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谣言和谣言引起的恐慌
前月秋仲告余云：某照相馆被焚，搜出广东鲜荔枝，传观以为挖人眼珠①，莫不眦裂发指，而不知其甘美可食也。见橐驼为马肿背，今日之乱，市虎讹言，十有八九。
--叶昌炽，北京官员
各家门首，忽从某日多有红色似血迹者一片，由是 谣言四起，谓系教民所抹之血。或传云：门有血迹，义和拳法不上身矣。又云：不过百日，即自相凶杀矣。又云：不过七日，即起火矣。究不知此不过百日，不过七日云云者，系经谁告之。而乃言者不知其妄，闻者信以为真，愚民无知，可恨可恨。
——刘孟扬，天津居民
①多年来流传最广的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指控之一是他们弦取濒临死亡的 敎民的眼珠（通帶以实施临终涂油札为掩护），用以配药或做其他用途。
谣言四处流传，说传教士有阻止下雨的能力，说他 们有超人的力量控制风雨。云彩常被大风刮走，谣言由是而起（所有人都深信不疑），说我们到楼上竭尽全力扇风，把云驱走了。关于太原府的传教士，谣言略有变 化，说他们是裸着身子扇风的。
——贾侍理，山西的美国传教士
一日，传闻由津至京某处，洋兵与拳民交战，拳众 只作揖，不动步，即能前进。作一揖，进数百步；作三揖，即与洋兵接；洋兵不及开枪，身已被刃。……故洋兵无不北者。
——管鹤，天津居民
初七日（1900年8月1日）……［山西太原］居 民无故惊惶，男号女哭，终夜惶惶。诘朝究讯，谓有黑风口①至此，其实未之见也。亦不知黑风口为何妖。然在城之民自是不安，谓黑风口夜出伤人，无论男女老幼各执皮鞭（传言黑风口畏皮鞭，鞭价一时昂贵）防护己身，以驱黑风口，如是者半月有奇。⑵
——刘大鹏，太原太谷塾师
拉尔夫• L.罗斯诺对近来关于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进行 的研究做了总结，认为谣言是“夹杂了个人对世界的主观
①"黑风”或此处所说的“黑风口”是一种可怕的夹凤，据信它的出现 意味着劫难的到来。它与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常常混杂于拳民信仰中的白莲教教义有关，也与民间流传的“风角”占卜术有关。臆测的公众信息”。他进一步解释说，谣言“表达了试图认知生存环境的人们的忧虑和困惑”。他认为，谣言的产生和流传是下述四个因素造成的：个人的忧虑、大众的困惑、轻信盲从和“与结果有关的参与”（他指的是每一个人对谣言的内容是否真实所做的判断）。⑷
罗斯诺在另一著作中把“谣言”和“闲话”做了区分。 他认为，谣言一般包含着带有传谣者强烈感情色彩的主题，而闲言碎语则不然。他指出：“闲话是人们之间的闲谈，像是一种智力型的口香糖，而谣言里面含有实质性的感情因素。”⑷与我们的目的更有关系的是区分谣言和信仰，这也更难以准确把握。我们通常（并非绝对）认为谣言是四处流传的，而信仰是内心坚持的。就定义而言，谣言包含的是无法核实的信息，而信仰则一般不存在求得证实的问题。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信仰也并不是深信不疑的。他们也许会因形势所迫暂时皈依宗教信仰，例如，在内心充满忧虑的时期，人们更容易转向某种信仰，尤其是在他们周围的人已先行一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形势彻底改变后，他们就会放弃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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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已有之的信仰也许会影响人们对谣言的接受程度，以 及人们对听到的谣言添加（常常是无意识地）什么样的内容。罗斯诺讲述了 1967年冬在底特律流传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谣言：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儿子到超级市场购物。孩子去上厕所，很长时间没有出来，母亲要求楼层监督员到厕所察看，他进去后发现孩子昏倒在地板上，被割掉了生殖器。售货员回忆说，一些十几岁的少年在那孩子入厕之前进了厕所，在那孩子被发现前离去了。有趣的是，当这个谣言在白人社区流传时，那个孩子和母亲是白人，那些少年是黑人,而在黑人社区流传时，双方的肤色恰恰相反。罗斯诺指出，“由于这样的谣言本质上是令人不安的，传播谣言也许能够宣泄人们的偏见，分担人们的忧愁……借以消散人们的不安情绪（并非总能成功）”。
1900年谣言的数量和种类
李文海和刘仰东对义和团时期的社会心理做了引人入胜 的分析。他们指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谣言在世纪之交的泛滥程度超过其他任何时候当时就有许多人注意到了这个异乎寻常的情况。在山东半岛北部沿海的登州，“谣言像冬季的雪花一样满天飞”。⑺在1900年早春的北京，叶昌炽观察到（前面已有引文），“今日之乱，市虎讹言，十有八九”。据管鹤记载，5月义和团的影响力波及各处时，“谣言谬说，日盈于耳”。管鹤分析了天津市民轻信谣言的原因：“其根源之害，仍在民不识字，惟知鬼神；士不识时，胸无定见；欺诳之既易，恐吓之不难也。”⑷塾师刘大鹏罗列了 7月和8月间流传于太原县的十几个谣言，说它们使当地人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有意参与突发性的暴力事件，而且愿意相信任何传言。刘指出：“讹言横兴，莫甚于光绪二十六年夏秋之交也［1900年7月和8月］。”⑼
