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法术与妇女秽物败法

十八日（1900年6月14日）晚十二点钟，西门内、镇署前、仓门口三教堂皆被拳匪焚烧。......仓门口教堂被焚时，连及其旁并对过民房十余间，亦村之一 炬。匪党传云：方焚该教堂时，有对过某姓妇，出门泼秽水，法术被冲，遂玦及。因此被灾之家，不恨拳匪，咸骂该妇焉。崇信拳匪者传云：将焚教堂时，有红灯照数十个，高起空中，围教堂转绕一周，然后义和拳老师，口念咒语，用香向门一指，即见火起……

自焚此教堂后，拳匪传令各家，吃白斋三日，并传 谕每晚妇女不许出屋，且不可向院中泼秽水，恐冲犯神仙，致干谴责......

二十二日（6月18日）,自早至午，炮声仍不断。 崇信拳匪者传云：义和拳与洋人合仗，洋人不能敌，忽洋人军队中有一妇人赤体立，义和拳法术被冲，不敢前进。

—刘孟扬，天津居民

义和团的法术和灵验问题

用文字描述过义和团运动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无论是当 时的亲历者还是后来研究义和团的学者，一致（有时似乎是本能地）嘲笑义和团自吹自擂的法术。例如，北京西南定兴县人艾声记述了数百拳民于1900年5月放火焚烧定兴县仓巨村十几户教民房屋的情形：火起时，大风狂作，阴云蔽日，村里人都说，这是红灯照在附近搭起棚子作法的结果。他们说：“红灯照睡棚中，其魂出，腾云呼怪风助战。”艾声对前来调査此事的副将说：“君至仓巨，将红灯照女子，牵出褫其衣，用巨筆挝之，皮肉烂而止，看其能驾云否？”该副将笑而不答。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有关记载中经常能见到嘲笑义 和团不堪一击的言辞。坚决反对义和团的大臣袁昶问道：“若云匪术能避枪炮，何以［庚子年五月］十七八等日（1900年6月13 ~ 14日），该匪连攻东交民巷使馆，洋兵放枪，立毙数匪?”美国传教士麦美德记述了 6月14日在北京发生的一件事：当海军陆战队开火后，三四十名拳民立即作鸟兽散。她讽刺道：“这些刀枪不入的拳民似乎不喜欢洋火药的气味!”与此相似，在满洲传教的爱尔兰长老会教士 F. W. S.奥尼尔于1900年7月初写道：“年轻姑娘也入了（义和）团。据说她们都刀枪不入。第一次攻打铁岭的中国人是由一个骑马的少女率领的，她被子弹击中头部，当然难逃一死。但人们却传说她又活了。”

20世纪末的中国学者虽然仍在高度赞扬义和团抵抗外 国侵略的爱国精神，但对义和团的所谓法术也不以为然。有位历史学家写道：“义和团的'神术'并不神，它不过是传统的气功术、巫术与武术的结合。被人说得玄之又玄的义和团刀枪不入一类功夫虽然有其信实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是恣意夸张与弄虚作假。”

有两个原因使义和团的所谓法术大受抨击。第一，义和团的法术有惊人的一致性，考虑到义和团向四面八方扩展，这种一致性就更令人称奇了。清末持怀疑态度的儒学名士把义和团的法术当作“无知愚民”盲目轻信的例证。基督教传教士认为西方世界以外的人都“不知道真正的精神宗教”，⑺所以他们把义和团的法术视为迷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既非儒学名士之友，亦非基督教传教士之友，他们既认同前者的观点，认为义和团的法术大行其道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人的“文化知识水平普遍低下”，⑻又接受后者的看法，把义和团的法术视为“迷信”（当然，这更多的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说的：法术缺乏科学性，但不是恶魔的害人术）。不过，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批评义和团的法术时所持的基本标准都一样，即法术只在经验中灵验，实战中一律不灵验。正如艾声所说的，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之术“小试则验，临战则否”。⑼

