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死亡
及伊行至张登［直隶清苑县的一个镇子］,拳民聚 集数千，时五月初八日［1900年6月4日］也。上灯时，闻人声鼎沸，及呼号哭泣声，始知拳民烧杀教民数十家。其工人往观，教男已逃散，惟留妇女，皆烧死房屋中。有少妇逃出，被拳以刀破其腹，老然有声，数拳攫其股肱，抛入火中，惨不可言，臭闻数里。
--艾声，直隶定兴县居民
义和团不乱杀人，杀人都有目标，有线索，凡要杀 的我们准知道他们是二毛子［教民］。
——李元善，原义和团员，天津⑵
在途中［1900年8月末从北京到天津］,我们路过 的村庄都空无一人。田里的庄稼都已成熟，但无人照看或收割，任凭腐烂。往年这个季节，农田里人来人往，生机勃勃，每块田里都有守田人的小屋，每个打谷场都被利用起来，男女老少都在忙秋收，然而现在一个人影也见不着。我们走进一个又一个屋子，破碎的杯盘四处散落，墙角散发的恶臭令人窒息，井里的水散发着疾病和死亡的奇异气味。
——罗兰•艾伦，北京的英国神父⑶
是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1900年6月 25日］有人在吕祖堂①下坡，见一死尸，系被匪首曹福田所杀者，其肾被割去，而将其首级割下，置诸两股之间，仰身僵卧，惨不可言。彼等以性命为儿戏如此。至其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直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刘孟扬，天津居民⑷
夫都城之内外，以及近畿一带周百余里内，约死者 数百万人也。尸积遍地，无人掩埋。时在孟秋，腐肉白骨，横于路途，其秽不可近鼻。黎民涂炭之苦，无处可明矣。烈火延烧数千万户之多，日夜烈焰腾空不熄。余思之，自大清以来，都城之惨烈，未有如是者也。
——洪寿山，北京居民㈤
义和团把教民的婴儿碎尸万段，现在日本人和俄国 人以严厉的手段加倍奉还。士兵们对我们讲的事极其恐怖，殊难形诸笔墨。
——萨拉•古德里奇，北京的美国传教士⑷
① 里面供奉的是道家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唐代或朱代）。吕祖堂坐落在 天津城墙西侧.是汶和团的一个总坛所在地.是6月上半月由曹福田修建的。
在讨论义和团运动时，人们的视角不同，观点各异，但 重点一般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义和团运动的特点（拳民的迷信行为、落后意识、仇外心理、爱国精神）；传教士和教民遭受的牺牲；外国军队对义和团运动采取的正义的和英雄主义的行动；义和团运动的结果（更确切些讲，是最终的外交解决方案）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我们当然听闻了当时发生的许多死亡事件，但人们往往以平淡的语言和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记述死亡，甚至哈罗德•伊萨克斯下面这段稍带感情色彩的话也不例外：“1900年的血光之灾结束之前，有200余名'洋鬼子'遇害，被杀死的教民据说超过3万人。八国联军由天津开进北京，后来杀向中国东北，所获总报酬超过损失许多倍。先是教徒遭受了牺牲，后来，为教徒复仇的军队则 大肆抢掠，大开杀戒。”⑺
在此类叙述中，死亡成了一个群体性的概念，代表着义 和团的残忍、外国援军的野蛮、教徒的苦难以及无辜者的惨死。但是，死亡事件也能向我们展现个人的经历，此点却基本上被忽略了。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探讨死亡包含的个人经历的层面。我将把重点放在由战斗和其他暴力行动引起的死亡和破坏事件上。
除已成事实的死亡事件外，还存在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 （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述及），即在1900年的华北地区，许多人都怀有对死亡的忧惧情绪。因春季的持续干旱而变得无所事事的农民越来越饥饿和紧张，年过30的人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对19世纪70年代末可怕的死亡和饥荒记忆犹新。年轻的义和拳民花许多时间学习和实践能使人免于一死的宗教仪式，义和团的许多法术尤其注重于致敌人死命和保护支持他们的老百姓免遭杀害。春夏两季传遍这个地区的表达忧虑
情绪的谣言，其中心内容不外乎死亡或身体的严重伤害；甚 至广泛流传的表达愿望的谣言，也应被视为消除死亡忧虑的一种方式。然而，用这些方式表达对死亡的忧虑似乎还远远不够，义和团在华北各地张贴和散布的揭帖，一再向民众发出骇人听闻的警告：大难将降临到那些无视义和团传言的人身上。
实际发生的死亡事件虽然不比上面述及的对死亡的忧惧 情绪更普遍，但也足以使人触目惊心。公开宣判并处死反对义和团的官员或外国传教士的地方确实比较少（北京的案例在前，太原和山西其他地区的案例在后）。在华北的其他许多地区，由于教民人数极少甚至没有，或者义和团运动尚未确立牢固的根基，所以重大的暴力行动相对比较少。但是，华北还是有不少地方发生了惨祸，或是义和团对教民的大屠杀，或是教民对非教民的“大屠杀”。此外，虽然直接经历了大规模战争的华北部分地区（主要是天津、北京以及京津走廊）的战火被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但是，从1900年夏末到1901年春季，满洲和L1J西的部分地区以及直隶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外国军队骇人听闻的报复。这个课题虽然屡屡有人提及，但仍需西方学者进行全面的研究关于1900年的暴力杀人事件，值得注意的不是其不普 遍性，而是其不统一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死法。有些人是受害者，有些人是加害者，有些人是目击者。有人记述了人死时的惨状和号叫，以及死尸发出的恶臭。有人描述了本人或熟人亲眼看到的恐怖的杀人场面。许多人叙述了他们不得不做的各种吓入的选择。简言之，死亡经历和其他经历一样，主要是个人的事情，它是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经历更重要的关于个人的生平资料。历史没有停滞不前，社会也没有静止不动，只有人在一个个地死去。死亡是生命的终结，由于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性，对于死亡的畏惧和忧虑就成了形成人们的命运观的主要因素；人们的视线被引离了社会和历史，而更多地去关注他们个人的命运。
我在阅读中发现，记述死亡的许多文献资料都涉及了生 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设计的缓解死亡时的痛苦的宗教仪式。然而，1900年夏季在中国的人们经历的许多死亡都是直截了当的，没有伴随任何形式的宗教仪式。所以，当时人们最为担心的事情——死亡，反过来又加重了人们的担忧。
目击者
1900年，华北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居民目睹了恐怖景象： 野蛮暴行、残酷杀戮和巨大的人祸。艾声详细记述了义和团在定兴和邻县滦水的活动情况。他描述了自己所在地区发生的几次事件。5月12日,数百个义和拳民持械将滦水县高洛村天主教民三十余家男女老少共百余人全部杀害，将尸体塞入井窖中，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7月13日,从易州（裸水城西）来的一位朋友说，义和团将某教民一家妇女四口砍了脑袋，把男子吊在树上，等待旗子制成后杀掉他们祭旗，“合城往观，以为可望太平”。艾声感叹道：“何妖孽中于人心如是耶?”