外国观察家也证实当时谣言四起。《北华捷报》在天津 的通讯员6月初报道：“此处的民众异常兴奋。任何谬妄传言都有人相信，如义和拳民能飞，能口吐烈火等；即使头脑最清醒、最明智的中国人也相信他们（义和拳民）能刀枪不入。在谣言的影响下，人们已趋于疯狂状态。”格雷斯•牛顿（美国长老会传教士）5月30日在北京写的一封信中说，北京城“充斥着荒诞不经的谣言，几乎不可能分辨真假”。6月2日的信中说：“我们听到的谣言能装满一个大邮包。”问麦美德5月份写的一封信中说，通州城和周围的村庄充斥着“荒唐的谣言”。谣言指责洋人雇人向井里投毒；洋人应对“可怕的旱灾负责”。如果人们使用国外进口的煤油，两天后眼珠子就会掉下来，如果他们吸入洋火柴点燃后发出的气味，其他可怕的灾难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麦美德是当时最有幽默感的传教士之一，她描述了某星期日下午妇女集会唱圣歌时突然浮现于她脑海的离奇景象：“在唱第一支圣歌时我禁不住颤抖起来，因为我仿佛看到满屋子的人的眼球都像弹子球一样滚落到了他们的腿上和地板上。”
1900年春夏两季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华北流传，这应被 视为当时人们的情绪广泛受到影响的一个表征。通常，在缺乏可靠消息和大多数人轻信盲从的环境中，某些人会为了获得物质利益或其他形式的好处而制造谣言，他们难以抵御这种诱惑。在天津之战期间，有人传说天津某庙中的关帝塑像忽然满脸流汗，是由于关帝助战之故。这个奇迹传开后，善男信女蜂拥前往各关帝庙上香拜谢。据记载这个谣言的作者考察，是该庙的僧人因庙中香火冷落，糊口无资（可能是由于义和团特别强调家家户户在家中烧香以求得到保护而使香成为紧缺物品、价格飞涨的结果）。⑵僧人因此把冰块密藏在关帝神像冠内，天热冰化，水流到神像脸上，就像出了汗。僧人遂四处传谣，以显其神异，借此吸引人们入庙拜神，进献香火之资。
使馆区被围期间，麦美德记载了另一例骗人的把戏。由 于危机发生后的最初几个星期使馆区与外界的通讯联系被完全切断，所以使馆区谣言满天飞，乃定期派遣华人探子四处打听从天津来的援军的情况。麦美德在8月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一个探子的情况，她再次表露出了那种荒诞的感觉：“那个探子像往常一样前来汇报情况，收取酬金。但是，他谎报军情，信口开河。他让援军的挺进过于迅速，在我们应该听到援军在城墙上的炮击声时，援军仍杳无音信。他不能自圆其说，只好在今天早晨让援军撤退到了码头（从天津到北京路程未过半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给他时间，他毫无疑问能让援军有秩序地挺进至天津。”洋人对那个探子的怀疑不久得到了证实，在天津的日军指挥官于7月26日写信说，由于运输困难，援军的出发日期被迫推迟了，⑷洋人由此视那个探子为“最蹩脚的黄色记者”。
人们还制造谣言以解释他们难以理解的种种现象。⑴）正 如前引底特律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此类谣言往往能表露人们原有的信仰和偏见；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此类谣言则深藏着阴谋。1900年6月，当聂士成奉直隶总督裕禄的电令,统率装备优良的军队到天津应付日益加剧的危机时，天津人就骂他是“聂鬼子”，因为他们知道，聂坚决反对义和团，近期还在京津铁路上与义和团进行了一系列血战。在此情况下，义和团造谣说聂与洋人通气，受洋人贿赂，镇压天津的义和团运动」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津之战中聂士成与洋人进行了激战，并于7月9日牺牲。有位义和团员后来仍坚持谣言不放，说聂士成是死于他与洋人的共谋：聂与法国人秘密达成了和平协议，所以洋人不向他进攻。聂的军队驻扎在天津城的南门外，当法国军队逼近时，聂为了掩盖阴谋,挥舞旗子命令他的士兵向空中开枪。法国人不知道这是计谋，还以为是聂的军队在向他们开火，就发起进攻，把聂士成打死了！
表达愿望的谣言
正如我们想象到的，许多谣言是按照入们的愿望制造出 来的。对于在那炎热的夏季被困于使馆区的洋人而言，盼望援军的到来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大主题。萨拉•古德里奇6月末记载说：“军队前来援救我们的谣言在四处流传。”在外国援军离开天津数星期以前，她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法国公使肯定地说，他听到了不足6英里远处的炮击声。昨晚，有人说俄国军队已抵达西山，今晨7时前入城。”埃玛•马丁（美以美会教士）记载说，人们听到“好谣言”后就高声唱：“一、二、一，士兵们在前进。”他们以此来使自己相信真有其事。
中国人制造了一例特别典型的表达愿望的谣言。7月4 日，天津的义和团对人们说，他们的老师曾隐形进入外国租界（紫竹林），来到一栋无人居住的高楼前。他恢复原形，走进楼内。这栋楼共有四层，一层和二层空无一物，三层金银珠宝甚多，四层有年老洋人一男一女对坐。他们向这位老师叩头行礼，说他们两人是夫妻，都已一百余岁。他们忽然流泪言道，他们知道老师法力广大，且知老师今日必来，所152以在此相候。他们说，外国所恃者枪炮而已，现在老天欲灭洋人，天兵下凡，枪炮都会失灵，各国只有束手待毙。他们请老师到三楼，接收金银珠宝，他们夫妇将从此逝去。说完后，他们各执手枪向胸部射击，自杀身亡。
我们被告知：“团中人既乐道之，津中人亦颇信其有。 忽传大军同团击退洋兵，紫竹林为我军所得……津城中各街宣传，久之始知其妄。”
同时流传的一个相关谣言说，紫竹林的洋人都已遁逃， 官兵和义和团已入驻租界，并在租界发现了 40柜黄金，每柜28万两（一两等于50克）。官兵和义和团都未私纳自用，而是转呈总督衙门，做赈济之用。