义和团的法术在接受实际检验时往往不灵验，这是人们 对它大加抨击的第二个原因。当中世纪天主教的仪式没有带来奇迹时，人们没有停止举行这些仪式。当1900年夏新教徒祈雨未果时，仍然活着的人对基督的信仰却更坚定了。祈祷和其他求雨仪式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但世界各地的情况似乎都一样：每当旱灾降临，祈雨师的行情就看涨。就世事而言，一场比赛的胜利往往会使球迷和球员相信，“穿某种款式的衣服，做或者不做某个特殊的动作，能够影响比赛的结果”，〔切尽管反复的试验都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经验中灵验”往往被用来证明法术或宗教是有效验的，但多为暗中做手脚的欺骗手段，人们本应不相信才对，不过人们（甚至“文化水平高”的人）仍然相信。他们继续“人为地把某一特殊行为与某一特殊结果联系起来”，⑴）就像固执的心理学家在研究迷信现象时惯于做的那样。为什么？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不同的宗教环境中，其答 案也不同。法术和宗教仪式经常面临的挑战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此类活动必须立即产生明显的效果。有的答案对这个前提提出了质疑。因此，玛丽•道格拉斯这样描述苏丹南部的122 丁卡人：“丁卡人当然希望他们的仪式能中止自然灾害。他们当然希望祈雨仪式能带来雨水，治疗仪式能挡住死神，收获仪式能带来丰收。但是，有实际意义的效果并非他们的此类象征性行动所产生的唯一效果，另一种效果产生于此类行动本身，产生于所做的结论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道格拉斯进而写道：“此类仪式并非毫无意义，而正是由来已久的法术使之具有了意义。”

虽然世纪之交的基督教传教士不会完全不赞同道格拉斯 的阐述（假设用“祈祷” 一词代替“由来已久的法术”），但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肯定会把重点放在其他方面。对基督徒而言，祈祷也许确实具有主观方面的意义，但就客观方面而言，只有上帝知道每件事情的内在逻辑，只有上帝能够“把好处带给绝大多数人” 。[13]人们应该牢记，世上发生的任何事情最终都是有利于天国的丿⑷但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上帝的计划经常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面对这种情况,所有的基督徒能做的就是绝对相信上帝，即使他们的祈祷没有任何效果。

义和团用其他理由来解释他们的法术何以不灵验，同时 不危及这些法术赖以存在的信仰基础。有时候，当义和团的法术不灵验时，就说是施法术的人道行不够深，不够虔诚，或者精神不集中（或思想不纯洁）。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义和团都说法术不灵是外在因素（如污秽之物）造成的，因为其魔力能够破坏义和团的法力。

在对待宗教仪式或法术是否灵验的问题上，互无关系的丁卡人、基督徒和义和团——也许包括其他所有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的宗教仪式和法术的首要目的都是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和各种危险时给人们提供保护和情感上的安全感。他们力图通过这些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不确定的未来，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人类经历中固有的特点之一。

法术成为掌控环境的手段：打仗和放火

义和团利用各种各样的法术和宗教手段掌控他们周围的 环境，使之少一些危险性，多一些可预测性，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义和团的法术大行其道的两个地区恰恰是拳民和义和团运动面临的危险最大的地区。我提到了打仗和放火，打仗主要是与中国教民和外国远征军作战，放火则是指纵火焚毁教堂和当地教民的住宅及店铺。打仗时需要法术来保护，这是不言而喻的J闵至于放火，其结果会影响到义和团与当地民众的关系，而与保护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如果义和团能用法术烧毁教堂，就会增加人们对义和团运动的信任程度，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义和团（无论用任何手段）放的火四处蔓延，殃及非教民的住宅和店铺， 则义和团会陷入万民同恨、四面楚歌的险境中。

据记载，除了刀枪不入的本事之外，义和团在战斗环境 中还拥有许多种法术。他们在出战之前经常口念咒语，试举一例：“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砂子两边分。”（1900年夏，此咒语广泛流传于北京西北的延庆、怀来和其他县。）许多天津居民显然相信这样的说法：一个普通拳民被枪炮所伤后，老师只需在伤处揉擦一番，伤会立即治愈。他们也相信另一个说法：当一个拳民在战斗中阵亡，同伴只需念一通咒语，他就能死而复生。义和团的一些老师和师兄们的法术更是神乎其神：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人不受伤⑷或将洋炮闭住，使之不能发炮。在北京，人们传说义和团作战时人马高丈余，刀若门扇，绝无可敌之理。而且，与天津的师兄们一样，子弹打到他们的衣服上如雨点般落下，而身体无损。

据说，天津地区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和张德成法力最大。 他们有隐身法，有土遁法，有分身法。他们睡觉时，魂魄即出游，察看洋人排兵布阵。曹福田临阵打仗时，手执二尺长的秫秸，对众人说是玉皇大帝赐给他的宝剑，他只需在阵前把秫秸向敌入一指，敌人的头就会纷纷落地。据一名义和团员后来回忆，曹福田在率领众人冲向老龙头火车站的俄军时曾对大家说：“凡是空手没有武器的，每人拿一根秫秸,继续前进，到前线就会变成真枪

