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太伯世家：君子典范

世家自“周”始

在列传第一篇，司马迁特意安排了一篇奇文——《伯夷列传》，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关键信念：历史上有些人具有典范的人格，但往往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人生也因之充满了各种挫折和痛苦，甚至到最后很有可能在时间不断的流逝中被遗忘。历史学家就要对抗这种“天道”，换句话说，要承担起人们原本对天道的预期——公平。“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天道”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期待，跟真正的现实——古往今来人们的作为和遭遇——对照起来，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所谓“公平的天道”并不存在，而人的精神则是高贵的。一方面我们希望好人可以得到好报，另一方面，又不能以为有天道就什么事都不做了。想让这个世界趋近于人们所想的那种公平，需要许多人为之努力，历史学家就是其中之一。

历史学家自身需要具备高贵的人格和选择的原则，凭借这两点找到历史上的人，把他们的精神和事迹凸显出来，散发出高贵人格的光芒，以此抵抗天道的不公。

司马迁用这样的眼光写完了《伯夷列传》，还提到古代历史的权威一个是六经，一个是孔子。虽然孔子没有提到许由、卞随、务光这些人，但是讲了伯夷、叔齐和吴太伯。吴太伯是谁？司马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吴太伯？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就留了一个回马枪，要读懂这个回马枪，就要回到世家部分。

翻开《史记》目录，世家第一卷是吴太伯，接下来是齐太公，然后依次是鲁周公、燕召公、管蔡、陈杞、卫康叔。从吴太伯开始，一路到晋和楚，都是周建立封建制度之后的封国。周取代商是中国历史发展上最重要的一个突破，但实际上《伯夷列传》中提到，武王伐纣不过是对殷商巨大统治势力的一次反抗，是在文王死后被迫发兵的。

周人及其联盟虽然出兵反抗纣王，但从来没想到真的可以打败商。对他们来说，“大邑商”有大城市和丰富资源，是等级更高的政治权威。当时大多数反抗势力只是想表现自己反抗的意志，然而发兵后不久，周人就在牧野击溃了大邑商强大的军事势力。周人及其盟军一路打进朝歌，将纣王与其周围的政治势力都打败了。

这是周人没有预期到的巨大胜利，但考验也随之而来——赢了之后该怎么办？

对周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国家的领导者，由此产生了对周人、周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极为关键的“忧患意识”。不能因为得到了权力就放松心情，这个权力的来源如此神秘，神秘到其中似乎应该有一个天命来支持。天命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不断地追究，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持战战兢兢的态度，好好把握这个得来奇特的权力。

像商这么庞大的势力都可能在来自西部边陲部族的挑战之下一夕瓦解，周人又要如何说服自己，新建立的政权是可长久的呢？周人没有把握，一直如履薄冰，不断地自我检讨，思考如何接下商人的政权，如何统治这么广大的区域。在这样的背景下，而有了封建制度。

今天，人们对封建制度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清晰。封建制度其实是周人把自己的亲族及可以信赖的友邦势力结合在一起，然后不断地对外扩张。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把原来商人用松散的联盟方式统治的区域，转而用封建和宗族宗法组构成一个更紧密的政治结构和权力系统。封建制度的建立其实非常坎坷，也就留下了很多故事。

在历史上，有一个观点不应该被遗忘——有无封建制度的历史面貌是非常不一样的。司马迁显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才有了“世家”这个体例的存在，而世家就源自周代封建制度。世家一直到第十篇都在企图说明，周人是怎样把一支支部队、一群群宗族建构起封建制度，使中国从此进入封建时代的。再对照本纪，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一个奇特的历史分期的重要概念被后世忽视了。

《史记》前面的几篇文章涵盖的时间非常广远，在叙事上过渡得非常快——第一篇是五帝，第二篇是夏，第三篇是殷，第四篇是周。司马迁试图用这样的方式说明中国古代的历史。

中国古代历史之中有五帝、夏、商、周，但是世家却从吴太伯开始，意味着司马迁认为夏、商并没有封建制度，而有无封建制度对于历史的变化和发展的影响是非常不一样的。不管是夏还是商，在一种松散的政治架构底下，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去认知它们的政治变化。可是从周以下，因为封建制度建立，记录历史的方式跟夏、商不可能是同样的。所以本纪之外，需要用庞大的篇幅来写世家，才能够更充分有效地认知并理解周代的历史。