这些谣言表露了人们的许多愿望，都与人们最为关心 的事情有关。无疑，义和团和普通百姓最大的愿望是中国方面在天津之战中大获全胜，洋人则大败而退。（当时的木版画也表达了这种愿望，常见的是外国人被中国人击溃或受到其他方式的侮辱的画面。）阿在这个长期遭受旱灾之苦的地区，上面引述的第二个谣言表达了人们的另一个愿望（这也表明义和团与普通百姓的利益有所不同）：普通百姓（而非义和团或官兵）是外国租界发现的金银珠宝的受益者。最后一点（此点也许最不明显），第一个谣言包含着人们的幻想：洋人（以那对讲实话的老年夫妇为代表）承认义和团法力无边，并接受了义和团运动及其使命是天命难违的说法。这样即可有力地证明义和团运动是合法的。
据传，7月中旬洋人在天津之战中获胜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被俘获后处死了。但同一著作记载的另一个谣言对此 提出质疑，说张德成被俘后即隐身逃脱，来到独流镇。在他的领导下，义和团在独流镇得以重振旗鼓。（独流是张德成155闻名遐迩的“天下第一团”的根据地，该团建于上年春季。）归）成千上万的新拳民踊跃加入，从天津开来的船只被扣押，船上的布匹和其他物品被抢夺一空。
在这个谣言中，我们不仅可看到义和团运动坚不可摧之 类的幻想，而且可以发现，参加义和团运动能得到物质利益。记载此谣言的作者说，他7月21日到独流镇，镇里很
插图5-1天津之战
这是一幅较大的爱国画作的局部图，该画描绘的是怒火中 烧的中国军队在战胜洋人的一次战斗中使用的各类武器（包括爆炸物）o 选自 C. P. Fitzgerald，The Horizon History of Chinao 英国图书馆惠予提供。
安静，不见义和团的踪影。
当时京津地区盛传作揖是义和团的法术。某谣言说，有 个洋车夫偶然冒犯了一个洋人，将受到责打。车夫很害怕，作揖求饶，反把洋人吓得扔下棍子逃走了。尽管在我们以及怀疑此谣言的那位中国作者看来，这是滑稽可笑的，但站在对义和团的法术深信不疑的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的深层含义是，它证明外国人接受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关于紫竹林的那对老夫妇的传言也表达了这种愿望。
1900年夏此类谣言四处流传，它们具有浓厚的政治 色彩。从内容来看，此类谣言似乎是支持义和团运动的上层人士造出来的。李鸿章因在1895年的马关和谈中背叛了中国的利益而招致人们的普遍仇视。有谣言说，李的侄子是日本天皇的驸马。有一份“二十五条和约”，是1900年7月3 ~4日湖南省衡州的群众，在焚烧府城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教堂时刊印散发的传单。这完全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假托了慈禧太后发布的谕旨的形式。“和约”充满了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排外情绪，把此前数十年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得几乎一笔勾销了，其中包括取消中国应付的所有赔款，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德国归还胶州湾，俄罗斯归还大连湾，各国赔偿中国兵费4亿两银子，赔偿义和团兵费4亿两银子，在华所有各国教堂一律充公，中国恢复对高丽和安南的管理权，日本须按照乾隆时期的成例遣使入贡，所有东、西洋人与中国官员相见均须行叩头之礼，各国向中国输入的货物一律加倍收税，运往外国的货物也加倍收税，洋人不准在中国游历等。“二十五条和约”超越了大多数义和团的绝对排外主义，因为“和约”认可中国与各国间的贸易和其他形式的交往，其前提条件是中国的主权受到完全尊重。⑺」主权问题代表了人们的愿望，这在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也得到了明确的体现，该条约更加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外关系的严峻现状。
插图5-2 处决俄国和日本士兵
这幅画描绘的是俄国和日本战俘被当着竭王和童福祥的面抬至判官（右上角）前受审，随后被处决（左上角）的场景。选
H. C. Thomson，China and the Powers： A Narrative of the Outbreak of 1900 c
骇人听闻的谣言
1900年春夏盛传的另外一类谣言是因担心和焦虑引起 的，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这个地区遭受着旱灾之苦和死亡的威胁。中国和外国的许多观察家都把旱灾与谣言的盛传联系了起来。据刘孟扬记载，天津直到3月份仍未下雨，遂使“谣言益多”，大都针对洋人和教民丿旳山西的美部会传教士贾侍理在6月下半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约在6月1日开始听到了发生骚乱的模糊谣言和诋毁洋人及教会的传言。这是持续已久的干旱引起的。由于食物短缺，无人雇工，人们聚集在街上互诉痛苦和不满情绪，探究为什么这些灾难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山西永宁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奥利维亚•奥格伦注意到，因“长期的干旱和饥饿”，当地民众变得日益焦躁不安。他记述了6月中旬义和团初次来到该地区后很快流传开来的一些特别的谣言：“谣言随即传开……大意谓义和团佩有能点火的纽扣（这是假的），他们还偷抢女孩编入'红灯照'。有些荒唐的谣言则说，洋兵躲在货箱里来到此地，被称为'天兵'的义和团在洋兵快到时飞升上天了。”