8月17 日,即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的第三天，逃兵溃 勇蜂拥来到定兴，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当地拳民头目王洛要潜伏在城中，乘机勾结土匪，打开南城门上的锁，把逃兵溃勇放入城中。他们胡乱放枪，大掠街市。艾声于两天前携家眷出城避乱。不幸的是，他表弟的妻女四人同时投宗祠井中殉难了。⑼
管鹤记叙了天津某处发生的一件惨案：义和团挖掘一巨 坑，把数十名教民驱赶入坑，用土和石头活埋。他写道：“呼号之声，凄怆之状，不忍瞩目。”
天津有个姓张的人说，7月1日他路经杨家庄，见路旁 有男女尸各一具，刀伤遍体，鲜血淋漓。旁边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伏在尸身上啼哭，惨不忍睹。张某怕两个孩子会饿死，就把他们带回了自己家中。
外国传教士也记录了义和团虐杀教民的许多悲惨事件。 在山西永宁传教的中国内地会教士奥利维亚•奥格伦记载说，为当地传教士当邮差的那个人“被义和团从监狱里（地方官抓他入狱为的是保护他）拖出来砍了头。他的头和其他许多人的头被一齐钉在城墙上。直到他的寡妻出了狱，才把他的头取下来”。奥格伦继续写道，一些教民“被终生致残。有位头发灰白的老人被绳子捆着大拇指吊了半天。另外一些人的前额上被刀画上了十字记号。
在北京，芳泰瑞描述了 6月13日晚义和团的恐怖行动 所造成的后果：“以后几天……我们的院子里零零落落地来了一些无家可归的教民，妻子失去了丈夫，丈夫失去了妻子，父母失去了孩子，孩子失去了父母！义和团按照事先拟定的黑名单.在全城各处捜捕与洋人关系密切的人，砍掉他178们的脑袋，把他们剁碎，或者带到义和团的住处施以更加可怕的酷刑。”
据刘孟扬记载，在天津之战的最初几天，许多居民想逃 出城去。但是，乘船从水路出城极为困难，因为义和团用船只堵塞了河道。在天津城西不远处的杨柳青镇，义和团搜查所有过往船只，以查奸细为名，实际上意在劫掠。有时义和团诬指百姓为教民，杀掉投尸河中，有时连杀多人，河水为之变色。刘还于6月26日记载说，自从各处义和团起事后，天津的大运河中几乎每天都有死尸漂流，大半肢体不全，都是被义和团杀害的。“某日有一无头女尸，犹抱一小孩死尸，顺流而下，见之令人酸鼻。”
詹姆斯•里卡尔顿是个摄影师，他受出版商派遣前往中 国拍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照片。据他叙述，在天津的白河，一天当中曾数次派苦力拿着长木杆到一个特定的河段“疏散拥堵的尸体，使之顺流而下”。里卡尔顿说他“在这些漂浮物中看到了不少人头和许多无头的尸身”。虽然他拍的照片中所见的尸体不多，但他说在其他时间见过许多尸体,“特别是在早晨，经过一夜的聚集，尸体尤其多”。他说，许多人是八国联军杀害的，许多人是义和团杀害的，“无疑，还有不少人”是自杀的。⑴）
早些时候，即7月5日，里卡尔顿乘军官专用艇从塘 沽行至天津，他对沿途的所见所闻做了生动的描述：“我们路过许多村庄……大多数村庄的村民都逃到野外去了。我们经常碰到顺流而下的尸体。在河的两岸，在河道的每一个拐弯处，我们都能看到从无人的村庄里跑来的饿狗在撕咬被波浪冲到岸边的肿胀的尸体。40英里地域荒无人烟，家园被抛弃，村庄被烧毁，腐尸污染了河水，发出腥臭的气味。”
7月中旬，在天津之战结束前，管鹤携妻儿逃出城门， 乘船南下，他如此记述沿途情形：“沿河所见，浮尸甚多。179或无头，或四体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且有浅搁河边，鸦雀集喙者。气味恶臭，终日掩鼻，而竟无有出而收瘗者。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
插图6-1天津白河浮尸
由詹姆斯•里卡尔顿拍摄的这张照片，也显示了法国码头 沿线被战火损坏的楼房。美国国会图书馆惠予提供。
使馆区被围困期间，埃玛•马丁曾在临时建成的医院里 护理受伤的洋人。8月下旬，在乘船经运河从北京前往天津的途中，她描述了 8月初八国联军向北挺进时犯下的恶行：“沿途有许多被枪打死的中国人的尸体，这些尸体在阳光下腐烂发臭，任凭狗咬蛆吃。许多尸体漂浮在水中，发岀阵阵恶臭。我们不得不用这种河水烧菜做饭，我还喝过这种水。
并非所有的死者都是在战斗中丧生的。据奈杰尔•奥利 芬特记述，北京的使馆区被围攻期间，法国人于7月11日在王府井大街抓获了 20个中国人，由于他们拒不提供任何消息，“就被残忍地杀害了”。有个下士 “用刺刀一 口气刺杀了 14个人” 。有个中国人在天津外国租界的大街上击杀了一名法国军官，10余个苦力立即遭到围捕，被解往军事指挥部，以“证据确凿”惨遭杀害。当时在中国工作的工程师赫伯特•胡佛评论道：“这样的审判与塞勒姆巫术审判毫无区别，这再次证明，外国人本身有时也很野蛮
插图6-2 法国人审问中国俘虏
据这张照片的提供者称，俘虏一般都会被枪杀。选自J--
J. Matignon，La Defense de la Legation de France ( P^kin，du 13
Juin au 15 Aodt 1900) ( Paris： Libraires Associ6s，1902) 0
对天津和北京的居民来说，1900年夏的恐怖经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义和团控制一切，第二个阶段是八 国联军占领天津（7月中旬开始）和北京（8月中旬开始）。两个阶段交替的时刻是非常可怕的。8月12日洋兵攻占通州（位于京城以东十多英里处）后，溃败的清兵蜂拥进入北京，使京城居民惊恐万状。内外城门紧闭，街巷行人稀少，各处义和团之坛，尽都拔旗拆棚，踪迹全无。商店铺面全都关门歇业，各住户都紧闭家门，许多人想逃离京城。但是，各城门都被关闭，人们很难出城，且遍地尽是败兵溃勇，到处抢劫杀掠，使人们寸步难行。非北京籍的义和团连夜逃遁，北京籍的义和团则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所有的义和团踪迹全无。⑺［有位随从圣驾西巡的老军士描述了八国联军攻占京城时的情形：皇城内的居民都举火自焚了。京城许多妇女无处可逃，纷纷投护城河自尽，尸体堵塞河道，河水为之不流。战死者极多，道旁尸首山积。8月16日下午，麦美德登上前门城楼，对看到的景象发出了以下感慨：“这是个令人悲哀的下午，我现在明白战争会使人间变成地狱。……城墙下横七竖八地躺着清兵和义和拳民的尸体，使馆区附近的建筑物都成了一片废墟。我们看到一群一群的难民，男女老少都有，正在逃离这个死寂的城市。我们看到几个城门的门楼在燃烧，还看到城中许多地方有大火。”
一个月之前的天津，情况与此大体相同。有位中国目击 者详细描述了 7月14日洋兵破城后所犯的暴行：
城中既乱，奔走恐后。闻人呼曰：北门已启，可由 北门出。于是闺城人皆向北门而去。顷刻间，拥挤不得行。城内居中地有鼓楼一座，下有四门，与各城门遥对，洋人率教民登楼，见北门拥挤不得出，连放排枪,每一排必倒毙数十人。又连放开花炮，其弹于人丛中冲