法力与曹和张不相上下的是义和团的女将——红灯照。

据说在打仗时这些年轻女子能保护义和团。有个义和团员后 来回忆说：“每次打仗时，师兄手里拿着甩子，像令箭一样，指着哪里就打哪里。义和团在下面打仗，红灯照就在上

插图4-1和4-2天津地区的义和团首领一

张德成和曹福田（骑马者）

张德成所乘轿子旁边的旗子上写的是“天下第一团”，是1900 年春张德成在独流镇创办的著名的义和团坛口的名称。选自《京津拳匪纪略》。

边看着，像个鸡蛋那么大小的挂在空中。” 她们能背对敌 人甩出飞刀，取敌首级。她们能在空中用法术纵火，能盗取洋人大炮上的螺丝钉。红灯照能屹立不动，让灵魂出体与敌交战。有她们在，洋枪洋炮就哑了。红灯照还有高超的医术。静海县子牙镇原红灯照四师姐赵青回忆说，如有人生病，就请红灯照大师姐看，大师姐请神附体后，用手向病人身上一拍，病就好了。据说天津地区红灯照首领黄莲圣母能治伤，用清水一洒即告痊愈。她用手摸死者尸体，死者即能复活。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尤其是在北京和天津一类大城市， 住宅和店铺鳞次栉比，一旦失火，很难控制火势。所以，义和团不得不施展特别的法术把他们在这些城市中放的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与多数中国士绅不同，刘以桐比较相信义和团的说法。他记载说，义和团有超常的能力，能一望而知哪些房屋属于教民，哪些房屋不属于教民，经焚表请神，能保证只烧毁教民房屋而不殃及其他。他举了一个例子：6月9日夜间和10日凌晨，京城以东十多英里远的通州有两座教堂起火，其中一座教堂离粮仓很近。通州知府向火光叩头，祈求神灵保护粮仓。忽见金甲神现于空中，立在火光之上，不久又消失了。结果，粮仓与周围的民房均未受损失。人们都说这是关帝显灵了。

从江南到北京的唐晏对义和团持怀疑态度。据他记载， 6月13日义和团在北京东城放火烧一教堂，他未亲临现场，但众人都说他们看到义和团大师兄对着教堂诵咒不止，火即自起。他们还说火未殃及左邻右舍，被杀的只有教民唐晏认为此事太奇怪。第二天，他目睹了义和团放火烧两座教堂的情景。他记述说，放火烧教堂时围观的人非常多，都在大呼小叫以助火势。附近住户均在门外点香，似乎确信大火不会殃及他们。看来，6月中旬北京居民仍对义和团深信不疑。

关于义和团的纵火方法，仲芳氏的记述更为详细：他们首先请神附体，一旦神附了体，他们的形色顿时改变，看上 去非常愤怒，且能力携千斤。他们的口中呼呼有声，手执宝剑，先向左右前后未奉教之家四面指画，防止大火延及四邻，然后，他们手举点燃的长香，在要烧的房屋前跪齐，并喝令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都跪下。义和团手举香火，叩头碰地，口念咒语，然后将香火扔进屋内，大火立即燃烧起来。如有人救火，义和团就说他是教民，当场抓住杀死。

还有人记述了义和团更高超的纵火技巧。例如，5月28 日义和团破坏芦保铁路琉璃河至丰台火车站区段时，据说他们手持高粱秆，沿铁路行走，高声叫着“烧、烧”，火就烧起来了。据说，某县义和团的老师口念咒语，在地上一顿足，高喊一声“着”，就能把教堂点燃。天津的一个义和团员后来回忆说，他们在天津烧教堂时，手指向哪里就烧哪里J珀目睹京城宣武门内城根大教堂被烧经过的杨典诰记载说，义和团首领把黄纸符粘贴在教堂门上，摇动红旗，高喊一声“烧”，火就立刻烧了起来。另外一些义和团员只需面向东南作三揖，口中喊“烧、烧、烧”，欲烧的房屋就会起火。

在纵火和作战时，法力最大的是红灯照，她们能在空中飞，能控制风的强度和方向——这可能是为了回应洋人的轮船、枪炮和电报所表现出的“使世界变小”的魔法。6月8日有人记载说，京城近日相传有红灯照于每晚亥时至子时游行天空，“以为起火之媒”。正因为如此，北京城内外教堂128和教民房屋被纵火焚烧者越来越多。

据刘孟扬记载，6月18日义和团在天津与洋人打仗时， 黄风大起，洋人的房屋被炮击中起火，火势甚猛。义和团的支持者散布传言说，此火是义和团的老师用法术点燃的，加上红灯照数人站在东南城角上，用红扇煽之，使火势更加猛烈。“闻者皆念佛不已”。

关于红灯照的纵火神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说法与她们 摇着扇子上天飞行的能力有关。她们练成飞行术后，就从空中飞到外国，纵火焚烧洋人的楼宇和房舍。据记载，到6月中旬，外洋18国已被红灯照灭掉16国。如另据记载，传 说身穿红衣手携红巾的年轻女子从天上降至保定。她们将红巾一掷，红巾即变成红灯，红灯所到之处，大火就会立即燃起。