正如奥格伦观察到的，表达忧虑的谣言主要是暴力和伤 害行为引起的。罗兰•艾伦记述了6月初发生的一个故事,它与京城一个教民的朋友有关：有天晚上，那位朋友在回家途中看到一个16岁左右的男孩走在街上，用白粉笔在某些157人家的大门上做记号，然后作揖。当院里的人注意到男孩的所作所为时，就忐忑不安地来到门口，议论这预示着什么：被做了记号的人家是义和团的朋友还是敌人，是要得救还是难逃一死。教民的那位朋友上前抓住男孩的辫子，问他的愚蠢举动意味着什么。旁观者似乎被他的大胆举动惊呆了，他居然敢惊扰义和团的密使！男孩起初还想厚着脸皮耍赖，但当这个男人威胁说要送他见官时，男孩就跪在地上连声求饶，说他只不过是在开玩笑，为的是吓唬别人。艾伦评论说：“在那段日子里，人们不知道一些最简单的举动意味着什么，任何不寻常的情景或声音都可能使人成为野蛮暴行的牺牲品。
有时候，成为“野蛮暴行的牺牲品”会带来可怕的后 果。6月，当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即将从塘沽出发救援天津的洋人时，关于他们的命运（包括受到狂热的义和团的伏击）的各种谣言流传开来。一位几乎没有战斗经验的年轻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吓得心惊肉跳，跑向军营中的一个又一个中国人，绝望地询问，如果海军陆战队真的受到伏击和他被俘虏，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些当地人给他讲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内容都是被俘虏的敌人遭受的种种酷刑。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极为恐慌，精神很快到了崩溃的边缘。海军陆战队出发不久，即传出一声枪响。这个惊恐不安的年轻人“在歇斯底里地高喊几声’伏击'后”，就让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他立刻死去了。
近来关于谣言的研究表明，忧虑常常能引起谣言，也会 因谣言而进一步加重。有人指出，可以把谣言视为“一种机会主义的信息病毒，因能够引起使它得以广泛流传的忧虑情绪而高速蔓延”。⑶］谣言和忧虑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在1900年的华北同样发生过。5月底6月初，天津地区民众的神经已因干旱和义和团引发的暴力事件而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谣言的流传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普遍忧虑：“有谣言说，［拳］匪趁人们不注意时剪掉他们的辫子①。⑴）另一个 谣言说，义和团夜间所画的红圈突然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房门158上。还有许多旨在使听者惊骇的谣言四处流传，结果，天津附近三义村的教民被吓坏了，都乘着夜色逃离了家园。大家的忧虑也由此加重了。”7、8月间，太原地区警讯频传，说洋人即将入城，某村某庄的教民造反了等。据刘大鹏记载，每次谣言传开，人们都怕得要死。他记述了如下两件事：
六月初九日［1900年7月5日］,二鼓后，王郭村 忽传洞儿沟教民杀来，人民惊惶，奔走相告。未几而三家村，而长巷村，而南北大寺，而小站营，而小站村，亦皆淆乱，悲啼呼号。男负其妻，子负其母，披星踏露，四散遁逃。有伏圉中者，有伏猪圈奢，有伏苇田、稻畦、莲晦者，扰攘通宵，天晓乃知其讹。
七月十五日［1900年8月9日］,漏下三鼓，有人 言柳林庄［太原附近］数百教民，各持器械，乘夜渡汾而西，为其党报怨，大肆暴虐。于是村人汹汹，鸠聚数千，俱至村之东南隅，排列数层，执兵以待。皓月之下，遥瞻汾岸仿佛有人，一行蜂拥而进，拭目视之，又似停趾不前，时惊时疑，无人敢探。及至天晓，乃知系田中粱苗，因风摇曳而然也。疑草木皆兵，此其是也。
6月中旬，书院教师唐晏在由北京赴怀来县（直隶西 159部）途中，看到各处民众都非常惊恐不安。有两天晚上,
①人们普遍相信，巫师用剪下的辫子摄人的灵魂。
人们都传言武装教民要攻打他下榻的旅店所在的城镇。第一天晚上，事实证明是虚惊一场。第二天晚上，他刚要就寝，忽闻有人拍打店门，高声呼叫：“有二毛子［教民］数百人，已上山，去此不远，宜急为之备。”住店的人都被惊醒，非常害怕。唐和同伴们对大家讲了昨夜的谣传（后来发现是由邻城的枪声引起的），终使大家安静下来，回床休息。
因环境突然变化而产生的谣言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 会得到普遍的认同。8月15 日,即八国联军抵达北京的次日，谣言四起，说洋兵要开炮把京城的人全炸死，故而惜命者弃家舍财逃出城去O［J717月中旬洋兵攻占天津时，天津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谣言所指的对象有所不同。直隶总督裕禄奏称，教民头裹红巾黄布，假扮成义和团（“无从分辨”），混迹城乡，暗埋地雷。⑶］另外一个谣言则说，中国官兵将于某日用大炮攻打天津城。宋庆将军已运来9门大炮，某处已埋设地雷，某处已来无数义和团，要用武力夺城。据刘孟扬记载，天津居民被谣言吓得要死，逃走者日益增多。⑻
6月初，当北京的形势日趋紧张之时，京城的洋人中也 流传过类似的“毁灭性”谣言。美以美会教士玛丽•波特•盖姆维尔描述了当时的气氛：“谣言满天飞。新下的一道谕旨似乎允许进一步使用暴力。在邮局，他们说我们是安全的。在使馆，他们说我们在北京比在天津更安全。而中国人则说，定于明天消灭在京的所有洋人!