出城门外，死者益众，而争逃者亦益多。有被弹死者， 有失足被践死者，有因争道用刀乱斫，被斫而死者，有被斫仆地践踏而死者。前者仆，后者继又仆，又践又死，层层堆积，继长增高。……一妇橈一子，方拥挤前 行，一弹至，所携者倒地，妇号泣曰：我之逃，为此一块肉也，今已矣。遂复回。又一妇抱一婴儿，妇被弹倒地，怀中儿尚呱呱啼，行人践其上，儿亦死。枪死、炮死、刀死、践踏而死，惨矣哉。 积尸数里，高数尺，洋人入城后，清街三日尚未净。
7月16日上午，刘孟扬在街市上走了一圈，他详细记 述了看到的情景。他沿针市街东行，见各店铺门上都插着白旗。街上气氛凄惨，行人极少。他继续向东走出针市街口，转而向南，见道旁死尸纵横斜卧，再向南行至北门外桥上，见护城河内堆满尸体，有的露出头，有的露出脚。到处都有洋兵，还有一些身着洋装的中国人。刘一边走,一边担惊受怕，不敢直视士兵的眼睛。他走到板桥胡同，想由此穿过，仍从针市街返回家中。然而，他走到胡同中段时，遇到三具尸体横卧于道，拦住了去路。他只得退出板桥胡同，另外绕道返回家中。刘在全文的末尾写道：“虽所见情景无多，然其晦暗凄凉之态，已令人不能忍受。到家后，偶一忆及，犹如有许多死尸，列横目前。痛定思痛，心伤神丧。”⑺）
正如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注意到的那样，1900年夏季 中国人和洋人所犯的暴行是不相上下的。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洋兵经常侮辱和戏弄当地百姓，强奸妇女，在俄国和德国军队驻守的河东地区尤其严重。8月，一队洋兵来到张德成的据点独流镇，将该镇焚毁大半，居民（包括守法的良民）死伤者，妇女被奸污者，不计其数。在洋兵攻占天津后造成的恐怖气氛中，有人把家财重宝藏在棺材中埋入地下。洋兵知悉后，竟将郊区各处及各省会馆义园的所有新坟尽数挖开，破棺取财，尸体暴露于野，任凭野狗和猪乱啃乱吃。当亲属来认时，尸体早已残缺不全了。原天津知府李少云的棺材被三次破开。记载这件事情的日本作者感叹道：“若以因果而论，则此人生平有何罪孽，而受报乃若是之惨烈也。”
插图6-3天津城南门的死亡守兵
这是里卡尔顿在洋兵攻入天津城以后拍摄的照片， 他说死者是义和团员。美国国会图书馆惠予提供。
八国联军到北京的次日，麦美德在日记中写道：
俄军的行为极其残暴，法军也好不了多少，日军在 残酷地烧杀抢掠。 俄国人从天津出发后，一路残忍地屠杀妇女儿童。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女孩自杀而死，以免落入俄国和日本兽军之手，遭受污辱和折磨。我们美国的士兵们看见她们跳进河水或投身井中，在通州的一个井里有12个姑娘，在一个大水塘里，有位母亲正在把她的两个小孩子往死里淹。……人们会说中国是自取其祸——这不是战争，而是惩罚，但是，当我们能够分辨善与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采取使欧洲文明史蒙羞的残暴行动，在19世纪历史的最后几页上留下污点呢？我们正在用“西方文明”对中国人进行严厉教训。⑺1
为避免使人们认为美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行为总是 无可指责的（当时美国的报道普遍含有此意），有位行抵北京的英国军官8月15日在日记中写道：“有几次，我看到美国人埋伏在街口，向出现在面前的每一个中国人开枪射击。”⑶）而且，对战后发生的报复和抢掠行为，美国人（甚至包括某些传教士）也是坚决支持并为之辩护的广“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禁止美军参加1900年冬季联军对中国老百姓惩罚性的四处征讨，在北京的美国占领军的言行也受到了当时的中国官员的高度评价。⑶）
当时的中外人士普遍认为，战后数月中，德国人的行为 最为残暴。1900年6月中旬至1901年底在永清县（位于北京正南方）任县令的高绍陈详细记述了他在管辖区竭力遏制暴力活动的有关情况。他对1901年2月13日发生的一起严重事件做了描述。这天，德国兵1000余人来到永清县 城的西门，不加警告，即行开枪，打死清军和百姓200余人，人们惊恐万状，四处逃命。高与一名游击官徒步出城，被德国兵围住。他们用枪托殴打二人，并把二人的辫子结在一起，185再施以拳脚，使二人身受重伤。之后，德国军官令二人长时间跪在雪中，并让军队包围全城，堵住四门，连续开枪射击，未来得及出逃的400余人均被困在城中。高县令支付了一大笔银子，德军才将他释放。他刚到西门，就听见号哭之声，见被困在城中的400余人一排排跪在地上，即将遭到枪决。经过紧张交涉，包括高县令提出愿舍自己之命以救百姓之命，德国军官最终被感动了。他称赞高县令有勇气和同情心，遂将众人赦免，并嘱众人今后做好人。之后，德军打鼓吹号，摇着旗帜离去了。高最后写道：“余回城内，见死尸狼藉，恻裂心肝。”他立即传令各家认领和掩埋尸体，并叫人把士兵尸体30余具合埋在一处，在墓前共同立碑纪念之。
天津以西地区的人们也领教了德军的残忍、暴虐和难以 预料的各种行为。杨柳青保甲局绅董柳溪子写道，每当德军经过一地，“如疾风暴雨之骤至”。每个地方的官绅士庶都有被杀被伤者。不过，柳所在的村子得以幸免，部分原因是运气好，部分原因是该村预先贮存好了各种物资，以备随时向德军提供。村民们经常处在忧惧和戒备中。⑴）
加害者
迄今为止，我主要论述的是目击者看到的死亡情状。那 些直接卷入杀人和被杀事件的人，以及参加过战斗的人，他们在感情上对死亡做何反应呢？很明显，就参战者而言，由于环境影响，其中许多人人性渐失，魔性大发，会残酷无情地对同类进行杀戮、肢解，或施以其他形式的残害。许多年后，原来的一个义和拳民对人性演化为魔性的过程做了形象的表述。他回忆愤怒的人群杀害天津附近两个天主教修女的往事时，用“宰”字（通常是指屠杀动物）来形容人们的杀人行动。
显而易见，冲突各方都有非人性化的一面。虽然在20世纪的西方，在许多人的脑海里，“义和团运动”是非西方 世界的残暴和野蛮的象征，但是，对1900年在中国发生冲突地区的许多西方人来说，人类并无轩桎之分。有一点确实很明显，即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人种、受教育程度、阶级、民族和文化背景如何，都有可能在某些形势（战争也许是最普遍的一种）下把自己的敌人不当人看而肆意进行虐待。
人们有可能野蛮对待另外一些人，但是当他们面对死亡 时，也会同时产生更具人性的情感，如担忧、悲伤、同情、勇敢甚至羞耻。劳里•李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描述了自己在战斗中经历的最难忘的时刻：“我走到那个旧谷仓，在里面度过了第一个夜晚。我像患了重病一样全身乏力地躺着。我杀死了一个人，我记得他那震惊而愤怒的目光。……我开始产生幻觉，脑袋像裂开了一样。……难道我来此地的目的是扼杀一个处在惊恐中的陌生青年的生命（这对战争的胜败毫无影响）吗?