义和团法术受挫：妇女秽物败法

义和团的法术经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凡遇这种情况， 人们就会要求义和团解释原因。正如前文指出的，有时候他们说是因为施法术的人（或在场的其他人）的品德有问题。例如，天津的一名义和团员阵亡后，人们问义和团的老师：既然义和团能避枪炮，何以会有伤亡？这个老师说：此人必贪财，故神不附体天津地区的一位老拳民后来回忆说，某日，义和团的一个大师兄看到别人在打一个胖子，也上去参与了殴打，而没有搞清楚这个胖子是不是教民（二毛子、直眼①）。后来在张家窝打仗时，这个大师兄刀枪不入的法术就不灵了，被洋人的枪弹打伤了。同样的，当黄莲圣母的医术不灵时，她就说：“此人生平有过处，神仙不佑，故不能好耳。”有时候，义和团说法术不灵是施法术的时机不对。6月末，有人问曹福田，与洋人交战已久，为什么还没有攻下紫竹林（天津的外国租界区）。曹回答说：“先来之团动手早了，未到日期，如何能破。”他又说，八月是破敌之期」⑶

①“毛子”是清末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蔑称；“二毛子” 一般指中国教民或 与洋人做生意和替洋人做事的中国人。“直眼”是对中国教民的蔑称，似乎主要流传于天津地区。

在更多的情况下，义和团都把法术不灵的原因归咎于客 观环境，说是有污秽或不洁之物冲犯了法术，致使其失灵。7月4日，义和团在大雨中与洋人交战，结果大败，义和团说是因为天下大雨，神不附身Ot44i6月16日晨，义和团放火焚烧北京南城一教民的店铺，旁边一家店铺的掌柜担心大火蔓延，“将旁设尿桶，迎头一泼，致干神怒，殃及多家”。义和团发现泼尿之人后，立即将他抓住，扔进火中，但已为时太晚。

据官方估计，此次大火共烧毁北京南城最繁华之区的 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宅。在中国邮局任职的奈杰尔•奥利芬特对此次大火做了更详细的记述：

开始时，义和团似乎只想烧毁一家药铺，火是从那 里着起来的。义和团首领对围观的众人说，义和团站立着火的店铺周围，双掌合什，手指并拢，口念咒语，就能防止大火蔓延到邻近的房屋。后来，毗邻的一家戏院也着了火，人们指责义和团说假话骗人。义和团解释说，围观者中有人向着火的房子泼了一桶脏水，首领注意到该人的无礼之举，就把手指张开了，现在大火只能越烧越旺了，脏水能破法术，义和团无疑把脏水与妇女联系在了一 起，视妇女为最具破坏力的因素尤其是妇女身上的污物，从月经、产后的污血到裸体、头发，不一而足。在中国，水代表“阴”，“阴”是女性之本原，人们历来相信，代表“阴”的东西可被用来破坏火（包括炮火）等的效力，而火一类的现象则象征着男性的本原——“阳”。明朝末年的几支起义军曾利用妇女的污物来抵减官兵的火力。“1774年山东爆发起义后，王伦的部队在进攻临清时曾采用了多种法术，包括念咒语和让女兵摇白扇等。起初，起义军的此类战术发挥效力，使守城官兵大受挫折。但是，一个老兵提出了解困良策：“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此举产生奇效后，官兵又采取了其他类似的措施以破起义军的法术，正如王伦后来所说的，“城上有穿红的女人，光着下身，抹着血溺尿，把我们的法破了”。

中国人熟知这种破法术的策略。著名作家鲁迅儿时的奶 妈曾讲述了她在太平天国时期的经历：“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太平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要再放，就炸了！”更宽泛些说，太平军在彻底失败之前一直实行男女分营制度,这与他们担心“阴”在战斗环境中的破坏作用不无关系。在20世纪，妇女（尤其是月经期的妇女）能破法术（在其他文化中也有法术的说法仍然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红枪会在操演刀枪不入术时，禁止妇女观看，因为他们认为，“如有女子（'阴'）窥视，神就不上男子身”旳在新加坡，据说童乩在请神附体后用刀割自己的身体时，如果附近恰好有一个行经期的女子，那么童乩就很难止住伤口流血」旳在台湾北部村庄从事考察研究的埃米莉•艾亨也记述了类似的现象。据艾亨记载，村民们有时会抬着他们崇拜的神像在炭火上走过，以净化神像。通常情况下，抬神像走炭火的男人们不会被烧伤，尽管他们都赤着脚，因为神附在他们身上。不过，如有行经期的妇女出现，神就不附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脚就有可能被严重烧伤。

