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导读：活成主角的边缘人

列传的主角

《史记》开篇是以描写统治权力核心作为对象的“本纪”，司马迁以此把古往今来的大事做了一次根本的整理。本纪之后，“书”是制度史，或者说，是不以人物为中心的一种历史记录，“表”则是着意在杂乱的时间中梳理出各国之间的关系，例如春秋战国或者楚汉相争时期，由于存在不一样的政权和政治中心，产生了时间纪年上的错乱，这时候司马迁就用“表”让我们不至于迷失在多重系统中。书、表之后是世家，对贵族生平的记录，世家之后是列传。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从第六十一卷到第一百三十卷，超过一半的内容都是列传。虽然列传在顺序上被摆在最后，但从篇幅来看却可以说是《史记》真正的核心，也是《史记》叙述历史真正重要的一种体裁。它以“人”为主（这个“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描写这“人”的来历，之后进一步整理他或他们一生当中做过什么事。

列传与本纪、世家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本纪和世家里的人物都有一个显赫的身份，比如皇帝，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个身份本身就不容忽视，很多大事的发生也依附在这个身份上。世家也是如此，人物的身份使得他们跟一般人区隔开来。而列传里的人基本没有贵族血统，也没有从皇帝或者其他政治力量里来的身份，他们之所以被写进历史，是因为身上有一种个人的特色或者功业。司马迁希望能够借此彰显一种独特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隐含的英雄主义。

“hero”这个词一般翻译为“英雄”，在戏剧和小说中也可以翻译成“主角”。广义的“英雄”是指有些人过日子的方式、一辈子的成就与众不同，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主角。司马迁认为，历史上最值得被记录、被看到的正是这种英雄，他们生命的特殊质地需要被人发现和了解。更进一步，了解他们跟那个时代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那样一个时代如何成就自己，也是历史的一个主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对列传的体例有基本的掌握。

列传中有很多司马迁的巧妙安排，例如列传的结束就是《史记》的结尾，而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这不只是司马迁依照中国传统书籍编撰的方法——序言一向是放在最后面——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序言放在“列传”第七十，换句话说，这篇自序同时也是司马迁自己的传记。由此，这篇序言便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为了交代清楚写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司马迁必须认真仔细地说清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这同时也是司马迁的自传，司马迁要在这里留下自己的名字，留下司马家的名字。在这个意义上，《太史公自序》其实呼应了《孔子世家》：孔子本不是一个贵族，可是基于他所做的事情，司马迁认为应该给他一个贵族的地位。《太史公自序》也是如此。

周代以来，司马家一直都掌管太史的工作。虽然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贵族身份，可是里面却有一种专业世袭的尊严，使得司马家几乎把自己当作一种另类的贵族。所以，《太史公自序》的背后不只是司马迁个人的传记，同时也是一个隐形的集传，是关于司马家如何当太史、当太史时保持何种态度和传统的家族集传。

凸显春秋

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列传》，之后的第二篇是什么呢？《管晏列传》。我们知道，依照传说，伯夷、叔齐是商周之际的人，而管仲是齐桓公时代的人，也就是东周春秋五霸崛起的时候。这两篇所写的人物几乎隔了五百年，难道其间没有一个人值得写在列传当中吗？为什么从伯夷叔齐到管晏两者之间跳过了整个西周呢？这并不是司马迁的疏忽，而是他“通古今之变”的一个提醒。

从更高层次来看，“人物”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不一样的历史时代，人在组织上有不一样的性质，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有些时代是集体性的时代，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看法，叫作“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意味着人的集体组织性是整个历史的主轴，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力量。人从这样一种集体的开端出发，需要各种条件来加以配合，包括社会组织的分化、阶级的发展，才慢慢地从集体的时代过渡到更小的单位——个人。这样看来，并不是有人就有“人物”。在司马迁的心中，对“人物”一词有非常明确的看法。列传把管晏放在前面，表现了司马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观察重点，他要凸显春秋时期的重要性。

