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绪论 被神话化的过去
历史学家很像为古董除垢去尘的艺术品修复专家，也经 常做一些剥离层层历史神话以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的工作。这正是约翰•基根和保罗•富塞尔在他们研究前线普通士兵的厌烦、残忍和忧虑等症候的权威著作中力求做到的。⑴这也是舒衡哲重新评价五四运动时心中所想的，她写道：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为数不多的一批知识分子为唤醒自我而进行的一场软弱无力且混乱不堪的运动”。
但是，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评 价存在着从高到低的潜在的下降趋势，舒衡哲在同一本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写道：“如果把五四运动恢复到人的层次……就有把它降低为边缘性事件的危险……即仅仅具有历史内涵而无价值观、忠诚精神和远大理想等追求的事件。”⑶去掉历史事件的神话色彩，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文学手法把西蒙•玻利瓦尔虚构为出言不逊、高傲自负、生性多疑的人，“他仅仅为了和一个女人同床共枕，能光着身子，赤着脚，不带护卫，穿越安第斯山”。玻利瓦尔是拉丁美洲少数几个真正的英雄之一，马尔克斯的描述有使拉丁美洲人民失去这位英雄的危险。⑷瑟古德•马歇尔死后不久，美国国会图书馆公开了他的档案，从而详细揭示了最高法院秘而不宣的运作程序。此举有使最高法院的形象受损的危险，易使人们对其权威性和合法性产生怀疑对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米开朗琪罗的绘画的清洁工作，使艺术爱好者们永远失去了他们所了解和爱戴的米开朗琪罗。⑷简言之，恢复披上神话色彩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常常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与死亡造成的痛苦不同），引起严重不安，所以有时会受到人们的坚决抵制。⑴
照一般的说法，“神话”是指“人为虚构”或“不真实”的事情。我在此处用这个词，含义更广泛，更模糊，关注的问题也不同，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历史角度看，“真相”到底是什么。关于某件往事的明确结论一旦深深印进人们的脑海里（和心中），人们就会相信自己认可的真相，即使这一真相与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至少，这样的结论与人们“相信”的真相是相符的，因而准能在人们的历史观念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除此之外，人们相信的真相（在一般意义上无论它是 “真的”还是“假的”）不仅对人们的所思所想而且对人们的行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就此而言，人们的这种印象会成为产生和影响最无可争议的那类“真正的”历史行动的动因。有位作家认为，“历史具有伸缩性，我们把历史塑造成形，它反过来又影响我们”。⑻在20世纪，关于美国边疆的神话已多次影响了华盛顿的对外政策，还通过书籍和电影使人们形成了关于暴力、男子气概、种族、物质进步和一系列其他事情的流行观念。⑷20世纪初叶在中国通商口岸产生并流传的种种传说，使居住在上海等城市的英国公民把他们自己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些传说还为通商口岸对英国政府的政策进行周期性的抨击提供了依据」即神话易使人们相信，所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无论鸦片战争（1839 ~ 1842）是否真的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都无关紧要，如果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观点（事实也是如此），如果这种观点已深入人心，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成为“真的”，尽管它不过是个有效力的神话。⑴）
虽然历史的任何一个侧面都有以神话的形式在现实中继 续存在的潜在可能,但是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由于与具有广泛且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主题休戚相关，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历史上，由于种族主义是万众瞩目的历史问题，所以像亚伯拉罕•林肯和马丁•路德•金等为改善美国黑人的生存条件做过贡献的人物，就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在法国（在全世界亦然），法国大革命虽然长期以来被历史学家们视为充满矛盾的麻烦事件，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依然是人类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不懈努力的象征。举个更复杂些的例子，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因其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而受到仇视，又因其掌握聚集财富和增强国力的秘密而受到推崇，这样一来，同时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及其近代化秘密的义和团，有时大受称赞，有时则遭到痛斥。
