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列传：士为知己者死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写了五个不同时代的人。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呈现这个特殊人群的？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篇传记？借由这五个人的故事，司马迁希望凸显什么原则？

曹沫

《刺客列传》一开头，先说曹沫。

在历史上，“士”分为文士和武士，都是封建制度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封建仪式和规矩发生改变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武士的地位是高于文士的。武士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力”，身强体壮，在春秋时很容易得到国君的青睐。

曹沫是鲁国一个非常勇敢的力士，恰好“庄公好力”，所以格外喜欢他，并让他以力士的身份成为鲁国最重要的将军，但“与齐战，三败北”——很有力气，可以在一对一搏斗当中战胜对手，这样的人就适合担任将领吗？司马迁短短的几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曹沫打起架来让所有人都害怕，是以得到鲁庄公的喜爱和信赖，但战争是如此残酷的一个竞争机制，在战场上面，曹沫的力气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将军，曹沫是失败的，他指挥军队三次跟齐作战，都战败了。鲁庄公害怕齐巨大的军事力量，“乃献遂邑之地以和”，把自己的封地中跟齐相邻的很大一块送给了齐，请求齐不要继续侵略。但是，即便三战都败北，而且到了割地求和的地步，鲁庄公对曹沫的信任和喜爱也没有动摇，仍旧让他担任鲁国最重要的军事将领。

接下来齐鲁会盟，地点选在“柯”。此时的齐国国君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他跟鲁庄公在祭坛上完成了应有的仪式，重新缔结盟约。

就在这个时候，曹沫突然从一旁杀出，手持匕首绑架了齐桓公。齐桓公左右的随从怕曹沫伤了齐桓公的性命，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问他：“子将何欲？”曹沫说：“你们是强国，相较于你们，鲁是一个弱国。你们强国用武力来侵略我们弱国，欺人太甚。”他继续说：“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在封建封地的开发模式下，城外有野，野之外通常还有林地，很多城与城之间还有缓冲地带，这是封建时候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正常的地理分配。但在会盟的时候，齐要求鲁把这些土地都割让给它，也就意味着国界划到鲁的城墙边，一旦鲁的城墙向外倒塌，就相当于侵犯了齐国。曹沫的意思是，既然齐桓公要做春秋霸主，自认为可以取代周天子来维持秩序，就不能违背封建的礼。怎么可以用武力夺取别国的土地，还把边界划到城墙边呢？曹沫讲完这句话，又讲了四个字，叫“君其图之”，一方面是说理，另一方面当然是明确威胁。齐桓公也知道把国界划到别国城边是理亏的，何况自己的性命正握在这个大力士手里，所以“乃许尽归鲁之侵地”。

齐桓公说完这话——我们再看《史记》中怎么形容曹沫的做法——曹沫把匕首放下来，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虽然《史记》里没有进行详细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曹沫丢掉匕首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齐国的随从和护卫一定团团围上来保护齐桓公。此时齐桓公又羞又怒，于是想反悔，不把土地还给鲁。

曹沫劫持齐桓公的故事 引自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影石印本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人，管仲。管仲劝齐桓公，不要贪图这些小利而丧失了威信。贪图小利或许能够满足一时，但也会“弃信于诸侯”，齐国现在是诸国的盟主，如果毁约就会失去大家的信任，霸主地位也会随之动摇，还是把土地还给鲁国吧。曹沫挟持齐桓公，逼迫他做出承诺，本身并不是一个正当行为，齐桓公当然有理由反悔，可是管仲有更深远的看法，他希望借这件事情，将齐桓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齐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包装宣传出去，让其他国家的人都知道，哪怕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说的话，齐桓公也一定会做到，那将来他所说的任何话都不用怀疑。管仲在意的是整个事件带来的宣传效果。这是取信于诸侯的一种方式，是使诸国敬佩并推崇齐桓公做霸主的先决条件，甚至可以是影响诸侯联盟最重要的资产。

在这件事上，司马迁看到了曹沫的勇猛，更看到了管仲的智慧——在这种无法预测的紧急时刻中，立刻就算出大利和小利，齐桓公还在计较已经到手的土地，管仲想到的却是诸侯的信任，而后者的价值是远远超过这些土地的。曹沫也得到了他想要的，把三次打仗输的土地一下子全部赢了回来。这也是曹沫变成一个刺客，用武力挟持、暗算齐桓公的最深层动机。