借用艾亨的话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关键问题在于 “众神对秽物极其敏感”。义和团完全依赖众神，却不能保证提供干干净净的环境让众神附体，对义和团而言，妇女的污物是最大的绊脚石。6月14日在天津放火烧教堂时，火势蔓延，殃及附近非教民住宅，义和团解释说（正如本章开头节录的刘孟扬的记述所告诉我们的），这是由于一位妇女走出家门泼污水。当地其他人对此次大火的记述中没有提到污水，但都记下了义和团的解释：或云火起后有妇人外出，致破其术；或云邻家妇人“污秽败法”。

6月16日是京城大火之日。据刘以桐记载，正阳门 （前门）桥头放着两个大水缸，当义和团和京城救火队正在救火之际，有一老妇带着4个女孩，围跪于水缸四周，不知用什么办法冲犯了神祇，结果水缸破裂，正阳门楼被烧成灰烬，“前门外数千余家，付之一炬”。

在这两个破坏义和团纵火术的例子中，后一例的妇女显 然是故意以秽物败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都是在无意中充当了败法者（或者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是"非自愿的危险因素",与此相反，在战场上（或在与战斗有关的场合），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以秽物败法的例子显然都是有意为之。义和团的敌人经常主动利用妇女（或与妇女有关的一些物什）来破坏义和团的法术。

义和团一直声称，他们在天津与洋人作战时伤亡惨重是 由于洋人的军队中有赤身裸体的妇人破了他们的法术。另一个故事四处流传，大多数人深信不疑：紫竹林的洋楼上架着许多大炮，“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使义和团的“避炮之法”不能施展。

6月初，天津还有一个传言：聂士成（后来有人回忆说，聂是坚决反对义和团的）与义和团打仗时，因害怕义和团的法术，就叫城里一家米铺的掌柜向妓女要来“经布”，用以破法术。义和团说，双方接仗时，聂军官兵都把经布缠在脖子上，义和团法术被破，伤亡惨重。

关于妇女在北京破法术之事，人们的记载大多与义和团 围攻西什库教堂有关。6月份，在该教堂避难者约有3400人（大部分是中国天主教徒），其中多半是妇女和女童。据说义和团是这样解释他们攻打西什库教堂屡屡失败并遭受惨重损失的原因的：有赤身妇人走出教堂；防守者在塔上挂“妇人皮”和其他“秽物”（据说洋人守卫使馆区时也用过此法）；许多裸体妇人被钉挂在教堂的墙上；许多裸体妇人手持“秽物”站在墙上；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把她们钉在墙上；洋人用妇女的阴毛编成“万女旄”，用它在教堂的尖塔上指挥战斗，以防义和团降神附体。"“

插图4-3樊国梁主教

选自 J. Freri，ed. ，The Heart of Pekin： Bishop A. Favier's Diaryof the Siege，May-August 1900o

在义和团看来，1900年夏 他们进行的战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冲突（我们认为的那种军事冲突），而是确定谁的法术更强大更有效的一场较量，推而广之，义和团就是要与洋人和教民较量一下，看谁的守护神更强大更有神力。值得注意的是，有证据表明与义和团对立的教民们也从大体相似的视角看问题：直隶南部幸存下来的中国天主教徒显然相信,1899年12月至1900年7月间他们之所以能在义和团的进攻面前得以幸存，圣母玛利亚在教堂上空显灵起了重要作用。""传教士在受到烈火的威胁时，总把风向或风力的改变（这种改变救了他们的命）归功于上帝。在与清政府军队（清廷对列强“宣战”之前）、外国军队或教民武装作战时遭受失败后，义和团不把失败原因归结为敌人的火力占优势，而是归结为敌人的法术更有效。据说，义和团在直隶南133部地区攻打教堂的活动屡屡被一个身着白袍的女子挫败，她的影像一出现，就能使义和团定在原地不动，并使他们失去法力」如长着白色络腮胡子、负责西什库教堂防务的樊国梁主教被演绎为活了 200岁的“鬼王”，他能谋善卜，运筹帷幄，在额头涂抹女子经血而使自己刀枪不入，完全控制了其他“鬼卒”。⑺〕

我认为对义和团的纵火行动也可做类似的分析。在义和团看来，这些行动是大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义和团的武器落后而粗劣，纵火确实是他们所能使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然而，用于打仗的法术和用于纵火的法术有很大的区别。就后者而言，用秽物破坏义和团法术的行为大多不是有意为之（这与打仗时的情况不同），而是在无意当中做出的，而且常常不是由支持义和团的人干的。

