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本纪：暴落的帝国
秦的幽灵在汉朝上空游荡
在《史记》里，司马迁借由主要记录军事、政治大事的本纪，让我们回看他所知道的中国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有一件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司马迁必须要记录的，那就是周秦之间的变化。
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度，到了东周有了绝大的改变，原本详尽严密的封建制度不断地崩溃瓦解，导致天下大乱，到了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才得以统一。可是统一天下之后，秦没有变回周代那样的封建制度。从这时候起，中国开始出现了和之前历史上完全不一样的局面——皇帝制度和郡县制诞生了，一个帝国的框架出现了。如何记录、铺陈、把握这件大事的关键点，考验着一个史家的眼光。我们在读《秦始皇本纪》的时候应该特别留意，在这个划时代的大事上，司马迁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司马迁记录秦的兴起到灭亡，尤其是秦始皇本人的生平，有一个背景需要解释。
在《秦始皇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没有自己总结、评论，而是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过秦论》本身是一篇非常重要而且精彩的文字，但我们在理解贾谊之前，应该知道在汉代，尤其从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汉代的基本心态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疑问——秦到底是怎么灭亡的？
这个问题对于汉朝再重要不过。仔细看汉初种种记载就会知道，创建汉朝的人的经验、视野、知识乃至态度，其实无力重新打造一个帝国的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汉高祖时的首要考量是生存，基本上是要摸索出一种方法，把朝廷延续下去。
那个时候，汉朝尝试了郡国并行制，也就是用秦的帝国制度混合部分周代的封建制度，让自己站稳脚跟。到了文景的时候，治理原则叫作“无为而治”，过去传统的解释大都是从纯粹正面角度看，秦因为过度役使民力而迅速灭亡，文帝和景帝的基本态度是尽量什么事都不要做，“与民休息”，让人民能够好好地务农，也让生产的组织、经济及社会的纽带有复原的机会。
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治理原则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方面，传统史书的记载确实比较少。所谓“无为”，同时也意味着不改变，部分地、原封不动地保留从秦帝国承袭下来的东西。
《扁鹊仓公列传》里有一个大家熟知的感人故事，缇萦救父。缇萦的父亲犯的虽是小罪，却要接受最残酷的肉刑。它部分反映出，文帝时期虽然整个政治风格看起来是宽容的，可是正式的结构仍然承袭着秦，严刑峻法并没有废除。文帝之所以被缇萦感动，是因为他自己马上意识到，这个刑罚跟所犯的罪之间极其不对等。
不过缇萦救父只是个案，整体来说，从文帝到景帝，秦代的这一套系统并没有彻底变成“汉家天下”的新制度。尽管汉高祖创立了汉朝，可是要摆脱秦的影响，真正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有经过思考和设计的制度，还要等到汉武帝时期。换句话说，有六七十年的时间，“汉承秦弊”，没有能力对政治社会制度进行大幅改变。正因如此，汉代人心里必然徘徊着这个问题：我们在沿用秦代的制度，可是秦灭亡了，且灭亡得如此之快，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厘清秦灭亡的原因，不只关系到朝代政治的合法性，更关系到整个朝代如何摆脱灭亡危机、如何长治久安。
司马迁也把秦灭亡当作《史记》里历史叙述和解释所必须面对的课题。在历史理论部分，他借贾谊的《过秦论》做了整理，可是他自己做的是更细密的两个方向。他知道，要真正解释秦为什么灭亡，离不开秦始皇这个人所做的决定，他的世界观、个性和秦的历史是绝对分不开的。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不仅仅是铺陈史料，而是有效地描述了这个人，使秦始皇的形象深刻地留在《史记》的读者心上。在此，司马迁取得了后世看来非常惊人的成就，此后历朝历代讲到秦始皇，几乎都是依赖司马迁的记载。
贾谊《过秦论》提出的答案当时能够说服最多的人，司马迁也基本认同文中对秦的种种解说和指责。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时绝大部分人，包括贾谊在内，都认为秦是暴起暴落，认为秦地处西陲，突然成为了不起的大帝国。但司马迁的解答体现了史家的专业，他没有掉进这样的陷阱里面。秦确实是暴落，但绝不是暴起。