人们在战争中的行为常常充满矛盾，要解释这个难题，也许应该首先承认一点，即死亡具有双重性，人们是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经历死亡的。所有的人最后都难免一死，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寻常之事。死亡的这一面是每个人从童年开始基本上每天都经历的。自然因素或非自然因素都有可能造成死亡。死亡也许是个别性的，也许是群体性的。如果不相识的人死了，人们从报上或电视上看到死讯会淡然处之，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是没有人情味的。但是，如果家人或朋友死了，死亡就成了涉及个人的大事情。死亡会引起恐惧和痛苦，但是，如果死的是别人而非自己，活着的人会为自己感到庆幸。如果每天都有许多人死亡，人们就会变得麻木起来。不过，无论如何，一般性的死亡都有一个特点：死的是别人。
与一般性的死亡不同，死亡还有另外一面，即我们每个 人自己的死亡，我们在一生中只经历一次。它不仅使身体不复存在，而且使意识寂然而灭。它总使人深感不安，在感情上做出强烈的反应。
一般性的死亡与特别的死亡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每个人的死亡虽然对他本人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是特别的，但对其他人而言不过是“普通”的死亡事件。不过，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往往把别人的死与自己的死联系起来，这样，死亡的两个侧面之间就有了深刻的主观方面的联系。我认为，在特殊形势下（例如战争时期），即死亡不是自然发生而是变成每个人行动的主要目标的情况下，这种主观联系尤为紧密。杀人和被杀毕竟是战争的终极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在看到1900年参加战斗的中 国入和外国人对对方都非常冷酷和残忍的同时，也会发现一些更具“人性”的其他行为特征，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和外国的许多上层人士都在嘲笑义和团在战斗中的表现，但是，也有一些中外人士持不同的观点。5月底6月初在新城地区与义和团作战的清军军官杨慕时向聂士成报告说，义和团人数众多，“且不怕死”。一贯谴责义和团的艾声也说，拳民“无不视死如归”。凹）赫伯特•胡佛记载了中国人围攻天津火车站的第一天（6月18日）义和团战士的作战情况。他在文中含蓄地表述了基本相同的看法：“义和团冲在前面，几乎顶到了俄国人的枪口，只有狂热之徒能发起这样的冲锋。在冲锋时，每当有人被子弹击中，他的同伴就会把他从地上拉起，摇晃他的身体，试图让他站立起来，显然是不相信有人会死。”⑷）参加过西摩尔援军的一名德国军官也证实义和团不相信他们会被杀死：“我……看到一些仅仅以大刀为武器的义和团员冲向我们的人。他们当中有人被枪弹击倒后，会再次站起来向前冲；有人甚至身中三四弹，也能站起来。在某一具尸体上，我发现的伤口不少于四处。”⑷］
罗兰•艾伦记载了 8月20日孟加拉轻骑兵与只配备有刀 剑的一小股义和团在北京南苑进行的一场战斗。他在文中也称赞了义和团的战斗热情：“充满狂热情绪的义和团就像伊斯兰教托钵僧一样疯狂。据说，有个拳民被枪刺刺穿了身体,但他设法摆脱开来，重新投入了进攻。”艾伦写道：“这种行188为在中日战争中闻所未闻，恐怕在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也是见所未见。这再次证明，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是能够打仗而且愿意打仗的，而在他们不信任的军官的率领下，为了他们不理解的事业，他们是不愿意打仗的。”⑷I
义和团员经常表现出超常的个人勇气，但是，在与装备 优良的敌人作战的过程中，义和团的伤亡人数越来越多，这使他们也变得越来越恐惧。有人告诉我们，在天津的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中，有2000名义和团员被杀死。起初遭受过重大伤亡的清军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说法极为蔑视，命令义和团冲在最前面，违令者处斩。义和团挥舞刀剑向前冲，当洋人的枪炮一响，他们就跪在地上，祈求上苍保佑。然而，这完全是徒劳。当最前面的义和团员被射杀后，紧随其后的人便会惊慌失措，试图逃跑。清军看到这种情况，就会狂怒起来，向后撤的义和团开枪射击。因此，义和团在战斗中死亡人数众多，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洋人的枪炮打死的。⑷」
另据刘孟扬记载，清军将领宋庆命令义和团防守某个地 方，但他们都违令逃往他处，以避洋人枪炮。宋庆大怒，即刻命令部队痛杀义和团，于是义和团员都将头巾、腰带和刀枪弃置于街道，四散逃走了。有的藏到胡同里，将显示他们身份的衣裳解下，隔墙抛入居民的院中。最后，有数百名义和团员被杀。刘总结说：“拳匪不能闭枪炮，而能避枪炮。”
8月19 日,刘十九率领的一股义和团在天津以西突然 遭遇一千余名洋兵。义和团配备的都是些废弃的枪械（从杨柳青的士绅处征用的），射程不远，枪声就像爆竹。洋兵等义和团的弹药用光，即把他们包围起来，排枪轮炮，四面齐发。柳溪子写道：“可惜素号神兵者，一旦化而为鬼。”而“尤令人不忍见闻”者，是那些“十余岁之儿童，侧卧道路，手足毁伤，呼父呼母”」⑷这使人想起了梅尔维尔的断言：“所有的战争都是男孩的事，参战的都是男孩。”
像柳溪子和劳里•李一样，义和团也能够在喧嚣的战争 中辟出一片宁静的空间以展示个人的同情心。麦美德记叙了保定一位中国牧师13岁的儿子的经历。这个孩子的全家人都被义和团杀掉了，他侥幸逃脱，但在保定以南16英里的一个地方被另一股义和团抓获。当他即将被处死时，抓他的义和团中有一人发现他已成孤儿，就站出来宣布收养他做儿子。麦美德后来得知，救这个孩子的人是单身的三兄弟中的一个，而这三兄弟“都是臭名昭著的恶霸”。救人者把男孩养在家里达三个月之久，为男孩“提供了一切所需之物”。当他得知男孩有位当牧师的叔叔还活着时，就亲自护送男孩到保定与叔叔重聚。麦美德的这段记录的有趣之处在于去掉了义和团的神话色彩。尽管人们普遍以“残酷无情”和“嗜血成性”等语意鲜明的词语形容义和团的行为，彳旦麦美德记叙的“恐怖地区”的一个拳民还是表现出了善心和同情心。
洋人面对死亡的威胁也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前文曾 提到，有位年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听说中国人虐待俘虏的有关情况后十分害怕，未等亲历战火就自杀了。他绝非唯一一个因惊恐而自杀的洋人。"列其他人显然具有更大的勇气和毅力。在天津之战最为激烈的时候，里卡尔顿描述了用平底船运送刚从前线撤下来的日本伤兵的情景：“他们十分凄惨，着实令人怜悯。船底挤满了伤兵，有些坐着，有些躺着,都忍受着烈日的暴晒；他们刚从泥泞的战场上撤退下来，此前他们躺在地上，呻吟着，度过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夜晚。他们沉默不语，气氛阴森森的；他们不是死人；他们是伤兵,其中的许多人已濒临死亡，但他们都一声不吭，甚至撑船的船工也不出声，只是把船慢慢地往前划。”网里查德•斯蒂尔是一名英军中尉，参加了 8月4日从天津杀向北京的外国救援军，他也证实日本人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超常的勇气：“他们的伤兵从来不吭一声。我看到许多伤势极为严重的伤兵被人抬着从我身边走过，有些甚至在与抬担架的人开玩笑。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二等兵奥斯卡•厄珀姆表达了完全不 同的情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文提到的人向魔转化的过
程。据厄珀姆记载，7月17日北京的战事暂时停止，中国 人开始从前门的城墙上搬运死尸：“这时候，这些尸体已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躺了将近三个星期了。当他们把尸体裹在草席里从城墙上往下放时，我们可以看到不断有头颅和肢体掉落下来，触地后摔成扁平的一片。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把尸体搬运走，因为中国人的尸体发出的恶臭令人窒息。有些尸体离我们的工事只有三四英尺，引来了无数的苍蝇，我觉得全北京城的苍蝇都聚到了这里o
插图6-4天津之战后日本军医治疗日本伤兵
