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反对帝国主义与义和团神话的重构
当过去被当作神话时，其内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 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当人们关注的重点发生变化时，历史的内涵必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有时候，变化的程度非常之大。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当时，人们对新文化运动（其基本目标是文化革新）的关注让位给了对一系列更具政治色彩的新问题的关注，政治色彩不仅体现在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方面，而且体现于由这些看法而生的对行动计划的理解方面。⑴
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人坚信，要重建中国，首要任务是重 建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化运动确实没有销声匿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胡适和鲁迅等人，依旧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革新。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赞成首先解决政治问题的观点，因为他们对文化变革的缓慢步伐感到灰心和失望，对政界持续不断的动荡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财富的攫夺感到义愤填膺。巴黎和会出卖了中国的利益（消息传出后，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示威抗议活动）；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中赤手空拳的示威学生遭到了英国巡捕的
枪杀；以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政治运动登上 了历史舞台；国民党进行了改组；人们受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极大影响。上述种种政治事件和现象，把关注政治的中国人的怒火日益引向激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方面。当他们对外国列强（在许多情况下是对外国人）的仇恨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了义和团运动的积极意义。
正面美化义和团，在中国并非新鲜事。在世纪之交，端 王和清廷其他守旧分子认同义和团运动的排外立场，一直称赞义和团忠诚、正直、爱国。他们的观点因在爱丁堡受过教育的反帝分子辜鸿铭的宣扬而广为当时的英语读者所知：“皇太后、端王和义和团的小伙子们并非欧洲人和1789年巴黎兴起'大拳匪’以来日臻完善的真正的欧洲文明的敌人，而是二者真正的朋友。”辜鸿铭认为，“义和团的小伙子们”奋起反对的“欧洲、世界和真正的文明的真正的敌人”，是那些“被称为金融家和资本家的现代欧洲的高利盘剥者”，他们“合伙欺骗、榨取、威胁、谋害和抢劫这个世界，并最终要毁灭世界上的所有文明”
辜鸿铭的稀奇古怪的世界主义在他一首具有苏格兰民谣风 格的诗中达到了顶峰，这首诗写于1900年，为皇太后66岁生日而作，称赞了端王和义和团的功绩。这首诗的第一节如下：
正是端王对与会的王公大臣们说：
皇冠落地时必有许多乌纱帽被撕碎； 让每个爱战斗善嬉戏的义和团青年，追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僚吧。
斟满我的杯，灌满我的壶；
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
亮开旗帜开火吧， 追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僚吧。⑶
不仅在守旧派中，而且在改良派和革命派中，都有一些 人从一开始就看出，义和团运动至少有一些救国救民的特点。著名翻译家严复虽然认为义和团是“妖民愚竖”，但他对义和团的精神也颇为敬佩，他说：“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⑷《开智录》是一些激进的广东留学生于1900年12月在横滨出版的一本杂志（孙中山捐助了 200元开办费），⑶这份杂志维持的时间不长。1901年3月《开智录》240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赞扬了义和团对中国人的独立所做的贡献：“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然义和团虽一败涂地，为人不齿，而亦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我中国人岂知之否耶？ ”⑷
孙中山在1903年论及中国的保全或分割的问题时，不 但赞扬了义和团（尽管还有所保留），而且向世人显示（至少是含蓄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原来视义和团为“他们”，为“另类”，现在则视之为“我们”，为“同道”，代表着中国人民的精神。
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支那 人民，为虏朝［满清］用命，虽亦有之，然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则必有出万死而不辞者矣。观于义和团员，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
然彼等特愚蒙之质，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 锋。设使肯弃粗呆之器械，而易以精锐之快枪，则联军之功，恐未能就效如是之速也。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⑺