就意图而言，把过去当作神话与把过去当作历史是截然 不同的。当优秀的历史学家撰写史书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他们的出发点诚然是要理解过去，在许多（虽然不是全部）事例中，他们也许真的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
就实际操作而言，作为叙述过去的互为补充的方式，历 史与神话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作为一个目标，探求历史真相也许仅仅是历史学家们的事。但是，历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用于编排和取舍历史资料的理念，均受到性别、阶级、国籍、种族和时间等诸多因素的极大影响，所以探求历史真相的行动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所有的历史学家”，不论他们抱着什么目的，都在“创造历史传说”，“他们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造中，粉碎并重构历史的各种形象”切换言之，即使是最有造诣的历史学家，在向某一被神话化的历史事件提出质疑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出另外一些神话。
关于这一点，斯坦利• B.阿尔珀恩在论述非洲的史学 时做了最简明的总结：“在现代非洲的史学研究中，感情色彩过于浓厚，其结果往往是贬低旧的神话，而代之以新创造的神话。在努力证明黑人与其他人种同样优秀的过程中，不少严肃的非洲学家（有别于近来的神话制造者）也受到诱惑，说了许多过头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自我标榜的史学。”
如果说历史学家探寻历史真相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 目前他们头脑中固有观念的影响的话，那么，对神话制造者而言，无论他们多么不在乎自己目前的观念对历史事实的影响，他们绝不会不在乎他们创造的历史神话的可信度。首先，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历史作品视为神话，也不会把自己视 为神话制造者。但是，即使是经过深思熟虑制造的神话，也不是彻头彻尾捏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对不符合或者有悖于其目的的历史资料的歪曲、简化和省略来完成的。神话化的过去不需要太准确的历史事实，但是，如果它要有效地说服或调动现在的民众，它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可信度”。1989年春在北京街头游行的人，既可能被描述为“支持民主的示威者”，也可能被描述为“反革命暴乱分子”。但是，他们不大可能被描述为“争取堕胎权的积极分子”。
历史学家与神话制造者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历史学家 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这个过程的最好例证是：若干年来关于哥伦布的神话越来越多，每个神话都迎合了某一部分人的需要。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自16世纪以来，哥伦布就是个“探险家和发现者，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冒险精神的人物，一位顶住反对声浪克服重重困难改变历史的英雄”。对乔治三世统治下受到压迫而不得不远赴美洲的先驱们来说，哥伦布是“逃脱旧世界暴虐统治”的象征。19世纪末，意大利裔美洲人因哥伦布出生于热那亚而大事庆祝和纪念，而同一时期非洲裔的美洲人和美洲土著人则强调哥伦布参与了奴隶贸易，并残酷虐待加勒比地区的印第安人，从而把他树为帝国主义和种族剥削的典型象征。当然，哥伦布的这些神话性形象都有其“真实的” 一面，也确实符合某些真正的历史事实。但是，就像挂一漏万的照片一样，这些形象所反映的事实是根本不符合历史的，是主观的、片面的和极不完善的。直到相互矛盾的神话化结论被熔为一炉,
互相调和，互为证明，提出问题而不是搁置问题，我们才能 朝着更实事求是地理解历史的方向迈进。
哥伦布的例子还使我们想起了关于历史的神话化问题的 最持久的神话之一：当被神话化的历史的某一方面缺乏可信的证据时，就很有可能制造出最奇异怪诞的神话。这种错误的看法基于一个并非毫无道理的假设：在对某件事情知之甚多的情况下，能够避免出现主观臆测的神话。其理由是，准确的理解有赖于大量的信息，信息越多，理解就越准确。这种观点似乎颇有道理，但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因“黑皮肤的雅典娜”之说引发的关于西方文明的种族根源问题的争论中，可信的历史记载的相对缺乏也许加剧了神话化的程度但是，神话制造者对法国大革命、马丁 •路德•金的生平和义和团运动等文献资料非常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敢大造神话。