美国国会图书馆惠予提供。
厄珀姆在日记中描述自己的行为时，就像一个漫画家， 勾画出了一个把杀人当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凶残形象。他记叙了 8月14日发生的一件事：“有个中国人在街对面的栅栏后隐蔽起来，以最快的速度不断向我们放枪。第14步兵师的一个人发现了他，把他指给我看，并 说’他在那儿！射他！射他！’我问他，为什么他不亲自开枪，他没有回答，只是跳来跳去地叫着'射他！'我开了两枪，未打中，但第三枪打中了。他向前仆倒，头上被子弹打了一个洞。”①］
另外一些外国士兵表现得更加脆弱一些。1月份被委任为英国驻印度总督寇仁勋爵的副官的里查德•斯蒂尔，6月 份又被派往中国，担任英国侵华军总司令寇仁勋爵的助手。他讲述了他在天津至北京途中的个人观感：在8月5日的战斗中，中国人的一发炮弹“在我面前几码远处爆炸，炸死炸伤了几个人和几匹骡子，把我震得晕头转向，非常难受。我以前从未见过人被杀死的场面！”几天之后，“天气异常炎热，路上到处是掉队的士兵，有美国兵、日本兵，也有我们的士兵。四面都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苍蝇和臭水令人作呕。到处都能碰到中国人的尸体和倒毙的骡马，它们发出阵阵腐臭。许多次我都差点呕吐起来。我们无法再前进了，因为人和牲畜都筋疲力尽了”。
海军陆战队第1营的二等兵哈罗德•金曼初次参加战斗 是在菲律宾，后参加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远征。他因伤被送往横滨的美国海军医院，痊愈后又到了菲律宾。他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国人在津京路上的观感：“那次进军使我终生难忘。途中有许多可怕的经历，饮水奇缺，人累得走不动了还得被迫前行。每天都得拼命作战，在三四万中华帝国军队的包围中冲杀。我们用刺刀开路，在枪林弹雨中挺进。”有一次，海军陆战队“击溃了中国人”，不久，他们看到由锡克教徒组成的英国精锐骑兵部队在另一股中国人的冲击下四散逃跑。据金曼叙述，美国人惊异于锡克教徒的“怯懦”，乃奋发反击，挺起刺刀冲向中国骑兵：“有数百人被杀或受伤。我们毫不心慈手软，也没有人向我们请求饶命，所以我们没有关押俘虏，我们把俘获的人都杀掉了。最后，我祝你圣诞快乐，新年愉快。1,1341
金曼信末的内容使我们注意到，出现大规模死亡时
（如在战争中），死亡会产生如下一个异乎寻常的特点：死192 亡，即使是最恐怖的死亡，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变成了平常的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富塞尔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太平洋执行危险任务的一个美国水兵的故事。这个水兵用20毫米口径的枪械打死一个日本兵不久，在日记中摘录了来自家乡的报纸上的新闻：“［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高原队［在橄榄球比赛中］迄今仍未遭败绩。该队今年似能获得全州的冠军。”他在后来的一页日记中平心静气地详细描述了附近的美国船“丹佛”号上发生的大屠杀：“许多人背部开花，眼球爆裂，尸体挤压在一起，等等。”®）同样的不和谐音符在1900年是很少见到的，至少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洋人的私人材料中是如此。萨拉•古德里奇在日记中说6月26日是“相对平静的一天”，她记载了这天的情况：“今日只有零星的战斗。我们重新码放好沙袋，打扫干净院落，还清扫了男女厕所。我到北边院墙，通过瞭望孔观察外面，看到了7匹死马、许多拳民的尸体、野狗和空寂无人的街道。今夜恐有异变。”1"）奥斯卡•厄珀姆描述了他旁边的一名俄国士兵6月底被射杀的情形：“他正在抽香烟，通过射击孔把烟吹出去，我们叫他别那样做，但是中国的一名狙击手发现了他，一枪击穿了他的脑袋。他挺直身子转向我，我看到鲜血从他的头部喷射出来。他倒进了二等兵穆迪的怀里，死了。我们把他葬在俄国公使馆内。
8月15日（联军抵达首都的第二天），里查德•斯蒂尔 “与迪林到兵部衙门，想用枪打几只鸽子做晚饭。他们看到了一些中国人的尸体，景象可怖”。四天后，他“听说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要去恭王府抢掠，便一同前往。我们走的是一条令人恐怖的路，路上随处可见腐坏程度不一的中国人的尸体，我几乎呕吐起来。恭王府是一座华丽的大宅院，我们搬运了大批金银财宝作共同基金”。9月17日,斯蒂尔参加了德国、美国和英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前往西山"搜寻义和团”。义和团猝不及防，50人被打死。“我亲自清点了 13具义和团的尸体。我们搜查了寺庙和佛塔，与德军一同返回北京。……我在中国从未见过任何地方堪与这个山谷的美景相媲美。”的
在天津，中国人的尸体随处可见，身在天津的赫伯特• 胡佛以工程师的幽默解释了紫竹林被围期间外国公民伤亡少（两个死亡，五六个受伤）的原因：“租界里的900个公民中在开战期间走出户外的只有不到100人，我们也许可以这193样讲：只有100人暴露户外，他们分散于一平方英里的土地±o我们假设一个人在7平方英尺的区域内有可能被击中，那么他被子弹打中的几率是180万分之一，或者说，暴露户外的100人中如果有一个被击中，那也是在对方发出1.8万发子弹之后o。
死亡成为寻常之事，部分原因是人们经常遭遇死亡事 件。6月中旬，埃玛•马丁写道：“我们每天都听到教民被杀的消息，后来我们习以为常了，听到凶信也不感到震惊了。”⑹）但是，里查德•斯蒂尔在日记中表露出的轻松心态（更不用说胡佛关于幸存洋人的幽默解释了）揭示出了另一个在某些环境中起作用的因素。我指的是轻松感，甚至是兴奋感，是那些目睹他人死亡而自己相对比较安全的人的一种体验。当然，斯蒂尔对他在天津向北京进军途中亲历的战斗的最初反应是不轻松的，胡佛记述的租界被围初期（外国援军抵达之前）弥漫于天津洋人中的“深深的忧虑”也是不轻松的。
至于埃玛•马丁，她虽然对其他地方不断传来的骇人听 闻的消息习以为常了，但对自己在使馆医院的亲身经历却不能无动于衷。她在医院是值夜班的，有天晚上，她坐在一个年轻的德国人身旁，眼看着他因肺部的伤口流血不止而死去（“他是个大块头的小伙子，淡颜色的头发，蓝眼睛，非常招人喜欢”）。随后，她被叫去协助做手术，取出射进一个俄国人胸部的子弹。俄国人刚被“安置妥当”，就有6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抬着一个头部中弹的美国青年”走了进来。马丁描述了看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感受：“他在呕吐，经过的路面和走廊上洒下了一条血迹。他们刚把他放到手术台上，他就断气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噢，战争太恐怖了。我想大哭一场，但没有时间和地方，因为我们发现那个俄国人的伤口在出血。”
1900年夏季人们流下的大部分眼泪无疑是悲痛伤心之 泪，但也不乏悲愤甚至暴怒之泪。6月16 H,义和团在北京南城放了一把大火。唐晏在阜成门内米市上碰到的一位妇女愤懑地哭着对他说：“初云杀洋人，乃至今一洋人未损，而所杀者皆中国入之为洋奴者；且男人亦一人未损，而但杀194妇孺，此岂真能定乱乎？吾甚惧焉。”唐晏闻听此言，颇感惊讶，无言以对，因为他“数日来闻士大夫所言，无及此妇之明决者”。
受害者与唐晏谈话的那位妇女从社会的角度对6月中旬发生的 死亡事件（限于首都地区）进行了观察，并表达了她对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的担忧。1900年夏天在华北的其他人表达的是更关乎自身的个人性质的担忧，因为他们面临着可能的死亡，对远离天津和北京的传教士而言，死亡的威胁更大。这些个人的担忧在程度上因人而异，并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既受到事态发展的影响，也受人们对环境的熟悉过程的左右——在实际威胁无变化的情况下，人们熟悉环境后忧虑情绪会减弱。担忧的程度也因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不同而不同。贫苦的中国人，特别是天津和北京等城市的穷人，比富人遭受的威胁更大；由于义和团的荒唐信仰，妇女面临的危险比男子大；中国人（无论义和团、教民还是其他人）比外国人（散处在内地的外国传教士除外）更易受到伤害。