虽然某些爱国的中国人（如孙中山）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认同义和团，但另有许多人却发现，义和团运动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中国遭受的耻辱对人们有很大的激励作用。1910年，浙江嘉兴的商人和士绅召开了一次会议，目的之一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忘却这些耻辱的记忆。⑻1904年2月，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1905年8月之前都由他本人主编,该报发表了一系列表现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国耻的画作（参阅插图8 - 1和8 -2）。⑼人们重点关注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对
插图8-1国耻图
外国军队于1900年7月占领天津以后，许多"无耻的”中国人 “贪生怕死，拿了顺民旗跪在街上迎接洋兵”。不料洋人憎恶这些人,把他们都杀了。选自《安徽俗话报》第15期.1905年10月。
插图8 -2国耻图
俄国人在占领东三省以后，强掳中国人为他们修造铁 路。俄国人不给他们付工钱，如果做得不好，还要用鞭子乱打，"同待牛马一样”。选自《安徽俗话报》第14期，1905年9月。
中国的侵害，而不是义和团运动本身，这样一来，义和团运 动的某些令人厌恶的特点就被忽略不计了，义和团的经历就被融入中国的“帝国主义世纪”这个更为广泛的主题中了。
这是正面美化义和团运动的人可以经常停靠的一个安全的港湾。然而，在政治气氛浓厚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 某些爱国者釆取了更冒险的做法：忽略义和团的种种缺点,把义和团描绘成十全十美的反帝国主义积极分子。
义和团运动的精神遗产
新文化倡导者把义和团视为落后、迷信和非理性的一 群，五四以后人们又把义和团视为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者,1924年9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发表的一篇文章最 显著地反映了这一转变。1冋时为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的23周年纪念日。在“反帝同盟”的建议下，新近改组的国民党确定9月7日为“国耻日”，接下来的一周为“反帝周”」⑴这时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军事上也处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原来零零星星称赞义和团为爱国者的言论在激进报刊上汇聚成了大合唱，以中共主办的《向导周报》为开路先锋。
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在《向导》为9月7日周年纪念日 编发的一期特刊上。他在文中首先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其重要性不亚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然而许多人不但忽略了它的重要性，而且对义和团怀着两个错误观念。第一个错误观念是他们憎恶义和团“野蛮的排外”：
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 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他们不看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的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旧速信，他们忘记了今日的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
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 （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
1918年，特别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并对西方文明推崇备 至的陈独秀曾撰文严厉指责义和团野蛮、保守、盲目排外和传播迷信。1924年，陈的观点改变了，民族主义成了主流。他不否认他以前提到的义和团的这些特点是令人厌恶的，但他现在找到了为之辩护的新方法：义和团排外的根源在于外国的压迫和剥削；义和团的凶暴根本比不上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当全世界都处在守旧和迷信的状态中时，义和团的守旧和迷信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最后一点，“野蛮”与“文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在罪恶主要来源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世界上，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就是“野蛮行动”吗？难道献媚于帝国主义就是“文明”吗？
陈继续写道，第二个错误观念是，认为义和团事件是少 数入犯下的罪恶，列强不应该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付出巨额代价。为批驳这一错误观念，陈公开把义和团与全中国人民联系在了一起（早些时候的孙中山仅做了暗示）。陈指出，深受列强压迫之苦的是全中国人民，而不仅仅是义和团。有人认为，奋起反抗这种压迫的义和团是有罪的，应该单独受到惩罚，而屈服于外国人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应该受到惩罚，陈认为这种观点完全不合逻辑。他写道：“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的一部分荣誉! ”
数月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又发表文章重申了他 对义和团的新看法。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处于小资产阶级发展阶段四次重要的国民运动之一（其他三次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他写道：“义和团之蔑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一一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义和团之信托神力，义和团之排斥一切科学与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点，然这些本来是一般落后的农业社会之缺点，我们不能拿这些特别非难义和团。”陈认为，义和团的真正缺点，一是缺乏组织，使得这次运动遭受失败后即告瓦解；二是与反动派合作而为其利用，失去了社会上进步分子的同情。