义和团确保法术灵验的种种措施

尽管有上述区别，义和团针对用秽物破坏（不管是有 意的还是无意的）他们法术的行为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基本相同的，毕竟秽物的破坏效果都是一样的。义和团能做的，就是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消除这些破坏力，并尽可能创造有利于施展法术的环境。

为达此目的，1900年夏义和团在发给受他们控制的民 众（最主要的是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命令中，总是使用恫吓之词，他们既依靠民众厌恶灾难的心理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也依靠民众对义和团的事业的全力支持。例如，农历五月三十日，义和团派人在天津的大街小巷高声传令，叫各家点香，从第二天开始将六月改为八月，“八”被视为吉祥的数字，八月是义和团灭敌的最佳时机。曹福田和张德成说，六月改为八月后，不出三日，他们必破紫竹林，把洋人赶到海里。据记载，天津所有居民都顺应了这一改变，甚至当铺的当票上也用“八月”代替了 “六月”，没有人敢提及六月。

为使命令广为人知，义和团经常在揭帖的末尾写一段劝 135大家传播揭帖的话，其内容大体相同，典型一例为：“见帖速传，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如不下传者，即有吊〔掉〕头之苦。

6月16-19日,天津义和团在战斗中屡遭败绩，人心动摇，义和团乃令家家户户在门上贴“闭火门咒”，其咒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岀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寨，闭住炮火不能来。”⑺）

在天津和北京，义和团经常命令居民烧香（有时是整 夜烧香），刚在某些特定的日子吃素食,向东南方叩头，讯）不动烟火，〔切不得使用脏水，不得将脏水泼到街上或院中，以免冲犯神仙。义和团还命令居民把各种各样的红色物品（吉祥之物、救命之物）置于屋外或其他地方，以避险避难。例如，7月7日义和团传令北京的各家各户此后每晚在门口点红灯一个，以助义和团施展神术歼灭洋人。所以到了夜间，大街小巷红灯齐亮，犹如火龙。最初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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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4-4义和团揭帖

这是一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义和团揭帖，发自山 东，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给普通民众的指示。揭帖声称，不遵从这些指示的人，就避不了洋人的枪炮。散发这张揭帖的人可使自己和家人免受灾祸。选自《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册。

于正定府，后来流传至山西省的一张义和团揭帖，令民众将 雄黄、石灰、黑豆、青椒和花椒装入红布袋，挂在大门后，再插柳条5枝，以镇慑“鬼子”抹污血之妖术。仲芳氏记载说，6月15日,义和团传令京城各家各户用红布缝制小口袋，内装朱砂、绿豆、茶叶等物，或者钉挂于门口,或者带在身上；6月29日，义和团传令所有住户和店铺在门前各钉斜尖红布一块；7月11 0,西什库教堂被一颗地雷炸坏，民众欢欣鼓舞，义和团又传令所有住户和店铺在红布上书写“红天宝剑”四个字，挂在门口

由于局势混乱，义和团有时候会传出互相矛盾的命令。 据说，天津义和团某夜传令各家用红纸蒙严自家烟囱，以闭住洋人枪炮，但又有人说，若蒙住烟囱，就是将仙姑的眼睛蒙上了，仙姑就不能在空中行走了。于是各家各户又都上房将烟囱上的红纸撕去。⑻）身居京城的杨典诰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义和团发布互相矛盾的命令的原因。据杨记载，7月11日有一支义和团到各家各户分送用红笔书写的黄纸符，叫各家将符贴在门的横梁上，以避灾祸。第二天，另一支义和团巡街时看到这些符后，说这不是“真团”所为，乃传令各家速将符除去。

由于妇女能致使义和团的法术失灵，所以义和团经常发 布命令，限制妇女的行动。6月14日天津的三座教堂被焚毁后，义和团传谕妇女在夜间不许出门，不许向院中泼污水，“恐冲犯神仙，致干谴责”。妇女如果坐轿出门，必须在轿前蒙一块红布，从轿顶遮至轿帘，以避免“冲破神拳法术”。⑻）据管鹤记载，天津义和团后来禁止妇女出门，以防污秽破其法术，违令出门者（有时毫不知情）一律斩杀。因此之故，管鹤不能携家眷前往安全的地方。

据无名氏的《天津一月记》记载，天津开仗期间，经 常刮东南风，由于洋兵在东南，攻打洋兵的中国人常在逆风中，睁不开眼睛。所以，义和团沿街号令住户和店铺燃香祈求西北风。各家必须整夜焚香，不得间断。人们在上香时,必须叩头360次，并在桌子上供5碗清水、5个馒头，不许撤下。不许妇女拿香行礼，“恐破其术”。

《天津一月记》还记载了义和团对妇女的一系列特别禁 令：“团忽出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膝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缠足，男女七日内宜着红衣裤，男女七日内宜蔬食