在环境毫无变化而相同的谣言天天流传的情况下，人们 有时候会不再把谣言当回事。美国长老会教士芳泰瑞5月31日在北京写道：“自从我到中国以后，全部消灭我们的日期至少已被确定过50次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是很难保持 平和的心态的。费启浩（音译）是山西汾州的教民，属于美部会。8月14日,有人叫他赶快逃命，因为他在汾州的外国庇护人都将被杀死。费说他对此没有在意，因为他“对此种谣言早已无动于衷了。两三个月以前，没有一天人们不在街上说’今天洋人将被全杀光'，或者’明天房子将被全烧光’”。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可能会忽略谣言中的具体时间，但仍会相信谣言的基本内容。据贝如意的日记记载，一个又一个谣言都是无稽之谈，但是，谣言预言的死亡最终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了她的身上。
危险、变化无常与谣言的盛传
前文述及的所有谣言，无论是在洋人中流传的还是在义 和团、中国老百姓或中国教民中流传的，无论是表达愿望的还是表露忧虑的，都是因1900年春夏华北每一个人面临的危机局面而产生并流传开来的。与许多其他危机一样，此次危机也包含着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危险即将来临前的紧张感；二是极度缺乏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的有关信息，人们不知道其他地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情，对前途没有一点把握。
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感到痛苦和绝望，谣言则起到了缓解 痛苦的作用，这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验证。罗斯诺断言：“在一个变化无常的环境中，谣言会广为流传，因为谣言可以消除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带给人们的紧张情绪。”1⑷古斯塔夫•亚霍达写道：“在大批人聚在一起又得不到足够信息的环境中，比如在集中营或战俘营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谣言。虽然大多数谣言都没有根据，但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消除由不确定性造成的痛苦。”测
“战争谣言”是一个特殊的种类，它与1900年华北的 形势密切相关。保罗•富塞尔富有远见的评论证实了罗斯诺和亚霍达的判断。富塞尔说：“在所有人都迷惘和部分人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谣言意味着希望，意味着可能会有奇迹发生。与任何故事和猜测一样，谣言可使毫无意义的现实多些色彩。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士兵们需要经161常听到好消息，但他们为什么也需要虚假的坏消息就难以令人理解了。答案是，虚假的坏消息总比无消息好得多。即使是令人悲观和恐怖的消息，也比难以捉摸的现实强。”
1900年外国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虚假的坏消息”是， 7月中旬媒介宣布京城的所有洋人（只有两个除外）都在7月6日和7日遭到屠杀。如下的标题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报刊上：《北京的洋人尽遭屠戮》、《北京大屠杀已得到证实》、《屠杀的消息是真的》、《所有洋人均已死亡》。关于大屠杀，有详细的报道：进攻是由义和团在宫廷内的主要支持者端王发动的。各使馆周围的大街小巷躺满了洋人和中国人的尸体。反对义和团的领袖人物庆亲王听到进攻的消息后率领自己的部队前来救援，但他们人数太少，为敌所败，庆亲王也遇害了。端王为庆祝胜利，用10万两银子和大量的大米犒赏义和团。《纽约论坛报》刊登了一篇7月17日发自伦敦的文章。该文斥责“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所有详细报道都毫无价值”，然后却以权威的口吻宣称，尽管日期可能有误，但“残酷无情的大屠杀确有其事，毋容置疑”。华盛顿、伦敦和其他国家首都的最高层人士都陷入了 “深深的忧虑和悲观”之中。在谣言引起的恐慌继续蔓延的过程中，有关的报道更加详尽了，结局却令人不可思议，事实证明，原来的报道毫无真实性可言。
在存在极大危险和缺乏可靠消息的形势下，可能发生的 事情之一是，判断“真相的标准”会有所变化。在人们身处危险之中特别渴望得到消息而消息来源却被切断的情况下，人们比平时更易受到感染，能够接受他们心态平和时定会提出质疑的种种传言。"刃他们怀着最美好的希望，但做着最坏的打算。如果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某类人很坏，那么关于这类人犯有恶行的某些谣言就更容易以假乱真，被人们所接受。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许多人相信关于有人像魔鬼撒旦一样吃人肉、吃人的粪便、喝入尿和人血的指控，因为162在此之前入们已普遍接受了撒旦是魔鬼的化身的说法，而且长期认为美国确实存在一批甘受撒旦驱使的人。⑷）与此相同，1900年7月西方人更容易相信北京的所有洋人已全遭杀戮，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绝对会釆取此种行动。
普通谣言：反洋反教的宣传
可以想象，1900年中国人中同样有此现象：这一年到 处流传的关于洋人和教民的“虚假的坏消息”，中国老百姓都愿意相信，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厌恶洋人和教民。前文述及的许多谣言都有特殊的背景因素，不会反复出现。与此相反，此处谈到的谣言在本质和内容方面都更具有普遍性。此外，由于洋人和教民不仅威胁到义和团，而且威胁到全中国民众，所以，义和团通过散布谣言和经常强调他们是民众的保护人，就能够赢得更多人对他们的支持。谣言当中有一种“虚假的坏消息”，来源于中国由来已久的关于洋人和教民的一些粗俗不堪、令人痛心且常常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说法。另一种谣言虽然也针对洋人和教民，但它是此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集体性恐慌或歇斯底里症的翻版（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此类危机），而且都以死亡为主题。
中国人的反洋反教宣传包含有许多主题，其中一些虽 可追溯到明朝末年，但广为流传则始于1860年以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外国传教士于1860年初次获准在中华帝国全境传教布道。有时候，反洋宣传集中于洋人奇异的社会实践和性行为，推而广之，矛头也指向中国教民，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受了洋人的影响。受指责的行为包括男女杂处、做弥撒时互相奸淫、母子乱伦、往脸上涂抹妇女的月经、买来年轻姑娘用符咒迷惑后大肆奸污等等。干此类勾当的人都被明确或含蓄地指为道德和文明秩序的大敌，根本缺乏做人的资格，所以他们常被描绘成羊、猪和其他动物。
反洋反教宣传的另一个主题所涉及的行为更加邪恶。这些行为不仅以最可怕的方式直接威胁到中国老百姓的安全，而且使洋人（外部的敌人）和中国教民（内部的敌人）成了恶魔。据传，湖南有个教民专割男人的发辫、女人的乳头和男孩的睾丸。天主教神父的行为尤其令人怀疑。正如前文述及的，临终圣礼极易被曲解为神父掩饰其真实意图所耍的花招，实际上是在挖取濒死者的眼球。天主教徒为收养遭遗弃的孩子而广建育婴堂，也受到人们的误解。
1862年江西南昌发生反洋教事件后，巡抚差遣的官员询问 南昌的一些居民，传教士收养遭遗弃的孩子是不是好事。居民回答：“本地居民仅限于收养新生婴儿，但在他们的育婴堂，买来的男孩女孩都已10多岁，您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收养孩子呢，还是以此为借口割取孩子的重要器官和肢解孩子呢?