关于秦的本纪有两篇，一篇是卷五《秦本纪》，一篇是卷六《秦始皇本纪》。秦作为一个朝代，接续在周之后，依照一般惯例，只要有《秦本纪》就可以了。而如果按照后面的标准，则有《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那就应该只有《秦始皇本纪》。司马迁把秦的历史分成两篇，并用这种方式先后并列，就是要凸显一起一落，要追索秦究竟是如何兴起的。
在《秦本纪》当中，尤其重要的是卫鞅（商鞅）。卫鞅对秦孝公、对秦国产生的种种影响，使其从僻处西陲的边缘封建小国，昂然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另外，司马迁还特别仔细地罗列了秦在昭襄王、庄襄王两朝所产生的种种变化。换句话说，秦是有来历的，秦始皇不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打造出统一六国的巨大帝国。我们在读《史记》、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忽略司马迁的这个重要看法。
权力巅峰的傲慢
在《秦始皇本纪》当中，司马迁用最简单的编年方式，完成了非常难的写作成果。编年就是一年一年地罗列所发生的事情，最容易变得琐碎，不过司马迁虽然是完全按照时间先后把这些事件排进去，可是绝对有非常细腻的安排和明确的脉络，我们稍加整理就可以明白，他要表达的是秦始皇做了哪些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首先来读《秦始皇本纪》中秦王政在位的第二十六年，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情是六国当中仅存的齐国也投降了。依照司马迁的写法，这个时候叫作“秦初并天下”，之后的描写就开始充分显示秦始皇的个性和观念。
秦王初并天下后有一篇重要的文书，里面以秦始皇的口气一一细数各国之罪：
异曰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
战国时期至秦朝的文物（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这段话很有意思，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一个心态，即所有事情都不是他要做的，而是因为六国通通都对不起他。我们应该留意这个心态，因为很多事情的线索，包括秦始皇如何统治天下，以及巨大功业为何会在短时间内瓦解，都跟这个心态有莫大的关系。
接下来，既然天下已定，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先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这是一件大事，也反映了秦始皇另一个重要的心态，那就是他明确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个新天新地，因而从自己的称号开始，所有东西要有全新的名字。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讨论之后，代表大臣呈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上说，过去有一个头衔是五帝，然而五帝虽然贵为天子，地方千里，却没有彻底掌握境内所有势力，和今天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建立的功业大不相同——这里就反映了秦王的那种心态，即正义站在我这边，六国不仅被打败了，而且是应该被打败的。
吞并六国后，秦国离开了原来的封建制度，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员去统治各个地域，“海内为郡县”。封建制度是层层节制，天子把地封给诸侯，诸侯把地封给大夫，彼此是上下级的羁縻关系，也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可是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改变原来的封建体制。接下来“法令由一统”，各地不再因为是哪一个国、是谁封的就依照该地的风俗法令，每个地方都是同样的法令。
这种局面是破天荒、划时代的，“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甚至是“五帝所不及”。如此一来，过去的这些封号都不够了，那怎么办？大臣们经过多方讨论，建议从过去比“帝”还要高的三个头衔天皇、帝皇、泰皇当中，选用地位最高的泰皇。但是秦始皇并没有接受，他不要叫作“帝”，因为之前有帝，也不要叫“泰皇”，因为以前有过泰皇。他要的是空前未有的，于是——
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从此以后，“皇帝”这两个字在中国存留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对秦始皇来说，这就是最高权力的傲慢——他是历史上空前的一个人。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看他这种绝对权威的心态。他说，太古时人活着有“号”，可是死了没有“谥”，到了中古，才有人活着的时候有一个号，死了之后另外依照生前的行为得到一个谥。他针对的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谥号。的确，中国在帝王的传统上面是这样，像周文王，他活着的时候绝对不会知道自己叫作“文王”，是他死后别人根据他的成就、行为用一个“文”字来统纳，作为谥号。周武王因为翦商成功，最核心的是军事功绩，所以谥号是“武”。接下来像周幽王、周厉王，谥号分别是“幽”“厉”，一看就知道后世认为他们不是好天子。