对过去的神话化有许多种形式，其中一种或许可被称为 “普通型”形式，是指各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头脑中贮存的大量历史形象的神话化。这种现象会在某些特别时刻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并常常以令人瞠目的创造性（有时以颇具讽刺意味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白杰明报道说，他在1989年春天安门广场游行支持学生的公民队伍所举旗帜上看到了义和团著名的刀枪不入口号的现代版——“刀枪不入，电棍不怵”。有位年轻的示威者在展示游行示威活动初期普遍存在的自信、兴奋和无所畏惧的情绪时，以类似的语调半开玩笑地对奥维尔•谢尔说：“我们就像1900年的义和团。我们相信，子弹都射不穿我们！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简化版出现于工人活动分子中，在1989年政治风波的那个不眠之夜，工人活动分子把湿毯子披在肩上（意在防备催泪瓦斯），一边在长安街上奔跑，一边高呼“刀枪不入”
外国人方面，在华的一位传教士的女儿鲁思•奥尔特 曼•格林值得一提。她生于1896年，童年时代生活在“中国”、“义和团”和“恐怖”等概念紧密交织的环境中。她回忆了全家人某次吃饭时令她心寒的一幕：突然，她那位“想象力最丰富并有表演天分的哥哥从饭桌旁站起来，从盘子里拿起一只苹果，插在刀子上，挥舞着，一边围着桌子跑一边喊：’我是义和团！我是义和团！格林评注说：“那个苹果代表一颗脑袋，是我的。许多年来，我对’中国’一词都感到不寒而栗。”
不太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是，作家刘心武1987年在哈 佛大学讲话时提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前往日本访问时，被主人带到东京的一家超级商场，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使他极为吃惊。刘说，当他来到三楼，已是满腔怒火，觉得自己像个“义和团”，真想放把火，把整个商场和里面的所有商品化为灰烬。当然，刘并非真的觉得自己像个“义和团”，也不仇视超级商场里的“现代化”商品，更不恨接待他的外国朋友。从讲话中可明显看出，使他如此愤恨和痛苦的是，中国没有能力生产这些东西（与日本相比，这令中国人难堪）。（刘讲话中的讽刺意味在观察20世纪最后几年中国生产能力的评论者口中将不会太明显。）
神话化的另一种常见形式是修改自己的生平经历，即是 说，我们经常修改我们以前的生活经历，使之符合和适应我们的自我概念在生命长河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在研究加利福尼亚州威尼斯一个古老犹太人社区的引入入胜的人种史著作中，巴巴拉•迈尔霍夫写道，她在关于“较长时间内人的完整性”的专题研究中发现，“个人神话”往往比“事实和真相”更重要」呦这种形式的神话化虽然是每个人自身经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不容易在义和团身上找到，因为我们得到的历史材料说明不了问题。
还有一种形式是涉及历史题材的诗歌、戏剧、小说、艺 术和电影对历史的神话化，这种形式比历史著作更容易使历史形象印在人们的脑海中。有人认为，在20世纪末，塞勒姆巫师审讯案更多的是通过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作品而非历史学家的著作而广为人知的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米勒在1953年出版的《严峻的考验》中谈的不是塞勒姆事件，而是对美国的福祉威胁更大的麦卡锡主义。
在中国，各类艺术对义和团的神话化与其他形式的神话 化一样，也在极端贬斥和热情赞扬之间摇摆。一项研究表明，义和团运动期间和其后一段时间，中国文人写了 5000余首诗，其中90%蔑视义和团，用“盗贼”、“乱民”、“暴徒”等贬义词描述他们。⑺）清末以义和团为主题的小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正如第五章中指出的），当时民间流传的木版画往往把义和团刻画成在战场上大胜外来之敌的爱国英雄。
可以想见，中国的文学艺术对义和团的积极评价在 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后达到了高潮。1961年为青年读者出版了一本义和团故事集，编辑在编者按语中强调了义和团的“英勇、顽强、朴素和机智”，希望青少年读者“从这些作品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准备着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事业!”⑶）著名作家老舍是满族人，他的父亲曾任皇宫侍卫，在1900年夏天北京的战斗中丧生。在他童年时,母亲就经常向他讲述外国军队在京城烧杀抢掠的可怕故事。1960年，老舍决定写一个剧本，以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剧本名为《神拳》，主角是京城以西某地的贫苦农民高永义。他受到了当地天主教堂和洋神甫的残酷剥削，他的侄女因不堪当地恶霸的欺压而含冤自杀，因而，他设坛组织义和团，向压迫他和村民们的恶势力复仇。