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人们对天主教育婴堂的怀疑 是导火索之一。6月，天津育婴堂流行传染病，使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同时，始于春季的迷拐幼童事件层出不穷，许多居民（包括非天主教的洋人）相信拐骗者受到了天主教修女鲁莽行为的鼓励，她们出钱“引诱拐骗者把病入膏肓的孩子带去给她们，在孩子弥留之际施洗礼”」知
肢解人体、买卖器官（中国人常把这与可怕的绑架事 件联系起来）和以制药为目的的行为（例如配制长生不老灵药等），触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忧虑和恐惧，自明朝以来，中国人就视这些行为为大逆不道。巴伦德• J-特哈尔指出，这些忧惧部分来源于至少可追溯到宋朝的传说，他还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对肢解人体、损毁容貌、用迷药谋财害命以及其他骇人听闻的恶行的指控，一直是此团体（社会派别或种族）成员攻击和诋毁彼团体成员的惯用方法。涉及此类恶行的谣言不但符合关于教民和洋人的惯有说法，而且符合持续达数世纪之久的一项传统，19世纪的反洋反教传统就是由此演化而来的。
1900年夏，此类谣言盛传开来。住在天津北部的两个 天主教修女被一群愤怒的中国人杀死了，原因是（据当地的一个拳民后来回忆），有人指责她们罪恶累累，尤其是她们迷拐幼童，送往教堂挖取心脏
從鬼
插图5-3猪叫剜眼图一天主教传教士剜中国教民的眼睛
19世纪末的这张揭帖右侧的对联指出，神不可欺：欺神自有神 知，你剜人人文剜你。左侧的对联警告“死鬼”（中国教民，他们已经丧失道德）：死鬼才从鬼叫，光求瞎瞎莫求光。说得更清楚一点，院子里有两个教民，他们的眼睛已经被洋人剜掉，现在卑怯地爬行在洋人身后。选自《谨遵圣谕辟邪全图》。
刘以桐是当时最同情义和团的旁观者之一。据他记载，6月io a,当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形势日趋紧张之时，教民纷纷涌入京城，妇女的鼻子上穿着绳子。原因在于，男教民都被义和团砍杀净尽，妇女畏惧，不愿继续随教，洋人怒其反悔，令她们吃下一种药，她们即自行将鼻子穿绳，任洋人像拉骆驼一样拉着她们。到京后，她们被藏在西什库教堂，身体上贴着膏药。如果揭下膏药，人即死去。膏药还卖给其他人，两元洋钱一个，但买了膏药的人中也有不少死掉了。
刘记载说，7月1日有三个瓦匠投奔驻北京的某个军 营。他们供称，他们为洋人干活已达21年，现在饥饿难耐，只好出来自首。使馆区洋人的饮食已绝，所以藏在城下地道内，宰杀人和马为食。
如前所述，义和团称教民为“直眼”。据管鹤记载，义和团宣称教民入教后常吃洋人的药物，眼睛即直视，与常人 眼睛灵活转动者不同。这是义和团区分教民和普通百姓的方法之一。
叶昌炽在京城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某照相馆内的鲜荔枝 被错当成了人眼。另一个朋友对他说，义和团捣毁一西医学堂后，发现一物，最初以为是人的干尸，众人群情激愤，后来发现那只不过是个蜡人。另有一个熟人对叶讲了教民列“阴魂阵”以防御义和团的情况。教民列阵，剖开孕妇的肚子（可能是为了招来阴魂），且男女裸体追逐，以阻止神帮助义和团。
由于义和团认定拍摄照片需用人的眼球，所以他们把某 照相馆馆主捆绑起来，施以酷刑，要他指出藏眼球的地方。有人记载，义和团为了证实其异想怪念，扣留了京城传教士办的盲人学校的几个姑娘，“强迫她们承认洋人挖掉了她们的眼睛”。闻1900年夏，天津有人传说，义和团的总师傅是个108岁的老人，法力无边，曾潜入紫竹林的一栋洋166楼，看到三个大瓮，一贮人血，一贮人心，一贮人眼。北京流传的一个关于人体器官的可怕谣言说，各教堂洋人将教民家之妇女，尽行拘留，将阴户割去，再行出卖，每人卖银三两。
这位佚名作者讽刺说，这个谣言是义和团故意四处传播 的，意在“激怒民人，使之恨西人也”。血［这种怀疑态度在当时的名流中虽不罕见，但并不普遍。另有许多人，包括一
插图5-4 猪叫取胎图——天主教传教士挖取胎儿
外国传教士经常受到指控说，他们挖取孕妇的胎儿和胎盘用于 制药、炼丹和巫术。在流传于19世纪末的这张掲帖中，洋人头戴绿帽子，意指这个人的妻子与人通奸。右侧的对联揭示了儒家学说讲究多子多福传统的重要性，左侧的对联呼吁尽快消灭异端（基督教）和洋鬼子。选自《谨遵圣谕辟邪全图》。
些饱学之士，虽然不相信义和团的所谓法术，却毫不犹豫地 认可了义和团对教民和洋人的种种指控。，库毓鼎常在日记中167贬低义和团的法术，说义和团“挟其邪术，煽惑愚民”，但他在6月14日（五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却以肯定的语气写道：“拳民从教堂中搜出恶物甚多，人眼珠、心肝、阳物等类，有数十缸，甚至剥人皮、剑孕胎以为魇魅，伤心惨目，行路者咸悲愤。
上述种种谣言的作用很复杂，很矛盾。一方面，它们加 剧了世纪之交由其他因素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恐惧和忧虑；另一方面，它们又可缓解人们的紧张感和心理压力，因为它们既能使众人分担个人的忧惧，又能把众人的忧惧转化为对可恨的洋人的愤恨情绪。