这件事让秦始皇非常不自在，认为这是地位低的人在议论地位高的人，也就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他不接受。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他不要谥号，要叫始皇帝，更重要的是继承他的人就叫作二世皇帝，再下来就叫作三世皇帝，就这样五、六、七、八、九……两百、三百，一路下去，传之无穷。口气大得不得了。统一六国之后，巨大的绝对权力感，让秦始皇相信自己建立的这个朝代是不会灭亡的。
把自己的名号定了之后，“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即依照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决定秦这个朝代的象征。五行包含相生与相克两种道理，秦始皇采取的是后者。前面被取代的朝代是周，因此“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周在五行当中是火，所以秦就以水德作为象征，而水德相应的颜色是黑色，相应的数字是六。更进一步，本来黄河就叫作“河”，这时因为具有水的重大象征，也改名为“德水”。
其实阴阳五行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秦始皇因此制定了国家价值上的意识形态：“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因为是水德，因为是黑，所以一切都要依照法令，不要讲什么仁、恩、和、义，法令和朝廷两方面互相加强。因为秦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就一定跟周代不一样，周代讲究“亲亲”，秦要的则是法令的严苛。从商鞅开始，秦就是靠着严格的法治崛起的，这个时候进一步强化了法治在统治区域内、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
皇帝制度不是一个中性的制度，它背后必然含藏着许多强烈的价值意识。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一样样把它讲得清清楚楚，他的史识及史笔之精简、准确，让我们可以把两千多年来中国皇帝制度的成就，及其产生的种种问题，做一次干净、简单、方便的整理。
秦铜权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秦代青铜器，铜权呈十七棱面，空心，权身刻有两诏铭文。铸于秦二世时代。权即秤砣、砝码。度量衡的统一把秦的标准作为天下统一的规格予以实施。
再下来又出现了一件必须要推翻周代的事情。王绾这些人说，我们统一了六国，管理了这么巨大的地方，应该把皇子们分封到各地去当王。秦始皇没有马上接受这个建议，而是“下其议于群臣”。这时，李斯给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建议，他说：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当年周王把兄弟封到各个地方，结果搞成这样，我们难道还要回头走老路，犯同样的错误吗？言外之意其实就是不要诸侯，也不要分封。始皇帝自然欣然采纳，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的想法。
在这种思路下，秦把整个天下原来的封建拆开，平均划分为三十六个郡，跟中央的关系完全一样。郡底下有县，每个县跟郡的关系、跟中央的关系也都一样。这是帝国制的成立，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真正的起点。这个措施是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关键转折，封建彻底被瓦解，后来就再也没有完全恢复。不仅如此，皇帝也建立了绝对权威的地位。以前周天子下面有诸侯，诸侯下面有世卿，世卿接下来有大夫、士、庶民，每层之间的距离不是那么大，也没有那么绝对。现在没有了诸侯，没有了大夫，没有了士，只有庶民和皇帝，庶民在底下，皇帝高高在上。这是巨大的改变。
秦始皇认为要彻底解决天下分裂的问题，就要统一、集中，任何能够不分裂的做法都是对的，所以他还做了这样一些事情：把所有的民众统称为“黔首”；把全天下的武器收拢在咸阳销毁，铸成十二具巨大的金人，天下没有武器，也就很难打仗了；统一过去各国有分歧的事物，包括度量衡、文字等，用篆书取代各国不同写法的文书。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历史书上都会提到的“车同轨”。那时候的马路不是经过夯实的硬度很高的路，所以会留下车轮的痕迹。如果车轨不一样，时间久了，马路上会有各式各样的痕迹，在上面行进其实非常困难。与其如此，不如规定每一辆车都要有同样的轴距，基本上是同样宽度的轨迹，大大提升了交通的效率。再接下来，秦始皇要做的就是修驰道，让他自己以及秦的军事力量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到达原来六国所在的广大地域。