虽然自1918年以来，陈独秀的观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 化，但就操作的层面而言，他1924年发表的文章的目的与前几年关于克林德碑的那篇文章的目的没有什么不同。他的目的不在于探索历史事件的真相以更好地了解历史，而在于利用评论历史事件的特殊文章改变当时的知识界同仁的观点。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造成的最有害的后果是，中国的知识阶级普遍认为“排外为野蛮为耻辱”。在陈看来，这种有害的后果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仍在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这种心理状况损害了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精神。陈独秀的意图正是利用他极强的说服力来改变这一现状丿⑶
陈并不孤单。为9月7日的《向导》特刊撰文的其他 作者同样试图为中国民众的反帝立场正名，他们并且急切地想扫除妨碍这种正名行动的心理障碍。正如陈独秀所认识到的，这些障碍中最难消除的是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主要来源于义和团的经历）：排外无论如何是令人厌恶的、可耻的和不文明的，所以，每个作者的主要目的都在于改变人们对义和团的看法。
彭述之对此点做了最为明确的表述，他是共产主义运动 初期陈独秀的追随者和亲密盟友。彭指出：
要想振刷中国的民族革命精神，打倒媚外的奴隶主 义，在这个日子里，首先须把这个日子［1901年9月7日］在中国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史上的意义重新介绍，尤其对于义和团运动须得重新沽定其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之真价值。我们应该替义和团宣雪其廿三年来被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所加之恶名，刷洗中国一班人脑中对于义和团运动之根本错误观念。（⑷
彭述之解说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态度，而蔡和森则把注 意力更直接地放在国民党及其革命特性上。蔡是毛泽东的密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蔡在文章的开头即指出，宣称义和团运动为“中国野蛮的排外举动”的不仅仅是义和团的敌人一一外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中国同胞，甚至革命党也公然如此指斥义和团。他们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声明，义和团运动“是少数无知愚民的罪恶”，相反，他们把自己的革命活动说成是“比较满清或军阀更进一层的尊重对外条约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文明行为！”
与陈独秀和彭述之一样，蔡也指出了义和团运动的若干 缺点。然而，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有“历史的神圣的价值”，尤其是与辛亥革命比较起来，更具历史意义：“辛亥革命表面上似乎比义和团运动进步一些，因为形式上和精神上都似近代资产阶级化；然而实际上，这次革命是完全失败了，他的意义远不如义和团之重大。义和团是因为没有近代化而失败，辛亥革命却反因为效颦近代资产阶级化而失败。”
进行了详细比较后，蔡明确总结了义和团的历史遗产， 特别提到了义和团能为经过改组的国民党提供哪些值得借鉴的东西：“国民党自今年第一次大会改组以来，他已具有一个顶好的明确的政纲；假设当时义和团具有这样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义和团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的。反之，现在具有这好的政纲的国民党，若加以义和团排斥外国帝国主义的真精神，国民党更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至于成功的。”蔡总结道，义和团留给中国国民革命史的伟大遗产是“排外精神”，他热切地希望国民党能继承这项遗产。
在20世纪20年代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过 程中，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事件的起因是2月上海工人的一次罢工，抗议日本纱厂给工人的工资太低。当一项初步的解决方案遭到业主的拒绝后，工人再次举行罢工，并于5月15日选派8名代表与业主的代表进行谈判。结果发生了暴力冲突，一名日本厂警向中国工人开枪射击，打死1人，打伤另外7人。对这次冲突，上海工部局（成员多为英国人）处置失当，非但没有拘押开枪的日本人，反而以扰乱治安为由逮捕了许多中国工人。5月22日，大学生和工人公开举行追悼仪式悼念被杀的那名工人，并利用这个机会发表演说抨击日本纱厂的业主。参加追悼大会的许多人遭到逮捕，导致上海的3000名学生在5月30日举行了示威游行。英国巡捕向人群开枪，打死11人，打伤数十人，另有50余人被捕。5月30日的惨案在全中国引发了抗议、罢工和联合抵制洋货的行动。直到12月，当英国巡捕房的几个责任人被解职，死者和伤者得到工部局的赔偿后，斗争才告停止」⑷
五卅运动不仅是一次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而且在 运动的每个阶段，中国新兴的工业无产阶级介入的程度都很深，中国共产党也参与了宣传活动和策略的制定，就此而言，这次运动与6年前的五四运动大为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对五卅惨案以后共产党对义和团的评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共产党的评价比以前更为矛盾，主要是环境使然。例如，唐兴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1925年夏），外国人认为五卅运动预示着“拳匪之乱”会再度发生，为此他花费笔墨对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做了区分。他认定义和团运动是“一种纯粹的排外运动”，不但反对外国人的压迫，而且反对与外国人有一切来往，而五卅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反对的是所有剥削和压迫中国的人（不论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而不反对那些能以平等精神对待中国的民族（如苏联）