这也许意味着在中国人的数字观中，“七”与代表“阴 性”的妇女有关：“2x7岁=14岁，少女14岁'阴道开'（即少女初潮）……7 x7岁=49岁，女子49岁月经绝。”⑼］义和团的命令试图在规定的7日内减弱“阴”之力，可能就是基于此项理由。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另一背景下，义和团把数字“七”与完全不同的一系列禁令联系在了一起。7月，义和团在直隶的许多地方（包括涿州、北京和正定府的获鹿县等）张贴告白，谓：七月七日（8月1日）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期，家中老少，不论男女，都要用红布包头，灯烛长明，人人向东南方叩头三次，一夜不得睡觉。如不信从，牛郎和其他神仙就不会降临神坛，救民众之难。在这一天，民众不许生火做饭，如有人动烟火，就闭不住洋人的枪炮

天津义和团在街上走过时带领民众唱的一首歌简明扼要 地道出了限制妇女的行动与义和团的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歌词内容为：“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哈哈。

少女的法力：红灯照

如果说在帝制中国晚期，洋人被视为典型的“另类”， 既具有危险性，令人感到害怕，又拥有强大的力量，令人不

敢小觑，那么，在世纪之交义和团的法术和宗教世界里，女 子的地位亦是如此。""如同在普通的中国民间宗教中一样，女子的法力在义和团的世界里的表现也是复杂的和多侧面的。在前引诸例中，成年妇女总是被描绘成导致义和团法术失灵的绊脚石，所以需要对她们的日常活动加以严格限制。另一方面，义和团又认为红灯照少）的年轻女子（通常是少女）的法力甚至比他们的法力大。正如有人记述的那样：“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o"19617月底京城义和团的一张揭帖表达了义和团对红灯照的法力的崇敬心态。这张揭帖宣称，由于义和团攻不破西什库教堂，特请北京地区红灯照的两位首领金刀圣母和梨山老母前来助阵。据说，金刀圣母于7月29日在大批红灯照和义和团的随扈下进入北京，参与围攻西什库教堂。

虽然有证据表明在山东和山西也出现过红灯照但红 灯照活动的主要地区是直隶，特别是天津和天津周围地区。刘孟扬虽非义和团之友，但他对天津地区义和团的活动情况做了详细而可靠的记载。据他讲，1900年夏天津西北一带村庄有许多红灯照」刘的记述表明当时的天津居民（包括义和团）都很敬畏这些女子（大多为年轻女子）：“（她们）行走街巷，亦避妇人不使见，人民皆焚香跪接，不敢仰视,称为仙姑，拳匪遇之，亦跪伏道旁。

在当时，红灯照似乎拥有强大的法力，至少在民众的想 象中是如此。我们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红灯照”有多重含义。当义和团运动初起时，红灯照在山东是武术团体的名称，也是义和拳避枪炮的“法术”，与强身护体的铁布衫、金钟罩等“硬气功”并列，有时（迟至1900年夏）亦称“红灯罩”。

插图4-5 红灯照协助攻打北堂

左后方的一个红灯照(手持一盏红灯)在敌对双方之间舞动一 条魔绳，保护两军中间的红灯照免受交叉火力的伤害。选自V. M. Alekseev，Kitaiskaia narodnaia kartina： Dukhovnaia zhizn'starogoKitaia v narodnykh izobrazheniiakh ( The Chinese folk picture： Thespiritual life of old China in folk graphic art) ( Moscow，1966) o

显然，直到1900年夏，红灯照才成为由青少年女子组成的独立组织，与义和团结为盟友。1900年在直隶流传的 揭帖还提到红灯照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信仰（显然受到白莲教的影响），即光明必能战胜黑暗，八月十五劫难来时，红灯照将乘机起事，光照天下。到时候灾难深重，相比之下目前的苦难算不了什么。北京的一个揭帖说：“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即八月十五曰）；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人们要想避灾避难，只有完全相信红灯照。

我们有理由认为，1900年夏红灯照在天津和其他地区 令人敬畏，一定程度上是缘于上述信仰。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当时的文人在对义和团运动的记述中却很少提及这些信仰，尽管这些文人大多敌视义和团，乐于抓住机会诋毁“拳匪”的名声，如把义和团的盟友红灯照与非法组织白莲教联系在一起我猜想，当时的记述很少提及红灯照的宗教意义的原因在于它们不广为人知。所以，如果要探究民众敬服红灯照的缘由，我们最好把着眼点放在其他方面。