《周本纪》之后是两篇“秦”本纪，第一篇是昭襄王和庄襄王的时代，第二篇是秦始皇和秦二世。如果说本纪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历史分期的概念，一路写下来就是夏、商、周、秦、汉这种为人们所熟知的朝代史，那么在世家部分，司马迁则明明白白地写了另外一种分期的概念——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开端于周初，结束在司马迁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有吴、齐、楚、晋、鲁，历史是由一个个拥有世家贵族血统的诸侯构成的。后人在这段历史中看这些诸侯如何统治自己土地，如何扩张、征战，更进一步看他们如何挫败、失国，如何被消灭，这是周代历史最辉煌、最复杂，同时也是人类经验上最值得理解和认知的一页。

秦帝国建立之后，新的时代使得这种以诸侯为主角的情境开始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不是秦帝国建立之后就立刻从封建进入帝国，中间有一段暧昧的重叠时期。秦灭亡之后，汉代一方面承袭了秦的帝国制度，另一方面又复原了周代的部分封建制度，采用了郡国并行制。

汉初到汉武帝时代，因为实行郡国并行制，一些地区被分封出去，与中央朝廷并不是直接隶属的关系，换句话说，这里面仍然有封建的运作机制存在。而当司马迁写完世家的时候，也就标志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并定格在汉武帝在位期。汉武帝把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帝国予以重建，在皇帝独大、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地方诸侯已然没有了立足之地。尽管这些诸侯很多都是刘氏的宗亲，甚至是皇帝的兄弟，但是所有的封王在被历史巨轮碾过之后都消失了。

这是司马迁对世家和历史上社会政治结构变动的一种独特看法，但如果只是用这种方式来看世家，又会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写世家要涉及封建的起源，不管是吴太伯、齐太公还是燕召公，建立时都是随着封建制度的成立而出现的，那为什么不是齐太公、周公或者燕召公，而是吴太伯被放在第一篇？显然，这是刻意为之。世家第一篇跟列传第一篇对应，《吴太伯世家》对应《伯夷列传》。司马迁选择的人物身上特别值得被彰显的行为和品德，有非常清楚的类似之处。

政治权力上的高贵情操

《吴太伯世家》开头就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吴太伯是周太王的儿子，而在周太王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后来在承袭周代系谱上非常重要的人，季历。季历很有能力，更重要的是，周太王还在世的时候，季历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文王西伯昌。当时太王看出这个孙子有独特的能力，心里便有了让季历接位的念头，这样一来，王位才可以传到西伯昌身上。

从周代开始，中国有一种非常清楚的排行命名方式：伯仲叔季。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季历是老四，上面至少还有三个哥哥。《吴太伯世家》一开头就先提季历的这两个哥哥，老大太伯和老二仲雍。两人知道了父亲的心意，也看到弟弟季历有特殊的能力，季历的儿子昌更加杰出，于是决定离开周人诞生和成长的周原。两人离开当时的文明区域，长途跋涉到了南方荆蛮之地。为了不让周人在周太王死后把王位交给他们，两人做了更戏剧性、更决绝的举动——到了荆蛮之地，自己也放弃了文明，变成野蛮人，以此表示再也不会回到文明的地方，更不可能去承接王位。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避开季历。

季历因此顺利地接任了王位，变成了王季。因为有了王季，昌后来才接了位子，才有了后世所熟悉的周代系谱。司马迁选择吴太伯作为世家第一篇，其用心昭然若揭。对应列传第一篇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更可见其用意之深刻。伯夷、叔齐把王位让给弟弟，跟吴太伯、仲雍是完全一样的选择。

吴太伯和仲雍在血缘身份上比季历更有资格继承王位，在这里，血缘上的原则和能力上的原则发生了冲突：到底应该是嫡长子接任王位，还是能力最好的那个来当权力的继承者？在兄弟的排行当中，弟弟有时会展现出特殊的能力，甚至在统治上拥有超越哥哥的智慧和运作的魄力，那么立长还是立贤，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哪怕到了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框架底下，不管争夺的是财产还是权力的继承权，最容易引发的就是兄弟阋墙。