排外主义（有时具有积极意义，有时具有消极意义） 与反帝国主义（一直具有积极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难处理的问题，如何解决，随特定时候人们更注重什么而定。五卅运动之前，共产党的撰稿人致力于在中国知识阶层中（陈独秀）或在非共产党革命派中（蔡和森）为反帝国主义的情绪正名，所以倾向于称赞排外主义，甚至抹去了排外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然而，从1925年夏季开始，外国新闻界致力于把五卅运动代表的新型民族主义与义和团式的排外主义混为一谈」叩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撰稿人尽管没有放弃他们对义和团的积极看法，但也不得不在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与五卅的反帝国主义之间，以及这两次运动的本质和特点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
唐兴奇就朝这个方向做了努力。瞿秋白在纪念《辛丑 条约》签订24周年的《向导》九七特刊（ 1925年）上发表的文章对此做了更全面的分析。1927年8月，瞿取代陈独秀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在1925年是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文章的开头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五卅惨案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怎样才能推翻《辛丑条约》和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与26年前的义和团运动相比，五卅运动为什么为解放民众的斗争带来了更大的成功希望？
第三个问题与我们最有关系。同陈独秀一样，瞿秋白也 反对给义和团贴上“野蛮的排外主义”的标签，他痛斥了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把义和团运动视为少数无知愚民的盲动，以此划清他们自己与义和团的界限，他们此举也为历史上激起义和团暴动的帝国主义势力开脱了罪责。瞿驳斥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义和团，外国人也会找出其他借口进攻中国，以获取他们在《辛丑条约》中得到的特权。因此，把义和团运动视为极端现象，把义和团打入另册，都是错误的。义和团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的反抗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这些都是义和团运动的长处。然而瞿秋白也认为义和团 有许多缺点。他们有极迷信极反动的思想，他们拒绝一切“洋货”，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他们主张“国粹”。他们是一种半宗教式的组织，他们都盲目地服从头领。总之，他们缺乏先进的有组织能力的阶级充当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导致他们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没有把他们引向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反满斗争，使他们很容易受到统治阶级的操纵。
虽然五卅运动在方法、组织和策略方面是抗击侵略的义 和团运动的延续，但两次运动的基本路线不同。两次运动发生的时机也大为不同，其中一点是，在1900年，一般“士大夫”和“文明人”都支持帝国主义者，咒骂“拳匪”，消弭群众的抵抗精神，然而，1925年夏季的事件发生之后,249越来越多的国民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列，抵抗精神日益普遍起来。瞿秋白指出，在五卅运动的社会环境中，应该担心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复活。所谓“国家超于一切”、“工人不准进行阶级斗争” 一类的论调,经常可以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看见，甚至国民党领袖中也有这种倾向。他认为这是“一种新义和团的危险”，危险在于他们要使劳工群众跟着资产阶级妥协，丧失自己的阶级觉悟，放弃自己的阶级斗争，这样下去终将完全破坏此种解放运动。
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瞿秋白才在同一篇文章 中既称赞了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又谴责了他们的缺点：由于阶级意识不强，也由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与敌人（清王朝）妥协了。此点符合这一时期共产党文论中对待义和团的一个普遍倾向：当讨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时，就称赞义和团；当讨论的问题与共产党后来所说的“封建主义”有关时，就指斥义和团。瞿秋白的文章同时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他最关心的是五卅运动中的阶级意识问题，所以他更多地指出了义和团的缺点，而对他们的长处的赞扬相对较少。