就这样，秦始皇用最极端的方法把过去各自为政的六国进行了中央统一，建立了跟周代封建制度彻底相反的一套帝国制度，秦始皇也就理所当然地认定，他会建立一个长久的帝国。
在讲完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措施之后，司马迁把他巡行到何处，留了什么样的石刻铭文一一记录下来。读者都已经知道秦后来的结果，读的时候无可避免会察觉到司马迁的反讽用意。例如，其中一块刻石上的文字是：
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
这段话是说，过去的这些帝王其实没有占领很大的地方，也没有统治很多人，但却自以为是地刻石歌功颂德，抬举自己。接下来是：
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过去的五帝三皇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统一，也没有延续很久，都配不上那些名号。那谁配呢？只有秦始皇。所以秦始皇刻石就是要告诉大家，从现在开始到久久远远，有人看到这块石头，都会怀想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解决了朝代纷争灭亡的问题，奠定了一套近乎永恒的秩序。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刻石，看到秦始皇嘲弄五帝三皇的时间有多短，不可能感觉不到其中的反讽意味。
秦始皇就这样天真地相信，他所创立的帝国会一直延续下去，然而事实是，他刚刚去世不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王朝崩溃的酝酿
我们必须佩服司马迁精确且鲜明的刻画，不只让人看到了秦始皇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可以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价值观。
秦始皇第三十四年，发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事件。事件之起源是“置酒咸阳宫”，在朝廷的庆典上，有博士七十人到始皇帝面前庆贺。仆射周青臣趁机讨好，说秦不久之前不过是一个地方千里的小国，跟东方的大国相比一点都不强，但是最终平定了海内，又把侵入境内的蛮夷赶出去，以至“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民安乐，再也不用担心打仗。周青臣显然知道，要讨好秦始皇就不能不讲这几句，因为这是他最在意的。秦始皇创造的是空前的功业，在我们了解的经验和历史上，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何况这个功业还会一直绵延下去，“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了当然非常高兴。
但是在场的博士官里面，淳于越有不一样的意见。他说：
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殷周的历史都非常长，是因为他们封子弟功臣，用封建制度来辅佐天子。如今我们如果不走封建这条路，子弟没有自己的势力，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可怎么办呢？所以他明确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淳于越还指责周青臣是“面谀”，当着面拍马屁，而不提醒皇帝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不是忠臣。
秦始皇做出了一个姿态，“下其议”，让他们去讨论。这种时候通常有一个人的意见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原来的太尉，现在的丞相李斯。李斯的看法是：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
历史没什么了不起的，五帝是五帝，三代是三代，他们有不一样的时代和环境，有不一样的变局，就做不一样的事。李斯支持秦始皇本来就相信的观念：现在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时代，如果只知道从历史里面挖掘智慧，怎么可能了解今天的局面呢？而且淳于越说的三代已经过去了，跟今天有什么关系？
淳于越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方法来批评皇帝呢，李斯解释道：“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天下分裂的时候，为了竞争，每个国君都到处招徕这些游士。游士有很多想法，但如今天下已定，六国都统一了，而且有固定的法律，在这个新的制度下，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做的事，是农工就去生产，不生产的士就去学习法令。