专诸

曹沫的故事结束之后，《史记》笔锋一转，“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从曹沫到专诸，其间相隔了一百六十七年，超过了五代人。《史记》这样安排是想说明，曹沫和专诸这两个人有一种跨越时代的深刻联结。这种联结是什么呢？我们要继续读专诸的故事才能明白。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专诸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遇到了伍子胥。伍子胥从楚来到吴的时候，吴发生了一些事情，起因是吴王僚和公子光的心结。公子光认为，依照父亲的遗志，等到自己的三叔死了之后，如果季札不愿意当国君，那么王位应该回到自己身上。公子光为了实现夺王位的野心，“阴养谋臣以求立”，培植自己的力量。伍子胥知道公子光的策略，便将专诸推荐给了公子光。公子光“善客待之”，把专诸养在身边做门客。

楚平王死的这一年，楚国的新国君要即位，吴王僚认为这时必会有所动乱，是从楚国得到利益的好机会，于是派两个弟弟盖馀、属庸带兵攻打楚，同时拜托他叔叔，也就是吴国最重要的外交人才季札出使晋国，“以观诸侯之变”。晋这个时候是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立场会影响到其他诸侯。不过，这场战役不像吴王僚预计的那样顺利，楚军断了吴军的后路，将盖馀、属庸困在了灊这个地方。吴王僚本想利用楚的危机获取一些利益，没想到反而引发了吴国的内部危机。

吴国的精英部队被困在楚国境内回不来，公子光看准这个机会，跟专诸说：“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他担心专诸不能下定决心支持他，又说：“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看这段话就能了解季札当时在吴国的地位有多高，公子光想让专诸帮助他，也要把季札的态度搬出来才显得有说服力。专诸其实是同意公子光的，所以直截了当地说：“王僚可杀也。”接下来他们开始密谋如何把吴国的王位从僚的手上夺过来。

专诸的判断是：此时吴王僚上面只有一个老母，底下的儿子还很小，身边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大臣，有能力帮助他的两个弟弟盖馀和属庸都被楚断了后路，回不来。依据这样的判断，专诸认为吴王僚“无如我何”——“我”其实是指“我们”，也就意味着专诸完全站在公子光这一边了。接下来，公子光顿首——公子光的地位如此之高，但这时候对专诸摆出了非常谦卑的姿态，他对专诸说：“光之身，子之身也。”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用这种方式交换了彼此的忠诚。

信诺之后，就是行动。四月丙子日这一天，公子光宴请吴王僚，事先安排武士藏在宫中的地下室。吴王僚心里是有所疑惧的，所以带着大批护卫从王宫出发，一路护卫到公子光的家门。在公子光的家里，从门口到堂的台阶上，布满了吴王僚的侍卫和亲信，并且都带着重兵器。吴王僚此时不只是提防公子光，也要让公子光明白，他根本无机可乘。

专诸刺王僚 引自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影石印本

在这样的部署下，吴王僚安心到了公子光家里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公子光推辞脚痛要到内室去看一下，随后就进到藏有武士的窟室里面，留下专诸在堂上。这个时候，宴席上端来了一条大鱼，专诸当机立断，取出藏在鱼肚子里的匕首，扑到吴王僚面前干净利索地刺死了他。

吴王僚死后，护卫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专诸也被杀死在现场，整个局面非常混乱。这时候，公子光带领着武士从窟室冲了出来。一边是有备而来的公子光，一边是领袖突然死于非命的护卫，两边情势高下立判，公子光很快就取得了胜利。之后，公子光变成了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是借由专诸暗杀吴王僚而夺得王位的，如今专诸死了，他便将专诸的儿子奉为上卿，作为对专诸的报答。

豫让

《刺客列传》当中的第三位主角，是晋国的豫让。专诸的故事结束了，“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司马迁用这种句式快速地把故事从专诸移到了豫让的身上。