我认为首先应注意红灯照的特殊地位：红灯照多为年轻 女子，有许多还是未到青春期的小姑娘，她们中的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的话）尚不具有中国成年妇女污秽不洁的特征』⑷据说红灯照多为12 ~ 13岁到17-18岁（按西方的算法，是11-12岁到16-17岁）的少女。⑴"由于当时食品匮乏，她们往往营养不良（更不用说1900年华北大旱的影响了），月经初潮的时间有可能比较晚，加上她们的年龄普遍较小，所以，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也许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能还未经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认为她们还未经历月经初潮。[106]

插图4-6红灯照

与插图1-3所描绘的红灯照不同，这幅婀娜 多姿的画像突出体现了女性的优雅和魅力（人物的小脚集中表现了此点）。这可能是画家让人们怀疑红灯照的一种尝试一红灯照自称都是性成熟之前的女孩儿°从当时的这类画像中丝毫看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赋予红灯照的那种英勇顽强的特点（参看插图9-3）。选自《京津拳匪纪略》。

无论如何，在中国，人们认为月经远不如性交和生孩子 那样污秽不堪，部分原因似乎是女人生孩子时会流大量的血，因而，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已行经的妇女可能拒绝结婚，以保持自己的清白之身。中国民间宗教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妙善和何仙姑等，就是如此。东南部地区拒绝结婚的缥丝女走的也是这条路，尽管主要的动因在于经济方面而非精神方面。我并不认为这些青少年女子1900年参加红灯照的目的在于避免婚姻带来的污秽（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年纪轻轻，还不到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而且，几乎没有红灯照女子直接向我们讲述她们内心的感受。但是,无论她们的动机是什么，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在女性的秽物被认为是主要的危险之源的大环境中，相对而言红灯照女子大多保持着清洁之身，她们没有被婚姻生活中的性爱和生育所“玷污”，且由于当时的营养状况不佳，她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尚未经历月经初潮。

这一分析得到下述事实的间接支持：当敌视义和团运 动的人想诋毁红灯照时，不是强调与她们有关的预言大劫难的宗教观念（极其危险的反政府观念），而是强调她们的通奸行为。据传，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红灯照女子某夜忽然失踪，几天后才回来。她的父母起了疑心，暗中诘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她飞往俄国，用法术烧毁了俄国都城。她进而说，这是公事，父母不得阻拦，如若阻拦，她将杀死父母。父母信了她的话，此后不再干涉她的行动。但是后来有人说，这个年轻女子有外遇，她假装红灯照，以便去会情人。

另有人记载说，黄莲圣母自幼淫乱。管鹤在文中多 次蔑称黄莲圣母为“天津土娼”，他记述了直隶总督裕禄和李鸿章之子对她优礼有加的情形。据管鹤记载，她最后被洋人俘获，送往欧美各国。管鹤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一个土娼与总督分庭抗礼，又受公子（李鸿章之子）跪拜，值得144羡慕。管说，他认为更值得羡慕的是她得到机会游历欧美各国，观览伦敦、巴黎、柏林和华盛顿的美景。管鹤说他自己运气不好，没有当上使臣的随员，也没有去当黄莲圣母的侍香童子，所以不能游历各国，真是一大憾事。管的朋友说，如果管讲的都是事实，那么管还不如一个土娼。说完后，两人互相击掌，大笑不止。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类故事是不是“真”的，重要的 是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信仰。对义和团而言（对许多非义和团的人而言无疑也是如此），红灯照的特殊法力来源于她们的纯洁和清白。所以，对敌视义和团的中国人来说，动摇红灯照的法力的根基——进而动摇义和团运动的合法性——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对她们的纯洁提出质疑。（当时的一些木刻作品也用同样的办法诋毁义和团，把他们描绘成逛妓院的嫖客和偷粮食的贼。然而，最重要的是，尽管支持义和团的人和反对义和团的人在红灯照是否纯洁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似乎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信仰：纯洁（道德方面和性爱方面）是美好的，是能产生法力的。

根据本章介绍的记载义和团的法术信仰和实践的史料， 我们也可得出类似的结论。当时确实有一些人对义和团表示怀疑，但义和团有一套恫吓和强迫民众顺从他们的方法。此外，有大量证据表明，当某个团民表演法术失败后，民众往往说他是个骗子，但是，不相信团民个人的法术完全不同于不相信整个义和团的法术。当时许多中外人士的大量证言（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表明，在1900

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义和团的法术和宗教理念赖以构 成的所有前提条件，其中的许多条件深深植根于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民间文化核心特征的一系列信仰之中，并形成信仰的“引力场”（莱维-施特劳斯语），在安定的环境中，有些人可能拒不接受此类信仰，但在1900年春夏华北的那种令人紧张不安的动乱环境——令人极度恐惧和担忧，人们 盲目轻信，谣言四处流传，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点，大有形成群体性歇斯底里之势——中，这些人更愿意接受此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