李斯接下来给出了一个非常凶狠的评断：“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这些人不看当下的环境，拿以前的事情批评现在，让活在新时代的人抱持旧的观念，就会产生种种混淆。如今天下统一，要治理这个国家，基本的做法就是不要让它再分裂，思想上也不能离散——在李斯眼里，诸生自然就是重要的离散力量。过去在战国时代，各国对过去有不同看法，整个思想都是混乱的，他建议——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今天其他的都统一了，可是在思想上面还没有统一。诸生最喜欢说古代如何如何，拿这些来批评时政，抬高自己，好像比皇帝还厉害。他们还用这种方法来争取民心，等于在教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批评皇帝和政府。如果不禁止，那么在上面君主威势就会下降，在下面朋党的势力就会形成。这个建议后来就带来了历史上的大浩劫：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这意味着要把过去各国的历史，包括周封建的记录全部舍弃，只有一种历史值得被保留，那就是记录秦历史的《秦记》。正因为周代留下来的王官学传统对历史如此重视，才会有淳于越这种人拿历史来批评当下，所以要通通毁掉。这个做法相当于把学问的根本，也就是过去所留下的书，彻底地中央集权化。
接下来，天下的学问必须要彻底掌握在朝廷当中。《诗》《书》，这些过去百家语的记录民间不许私藏，只能够官方收藏。更重要的是，“偶语诗书者弃市”——从这时开始，拿过去的知识学问来讨论、批评变成了特权，只有少数人在皇帝和朝廷的同意下才拥有这种特权，没有资格的人如果还敢私下讨论《诗》《书》，就要接受严厉的惩罚。“以古非今者族”——如果拿过去的事例批评现实，那你的整个家族都要接受最严厉的惩罚。如果你知道有人偷偷地议论时政、以古非今，或者知道有人私藏《诗》《书》，但不报告，那就是同罪，要受到牵连。令下三十天之后，如果还有人匿藏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受处罚。
不过在这条后来被称为“焚书令”的条例后，还留了一个重要的“但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用今天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实用的书可以留着。当然，还有一种文书非但不可能烧掉，还要大力提倡，那就是法令。焚书令不只是要烧书，更重要的是要以这种极端夸张的手法来统一思想和知识。
焚书令之后，思想和知识只剩下两种，一种是实用的知识，因为实用，所以可以学，不会牵涉到是非或者价值的判断。在李斯的禁书令定下来之后，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我们不得不整理出这样一个历史定则：如果希望人民不要思考、判断，一种做法就是只管学有用的东西，没用的不要学；倒过来，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人们只追求有用的知识，必然欠缺基本的人文素养，也就缺乏基本是非的判断能力。
除了实用知识，普通人只能学法令。法令实际上也是一种有用的知识，只不过在这里被特别区分开来。它跟朝廷的帝国体制直接牵连在一起，让人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这种方式带来了更可怕的破坏。如何评断是非对错本来有一个更根本的基础，就是道德人伦，可是秦用禁书令表示，道德不重要，只有法律可以作为标准。
禁书令在历史上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西周王官学传留下来庞大的典籍、东周快速膨胀的“百家语”差一点都在浩劫中彻底消失。到了汉代，人们为了恢复这些知识学问，耗费了巨大的功夫和精力。不过也有幸运的，例如说《周易》，本来也属于王官学当中很重要的一支，但因为它是“卜筮之书”，不在被烧的范围内，反而留了下来。
可是司马迁着意强调的是，焚书令不只是把书烧掉，其背后同时反映了李斯和秦始皇的基本心态，比烧书的影响更加可怕，那就是——人被取消了作为个体去自主吸收知识、得到学问、进一步思考、判断是非对错的权力。如果国家要把每个人都变成法令底下的机器，那必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国家。
讲完焚书令之后，司马迁接下来记录的事情，表面上好像就是在编年的体例下前后相继发生的事情，彼此之间不见得有什么关联，可是稍微仔细看一下，又并非如此。例如三十五年发生的重要事情，就是秦始皇开始在咸阳兴筑宫室和陵苑，在这批大型公共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阿房宫。
依照司马迁的描述，阿房宫的规模相当吓人：