如果真的可以只遵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这个世界无疑会平静很多。然而世事从来没有那么简单，不只是刚刚提到的兄弟之中的能力差异，更麻烦的是父亲不可能完全没有私心，在那么多儿子中，父亲不见得偏爱老大。所以在司马迁的记录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原来以宗族、宗法规范为基础的封建制度的瓦解，所有的血缘关系（父子兄弟）往往因为能力、偏爱等因素的介入而导致家人相争、欺诈、背叛，乃至于互相谋害。

写这些历史往事的同时，司马迁敏锐地觉察到那个时代跟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呼应之处。换句话说，从高祖建立汉朝之后，在汉朝的宫廷，乃至于汉朝各封国的土地上上演的，也是这样一出大戏。在皇权面前，血亲家人甚至原本应当赐予兄弟的基本保障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司马迁在列传中写了一些原来是皇帝兄弟的封王，因为有了封国便引发了皇帝的猜忌和不满，最后一个接一个地被收拾了，待遇好的只失去了封国，有些则被带回京师长安严加看管，剩下的甚至因此丧失了性命。

人无法相信自己的亲人，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

在东周，家人的情感、宗亲的安排在政治权力面前不再有效。汉代一路到武帝，镜影一样又将历史重现。然而还有一种高贵的情操，是唯一能够与东周和汉代发生的人伦悲剧相对峙的利器，那就是“让”。司马迁必然是对这件事情深有感慨，才在《吴太伯世家》中说了一次，在《伯夷列传》中再说一次，这显然就是司马迁在政治权力的运用上认定的最高贵的道德情操。

吴太伯和仲雍，伯夷和叔齐，这些人在血缘上明明都是顺理成章可以拥有那样的位子，得到巨大的权力，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他们宁可选择更重要的标准。了解父亲所希望的权力继承方式，他们非但不以血缘上的资格去挑战父亲的遗志，反而担心自己的“让”不够彻底，会妨碍父亲的遗志，或者使弟弟发挥能力的空间被剥夺。跟我们在东周或者汉代看到的现象截然相反，他们没有去抢夺、设计、谋划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力，反而想尽方法把权力推出去，确保不会承接权力。

太伯和仲雍的方法就是远远地离开周原，去到最远的地方。周原在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而吴在东南方，也就是今天浙江这一带。他们不但走了这么遥远的路，更进一步“断发文身”，与周文化彻底决裂，自愿归于蛮荒，用这种方式断绝了跟周联系的所有可能。

接下来，司马迁非常忠实地列出了吴太伯后面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在这之后，司马迁有一个段落特别标举了吴在世系传接上一个重要的王——寿梦。

寿梦是吴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王，他让吴壮大起来。太伯是太王的儿子，跟季历是兄弟，季历又是文王的父亲，武王的祖父，也就是说，到了武王伐纣成功建立周代的时候，吴已经传至第五世。武王在周的封建制度内另立了一个虞国，奉祀太伯之后，所以到这时候太伯的世系分成了两支，一支在吴，一支在虞，虞在周代的封建系统之内，而吴则在夷蛮。

虞国存在了十二代，最后被晋灭掉了，春秋的纷乱也就逐渐拉开了序幕。换句话说，这些封建制度中的传统封国，尤其是一些小国，慢慢就无法存在了。同样都是太伯的后裔，在中国的虞没落了，两代之后，远在封建范围之外的吴兴起了。从太伯到寿梦共十九世，从这里开始，司马迁分出了两个明确的主题。

吴兴起之后，立刻威胁到封建系统中最接近吴的楚，所以司马迁写到吴兴起之后跟楚的一连串冲突及征战。单纯这样写也可以交代吴的历史，可是司马迁的用心显然不止于此。接下来，在吴太伯世家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角，吴季札。

寿梦传位

让位、让贤的历史故事可以远溯到尧、舜，那种只存在于理想和想象之中的黄金时代。到了真正的历史时期，这些美好传说就渐渐没落消失了。但是司马迁要告诉我们，高贵的情操不会因为黄金时代的消失而不被体会和理解。