关于上述论点，形势完全相同的天津和北京有大量的证 据。在这两个城市，就死亡的可能性而言，洋人保护区（北京的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天津的紫竹林）与中国入的居住区和商业区之间有很大不同。而在这些区域内，由于时间、种族和阶级的不同，死亡的可能性也有差别。
在天津，赫伯特•胡佛的观察很能说明问题。外国租界 位于流经天津汇入大海的白河两岸。最初的租界在城东南两英里处，但后来两者之间的区域内“修建了许多中国人的平房，出现了迷宫般的窄小胡同”，所以到1900年，外国租195界的面积扩大了，一端形成大天津的边沿，一端则延伸至城墙边上（参阅地图3）。
租界被围之初，未参与防守的所有洋人都被转移到租界 中央的一个小地方，四周有大约三英里长的围墙，由外国军队守卫。胡佛写道：“中心地区上演的是情节剧和喜剧，边缘地带几乎都是悲剧。”对集中到租界中部的绝大多数洋人来说，中国人的炮击给他们造成的最严重的“心理冲击”出现于开始阶段。洋人知道中国人在数量上占有压倒优势，且面对的是“没有自然屏障的开阔地带”，易于进攻。洋人更清楚，如果中国人以开始时的那种“疯狂”姿态再多进攻两天，“一切就都结束了”。围攻租界的第二天，“许多房屋起火焚烧，浓烟弥漫租界上空；人们立起街垒，防备最后的冲击；炮声震耳，枪声不断；大批伤员从前线被运送下来。一切都非常之糟糕。这时候，因战斗引起的恐怖和担忧确实达到了极点”。此后，大多数外国公民转移到行政管理大楼（戈登厅），该建筑由石头砌成，坚固耐用，下面有防炮击的地窖。胡佛写道：“这里一片混乱。……炮弹不断呼啸而来，轰然爆炸；枪声在远处响个不停；近处则是孩子们的哭叫声和精神紧张的成年人的呜咽声；数百张面孔尽现紧张和忧凄之色，甚至连那些在自己家中还挺得住的人，这时也变得忧心忡忡了。”
虽然最艰危的时候已经过去，但人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 点，正如前面指出的，直到外国救援军从海岸抵达租界后，“深深的忧虑”才得以缓解。只要洋兵的防线能守住，只要洋人闭门不出，他们就比较安全。外国居民的住宅都是砖石砌成的，所以每所住宅都有一些能够防炮弹的角落。如果有人冒险外出上街（胡佛把街道形容为“枪林弹雨之河”），就死到临头了。据胡佛记载，上街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帽子或自行车轮胎被子弹击穿等险情都被看作寻常之事。[65]
在外国租界避难的三四千中国人的处境更加艰险，其中 包括外国公司的雇员、中国政府机构当差的官吏和逃难来的教民。他们住在易倒塌的中国民居中，“炮弹的杀伤力”更大一些，许多人因而丧命。没有人预做准备，饮水奇缺，原来经常运送河水的运水车在围攻开始后不允许上街卖水了。这似乎还不够，租界内中国人的两处聚居之所，一处在法租界内，另一处在英租界的大沽路边，都被洋人纵火焚毁，因为洋人担心会有刺客隐藏其间，或者敌人会以此为掩护接近洋人。胡佛说，没有采取妥善措施救济这两个地方的不幸居民，他们变得一无所有，被迫露宿街头，“并经常受到洋兵的残酷虐待”。天主教神父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神父们的院子里收容了上千名教民和非教民。有些洋人“四处寻找和救助心惊肉跳的中国人，给他们大米，陪他们取水，埋葬死者，医治伤者”。
在北京，同样的差别也随处可见，虽然围攻西什库教堂 时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境遇差别没有使馆区被围时那么大。开始遭围攻时，西什库教堂共有3420人，其中有71名欧洲人（43人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妇女和儿童远远超过半数。他们受到义和团和清军不停顿的炮击。但是,由于教堂非常坚固，加之中国人的炮击缺乏成效，由此造成的死亡不算太多。当然，也有不少死里逃生的例子。樊国梁主教记载说，他刚刚起床离开，一颗25磅重的炸弹就落到了他的床上；有颗毛瑟枪子弹打穿了另一位主教的帽子,并差点要了他的助手的命。""但有一次，一颗地雷爆炸，炸死了 6名意大利海军陆战队队员和80余个中国人，其中包括许多婴儿」仞然而，从总体上讲，西什库教堂被围期间死亡的400余人中，死于疾病和饥饿者远远超过中国人的子弹 射杀者。无疑，死的主要是中国人。租界内流行天花，夺去了许多孩子的生命（“每天夭折七八个孩子”）。8月5日樊国梁写道：“食品问题是我们目前最关注的问题：我们能够抵挡炮弹、子弹和炸弹，但我们抵挡不住饥饿。”刚刚饱食过拳民尸体的狗被中国人捉住杀掉，用来充饥，因为他们8月初就开始吃树叶和草根了。外国援军抵达之日，被围困的人还剩大约3000个，他们遭受了数周的饥饉之苦，只剩下最后400磅食物了。"
与西什库教堂的形势相比，使馆区的被困人数更多 （3800 - 4500名，因点数者和被点者的不同而略有出入），其中有平民473人（大多数是传教士、外交官以及他们的家属），军人400余名；⑺他们在身份和层次方面的差异更大。
两个被围困区之间还有其他不同之处。从7月17日开 始，使馆区实现了令人迷惑不解的停火，使中国人对使馆区的进攻基本停顿下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月初。西什库教堂无此好运，一直受到不停的围攻。另外，使馆区有一所小型医院，而西什库教堂则没有医生照料病人和伤者。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两个被围区之间主要的差别在 于，躲在西什库教堂的人自始至终都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而使馆区从7月中旬开始就得到了来自外界的可靠消息。7月18 日,美以美会的一个中国教民携带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的一份函件返回使馆区，内称3. 3万余名外国援军即将从天津出发。麦美德如释重负，觉得“这次骇人的围攻造成的紧张和痛苦一扫而光了”。⑺）而西什库教堂的天主教徒直到最后才获得这种解脱。（他们也多次试图与外界建立联系。8月10 H,他们派一名信使前往使馆区，向法国公使汇报教堂的危急状态，但他被义和团抓获，剥了皮，他的皮和头被置于离教堂围墙几码远的地方示众。
由于食物短缺，西什库教堂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这也是 两个被围区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使馆区的洋人抱怨每天吃的都一样，无非“大米、小米、麦片、黑面包、马肉等”，而不论每个人的身份高低。他们从未担心过会被饿死。
不幸的是，被围在使馆区的中国人享受不到同等待遇。 198他们的生活条件从各方面讲都远逊于洋人。西什库教堂的中国人生活凄惨，不过欧洲人也是如此。当樊国梁主教谈到“我们的”处境时，他显然指的是所有的人。在受困于使馆区的洋人留下的许许多多文字记载中，同难的数千名中国人很少被提及，即使偶尔提到，也只用“他们” 一词。早在7月1日，奈杰尔•奥利芬特就写道，中国教民正在“因天花而大批死亡”。罗兰•艾伦在日记中只提到中国难民几次，他在8月初的日记中描述了他们的境况：“教民们……开始感到了饥饿之苦痛；他们把少量的谷物、切碎的麦秆和其他饲料混合起来，制成一种令人难以下咽的粗糙面包。此外，他们还吃洋人杀掉的马的内脏和马头，也有少量的狗。据说，他们当中儿童的死亡率很高。”。其他传教士也以同样的语言描述中国教民的生活条件，
数百名自愿在极端危险的条件下干重活的男性教民吃得 相对好一些。洋人发给他们配给票，可以领到一小块马肉和一碗大米，补充食物之不足。他们的家属也由军粮部门发给配给票，每人每天领一磅米（但无马肉）。家中无男劳力或完全无家可归者显然得不到任何配给，只能自谋生计，除非他们生了病，凭医生开具的证明，才能得到1磅多一点面 粉奥利芬特承认：“我们的伤亡名单中未列入中国教民和其他中国人的名字。”他同时指出，“这些可怜的人中有不少为我们艰苦工作者被敌人的子弹夺去了生命”。网]麦美德也高度赞扬了 “我们的中国教民在建街垒挖战壕时表现出的勇敢和忠诚，工地上有时弹雨纷飞，有时骄阳似火，有时大雨倾盆”。“"曾负责招募和监督劳工的美以美会中国教民鹿完天记载说，教民们对受到的不公待遇极为不满，特别是使馆区被围初期在英国人手下做工的人。他们向鹿抱怨说：“英署事重，饭又不足，少不如意，即鞭挞从事，是以不愿往也。”另外一次，他们对鹿说：“甚惫矣。吾等此时，爱死不爱生矣。英署虐，虽死不愿往。”有趣的是，教民对不信教的日本人评价甚高：“日官爱人，情见乎词，吾等甘心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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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0年春末到秋初，居住在外国租界之外的天津和 北京居民一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对死亡的担忧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里看不到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种族差别，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但是，其他差别，特别是阶级和性别的差别确实存在。因生活环境的不同，人们受到的死亡威胁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同。