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这座宫殿不但庞大，还修了华丽壮观的车道。阿房宫大家都非常熟悉，司马迁细腻的地方还在于，人们在转述的过程中经常忽略：阿房宫并不是这座宫殿的正式名称。阿房宫在秦灭亡的时候还没有盖完，所以没有正式的名字。“阿房”其实是一个俗语，用英文翻译倒更加贴切，那就是The Palace。当时的人们都知道这座宫殿，只要提到“那栋房子”或“那座宫殿”，没有人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它后来就被叫作阿房宫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房宫的历史角色其实会更加鲜明——它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豪华也最有野心的一座宫殿，可是正因如此，它反倒连一个正式的名称都没有，就被项羽一把火烧掉了。在阿房宫之外，另一件重大工程是骊山陵，也就是今天已经进行考古挖掘的秦始皇陵。
这里有一个重点是，兴建阿房宫和骊山陵的主要劳动力是“刑徒者七十余万人”。这句话表面上是说，要修建阿房宫、骊山陵这么巨大的工程，加在一起要动员七十余万的庞大人力。可是我们如果追问一句，这七十余万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刑徒，就会发现历史是彼此相连的。
秦已经成为全面的法令国家，每个人的行为都在统一法令的控制下，所以才有能力修建阿房宫、骊山陵。《秦本纪》中讲秦孝公和商鞅让秦从一个西陲小国发展壮大，最关键的就是严刑峻法。它有太多可以惩罚人民的地方，巨细无靡地对人进行管控，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就是动辄得咎。此外，这套法令系统旨在让人下次绝对不敢再犯——犯很小的错就得到很严重的惩罚，哪怕是看到别人受到这样的惩罚，也就不敢犯了。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效果是刑徒满地，几年下来，全国人口有相当高的比例成了刑徒。
我们在史书可以看到一种处罚是“黥为城旦”，换句话说，严格的法令产生了许多几乎是无偿的廉价劳动力。朝廷要让他们劳动，从而达到惩罚的效果，于是就让他们建设这些工程。大型工程一旦开始，就需要更多的人，朝廷当然不会出钱去雇。那怎么办？叫各地郡县送更多的刑徒来。
这整个背景甚至牵涉到后来陈胜、吴广或者刘邦的崛起。刘邦本来是一个亭长，要押解沛县的许多刑徒一路去咸阳，参加兴建骊山陵。想到要走这么远，又要做无偿的强迫劳动，刑徒当然宁可逃跑。后来大部分人都逃光了，刘邦没办法，干脆自己也逃了。这种现象很普遍地发生在那个时代，刘邦绝对不会是独一无二的特例。
可以说，这套系统把国家彻底法令化了，或者说整个中国都被刑徒化了。吹毛求疵的严刑峻法创造出大量的刑徒，刑徒刺激了大型的公共工程，大型的公共工程又要求更多的刑徒。这么大比例的人口都变成刑徒，是导致秦灭亡的一个关键的结构性因素。
千古一帝的求仙之路
秦始皇在修建阿房宫、骊山陵的时候，有个方士卢生来到秦始皇面前，说他们是专业求仙的人，可以求得芝草和灵药，但总是苦于一些负面力量干扰。卢生对秦始皇说，如果真的想要求仙，想要得到这些神秘力量的协助，首先要能够“辟恶鬼”，免去这些负面力量的阻碍。要辟恶鬼，就要微行，不让其他人知道你的位置。鬼比人还要精明，如果人都知道你在哪里，鬼当然更会知道。更关键的是，左右臣下都知道你的行踪，你就变不成“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长久”的真人——我相信打动秦始皇的一定是“与天地长久”这句话。卢生又说，你现在治理天下的方式使得自己太劳累了，而且一直暴露在所有人眼前，我建议你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位置，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帮你找到不死之药。
始皇当然被说服了。他本来自称“朕”，从此之后开始自称“真人”，还在咸阳的宫室里全部修筑了甬道（cover bridge），连通宫与宫之间，而且全部覆盖起来。他还明确下令，如果有人泄露他的位置，等同死罪。
有次秦始皇到梁山宫，刚好看到山下丞相和随护车骑一路过去。始皇帝小气，看着丞相的车队非常不高兴——怎么这么多人，这么豪华干什么？你以为你跟我一样吗？旁边的中人（太监）察觉到这种不满，就偷偷跑去告诉丞相，丞相赶快就把车队缩减了。秦始皇再次看到丞相的仪仗，马上就知道一定是有人偷偷跑去告诉丞相，暴露了他的行踪，更重要的是暴露了他的感受。秦始皇非常生气，追查到底是谁泄露的，这时候自然没有人敢承认，于是他就把看到丞相车骑那天所有在场的人全部坑杀。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会知道这一段故事的重大意义。
依照先后顺序，从三十四年焚书令开始，意味着秦跟过去的西周王官学传统彻底隔绝，而西周王官学传统最重要的特色，首先就是秦始皇最讨厌的尊重历史，即认为历史保留着人如何应对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智慧；其次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我们可以称之为“人伦的合理化精神”。在周人基本的世界观里面，人与人之间就应该用人的方法来处理。孔子作为西周王官学重要的代表，“不语怪力乱神”，他展现出来的生命的基本态度就是，人应该负责任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同时承担后果，扯鬼神都是逃避作为人的责任。