在看待中国古代历史时，“春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断代。此前，在一种相对平静的封建秩序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位份，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当中，个人按照封建宗族的安排，做应该去做的事情，活完一生，没有什么自由发挥的空间。每个人都是庞大集体封建秩序当中的一颗螺丝钉，不可能是主角或英雄。从什么时候人才有机会把自己活成主角、英雄了呢？显然，是开始于封建秩序的瓦解。

春秋时期，随着宗族系统一代代的变化和发展，原本维系整个封建制度的礼仪和行为规范开始动摇，使得人的能力和智慧有了不一样的发挥空间，因此才有了“人物”的可能性。最早出现的人物是管子、晏子，然后是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等。因此，光看列传的目录就能了解司马迁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春秋战国是人物辈出的时代。

《史记》中，春秋战国时代具有司马迁所赋予的双重焦点。第一重焦点在世家，司马迁通过世家讲述这些留下来的封建贵族；第二重焦点在列传，同样提醒读者注意贵族之外的那些新兴人物。

这些人物在原来的封建秩序下并没有高贵的血统，然而他们靠个人的作为展现出了不一样的光彩：管晏在政治上具有极高智慧，老子、庄子有着独特的思想，作为一个老师的孔子在那个时代所付出的努力，还有舌灿莲花游说列国的苏秦、张仪，而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这四大公子的声名靠的则是他们养门客的作为。那么多人物纷纷崛起，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特色。

春秋战国是一个非常精彩而多元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同个性的人可以走不同的路，最后也可以建立足够的功绩把自己凸显为主角，后被司马迁写进《史记》。

集传的深意

在《史记》中，列传的通例是“个传”（一篇写一个人），以此而言，七十篇列传中有二十五篇的人物都属于春秋战国时代，直到列传第二十七才记录到秦朝的李斯。如果从“集传”（一篇不只写一个人）来看的话，又能够看出非常有意思的安排。

在写春秋战国这些人物的时候，司马迁其实没有用太多集传的方式，虽然也会有一些列传在一篇中写了好几个人，但通常都有特别的考量。例如，他之所以把老子和庄子、申不害和韩非放在列传第三篇，是要彰显道家的来源，并借此将道家与以申不害、韩非所代表的法家联系起来，讨论两者的关系，而《史记》中最彰显春秋时代人物最突出的，是第二十六篇《刺客列传》。有这种标题的集传，到列传后段开始密集地出现。进一步观察这部分内容，考察这些人的时代性，我们又会发现他们大部分都出现在汉代，而且里面记录的很多人物只比司马迁稍微早一点。换句话说，这些人大都存在于景帝到武帝，尤其是在司马迁自己亲身经历的武帝时代。司马迁有意这样安排，是想借由这些集传告诉我们什么，或者要表达什么样的历史主题呢？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一方面是想借由这些刺客彰显在战国末年特别流行的一种风气——由于社会混乱太久，政治权威亟待重建，很多人相信暗杀是解决问题最快的方法，或者说，人们已经绝望到除了用暗杀之外再找不出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暗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个时候刺客之所以会流行，就是因为政治军事的权威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很难再被正面挑战。

五个刺客变成刺客的原因，以及他们行刺的方式各有不同，是五段非常精彩的故事。然而当把这五段故事放在一起看，这五个人又明显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点：以个人有限的力量去挑战那些越来越难以靠近、伤害的君王。一个刺客要去行刺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心理准备——这个事情不容易成功，只要失败就会丧命，甚至就算成功了也难以全身而退，所以刺客有一种共同的特殊性格：不畏死，并且愿意牺牲。

他们愿意去当刺客最根本的理由是什么？司马迁借由《刺客列传》让我们看到了战国末年一种非常独特的人格，这种人格的核心是忠诚——一旦认定了一个主人，就愿意为替主人报仇，或者为了替这个人解决问题，愿意随时奉献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精神，才可能有这么多的刺客，才足以形成那个时代的刺客风气。