共产党发表的文章主要关注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威胁，而非封建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所以,这些文章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吸取义和团的好经验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1926年3月发表的纪念孙中山（一个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逝世一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龙池的文章更直截了当。他的文章是1926年9月为《辛丑条约》签订25周年而作，是在修约运动（呼吁修改条约是激发民族主义的首要因素）的大背景下写成的，其中有云：
九七纪念又到了，不管帝国主义对义和团如何诬 蔑，不管义和团本身有如何的缺憾，然而他的反抗帝国主义的精神，是永远不会磨灭，永远值得崇拜。……义和团失败了，结果被帝国主义加上了一条更重的锁链——辛丑条约。但是我们要斩断这一条锁链，斩断一切锁链，仍只有在民众中复兴义和团的精神加以有组织的强争恶斗，才可以使帝国主义屈服……最后要把国耻的九七纪念，变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纪念日。
在20世纪20年代把义和团塑造为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者 的过程中，共产党虽然扮演了主角，但并非只有他们在这么做。在这10年当中，连续发生了许多政治运动，如反教运动、争取教育权利运动、学生运动和废约运动等。这些运动都将愤怒的矛头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要求消除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事务中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不认同义和团（至少在精神上）是不可能的。1924年9月非基督教同盟编发的《非基督教特刊》就有不少称赞义和团反帝精神的文章。炉］参加1924 ~ 1925年的争取教育权利运动的激进分子把义和团从“因循守旧的农民”塑造成了 “反帝国主义的战士”（杰西•卢茨语）。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对外国势力的湖南学生公开宣称他们是义和团的继承人。（如非基督教同盟1925年12月通电全国，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甘愿受到“基督徒的迷惑和麻醉”，只有“义和团爱国运动”是唯一的例外。⑺〕
在非共产党人士视义和团为爱国者的例子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五卅惨案发生数月以后中国留美学生胡艾（音译）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颇具挑战性：《1925年再次发生拳民之乱了吗?》他在文章的开头再现了义和拳民残酷无情的形象，然后又移花接木，把这个形象绘到了英国人身上。
此次拳祸与25年前的那次拳祸之间的不同之处是： 这一次，拳民［即英国人］已不再手持大刀长矛抗击全副武装的外国军队了，而是在用步枪和机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他们已不再迷信和愚昧无知，而是由言必称“绅士”的国家教育和培养出来的文明人。……［拳民］发布的命令是“格杀勿论”；他们因参与杀人而兴高采烈，并为杀人行动竭力辩护。1925年再次发生拳民之乱了吗？是的，确实发生了，同样野蛮残忍和冷酷无情，只不过所处的形势完全不同，动机也大相径庭。
胡艾分析了 1900年与1925年的形势和动机的不同之 处，然后迅速转变笔锋，把义和团乱砍乱杀的疯狂行为美化成了反抗非正义的外国压迫的勇敢行动。在此过程中，他又把义和团的形象从1925年滥杀无辜的外国凶手身上剥离下来，转而绘到了中国受害者身上。到了文章的最后，义和团精神成了抵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爱国精神的代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都不例外：
当外国帝国主义者认为义和团在1900年已被永远 击败时，他们犯了愚蠢的错误；如果他们认为目前中国的平静意味着这种民族主义精神的衰减和消失的话，他们必将再犯愚蠢的错误。不管有没有障碍，这种精神都将在人们当中长存下去。……正如全世界都看到的，25年前我们抗击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战斗失败了，但全世界必将在从今往后的25年内看到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场面——我们彻底打败帝国主义的最后决战。
虽然胡艾对1925年的英国人和受害的中国同胞的感情 是泾渭分明的，但他对义和团和义和团精神的看法显然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特立独行的。义和团运动非常复杂，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带来了各种各样充满矛盾的课题，常常使得既爱国又追求进步的中国人难以确切把握。在民族主义为主流思潮的20世纪20年代，如同胡艾和前文述及的共产党撰稿人一样，许多人都摆脱了困惑和不确定心理，转而以肯定的眼光看待义和团运动了。然而还有不少虽然爱国但不激进的人仍对义和团抱有明确的敌视态度。
否定性神话的持续存在
在20世纪20年代，对义和团的贬低和否定性的定性得
到了广泛的利用。外国人一再表示担心“拳祸”再生，以 此毁谤中国民族主义的合理合法性，而中国人则使用同样的手法来渲染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和残忍。有时候，中国地方政府不惜搬出聚众闹事制造“动乱”的拳匪的幽灵吓唬民众，为其镇压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的政策辩护。最后一点，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当中都有一些支持或同情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的人，他们竭力划清民族主义（他们视为现代的和进步的）和义和团运动（他们视为反动的）之间的界限。