因此，正如民俗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言，谣言的作用在一 定程度上类似于“当代传奇”的作用，虽然某些当代传奇（也被称为城市传奇、现代传奇或典型故事）的内容相当吉利，但也经常出现一些骇人听闻的主题：拉丁美洲的婴儿被绑架，用来给美国的器官移植者提供各种器官；在美国，孩子们（有时更具体为金发碧眼的处女）被邪恶之徒诱拐和杀害；在法国，前往犹太人开的时装店购物的年轻姑娘遭店主绑架，卖给妓院，被迫卖淫。""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中国的敌人残忍地割取百姓的器官，广泛用于邪恶的目的。此类传奇常常会成为长期流传的神话的原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人们口耳相传时，其细节会有所不同。通过指明压力和痛苦（即使仅仅在比喻意义上）及其来源，这些传奇可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因担忧和困惑而造成的混乱局面进一步恶化。它们可在浑沌不明和充满危险的环境中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重复一下富塞尔的高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令人悲观和恐怖的消息，也比难以捉摸的现实强”
普通谣言：井中投毒引起的恐慌。
1900年广泛流传于华北的第二类普通谣言也集中在洋 人和教民为残害中国老百姓而采取的行动上。如前所述，洋人和教民（有时则相反，是义和团）被指责在人们的房门上涂抹血迹和其他红色颜料。此类行动引出的谣言虽不尽相同，但大都声称会对房主造成伤害：他们可能生病，可能死亡，或者发疯，互相残杀，自焚而死，还有，他们的孩子可能被迷拐。义和团的一个揭帖声称，6月22日夜在正定府城，凡触摸门上用鲜血涂成的圈叉图迹的人，都发疯发癫。除散布这些谣言外，义和团还以社会的保护人的身份劝告民众，如在门上发现血迹，可用石灰和人尿洗刷之，这样可免受伤害。
类似的谣言指责洋人和教民剪出大量黄纸人放于闾巷， 用于杀害大批民众,另将毒饼置于道路之上，让不知内情的行人捡起吃下，中毒毙命,"口还有一条是迷拐孩子。旦是，此类谣言中流传最广的主题是洋人和教民向各村的井里投毒。早在1899年，山东的曹州就出现了这种谣言。由于斑疹伤寒和“另一种瘟疫”的流行，当地民众对此谣传深信不疑。⑺］1900年春夏，关于井中投毒的谣言在华北“四处流传”，这是中国老百姓对教民“极为愤恨的重要原因”。
义和团的揭帖经常提到投毒之事，并附有解毒的草药药 方。北京的一张揭帖末尾有以下的警示和指导：“今有外国人井内暗下毒药，用乌梅七个、杜仲五钱［1钱等于5克］、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可解。”〔旳无疑，发布这样的信息使义和团成了社会的保护者和拯救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民众的担忧。
此外，井中投毒的传言为泄私愤报私仇的人提供了极好 的借口，这些私仇与义和团运动及其公开宣扬的目标毫无关系。刘大鹏记载说，7月16日至7月底，山西每天都有村民处死放毒者的消息传来。然而，刘的断言需与贝如意的观察进行一番比较。贝如意经常在信件和日记中重申，被处死者往往是与当地洋人无任何关系的“教外”之人。7月6日贝如意在太谷写道，局势“越来越令人绝望，每天都有暴行发生，最后教民和百姓都在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担忧。……昨夜，附近某村庄的两个男人（非教民）被杀，罪名是受雇于洋人向井中投毒，并往四处撒药。实际上，这两个人与我们毫无关系。村里的头面人物出面保他们都没有用，他们很快就被烧死了”
1900年华北流传的投毒谣言在当时引起了集体性的恐 慌。伊懋可指出，在1899年下半年到1900年初义和团最活跃的地区，即从山东东北部的青州和潍县到直隶的天津和通州（京城郊外）一带地区，特别容易出现群体性情绪失控现象」如为了论证这个看法，他提请人们注意19世纪下半叶该地区发生的另外两次大恐慌。一次是1872年由活跃于保定南部地区的圣贤教煽惑起来的洪水恐慌。据《北华捷报》驻保定通讯员报道，圣贤教的头头们宣称：“某日洪水将到处肆虐，只有少数建好船只做好准备的信徒能逃过这一劫难（像诺亚方舟一样）。人们闻言即大量造船，并广备口粮以待灾难来临之日。”然而，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人们颇为困惑，备有饮食准备航行的船只都摆放在自家门口。许多人把船立即拆散了，但是［20年后］这个地区仍能经常见到朽坏的船只，作什么用途的都有"
伊懋可所说的第二个事例是迷拐孩子引起的恐慌。这种 恐慌1897年在天津出现后，迅速扩散到直隶和山东境内。洋人被视为主要罪犯，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是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惑众局面的一次预演。《北华捷报》6月底报道说：“我们听说天津……已处于极度的恐慌状态。因担心绑架者出击，居民们彻夜难眠。排外的阴谋家和有卑劣目的的无赖们正在呼吁居民们报复洋人。”在天津，每年到了 “南方收购陈粮的商人到来之时”，迷拐孩子的谣言就会流传开来,因为在此期间或多或少会发生广东商人购买或迷拐孩子的事件。然而，今年的谣言“极其苛毒”，因为1870年被毁的罗马天主教堂即将重开；京津铁路于6月建成，部分人担心会失业；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铁路建成后京城即流传谣言说：“孩子们被埋在枕木底下，或被杀死用于加固桥梁。”以前关于洋人挖取人心人眼的传言再度复活，而且“民众对此深信不疑”。据传，山东某地抓获的一个拐匪供认，他把一颗心和两只眼睛卖给了洋人，得到纹银100两。另一个地方的一份揭帖宣称，500个能施催眠术的人已被从天津派出，专门迷拐孩子。许多不幸的中国人被错指为拐匪，以酷刑处死。""夏末秋初，迷拐孩子的谣言突然消失了，与突然出现时一样令人不可思议,1872年的洪水恐慌以及其他时间和地点发生的群体性情绪失控现象也与此相同。