除了《刺客列传》，还有两篇具有明显对照意味的列传。一篇是《循吏列传》，“循吏”表示是好官，通常指的是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执行法律、统领行政，然后造福人民。有《循吏列传》也就有《酷吏列传》，不过《循吏》是第五十九篇，《酷吏》是第六十二篇，二者并没有并列在一起，其中一个原因是循吏这些人物在时代上基本都早于酷吏。

《酷吏列传》所写的重要人物，例如赵禹、张汤、杜周等都在汉武帝时代，也是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最花气力、写得最淋漓尽致的几个人。显然，司马迁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汉武帝时代的看法：秦始皇当然是一个暴君，秦始皇的统治也是残酷的，可是不要以为到了汉代这种暴烈和残酷就消失了。秦代的法律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继续留在汉代，只不过幸好有从曹参以下建立的这种“黄老”的政治风格，使文帝和景帝能够将这些法律置而不用，与民休息。不过司马迁清楚地提醒我们，从文帝、景帝到武帝，不是一脉相承的。汉武帝雄才大略，他要重新定义自己承接下来的这个汉代，重建一套法律制度以及培养执行这套法律的人。在这一过程之中，司马迁身受其害。

在看待汉武帝这一朝时，司马迁的眼光非常尖锐。如果我们把秦始皇跟汉武帝对照起来看的话，他们二人有共通之处：一是对于征伐扩张都充满了野心；二是对统治都有内在的高度权力欲望，使他们的统治手段绝不会像文帝或者景帝那样温和。不过，在秦始皇死后秦代迅速灭亡，而汉武帝死后汉朝仍然可以稳定下来，多多少少说明了，秦皇汉武在残暴统治的执行上还是有根本性的差别。这中间关键的差别就是，秦始皇的残酷是对待一般人民的，而汉武帝在对待一般人民上并没有残酷到秦始皇那样的地步。汉武帝要扩边，所以必须动员大批百姓，在这件事情上面，百姓当然是受苦的，可是在《酷吏列传》中，酷吏那种苛刻的法令大部分不是针对一般人民的，是针对官吏的。由此可见汉武帝统治的一个特色——他对于身边的官吏极其残酷。赵禹、张汤、杜周其实是皇帝的工具，当皇帝把某官员下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皇帝讨厌这个人，便用最残酷的方式逼他承认他可能没犯过的错，然后定下重罪，以此满足汉武帝扭曲的心态，让皇帝得以报复这些跟他说了他不想听的话，或做了他不愿意看到的事的官员。

从《循吏列传》到《酷吏列传》的对比，司马迁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吏”，什么样的“吏”真正适合掌管法律，什么样的人表面上掌管法律、运用法律，但实际上在滥用法律，作为皇帝泄愤报仇的工具，因此变成酷吏。

还有一个集传是《佞幸列传》，里面有邓通、韩焉和李延年。另外，《滑稽列传》里面有淳于髨、优孟、优旃，以及东方朔、东郭先生这些人。这两个集传指向汉朝成立之后帝国政治底下的一种怪现象——皇帝握有太大的权力，围绕在皇帝身边跟政治有关的这些人就会用不一样的方法来影响皇帝，乃至于影响王朝政治。佞幸的方法是去献媚、揣摩上意，说皇帝想听的话。一个人拥有了绝对权力，引发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个人好恶可以超越制度，所以才有佞幸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方式可能非常简单，但是祸乱朝政的结果却是非常恶劣的。佞幸不管是非，也没有任何原则，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够讨好主上，让主上愿意赏识他们，给他们权力和地位，一切就都是对的。司马迁将《滑稽列传》跟《佞幸列传》放在一起，另有深意。虽然都是在说权力扭曲所引发的现象，但滑稽比起佞幸还是有价值多了，他们讨好皇帝的方式是闹剧式的。滑稽有时候是内在的、目的性的，有时候是外在的、手段性的。内在的、目的性的滑稽比较接近佞幸，他们用嬉闹来讨好掌权者，让掌权者发笑从而喜欢他们；另外一种滑稽则更多是一种手段，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有的时候皇帝的确要听取建议，可是当皇帝处在帝国所给予的那种绝对权威的情绪底下，听不下这些逆耳的忠言。那怎么办呢？只好把苦口的良药包上一些糖衣，这种滑稽的风格就是给皇帝的糖衣。