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毁谤，实际上 在居住于中国的外国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和排外行动中首当其冲，而且在于当地英文报刊的宣传。他们主要依靠这些报刊获取新闻和相关的分析评论，而这些报刊对“新民族主义”极尽贬低嘲讽之能事。甚至在五卅惨案发生之前，《字林西报》（1925年1月7日）就曾指出，社会上已出现了 “一些与义和团运动爆发前人们注意到的现象极为相似的征兆……如会党的组成、暴力排外的宣传品的散发等等”。3）《伯明翰邮报》（1925年3月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透露了该报在中国的通讯员的担忧：布尔什维克分子在知识阶级中进行的“反教和排外宣传”可能会引发义和团运动式的骚乱。【呵在五卅运动进行期间，外国报刊上越来越多的文章把此次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直接加以比较。但是，正如华志坚指出的，本来是无须直接进行明确比较的。当《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用“排外”、“仇外”、“野蛮”和“非理性”等字眼描述1925 - 1927年的反帝行动时，这些另有所指的词语虽未直接提到义和团，却能使人们清楚地联想到义和团的幽灵。⑶〕
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点出义和团之名以引出他们神话 般的能量，一旦关于中国排外主义的思维定式深深地印进外国人的脑海中，这种思维定式有时就会被当作中国人排外的具体证据。广州地方政府曾将一名美国摄影师驱离广州，理由是他企图“炮制”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州罢工工人和纠察队凌辱洋人的一系列照片。他来到上海，租赁了中国人的一间摄影棚，编导和拍摄了一整套展现罢工工人和纠察队的活动以及洋货被强夺和没收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指为记录广州反帝行动的写真，堂而皇之地以横贯两版的篇幅发表在伦敦的一份画报上。
1927年的北伐战争①初期，由于中外关系日趋紧张，外 国入利用义和团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形象以诋毁中国民族主义的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字林西报》1927年1月27日发表的一幅漫画，以“俄国佬+义和团”的形式把两种形象糅合为一体，将其描绘成煽动暴民骚乱的幕后黑手（参阅插图8-3）。《字林西报》于4月编发了一期特刊，名为《中国在动乱中》，旨在说服西方国家：能够治愈中国所患疾病的唯一良药是军队而不是和解。这是一个更为露骨的例子。特刊的编者意识到，最有煽动性的两个方法是把民族主义与义和团主义联系起来并挑动西方担心俄国和布尔什维主义，⑶［所以他们在引言中表示要“阐明’民族主义'不是中国自发的爱国运动，而是受俄国人煽动的一种新型的义和团运动”。
《中国在动乱中》刊发的某些文章并不是直截了当地用 义和团的形象来诋毁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是把“民族主义”（洋人引用时常强调它在中国被假冒滥用了）指为“暴民行
① 蒋介石指挥的一场军事行动，目标是在政治上统一中国。
插图8-3萨帕乔：“引发骚乱。义和团有了对手：
'啊哈！要发生大事了！
选自 North-China Daily News，January 27，1927
动”，用“野蛮”、“排外”、“骇人听闻”和“凶暴残忍” 等字眼加以形容。另外一些文章则是直截了当的。有位作者说：“正如舆论宣传、外交政策和暴民行动所表明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是破坏性的和恶毒的，绝非怀有希望的或建设性的。它是知识分子的义和团精神，与目不识丁的苦力和农民1900年犯下的暴行相比，此次行动更为可怕,很难找到为其辩解的理由。”关于中国人袭击一个卫斯理宗布道点的一则新闻，标题为《红色湖北的新拳祸》。报道福建反洋教行动的一则新闻，标题为《拳民的进攻再度复活》，这些行动是由不利于一家西班牙天主教育婴堂的谣言引起的。编者关于共产党在背后“煽动”中国“民族主义”的评论文章指出：“青年学生中流行的共产主义和无神论，以及流氓无产者中流行的拳匪意识，显然是布尔什维克在中国煽动的结果。”最后的一个例子是湖南常德的一位通讯员的评论。他注意到，夜间街头经常出现许多排外、反教甚至支持共产党的标语和告白，他因而指出：“人们正在受到煽惑，要进行第二次义和团运动，地方当局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些肆意泄愤和颠倒黑白的行为。”
把政敌的行为与义和团运动画上等号，从而贬低其价 值，是外国人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⑶）然而，中国人偶尔也采用此法，尤其是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前文引述的胡艾的文章即是一例，他在文中指责英国人1925年重演了 25年前的义和团运动。1925年6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回应外国人对中国人行为的批评，发表了一项声明，说英国人在5月的所作所为“比义和团还恶劣”。
与此相似，1925年6月14日的《国闻周报》发表社评 云，自1900年义和团起而抗争以来，“义和团”之名词成了 “灭绝理性蛮动残杀之一切行动之泛称”。近年以来，外国人动辄以义和团之名加诸中国人民的所有团体运动。作者随即指出：“此次五卅事件，租界逮捕横杀学生至数日之久，擅拘华人前后达数万之众。吾无以名之，名之曰洋义和团而已。”随后一期《国闻周报》也以漫画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这幅漫画上，一个身材巨大的外国士兵正在用枪刺刺杀被他认为是义和团的手无寸铁、身材矮小的中国人。漫画下方的标题为：谁是义和团？（参阅插图8-4）
由于义和团不仅意味着排外主义，而且意味着骚乱、不 稳定和“暴民统治”的危险，所以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
插图8-4 “谁是义和团？”
选自《国闻周报》1925年6月21日。
社会倾向是把义和团的形象引入中外关系事务中，而且，中 国各级政府也用义和团的形象来对付辖区内的民众。1922年，芜湖地方长官和警察局长批评反教学生制造动乱，并警告说，如果和平不能得到恢复，就会酿成第二次义和团运动。1924年12月长沙防务专员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以此为禁止圣诞节群众集会的决定进行辩护，而这次集会本来是要把湖南的争取教育权利运动推向新高潮的。⑶」然而，对内使用义和团形象的做法在20世纪20年代并不多见，在少数的例子中（如果我发现的几个例子符合条件的话），中外关系的一面（在上述两个例子中的表现形式是学生的反帝活动）也是若隐若现。