写完吴太伯、仲雍兄弟让国之后，司马迁罗列了吴国的王位更替，一直到寿梦。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眜，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吴王寿梦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最小的季札偏偏是他最希望接位的。这不是跟周太王的故事完全一样吗？

这个时候故事有了新的转折，季札认为自己的年纪太小，不能接任王位，所以严词拒绝。在这样的情形下，吴国才依照血缘的原则让长子诸樊来担任国王。诸樊也有这样一种美德，等到父亲的丧礼办完之后，他明白父亲真正要的不是他，于是让位于季札。这时季札说了这一段话：

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原附于子臧之义。

他跟兄长说，宣公死后，国人和与宣公有密切关系的诸侯都不喜欢当时的新国君，想拥立子臧取代原来的曹君。可是子臧不愿意，他用逃走的方式来成就曹君。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子臧有一种高尚的美德，称赞他“能守节”。在血缘上，诸樊继承王位是顺理成章的，没有人可以破坏或者干预。季札谦称自己不是那么有能力，但毕竟还可以像子臧那样让位而“守节”，所以拒绝了哥哥让出的王位。然而，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中，王身边有很多大夫，大夫旁边又有国人，这些人对于谁在封建制度中取得多少权力也颇有影响，而在当时，吴国便有很多人认为应该让季札来接任王位。于是季札只好效仿吴太伯，放弃地位，自愿变成一个农人，以此拒绝寿梦留下的王位。

诸樊继位十三年后过世，死时特意把王位传给弟弟馀祭，这种方式改变了封建制度父死子继的模式，变成兄终弟及，里面又有特别的用意——老大传给了老二，接下来就应该是老二传给老三，有机会再传给老四，季札就能按照父亲的遗愿接掌王位。诸樊认为这种方法一方面顾全了封建血缘上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能让父亲对季札的赏识得以实现。从这里开始，吴太伯世家就以季札作为主角。季札并不是吴王，只不过是兄长们都希望他将来能够接王位的一个王子而已。

音乐中的时代情绪

从地理位置来看，吴国位于边陲不毛之地，可是这个化外之地从创立之初，就具备中原诸国都遗失的一种美德——让。随着吴国逐步发展，原来以封建宗法的严整秩序作为核心的中原封建地带却正在迷失，或者说，正在遗弃这种美德。“礼失而求诸野”，中原地区的封建古国彼此征战，彻底遗忘了封建建立初期那种关于秩序的梦想，但因为吴国的建国渊源，他们还保留着这种梦想，或者美好的文化。吴一方面是最边远的，但从另一个意义上又是最纯粹、最核心的一个地区，这种双重性让它慢慢地被编入封建系统当中。

季札的正式身份是“延陵季子”，在吴国是一个特殊的角色。当年吴太伯远赴蛮荒之地建立吴国，根本不在封建体系的范围之内。馀祭即位的第四年，派季札出使鲁国。

鲁国是保留周文化的重镇，季札访问时，期待能在这里听到最正统的周乐。

他先在鲁国听到了周南、召南，就是周代刚刚建立时周公、召公传留下来的音乐。吴季札一听到这个音乐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这是一个属于开端的音乐，在里面可以听到开端的那种美好。既然是属于开端的音乐，就说明这不是一个完成的音乐，至少它传递的不是一种完成的讯号。然而在音乐里可以听到一种“勤而不怨”的声音，那时候大家刚开始建立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每个人心里都有期待，在奋斗的时候没有任何抱怨。

接下来他听到了邶、鄘、卫的音乐。邶、鄘、卫就是所谓“三监”之地，环绕着原来商人的基地。一听到这个音乐，季札马上就明白，这是三个国家建立时的特色，传递了地理和历史风土上的特殊讯息。他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这种音乐深刻之处在于“忧而不困”，包含了一种忧患意识，虽然战战兢兢，但是人们知道如何解决这种忧虑，努力让自己担心的事情不要发生。所以他又说：“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季札的优秀由此可见。他在听演奏之前并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音乐，是从音乐本身的特质辨识出来的。季札曾经听说卫康叔有“武公之德”，并且在音乐里听到了这种特色。