唯一的例外是难以控制的大火，对富人和穷人同样无 情。6月16日烧毁北京南城的一把冲天大火焚毁了该市最繁华的街市之一。6月中旬到7月中旬战事频仍之际，天津城里经常起火，穷人不值钱的家当和富人的豪宅店铺都难逃火劫。据里卡尔顿记载，天津贫民的住房由于是土坯和泥修起来的，反而常能躲过大火的焚烧（虽然抵不住炮弹的轰炸）。虽然北京和天津死于烈火的人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总体而言，火灾中富户损失的财产肯定比穷人多。仲芳氏 目睹了 6月16日京城的大火。他说，由于是定期举火，所以伤亡极少，但财产损失难以估量。
6月16日大火之后数日内，义和团又在京城其他许多 地方纵火焚烧。仲芳氏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述了居民的恐惧和担忧：
连日昼则浓烟忽起忽散，各处众口传言某处着了， 某人全家被杀了，或喊嚷东交民巷洋楼着了，到处齐嚷“焚香灭鬼子”。一人喊叫，众人接声，时刻不安。夜则四处火光照耀，半天皆红，家家多站在房挣上遥望，200远闻男女喧嚷之声，通宵达旦，各街巷户户心惊，人人胆战，行坐不稳，寝馈失时。俱恐附近有教民居住，或 有奉教房产，团民寻衅焚烧，势必祸及四邻，玉石不分，死无葬身之地矣。
据仲芳氏记载，有时候，二三十个拳民聚集一处，把住 房和店铺硬指为教民的财产，声称要立即焚毁。住户、铺主和左右邻居自然恐惧，只好跪在地上求拳民高抬贵手。如果他们向拳民的坛口献上银钱或米粮，就会幸免于难，钱粮的多寡视各家的富裕程度而定。名气稍大的富户常恐义和团前来光顾，把家产抢光。"
在北京，至少在8月中旬外国远征军抵达之前，子弹和 炮弹与大火不同，主要限于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附近。相反，天津之战期间及之后，天津的华人居住区也经常炮火纷飞。虽然这可被视为穷店主和苦力的家庭比富家大户更易遭难的理由（前者没有仆人外出取水、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实际上，后者也经常遭受战乱之苦。管鹤是个具有 改革意识的文人，他在天津之战结束前曾携带家眷南逃避难。他描述了冲突起始阶段富家大户的忧惧和无奈的境况：
连日余家人皆席卧于地，窗根用木器悼蔽，以防炸 弹。倦极而不能合眼，饥极而食不下咽，妇孺相对，无语如痴。余偶开门出视，来往皆拳党，红巾遍地，刀光炫人，而四下枪炮声，急如爆竹。默计生平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当以此次为最奇特，与紫竹林的居民一样，天津城内的中国人因事冒险走出 家门也会遇到极大的危险。某日午夜，管鶴听到东南方火势极盛，就登上屋顶观望。突然一颗子弹自他的耳朵旁飞过，他脚下一滑，差点跌倒。他急忙从屋顶上下来，子弹在他周围乱飞。某日，管鹤的一位友人跟随被俄军击败的官兵奔逃，差点被一颗子弹击中。
另一位天津人记述了 7月18日洋兵攻占天津后他的一 段痛苦经历。这天，为了安全起见，他把家人转移到他受雇的一家洋行，然后回家搬取留下的财物。周围炮声隆隆。到家后，他听到霹雳一声轰响，随之外面哭声震耳。他出外察看，但见左邻右舍扶老携幼在街上号泣奔逃，有人未穿衣，有人未穿鞋。原来是他左边邻居的屋顶被炮弹炸坏了。由于枪弹如雨，炮弹乱飞，炸弹从空中落下，房屋震动，他也随人群出逃，欲往洋行避难。行至半途，他遇到了洋兵，要他出示证件（洋人给居住或工作在外国租界的中国人都发了证件）。他在慌乱和惊恐中把证件忘在了家里，所以拿不出来。洋兵怀疑他是奸细，准备开枪打死他，幸好有位熟识的天主教友路过，向洋兵说情保释，他才得以死里逃生。
1900年夏，致使天津和北京的居民整天处在惊恐和忧虑 之中的因素不仅有大火、子弹和炮弹，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关注奸细问题的并不仅仅是洋人，义和团也很热衷于抓奸细。义和团占据天津期间，白天在街上巡逻，遇见教民即刻诛杀,夜间则巡更，见到形迹可疑之人，即指为奸细，就地处死。剛义和团在东浮桥设了关卡，两侧有人持刀站立，声称要捉拿奸细。据管鹤记载，凡有洋车经过，他们必会挑帘审视，“倘指为奸细，即不容置辩”，
义和团经常误指路人为教民，致使人们大为担忧，任何 人都不例外。京官叶昌炽记叙了 6月23日的一段亲身经历。那天，他偕妻子和孩子到城外寻找安全之地。夜里，他们打尖住店时，遇见了 10个持刀的拳民，对叶严加盘问。叶的妻子放下车窗的帘子，引起了拳民的怀疑，大呼“二毛子”。叶卷帘下车，向拳民解释说，他是善良的京官，等把家眷安顿到安全的地方，仍将返回京中供职。拳民被说服了，连呼“好人好人”，相率离去。
管鹤和家眷也有类似的经历。天津之战期间，当义和团 不许妇女上街的禁令有所放松后，管鹤夫妇决定带着儿子逃离天津。为免使妻子被义和团视为污秽不祥之人而加害，管鹤按照义和团的指令，用红布把妻子和儿子乘坐的车罩了起来。尽管如此，义和团仍屡次击刺车篷。有一次，一个拳民问：“车内何人，是直眼否?”管鹤作揖示礼，回答说：“车内是第一段保甲局周大老爷小姐也。”这个拳民听了以后，点点头离开了。管鹤的舅舅确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在府衙和县衙审过案子，多数天津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并非每一个被指为教民的人都如此幸运。某友人告诉管鹤，天津之战开始后，一些拳民看到远处有个妇女在跑，就 大喊道：“直眼往何处逃?”她听到后，跪在地上说：“我非直眼，乃某处某人之妻也。”拳民说：“尔额有纹，安能讳耶？”随即把她拖至坛门外杀掉了。
义和团在天津文昌宫附近杀了崔姓夫妇，理由也是额头 有纹。有人问：“老师搜杀教民，何以知其为教民而杀之？”拳民回答：“凡是奉教者，其脑门皆有一十字。汝等凡眼不能见，我等一上法，即能辨别清楚。”
教民和非教民实际上是无法区分的，从中外人士的许多 记载来看，1900年夏义和团的普遍做法是误指仇家为教民，借机进行报复。（旳义和团用一种荒唐的办法来证明他们的指控是否有据，这使人们更加惊恐不已。其方法是：凡被指为奉教者，都被拉到义和团的坛上，强令烧香焚表，如纸灰飞扬起来，则指控不实，性命可保；如果纸灰不飞起来（有些材料记载说，三次焚烧，纸灰不起），即判定为教民，予以斩首，许多无辜者（非教民）惨遭冤死。仲芳氏感叹道：“纸灰起与不起，毫无定凭，以人命作儿戏，其残忍可知。”
义和团严禁拥有或买卖洋货，甚至不许店铺的招牌用 “洋”这个字，在这方面，富户比穷人更易受攻击。如有人违反此项禁令，即被处死，如店铺违令，则或者被焚毁，或者被穷人抢掠一空。由于煤油等也在严禁之列（煤油是从国外进口的），京城居民不得不将煤油倾倒在街上。当时传言，教民全杀光后，接下来要杀读洋书的学生，许多收藏洋书的家庭遂将此类书籍付之一炬。当义和团把中西小学堂放火烧毁后，年仅7岁的梁漱溟（后来成为哲学家和乡村建设专家）偷偷地把所有的英语课本都烧掉了。
有时候，义和团也能把社会上最穷的阶层与“洋”字 联系起来。由于人力车通常被称为东洋车，有个“洋”字，天津的人力车夫就改称东洋车为“太平车”，并写在红纸上，贴在车尾，
有时候，义和团还通过恐吓与洋人有关联的人而获取钱 财。某日，天津义和团在张德成的率领下抢了两家经营洋货的洋行，烧掉了一些家具什物。他们把其中一家洋行的掌柜及全家人抓起来，欲全部杀掉。经旁观者极力劝解，义和团同意让掌柜的交出1万两银子的罚金赎全家人之命。
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除奸细、教民以及拥有或买卖洋货的人之外，另一类易遭杀害的人是妇女。北京米市上那位妇女的怨言之所以对唐晏触动极大，原因正在于此。天 足的妇女的处境尤其凶险。当时来自山东登州的一个人后来回忆说：“如果有人被杀的话，那肯定是天足的妇女。妇女的天足被认为是与洋人有关的一种确切标识。”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的，在天津，妇女遇到的麻烦尤其多。为“防污秽”，天津义和团禁止妇女出门。据管鹤记载，不知此令而出门被杀的妇女甚多。1900年夏天津妇女受到的残酷迫害于下述事实中可窥见一斑：7月14 日,天津之战最激烈之时,有些逃离天津的妇女身穿红衣，以免被义和团所杀，结果却遭到洋兵的射杀，因为洋兵怀疑她们是红灯照。