在本节谈及的所有事例中，政治行为分两类，一类是排 外、反教、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一类则是外国对此类民众运动的镇压行动，反对者把它们与义和团的行为暹內二璘，从而贬低其意义。另有一些完全相反的例子， 即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及其外国支持者竭力把民族主义与义和团断然孚別芳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正名。需要强调的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人们主要利用的是义和团的反面形象而非正面形象。
1925年8月山西流传的一本小册子值得一提，作者在 阐述了必须反对基督教的原因后写道：“千万注意，我不是在劝你们像义和团那样群起屠杀传教士和焚烧教堂。那都是野蛮行为，已经过时了。我们把掩饰他们真面目的面具揭下来就够了。”说）与此相似，1926年广东的学生积极分子在《五卅纪念》上报道说，由于他们在宣扬活动中严格遵守了国民党关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并联合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方针，所以他们的运动未犯根本性错误，未变成盲目排外的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式的社会现象。⑷）甚至“基督将军”冯玉祥1925年6月26日对手下军官训话时，也主张中国方面对五卅惨案做出军事反应。他说：“我们能对这些事情袖手旁观吗？我觉得不能。我们不是要重复义和团的错误，但也绝不允许他们任意宰割我们。”
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温和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竭力把 当时的民族主义（他们视之为有益的和进步的）与义和团运动区分开来。1925年，胡适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呼吁教会学校摆脱教规约束，“放弃宗教宣传的目的”。他吁请听众搞清楚，虽然“义和团运动由于带有迷信色彩且缺乏计划性而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但是，任何军事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目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它深深地植根于全体国民的心灵中”。胡进一步指出，虽然他不属于“走极端”的那类人，他们或者“称赞义和团运动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英勇悲壮的史诗之一”，或者“主张把'排外'一词当作宣传群众和鼓动群众的口号”，但他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实际计划，如废除现有的关税条例、废除治外法权、教育由中国人掌控、禁止外国人进行宗教宣传、取消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等，都“没有喊出的口号那样激进”。
蔡元培也发表了一项同样有说服力的声明。与胡适的演 讲一样，蔡的声明充满爱国激情，政治立场则相对温和，但对其他人更激进的立场并不完全排斥。蔡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1925年他出访欧洲，于7月发表《蔡元培向各国宣言》，辩驳欧洲人对五卅运动的错误看法。他认为，其中最大的谬误是把五卅运动看成了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重演。蔡归纳出两次事件之间的一些根本性区别，对这种看法加以反驳。第一，义和团运动的发起者是北方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平日深受天主教徒的压制，而不知道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的区别，不知道枪炮的作用，误认为他们可以用法术抵御这些武器；他们受到宫廷中的愚昧无知之人的鼓动，这些人认为只要杀尽在华的外国人，中国因外国侵略而造成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与这些最无知的见解不同，五卅运动的参加者都是了解世界大势与各国实力的人。第二，义和团是要杀尽外国人的，而中国参加这次风潮的人采取的是不合作主义。第三，义和团反对所有的外国，而中国的示威者此次只针对英国和日本。第四，义和团运动仅限于北京和直隶、山西等省，而五卅惨案引起的政治风潮是遍及全国各地的
有些英国人说英国在五卅运动中有错误，这给鲁迅留下 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英国人表现出了自我批评的能力，鲁迅认为他的同胞“很少”有这种能力），他尖锐地指出：“所以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鲁初次提出的问题比他的判断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个问题就是：谁更文明？更宽泛些说，什么样的行为是文明行为？对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个问题极为重要，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义和团的形象才承载了如此之重的负荷。
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的看法是多种多样 的，有人严厉批评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有人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持肯定的立场。同胡适和蔡元培一样，持上述看法的外国人提到义和团的形象时，一般都是大谈义和团与民族主义的不同之处，从而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辩护和正名，而不是进行诋毁。