接下来他们给他听“王风”，也就是周天子所在地方的音乐。“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那个时期，周把国都从原来的西边搬到了东边，季札听到了当中的变化，知道这是周迁都东方之后，天子在王畿演奏的音乐。

郑国的音乐是最早的“靡靡之音”，是带有高度肉欲和娱乐性质的音乐。季札一听就说：“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在这种音乐之中，他听到琐碎和虚弱，这样国家恐怕没有办法维持很久吧。

接下来季札听到齐的音乐，马上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他在齐风里面听到了一种规模，一种气度，让他想到大海，进而联想到：“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这应该是齐太公那里的音乐吧！一个国能够产生这样的音乐，有这种规模和气势，其发展将不可限量。

对于豳风，季札说：“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豳是周公后来建立的一个国，承袭了周公的人格特质和政治风格。

听到最西陲的秦音，季札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这个音乐不像是周代的音乐，像是比周更古老的夏乐。这也就显现出了秦和周之间的关系。秦所在的是周原本崛起的地方，有这样的渊源，将来必然可以发扬光大。

接下来他听到了魏的音乐：“美哉，沨沨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这里的人俭朴，从这种俭朴中生出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和气度，国君若能好好加以运用，是可以当盟主的。这里的魏风其实就是晋风，对照后来春秋五霸成立的时候，晋文公位列其一的事迹，就能明白季札的厉害之处。

然后季札又听到了唐风，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他立刻在音乐中听到了陶唐氏（尧）的风格，然后说：“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这一定是历史美德非常悠久、深厚的地方才可能产生的音乐。

听到陈的音乐，他开始觉得非常不舒服，评语是：“国无主，其能久乎？”这个地方不只是国君没有好好地统治人民，更重要的是，人民也根本没有信仰和原则，这种国家恐怕难以长久。他又听了其他几个小国的音乐，生出另外一种反应：“自《郐》以下，无讥焉。”这些音乐要么太小，不够清楚，让他无法立刻辨识，要不就是不够好，不够重要，出于礼仪，他未多加评论。

这段故事到此为止，非常精彩，读者也可以理解寿梦为什么特别疼爱季札。季札来自蛮荒地区的吴国，到了鲁国这种文明之地，本来应该显出是无知的，至少是粗糙的，但显然吴国这时已经有了自己的积累和传承，季札也这么聪明，又有着丰厚的历史涵养。他能够极其敏锐地掌握这些音乐的本质，准确地探测音乐的来历，更进一步，还能描述出音乐的内在精神。通过这样的描述，司马迁让一位文化英雄在纸面上呼之欲出。

“季札观乐”这段故事经常被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史料，其意义并不在于记录了可以被还原的音乐，而是记录了古代中国对音乐的一种非常神奇甚至神秘的想象。中国的古人相信音乐有特殊的能力，可以把集体的心态、文化保留下来，即使在现实中已经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了的文化和风气，也可以在音乐当中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在这种古老的中国音乐理念里面，音乐是最诚实的。

听完各国的国风之后，接下来季札就听到了同一批乐师演奏的小雅。他的评语是：“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在这个音乐当中，有一种对文王、武王、周公时代坚定不移的向往。这种音乐并非来自黄金时代，而是对那个时代的思念和缅怀。后面说“怨而不言”，说明这里面仍有遗憾在，无论作曲者多么向往，那个黄金时代终归是逝去了。这种音乐是《雅》而不是《风》，曲调含蓄，可以把这种遗憾婉转曲折地表达出来，所以季札听后判断这种音乐表现了“其周德之衰乎”，应该是在周的黄金时代之后产生的。

周乐来自王畿，是核心正统地区的音乐，所以他说：“犹有先王之遗民焉！”听完小雅之后听大雅，季札的评语是：“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他一听就知道大雅是文王的音乐。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呢？用西方古典音乐的术语来说的话，是一个很expansive（广阔）的音乐，一听就会觉得曲调在不断地往外扩散，就好像把有限的生命带到无限的时空之中的神奇感觉。你能在其中体会到和平与宁静，有曲折的音符和变化，但是所有的变化又都有一个清楚的核心，叫作“曲而有直”。这是文王的音乐。