司马迁不可能不了解西周王官学所代表的这个根本精神，所以在焚书令之后，他彰显了这样一个循环的因果关系：首先，李斯、秦始皇焚书，断绝跟西周王官学之间的传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尊重人伦的合理化精神，于是后果就开始显现，而且在短短两年内，秦始皇彻底失去了作为人去评断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和他人关系的根基。他开始想要求仙，要当真人，接下来所有的方士都跑来了，告诉他可以如何如何，他便再也弄不清楚为人和成仙的差别了。
这些方士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诺让他超脱生死，最后必然要面临检验，但是，怪力乱神究竟有多少是经得起检验的呢？这些事情又埋下了另一个事件的伏笔，那就是后来的“坑儒”。
听到“坑儒”，大都以为被坑的是儒生，这是后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误解。司马迁写得明明白白，秦始皇坑杀的是四百六十个咸阳方士——“诸生”最重要的身份是方士。
因为秦始皇当时特别的价值观，咸阳聚集了很多“候星气”的东方方术之士，是秦始皇招来探求非人世间的超越力量如何运作的一群人。这些人自我感觉良好，专门以欺骗皇帝作为晋升之阶和追求荣华富贵的手段。他们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明确的姓名，也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对秦始皇的评价切中了他身上最严重的缺点。
侯生和卢生两个方士在一起，批评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四个字，我们可以分开来说：“刚”意味着他非常独断，对于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极度自信；“戾”即残暴，他不会用怀柔的方法去对待别人；“自用”当然源自他的自信，基本上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这个世界，判断所有的一切，无法感受别人因他的作为受到的影响，更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
兼并天下的秦始皇自信满满，以为有史以来没有出现过像自己这么伟大的人物。他治国的基本方法是“专任狱吏”。虽然也有七十位博士官，但是绝对不会重用他们，也不会听他们的意见。就连丞相和其他大臣也只是执行者，所有的思考和判断都来自秦始皇自己。他认为统治天下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民害怕，“乐以刑杀为威”。用这种方法让每个人都害怕犯罪，大家就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句话说，你越有作为，就越有可能会坠入法网而被惩罚。也因为这样，上面的人充满了自信，从来不会反省、检讨，也就看不到真相；底下的人每天吓得不得了，只是想尽办法去讨好上面的人。
侯生、卢生说，现在有三百人在这里帮他，但是也没办法尽到真正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忌讳，这个不能讲，那个也不能讲，“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这是一个彻底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决策，没有任何事情是秦始皇以外的人可以决定的。所有的政务文书都要由秦始皇来批阅，因此，他每天给自己一个定量，用竹简的重量来计算，一定要看完大量竹简文书，没有看完的话就不休息。
然而在侯生和卢生的眼中，看到的却是这个人贪于权势竟至如此。这是对秦始皇很重要的一个评断，他对于权力有一种近乎无法满足的渴望和贪婪。这种人怎么可能成为神仙呢？
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矛盾，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秦始皇只不过是中间的第一个，讲汉武帝的时候也提过。当皇帝对于权力有这么大的渴求时，最后横亘在他眼前的权力极限就是生死。他之所以求仙，其实就是因为贪恋权势，希望权势永远不要消失。而且，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可以超越生死。这种人和一般方士说的“仙人之道”，悠游方外，不为物累，完全是两回事。秦始皇求的不是那样的仙，他要的其实只是长生不老，能够永远当皇帝。
于是，侯生、卢生这一批人就只好逃走了。秦始皇知道后当然非常生气。他已经做了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前文提到的“焚书”，他不相信过去西周王官学所留下来的知识和智慧，而是选择了“文学方术之士”，要借由方术打造一个新的知识系统，作为法令的补充。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求得太平，结果这些方士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帮他求得仙药。侯生、卢生拿了这么多好处，不只没有给任何结果，还在背后放出传言毁谤他，最后竟然都跑掉了。他下令让人审问当时还在咸阳的诸生，如果他们是真的方士，就要拿出有效的证据，拿不出来就是妖言惑众。其次，问他们知不知道还有谁是同行。诸生为了脱罪或者报复，“传相告引”，一下子牵连了四百六十个人。这些人的命运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史书上短短的三个字：“皆坑之”。这就是后世称为“焚书坑儒”当中的“坑儒”。“坑儒”不只是一个发生在咸阳的事件，秦始皇让天下都知道在咸阳发生了这件事，以震慑其他人。
