。洋人和洋物越来越多，其存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使许多中国人越来越相信，洋人和洋物是玷污和败坏他们的生活环境的主要根源。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义和团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对这种背景做出的反应）、以降神附体为中心内容的民间宗教信仰，以及拳术和法术，都反映了旧世纪结束后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彷徨和焦虑情绪，上述现象同时又对人们的这种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义和团活动的许多地区，谣言和猜疑四处蔓延，有时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导致个人经历缺乏连贯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小规模的暴力行动和大规模的战争，人们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虽然大多数人设法逃过死劫活了下来，但是，对死亡的担忧和恐惧始终伴随着他们，中国人、外国人、穷人、富人，都是一样。在华北的许多地区，死亡的景象和死亡的气息深深地印在那些幸存者的记忆中。
世纪之交华北的经验世界的这些特征，如持续的干旱、 越来越多的洋人和洋物、宗教和军事合二为一的运动的蔓延（参与者都能请神附体，并相信法力无边）、谣言的流传、群体性的歇斯底里、暴力造成的死亡等等，都在1900年春天和夏天集中出现，且来势凶猛，它们之间还以极为复杂的
方式互相影响、互相促动。虽然这些事情对不同群体（如 中国教民、拳民、既不信教也不练拳的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中国的官绅、外国传教士、外国和中国的军人和官员等）的影响有轻有重，程度不同，但没有人能完全避免受到冲击。当时的中外目击者在记述见闻时都格外激动、愤怒、紧张，而最突出的是恐惧和焦虑。我打算在下面的章节中对这种异乎寻常的情绪化氛围做一些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