小雅、大雅都还没有到音乐的极端，音乐走到至高之处是风雅颂中的颂。季札对颂的评语是：“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应该就是绝对的音乐吧，或者，这就是完全的音乐吧。

这种音乐反映出中国文字和音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季札形容颂的时候，用了一连串同样的句型，“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然后是“迩而不逼，远而不携”等一系列的两个形容词组合，一个正述，一个反述——

“直而不倨”，这里面有一种简单和直白，不过却是中庸的简、直，绝不傲慢。

“曲而不屈”，个中幽微的地方，就像走在小径上因转弯而看不到的风景，这种幽微之处也绝对不会隐晦、黑暗。

“迩而不逼”，这种音乐还很容易让人感到亲近，好像就在眼前，这种接近并不会带来任何压迫感，同时又非常悠远，像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跟所有人保持一定距离，也不会让人觉得是身外之物，不会跟听众形成对立或者紧张的关系。

“迁而不淫”，这里面有随环境变化而流动的特质，有上有下，有左有右，同时又能够保持内在的原理和原则，绝对不会流于放纵，既不讨好也不投降。

“复而不厌”，虽然音乐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但绝对不会令人厌烦。

“哀而不愁”，音乐中有哀伤，但绝对不会变成哀怨。

“乐而不荒”，这里面有欢乐，但绝对不会让我们耽溺。

“用而不匮”，虽然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情绪，也都在中庸的内核下对人的精神进行淘洗。

“广而不宣”，这种音乐是细水长流、源源不断的，就像文王的大雅一样，都是广大的音乐，在自我扩张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人感到傲慢、炫耀，反而会得到一种既不华丽也不奢侈的安慰和享受。

“施而不费”，构成这种音乐的条件绝对是刚刚好的，不会多用一点点多余的精神来创作。

“取而不贪”，其中有原则上的坚持，这种坚持绝对不会变成固执，里面完全有可以调动和变化的部分。

所以季札接下来说：“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这一切都在表明，在音乐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以一种完美的方式混合在一起。任何人类能够想到的声音和美德都在这里混而为一。当然，季札同时也借由这种方式，将理想的音乐应该是什么样子表现了出来。

这是吴季札听雅、颂所留下来的描述，同时也是对中国音乐有什么样的特殊感想和思考非常重要的一段史料。

舞蹈与政治

讲完季札如何看待音乐之后，司马迁接着又讲他如何看古代舞蹈。刚开始的时候，他看了一支舞蹈，说：“美哉，犹有憾！”他看到的是武王时代的舞蹈，为什么会“犹有憾”呢？武王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周，但是采取的方式就如同《伯夷列传》中写明的，仍然是用武力，这样建立的王国是有遗憾的。如果可以用古代禅让的方式来取得政权，不是更加美好吗？

随后他又看到了另一支舞蹈，他的评语是：“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这是周公也就是周文化的黄金时代所留下来的舞蹈。虽然周是用武力建立起来，但经过“犹有憾”之后，周公负责整治这种由军事武力带来的杀伐之气，让一切回到和平，回到人的善良本性。

接下来季札又对一支舞蹈比喻道：“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这是来自一个圣人的舞蹈，这个圣人是谁呢？原来，季札看到了商代成汤的舞蹈。成汤同武王一样，也是用武力取得天下的，可见做一个圣人其实非常困难，有时候解决问题根本没有一种完美的方式——要解救夏桀统治下的生民就不得不推翻他，要推翻夏桀就不得不使用暴力，而暴力会破坏整个社会与时代的和平之气。

再看下一支舞蹈，季札的评语是：“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这个舞蹈表现出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勤劳，是任劳任怨，更重要的是绝对不想在别人面前彰显自己的苦劳，要让别人感激。季札马上就判断这是夏禹的舞蹈。

面对最后一支，他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这就像他听到“颂”的时候认为那是终极完美的音乐一样。眼前的舞蹈来自最古老的舜的时代，舞蹈背后象征的是一种没有遗憾的政治权力的继承。舜的权力来自尧的禅让，他承担起了重任，爱护人民，对国家的治理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完美地步，后来又将权力交给了禹。不管是在取得、运用、还是交付政治权力上，他完成得都很出色，反映在舞蹈上自然也会是完美的。到这里，吴季札就不再看别的了。这是一个人的品位，认为自己已经看过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到此为止，再多只会伤害对品味的感知能力。