记录完“坑儒”的事情之后，司马迁接下来补了一段始皇长子扶苏的记载。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虽然还没有明确立为太子，不过照周代的封建习惯，他应该就是继位的二世皇帝。扶苏依照这样的身份去劝谏秦始皇：天下才刚刚安定下来，远方很多人民还没有安居落户，主要的诸生“皆诵法孔子”；我们承继了周代的传统，强调王官学，讲究人伦之政，但是您现在倚仗的都是只管法律而不顾人情的人，用这种方法，天下恐怕还要再乱。
扶苏劝谏的结果就是——“始皇怒”，连儿子所说的话也听不下去，把他派到最北方去监督蒙恬，实质上等于流放。
因此，后世如果单纯从“焚书坑儒”来认知这段历史，是不够周严的。司马迁要告诉我们，坑杀那些方术之士，是因为秦始皇原来相信的这一套没有得到结果。后面，他用扶苏的话来提醒我们，秦始皇真正的长远影响是因为不信古，在统一六国之后，彻底毁坏了周代文明的基础，而被破坏得最严重的，是一种合理精神。
周人从商人手中取得政治统治权之后，他们的忧患意识让他们离开了对鬼神的信仰，不再相信人伦之外的超越力量，而是把眼光放到现实上，认真经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说到“周礼”，“礼”就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是人们彼此互相合作、共同生活的基本规范。它集中在现实里的人伦之事，因此必然带有合理的精神，而离开了人伦的怪力乱神在周人和儒家的传统里也就不再受重视。
对于一个统治者而言，一旦没有了这种合理精神会相当可怕。但秦始皇就要打破推翻这样的传统，他再也不知道自己的统治有什么限制，以为可以离开现实去追求超自然的现象。用这种方式统治的社会，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周代合理主义能够提供的保障，包括你知道共处的人会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不会做什么——以及人与人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信任。秦始皇推翻了这样的传统，其实也就埋下了他和这个帝国最深刻的危机。
所以接下来很快，在三十五年坑儒和放逐扶苏的事件之后，到三十六年，《史记》上记录的一切都是合理精神被破坏的后遗症。这一年，有一块陨石从天上掉了下来。因为整个时代气氛的改变，旁边的老百姓就把他们的愿望投射在这个神秘的石头上，在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
秦始皇知道以后，派酷吏去追问，当然不会有人承认，因此他依照一贯的做法，把陨石周围的居民全部杀掉，然后把陨石销毁。遇到这种事情，秦始皇的心情非常不好，叫他的博士——他只用这种方式来用他们——写真人之诗传到天下，要天下人念诵，来帮助他求仙。把这些仙诗送到天下的过程中，有一个使者经过华阴平舒道时，遇到一个手持玉璧的人，请他把这块玉送给秦始皇，并说“今年祖龙死”。使者还没弄清什么意思，这个人突然就消失了。使者只好把璧拿回去给秦始皇。秦始皇一看，那块璧竟然是二十八年自己在渡江的时候沉到江水里的那块。
为什么这块玉璧会以这种方式回到他身边？在合理精神被破坏，所有人都相信怪力乱神的情况下，也就有人反过来用这些来对付秦始皇，威吓他，这块璧好像就证明了一个预言：始皇帝三十七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威会丧命。在那样的气氛底下，人倾向于相信这样的预言。
的的确确，第二年，秦始皇就在巡行的路上死了，而且死法非常悲惨。他死后，周边的人担心一旦天下人知道始皇帝死在路上，局面将无法收拾，所以回咸阳的路上不敢发丧。为防止其他人知道，他们就把他的尸体放在车里面，尸体臭了、烂了，发出腐臭的味道，还要刻意放上“鲍鱼”（咸鱼）来扰乱味道。这样不可一世的英豪，尸体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在车里面臭烂着。
当然更悲哀的是，秦始皇开创的这个新时代，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随着他盛极而终了。他有再大的权力，也无法超脱生死，不可能操控未来。这是作为人的最基本限制。司马迁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果连这个限制都不能够了解、体会，那握有愈大的权力，反而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愈大的困扰和灾难。
这就是司马迁用他特殊的方法帮我们留下的关于秦始皇帝的种种记录，在两千年之后，仍然引发我们的忧思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