毫无疑问，在1899年底至1900年夏义和团十分活跃的 地区，以前就发生过许多例群体大恐慌事件。问题在于：这种现象是否绝无仅有？直隶和山东境内经常出现群体性大恐慌（如伊懋可所指出的），这是因这个地区民众的特殊性格使然呢，还是普遍出现于群众的忧虑情绪达于极点（无论什么原因）的中国其他地区呢？笔者在此不打算全面回答这些问题，只要注意到这一点就足够了：许多学者进行的研究都表明，这种群体性的大恐慌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也经常出现。据孔飞力研究，1768年的剪辫恐慌初起于浙江省，主要扩散于华东和华中地区。特哈尔根据大量史料追述了16世纪末以降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大恐慌，其中有些是因剪辫传言引起的，许多则是对迷拐人口犯罪的忧虑情绪引起的，不但在华北地区经常发生，而且在福建、湖北北部、广西、广东以及长江下游地区也屡见不鲜。
特哈尔的另外几个论点也适合在此处引述。他的主要论
点之一（恰巧与伊懋可的分析针锋相对）是，民众对传教 士和教民釆取的暴力行动往往是存在已久的文化和社会行为模式的翻版，其起因与洋人或教民毫无关系。更符合我们的思路的是，特哈尔特别强调环境因素（与特定地区民众的行为因素不同）对诱发群体性大恐慌的重要性。因此，1891年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反洋骚乱的主要原因在于，连年干旱造成了紧张情势（干旱对城市居民打击尤其重，他们是骚乱的主要参与者），而且，与传教士或洋人无关的暴力犯罪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特哈尔还指出，在交通和贸易发达的人口稠密地区，谣言传播的速度更快，谣言引发恐慌的次数更多，这种看法不但适用于华北地区，也适用于他提及的发生恐慌的其他地区影响谣言流传的广度和速度的另外一个环境因素，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谣言初起时做出的反应，我在查阅义和团时期的文献时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1900年春夏谣言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的一个原因是,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清廷的政策摇摆不定，后来则决定给予支持。在民众看来，清廷的支持似乎是给义和团最缺乏理智的诉求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这种形势下，谣言未受遏制（中国政府对付谣言的惯用办法是遏制），而是受到了鼓励,尤以山西省最为突出，因为山西巡抚毓贤以怀有强烈的亲义和团和反洋情绪而闻名遐迩。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山西民众会陷于惊恐万分的状态，对此，中国人刘大鹏及外国人贝如意和其他传教士都有记载。
撇开华北民众（至少是大部分民众）是否特别容易受 到群体性恐慌的影响这一问题不谈，我在此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它与这里讲的大恐慌的内容同样密切相关。为什么要向大批群众投毒？为什么在公共水源中投毒？如果你接受这样的观点：谣言在传递信息，尤其是在传递民众对处在危机中的社会所怀的忧虑情绪的重要信息，那么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应明确一点，即谣言引起的恐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迷拐人口引起的恐慌不但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如此，其核心在于大众对孩子的安全十分关心，因为孩子最容易成为绑架者的牺牲品。另一方面，集体中毒的谣言更能体现人们对诸如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等威胁社会上所有人的重大危机的忧惧情绪。
实际上，这正是我们发现的事实真相。在罗马，人们曾 指控第一批基督徒犯有井中投毒和其他类似的罪行，在中世纪黑死病流行时期（1348年），犹太人成为谣言的攻击目标。1832年巴黎流行霍乱时，有谣言说，毒粉已被投入全市的面包、蔬菜、牛奶和水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所有尚武好战的国家都在传播谣言，说敌特已潜入境内，正在向水源投毒。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某些报纸指责汉奸投毒污染了上海的饮用水。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引发了冲天大火，谣言随即流传开来，指责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乘机纵火，而且要阴谋暴动，并向井中投毒。20世纪60年代末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比夫拉也在盛传投毒的谣言。
在此类事例中，谣言一般是针对外来者（或他们在内 部的奸细）的，他们往往被指控试图毁灭正在流传谣言的那个社会。无疑，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的形势正是如此。1900年春夏，人们指责洋人是造成天旱无雨的罪魁祸首，与此相同，关于洋人及教民向华北各地水源投毒的谣言也是把外来者视为剥夺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邪恶势力。因此，关于井中投毒的谣言直接反映了民众的担忧，即当时普通老百姓内心深处最大的隐忧——对死亡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