司马迁心中的理想人物

随后季札离开鲁去了齐。在齐国，他遇到了晏子（晏平仲）。季札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所以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这个国家在国政上的问题。季札一到齐国，马上就知道最大的问题是晏平仲。齐国国君只有表面上的权力，实质上的权力都握在晏子手里。这个时候季札就警告晏子，最好把过于庞大的封邑和不符合身份的政治权力交还国君，不然会出问题的。晏子听从季札的劝告，在齐国安稳地得以善终。

季札又到了郑国，遇到子产。两人之前就认识，季札立刻掌握了郑国的严重问题，就告诉子产：“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郑国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规范，这个“侈”就意味着郑国的一切都是按照人的贪欲在运行，而非按照应有的规范。季札认为，用这种方式运行国政一定会带来灾难，并且影响到子产。于是他请子产一定要“慎以礼”，把封建的规范放在心上，来应对目前“郑国将败”的危机。

离开郑国之后，季札又到了卫国，遇到了几位公子，发现每个人都各有所长，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还有着适当的品德。卫国是一个几百年的小国，照道理讲，它的处境在春秋时代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是季札看到这群公子之后，有了不一样的评断：“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接下来，季札从卫要去晋。在到晋国之前，他先住在孙文子的家里，听孙文子敲击编钟。季札对音乐非常敏感，他诚实地告诉孙文子，钟声里有非常不对劲的东西，也就是“辩而不德”。他看出孙文子喜欢炫耀自己的长处，但是所谓的长处背后并没有实质的内容，长此以往的话，一定会惹来刑罚和灾难。季札就说：“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季札认为，孙文子的声名非常显赫，所以晋的国君对孙文子是有所忌惮的。他形容孙文子就像一只没有把巢筑在扎实的栋梁上而是筑在帷幕上的燕子，帷幕随时可能动，燕子的巢也就不保了。由于这个原因，季札就不住在孙文子家里了。孙文子听到这样的建议，当然非常震撼，决定从此终身不听琴瑟，改掉享乐和炫耀的习惯，于是也得以终老。

在晋国，季札见到了韩宣子、赵文子、魏献子，说：“晋国其萃于三家乎！”这也就预示了后来三家分晋的史实，而这三大家族后来也确实变成了战国的三个大国：韩、赵、魏。

走完这几个国家之后，季札便启程回吴了。他刚开始出使的时候，曾经拜访徐国的国君，国君一眼就看中了季札身上的佩剑，喜欢得不得了，却基于礼貌没有开口索要。敏感如季札，马上就明白了徐国国君的心意，因此暗暗做了一个决定。这两个人，一个没有开口要，另外一个也没有说要给。等到季札游历了鲁、齐、郑、卫、晋，再次经过徐国的时候，徐国原来的国君已经去世了。季札把宝剑绑在徐国国君坟墓旁边的树上，身边的人觉得非常奇怪：人都死了，剑要给谁呢？这时候，季札的回答非常重要，他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当初在徐国，季札已经在心里做出承诺，要把剑赠予国君。徐国国君合乎礼，并不开口索要，因此季札也就合乎礼，主动把剑赠予他。这种心意及其背后至高的人伦标准，那种人与人之间深挚的感情，是比宝剑更重要的东西，季札选择不去违背这样的感情。

季札挂剑画像石 四川雅安姚桥乡汉碑村金凤山出土，汉宋山画像第三石（右侧），“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拓片室第A0065简

司马迁用这种方式结束了《吴太伯世家》中关于季札的描述。一个温厚聪明的人，看到任何人都毫不吝惜地给予最真挚的建议和劝告。他之所以拥有这样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文明的熏陶，核心表现是他对音乐、艺术的感知能力，另外就是温厚的人格，以及能够体贴别人的情意吧。

季札光是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就产生了做人方面的责任，他想要满足一种向往，在满足别人的期待中建立自己生命的价值，这样的人不只是好人，不只是善人，而是模范和榜样，谁不想亲近他呢？如果社会上多一些季札这样的人，必然可以出现司马迁心目中那种理想的、源于周代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