老舍把义和团美化为勇敢的英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 者和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者——烧毁天主教堂后，高永义属下的义和团把粮食和衣物分给了穷人。他的这种写法直接仿效了共产党剧本的典型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更为自由的文学创作环境中，中国作家开始摆脱这种模式，并越来越不认同义和团了。1985年5月19日 ,中国足球队输给香港足球队后，北京发生了骚乱。在刘心武写的关于这次骚乱的半纪实性中篇报道中，主要角色滑志民特别把自己和其他参与骚乱者与1900年的义和团区分开来（因为义和团确实是“排外的”）。在1985年的骚乱中，参与骚乱者把外国人和香港人当作攻击目标，其动机“与其说凝聚在排外上，不如说凝聚在对时下某些捞’外快’捞得多的人的嫉恨心理上”。滑志明和其他参与者其实“恰恰是香港通俗文化和东洋商业文化的最积极的吸收者”。
以闹剧的形式描写义和团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选 择。1989年末，王朔发表了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英译名为“No Man's Land”）。""小说的主题仍是中国人努力从外国人那里争脸面，这一次是因为中国选手在札幌的国际体育比赛中输惨了。白杰明把为此次活动遴选出来的代表人物唐元豹描述为“能挽回国家荣誉同时又是这种荣誉的牺牲品的中国普通百姓”。唐是个“不诚实的三轮车夫”，擅长一种特别厉害的中国功夫——大梦拳。拳法是他的父亲传给他的，他的父亲被誉为“目前仅存的义和团壮士”（后来又受到了怀疑）。为准备札幌的那种好勇斗狠的比赛，赞助者们对唐元豹进行了严酷的训练（当获悉只有女子可以参赛时，甚至把他阉割了）。最后，唐元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比赛谁最能忍受羞辱。唐过关斩将，一路领先，在“最后一个决定胜负的自我羞辱”项目比赛中，唐用利刃在脖子上划了一个弧形，拉开皮肤，朝脸部方向揭。唐获得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电视画面传至中国，引起了全国性的大庆祝。在此之前，唐的父亲已遭逮捕，罪名是他背叛了义和团运动，导致了义和团的失败（无法律时限可言）。他不但因以前的罪行被判刑，还要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混乱状况、邪恶以及普遍的腐败”承担罪责。一百多岁高龄的老唐被判处无期徒刑！
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王朔的这篇讽刺作品非常重 要，因为它揭示了义和团在20世纪末中国人意识中留存的一些极为矛盾的形象。在最普通的意识形态层面上，这部作品把义和团当作“积极的”力量：主角的父亲毕竟被当局以背叛义和团运动为由逮捕了。但是，更深一层来看，作品中直接或间接与义和团有关的形象都是深深铭刻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自我厌恶的形象，在20世纪文化方面进行自我界定的多次全国性大讨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这些形象一再浮现出来，它们包括：不真实的作战技巧（梦拳）；对本民族进行自我羞辱的爱国主义；政府的迫害（对“目前仅存的义和团壮士”的逮捕具有象征意义）；以寻找替罪羊的方式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做法（把唐元豹百余岁的老父亲当作“头号公敌”予以判刑）。《千万别把我当人》中闹剧性的义和团形象从表面上看是用于针对共产党的，但是，王朔更重要的目标似乎是中国的现状。
文学和其他艺术对义和团的神话化从极端肯定到极端否 定，涵盖面很广，但另一种形式的神话化（我指的是“地方的大力褒扬现象”）却倾向于全面肯定。这种现象体现于纪念馆、祠堂、墓碑和纪念碑上，修建这些一半是为了纪念当地有名的男女人物，一半是为了显扬当地的形象，增加当地的财富。20世纪80年代中期，河北（以前的直隶）南部的威县在义和团领袖赵三多的家乡沙柳寨为他修建了纪念馆，内容主要有：仿照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形象塑造的赵三多大型石膏半身塑像；全身的中国画画像（尺寸比真人大，使他看上去完全像个官员，使他由一个非法的叛乱者变成了令人崇敬的正统楷模）；一篇正式的传记（黑色的石碑白色的字迹），它使人马上联想到封建帝王时代的传记。赵三多纪念馆令人啼笑皆非之处在于它把相互矛盾的形象（毛泽东时代的形象和中国的传统形象）糅合在了一起。对1990年10月到那里访问的十多个外国人（我恰巧是其中之一）来说，村民们（其中许多人是义和团的后裔）对当年义和团的主要敌人的后裔（至少从文化方面而言是如此）给予的热情欢迎同样令人啼笑皆非，他们甚至盛情邀请我们在来宾留言簿上签名，以证明我们参加了这个奇怪的庆祝大会，
地方上的褒扬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纪念活动。然而，并 非所有的纪念活动都是庆祝性的，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各种纪念活动即是如此。正如纳粹大屠杀的例子表明的，纪念活动并不一定要集中在个人身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只要有人认为值得纪念，就可以纪念。1900年8月，当联军已从天津出发很快就会抵达京城的可靠消息传到 使馆区的洋人耳中后，马上就有人贴出告示，悬赏征集纪念章的最佳设计图案，用以“纪念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参加竞标的其中一个设计方案是，代表欧洲、美洲和日本的三个人手挽手站在一条巨龙的头上。3"这是即时神话化的一个典型例证。一位细心的观察者认为，这种“粗鄙的国际性的忌恨倾向”，“从一开始就给救援北京”的行动“造成了不光彩的形象”」珈