在西方新闻界，对中国的事态持这种“开明”观点的 典型是《民族》杂志，该刊编辑一直拒不认同《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等报刊的那种反华的简单化分析。⑷）例如，美以美会传教士斯坦利•海伊在1925年6月发表于该刊的一篇文章中，对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他所处时代的反教运动做了显明的区分。他认为（他显然在响应胡适）""反教运动“向基督教在中国的计划发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1900年的屠杀是由当权的满族人煽动的结果，其矛头直指基督教徒，是一次试图阻止中国从传统的孤立隔绝状态走向现代世界的徒劳无益的行动。……目前的反教运动不是保守势力发起的，事实上，它是由最富进取精神和最支持现代化的一些人领导的。……目前对基督教的攻击采取的是宣传的方法而不是群众性的暴力行动。”海伊承认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感情是真挚的和深沉的。在他看来，那种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反教运动“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结果”的看法，259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
1927年初北伐战争打得十分激烈之时，《民族》杂志不 但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深表同情，而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之。在1月发表的题为《中国的独立战争》一文中，作者（未署名）写道：“’中国通们'拒不相信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已不再是转瞬即逝的泡沫，他们和相信他们的列强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另有一篇题为《有了免疫力的中国》的文章既把西方看作中国致乱之源，又把西方看作中国除祸之本。文章说：“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已不再是义和团时代的盲目排外主义。……那些指责传教士应对此负责的人有一定道理；那些谴责外国商业渗透的人同样正确；那些认为成千上万归国留学生带回了革命火花的人也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就像接种免疫疫苗一样，先让患者得病，同时给他接种能抵抗这种疾病的疫苗。"
1927年3月24日发生了南京事件：国民革命军的士兵 恐吓了南京的外国公民，并打死了7名外国人。甚至在此事件发生后外国人的情绪基本失控的数周内，《民族》杂志也拒不附和外国人的普遍看法：发生之事是义和团运动的重演丿切在《黄祸还是白祸?》一文中，作者警告外国勿进行军事干涉（那将“清楚地告诉中国，将有’白祸’临头作者认为近期发生的排外和反教活动“仅仅是个意外的插曲”，“如果外国人不愚蠢地张扬武力炫耀特权（他们必须明白，他们即将失去这些特权）以自我防御的话，这个插曲会很快消失
胡适和蔡元培等态度温和的中国人以及《民族》杂志 的编辑等态度开明的外国人，向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普遍的思想倾向——利用义和团的负面形象诬蔑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出了正面挑战。乍一看，他们似乎是在剥去义和团运动的神话色彩，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而实际上，他们在 竭力割断民族主义与义和团的一切联系，从而为民族主义的合法性辩解时，他们与诋毁民族主义的人一样，也在制造神话（尽管可能是无意的）。与遭到他们反驳的那些人一样，他们的主要兴趣不是要深入考察义和团运动的史实（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是把义和团的经历当作反面材料，来澄清当前的政治立场。在反对使用不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的同时，他们又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形象。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义和团形象多种多样的 甚至矛盾性的使用，也许是这些年内对义和团的神话化过程中最使人感兴趣的方面。正如美国边疆史上的著名人物丹尼尔•布恩（1734 ~ 1820）,有些人把他看作开拓西部边疆的英雄，另外一些人（特别是当时比较发达的白人社会的一些代表人物）则认为他放弃农业技巧转向单调的狩猎生活，“回到了蒙昧时代”，变成了一个“白种印第安人”。另一个例子是，圣女贞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法国抵抗运动成员视为国家独立的象征，是一个“抵抗外国占领者的无私无畏的战士”，但是，外国占领者的傀儡维希政府则把她当作德国人抗击英国人时的女英雄（英国人在历史上的确是圣女贞德的敌人）义和团也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人们对某些历史阶段有多种多样看法的根本原因，在于 它们非常复杂，具有模糊不清的甚至矛盾的特点。然而，各种各样的观点要找到最适宜的表达方式，首先得满足一个额外条件：必须把谈论的矛盾问题与当时人们当中最富争议的问题结合起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西方的影响及人们对这些影响的看法就是这样一个争议问题，而义和团以及他们的盲目排外言行以最鲜明的方式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然而，在具体情况下人们如何对义和团进行神话化，主要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潮流。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最关心的是帝国主义使中国蒙受的耻辱，所以，对义和团进行神话化的重点放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主题上。“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人们关注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义和团运动的意义和人们对义和团的看法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