《佞幸列传》《滑稽列传》这两个列传显现出来的是整个汉代政治风格上的一些转变，与此相关的还有跟滑稽形成强烈对比的《儒林列传》。《儒林列传》的这些人是一些重要的儒生，包括申公、辕固生、韩生、伏生，还包括司马迁自己非常敬重的老师董仲舒，他们传承了在秦代灭绝的王官学和儒学。司马迁用这些人对照佞幸和滑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汉代建立的这套政治制度到后来尽管有很多问题，还是可以长久地维系，因为汉代王朝政治的骨干毕竟是这些相信儒家、相信孔子的儒生。

作为一个儒生，需要具备两项条件：一是他相信行使政治权力必须要依循一些根本的信念和原则——这一点和佞幸彻底相反——而且把这些信念和原则看得比个人的利害更高；二是必须掌握丰富的学识，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历史，而且提高到了历史哲学的层次。

另外，在剩下一些集传中，司马迁描述的不是政治或者朝廷，而是汉代社会。例如《货殖列传》，这篇所写的人物可以远溯到战国时代，但主要是描述以农立本、以商为末的汉代如何建立起新的商业和经济制度。借由《货殖列传》，司马迁试图说明，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不管汉王朝如何重本轻末，商业还是得到了大幅发展。《货殖列传》的这些商人就是靠着在这个环境中的买卖致富、变成人物，最后被写进《史记》。

另外还有列传第六十四《游侠列传》。朱家、剧孟、郭解，这些人物的存在告诉我们，在汉代的社会里，还有一群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不遵循基本社会秩序的人。他们也许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树立了自己的鲜明个性及行事风格，从而也成了一种特殊的人物。

另外有一篇变形的集传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列传第五十八篇。司马迁在这一篇里写了三个人，却并没有起特殊的标题。他们分别是淮南厉王、淮南王安和衡山王，他们都是汉代宗室，而且曾经被封王。这三个人列在这上面非常奇怪，列传不应该是写一般人吗？如果他们都是王，不是应该写到世家里吗，为什么司马迁把这三个王放在列传里，而且写在一起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一眼看出不对劲。换句话说，司马迁是在用这种方式隐晦地表达，在汉武帝统治中，他不只是借由酷吏对待官员，对自己的宗室也毫不手软。司马迁借由详尽的史笔，就是要表明，这三个人得罪汉武帝最根本的理由不是做了什么坏事，而是汉武帝害怕他们在各自的领地建立起势力来。那个时代，皇帝制度给予皇帝近乎绝对的权力，其他人光是去组织或者召集人群，在汉武帝看来就已经是罪行了，因为用这种方式培植的势力或者组织，很可能挑战到皇帝的权威。像淮南王刘安，为了编写《淮南子》把这么多宾客聚集在自己身边，光是这件事情就会引来皇帝的整肃。通过这种方式，司马迁又透露出他对汉武帝，尤其是对绝对权力本质的洞见。

最后，列传中还有几篇稍微特别一些，是跟一些边疆部落和民族相关的内容，有《匈奴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和《西南夷列传》。这几篇传记全部放在一起，表面看写的是外族人民，但其实司马迁描述的仍然是汉武帝用什么方式运用他的绝对权力，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断地开疆辟土，攻打其他的部族人民。

司马迁在编组列传的过程中有很多细腻的用心，借由详尽的史笔和不同的观察角度，表达出来的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物，还有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了解、熟悉、在意的武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