举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1692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塞 勒姆，巫术突然盛行起来，引起了入们的担忧、偏执和盲目仇恨。奇怪的是，这次事件成了该城现今名扬四海和许多年来居民们获得巨大商业利益的主要原因。在塞勒姆，每天都像万圣节前夕一样。乘扫帚柄飞行的巫婆的标识随处可见，从该城警察的徽章上到中学足球队的队服上，到处都是。1990年，该城居民中有1000人声称自己是巫师，其中一些人靠巫术谋生。1992年，当一些人计划为巫师审讯案300周年举行纪念仪式时，他们拿不准，是把它当作恐怖事件予以纪念，还是庆贺它为塞勒姆带来的一切，
周年纪念是纪念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最常见最有影响的形 式。如果被纪念的事件被后辈们普遍以否定的态度予以看待（如塞勒姆巫师审讯案），那么，举行周年纪念活动的主要目的往往是教育世人，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也。因此，塞勒姆的市长指派的3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一位委员提出建议，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为这次长达一年的纪念活动的主题，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报告会、戏剧表演和公开的学术活动，然而，入们经常利用周年纪念来重温他们认为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20世纪最受人称道的体育比赛之一是1938年6月22日乔•路易斯和 马克斯•施梅林在扬基体育场的拳击复赛。由于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个黑人和来自纳粹德国的一个白人之间的较量，所以，甚至在比赛开始之前，人们就把它同当时的其他一些与拳击毫无关系的重大国际事件等量齐观了。50年后的1988年，总统候选人杰西•路易斯•杰克逊（他与当时的许多非洲裔美国人一样，取名路易斯，他认为自己是乔•路易斯消除种族隔阂的壮举的受益者）回忆他心目中的英雄在第一回合中击倒施梅林的情景时，慷慨激昂地说：“从底特律的黑人聚居区走出了一个年轻的大卫，他杀死了希特勒的歌利亚①。”。
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利用周年纪念提供的机会对各自理 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争论不休，并质疑以前纪念某人和某事的方式是否合适。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举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500周年纪念活动时，情况正是如此。198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学术界出版了许多对法国大革命持不同于正统观点的消极看法的著
总体而言，周年纪念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 桥梁，对纪念的人物和事件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1989年春的游行示威事件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外国纷纷指责中国政府处置不当。一年多以后，中国政府决定利用义和团运动时期八国联军侵占北京90周年的机会，发起反击。1990年8月中旬，中国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除了强调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
① 歌利亚是《圣经》中记载的非利士勇士，为大卫所杀。——译者注 的重要主题如重新警惕帝国主义侵略（现在变换成了更狡猾的“和平演变”方式）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外，这些文章特别提醒读者——有时写得非常详细，且非常注重史料的佐证——不要忘记1900年夏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残酷暴行。有篇文章总结说，这些暴行足可以戳穿八国联军及其本国政府一贯自吹自擂的所谓“西方文明”的丑恶本性」⑷
最后一种神话化的形式（称之为“类型”也许更好） 是借助于报纸、杂志和书籍的神话化。有时是由于一些人的想法，有时是由于政府给予的力度或大或小的推动，这一类的神话化（实际上可分为两类，因为推力也许来自社会,也许来自政府）能够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是最容易被人们理解的。由于这些原因，我将在下面的各章中着重描述和分析20世纪的中国在三个不同时期对义和团进行神话化的过程：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运动以前）、20世纪20年代反帝斗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些章节中，我222的目的有二：第一，考察神话制造者制造神话的程序，探究他们对历史的看法有何与众不同的特点（特别是与历史学家的看法相比）；第二，探究对义和团的神话化在20世纪中国人观念的演变历程中所占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