1900年夏，北京和天津的许多居民都身陷危境之中， 他们被迫做出艰难的甚至痛苦的选择，其关乎个人生平的意义远大于历史性的意义。对洋学问兴趣极为浓厚的管鹤说,他家中有英文书、石印书和铅印书约三千卷，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尽管街坊邻居都知道这个情况，他还是冒着风险，把书保存下来，而且未让义和团发现（他说，他在南方的亲戚都断定他已遇难。
夏初，当天津的军事形势日趋恶化之际，有位邻居对管 鹤说，如果他们不设法逃往他处，必遭大难。管鹤也有同感，回家与妻子和仆人商量。但仆人们担心逃难时被拳民所害，不肯走，管的妻子也说：“与其为匪辱害于街衢，吾宁坐死于此室耳。”管认为，“其言甚当，然亦怆矣”
数周后，当通州失陷和洋兵即将抵达的消息传到京城时， 仲芳氏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他写道：“予虽素负沉静，而值此天旋地转，存亡旦夕之际，上有老母，下有眷属，亲丁十口，赖予一人主持，未免心绪麻乱，志虑昏沉，不知何以为可。惟有强词慰解，以宽母忧，以安众乱，将死生付之于命耳。”
1900年，外国人，首先是外国传教士，也面临着艰难 的抉择。从管鹤等人的记载来看，这些抉择有时与形势有关。埃玛•马丁记叙了她和一位医生于6月的第二个星期前往京城的美以美会医院的经历，他们的目的是收集药品、绷带和设备，以备逃跑或被围困时使用：“很难说该拿什么，不该拿什么。……当一个人面临死亡时，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都会黯然失色，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只好选择我们认为在被围困的情况下最有用或最能延长我们的生命的东西。”
当所做的选择与人有关时，当事人会更为苦恼，这样的 事多发生在传教士身上，如果他们选择逃离，就得把教民弃置一旁，任人宰割。6月20 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头一天晚上，中国政府照会外交团，要外国人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一些传教士写急信给美国驻华公使，求他不要离京。萨拉•古德里奇写道：“噢！我们只有祈祷，因为我们知道,留下来意味着死亡——遭屠杀，而离开则意味着抛弃中国教民，伤害他们的灵魂。如果我们与他们一同赴死，他们会感 到幸福。这是我平生遇到的最艰难的一次选择。”克林德被杀后，洋人反而不为难了，因为他们很快意识到，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太危险，明智的选择是集中在使馆区。古德里奇如释重负地写道：“上帝再次拯救了我们，因为他们说教民可以与我们同去使馆区。” 。
1900年夏，身处内地、远离北京和天津等具有一定保 护措施的大城市的外国传教士，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主要在于：是待在原地还是到活命机会更大的山区或沿海地区？［阿选择留在山西汾州原地不动的贾侍理夫人以感人的笔触描述了等待死亡时的紧张心情。她在6月30日写道：“心情焦虑，长夜难熬，每一声响动都能使人心惊肉跳，眼前时时浮现出暴民围攻我们、取我们性命的幻觉。……家乡的朋友们肯定也在担忧，但不会像我们这样可怜：纵然使出浑身解数让自己勇敢和平静，但心脏仍狂跳不已，双腿仍颤抖不止，只能求助于上帝。”身处里满庄（山西太谷附近的一个村庄）的露美乐在6月1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你想知道人们面对死亡时有何感觉，你就不要读罗伯特•哈代的《七日记》或独立派教徒的故事。你应该问一问那些死里逃生的人。……死亡的威胁给予我强烈的冲动：我应该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写信，但我不能，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我只能像往常一样生活，力持镇定。……我已做好了准备,我并不害怕。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保定的美部会传教士毕得经写道：“我们不能冲出去战斗，因为我们没有军队。我们必须保持镇定，继续做我们的工作，平静地接受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1900年夏，军人每天也是生死难卜。8月初，在天津等待随联军向北京进发期间，满脑子青春幻想的哈罗德•金曼 写信给姐姐说：“我们最迟将于后天动身前往北京。我希望老天爷能让我活着回到你们身边。但是，我们要去北京打一场百年来最大的恶仗。……我们也许是暂时的分离，也许是永诀。我爱父亲、姐姐、叔叔、汤姆和埃尔温。如果我有不测，请勿担忧，为祖国而死，死得其所。”
许多中国教民也在焦虑中等待，特别是在义和团聚居的 地区，例如处于北京至保定的交通孔道上的涿州城及周围地区等。5月去过该地区的两个美国传教士描述了当地教民的精神状态，说他们处在“极度惊恐之中，与之相比，我们的忧虑和压力轻得多。他们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听到的都是附近某处被抢和教民破产、被虐待、被肢解、被惨杀等消息。他们不知道厄运何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每次听到义和团要来的传言，他们都会悚然心惊⑶
两个月后，当7月9日太原官府监斩传教士和教民的确 切消息传至全省各地的教会后，山西教民的处境就更为险恶了。7月13 B,贝如意在太谷写道，这个消息传来后，受雇于传教士的许多中国人都打算离开，他们认为“待在家里虽生死难料，但在这里却是必死无疑”。贝如意说，头天晚上，太谷的传教士们“就基本上做好了进山的准备，认为进山或可求得一条生路，但是，来自义和团和抢劫者的威胁以及其他各种危险都非常大。我们能做什么呢?”她在这封自认为是诀别信的末尾写道：“如果你再也见不到我的话，请你记住，我来中国，无怨无悔。我是否拯救了任何人，上帝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我们要去见他"。
与1900年夏遇害的其他一些外国人一样，贝如意也为 子孙后代留下了遗言，讲述了死亡来临之前她的想法和内心深处的感受。她是于7月31日在太谷与另外5名美国传教 士和几个中国教民一同遇害的，他们死于大约300名义和团和清兵之手。1900年死于非命的大多数人——义和团、教民、官兵和许多普通百姓——的最后想法和感受都没有记录下来。这种缄默是过去一种较为普遍的特点，就义和团时代而言，诗人丹尼尔•霍夫曼的诗把人们带进了悠悠往事之中：
一群士兵躺在河边。
他们是在中国一屋檐呈人字形的国度。一排排树木已残缺不全，
中国士兵已长眠于斯，他们的尸体保持着临死前的姿势。
他们的双臂被绑，两腿跪地，
身首异处。有些头颅直立着，
有些歪倒在一边，
大多数死者双目怒张，
嘴角挂着苦涩的微笑。
有些死者似乎有话要说，
有些似乎刚说完。大刀在阳光中闪过，人头像西瓜一样滚落下来，
无头的尸身倒卧在刑场，
看哪，刽子手也跪在地上。
撕下死者的腰带擦干杀人刀，
胜利者叼着烟卷悠然自得。死者的鲜血染红了河床。当时的人都已作古，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啊，令人难忘！
那些身首异处的人在诉说着什么？
百万条血脉使黄河为之变色。
霍夫曼的诗提出的一个问题已由努力研究和解释义和团 运动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了答案。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另一个问题的答案则是由神话学家提供的。神话学家的答案以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前提条件为基础，并受到更具现代主义特点的理念的指导。不幸的是，那些身首异处者的答案永远无人知晓了，他们的答案反映的是中国人在不同于以往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的想法和体验。
插图6-5被斩首的义和团员
B.W.基尔伯恩拍摄的立体照片。选自Barbara P. Norfleet，Looking at Death ( Boston： David R. Godine,1993)0哈佛大学惠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