借由这种方式，司马迁还想点明，所谓刺客，不只是在行为上彼此类似，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选择，以及这个选择所带来的结果也存在共同之处。这样一路看下来，三个刺客处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曹沫时春秋五霸刚刚开始崛起，齐桓公作为霸主出现；到了专诸，则是霸主时代从最高峰走向没落，晋虽然是霸主，可是对他国的约束和影响正在迅速下降；到了豫让，春秋即将转型进入战国时代，霸主晋国开始大乱，世卿们谋夺国政，而且彼此之间互相角力。

一般在讲时代分野的时候，春秋和战国之间最重要的分界点是“三家分晋”。这个历史事件意味着本应由周天子所封的封国，在没有经过天子同意的情况下，便由国内的世卿将国君的权力转移到了自己手上，并进一步消灭了国君。这个时候再也没有霸主，更不要说由周天子惩罚或阻止他们了。这件事情的开端，就发生在晋国。

“三家分晋”的重要背景是晋国有六家非常强大的世卿，除了后来三家分晋的韩、赵、魏之外，另外有范、智、中行三家。有趣的一点是，豫让先后为范和中行服务过，但“无所知名”，不是重要角色。而这三家中的智家，其领导者智伯是一个有勇力、有谋略的人，凭借自己的势力灭掉了范和中行。这样一来，世卿的主要力量就剩下四股：智、韩、赵、魏。智伯灭掉中行的时候，原来服务于中行的豫让就转移到了智伯身边，得到了智伯的信任，这是豫让生命中的重要转折。

智、赵两家水火不容，而赵襄子一直被智伯欺压，记恨在心，后来联合魏、韩两家消灭智，还在智伯的头颅外面涂上不透水的漆，当作酒杯，用这种方式来泄恨，也是在提醒大家、提醒自己：仇敌已经死了，再也没有办法危害他了。

智伯死后，豫让逃进了山里，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一个女人面对喜爱自己的人，会努力让自己在这个人面前看起来容光焕发，显得最漂亮；而对男人来说，尤其是作为周封建体系下的基层贵族的士来说，则会为懂得并重用自己的人献出生命，来报偿这份情义。智伯理解并看重豫让，成全了他生命的价值，如今智伯死了，豫让发誓一定要为智伯报仇，“则吾魂魄不愧矣”。

于是豫让隐姓埋名，刻意犯法变成刑人，去当奴仆。他找机会到宫中做最污秽不堪的工作——扫厕所，并且身上随时带着匕首。唯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有办法接近赵襄子，找机会暗杀他。

也许是赵襄子命不该绝，有一天他要去豫让埋伏的厕所，突然之间“心动”，便立刻叫左右把厕所里的人抓起来。侍卫一看豫让手上握有匕首，就把他带到赵襄子面前。豫让毫不隐瞒，直接说自己要帮智伯报仇。依照一般封建和宗法的道理，智伯死后要由他的后人来报仇，然而智伯并没有后人。赵襄子没有想到智伯竟然有如此忠诚的臣子，认为他是“天下之贤人也”，身上有一种令人尊重的价值。赵襄子是个直率而冲动的人，不然也不会怨毒到把智伯的头做成饮酒的漆器。可正是这样的人，会有内在的真性情。明明差一点就被豫让杀死，赵襄子却愿意放过豫让，并且说：“吾谨避之耳。”赵襄子认为以自己的地位，豫让不可能那么容易靠近，尽管暗杀国君是死罪，但还是让豫让这位“义人”离开了。

赵襄子放过了豫让，但豫让没打算放过赵襄子，以他对智伯的忠诚，不会就此放弃。然而，在被赵襄子释放之后，豫让也欠了赵襄子一份人情，必须重新调整策略，于是就有了《刺客列传》最感人的一段。

复仇是春秋时期一项重要的时代精神，是一个“大义”。赵襄子虽然放了豫让，但是豫让并没有放弃复仇，反而做了更极端的事情：“居顷之，豫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狀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他将自己文身，改变了身体皮肤的颜色。他刻意吞下木炭，让声音非常沙哑，甚至到了不能讲话的地步。他也不去从事正常的行业，化身成了一名乞丐。他这样毁坏自己的外形，就是为了让人们都认不出他。他改变到了什么程度呢？即使是跟他共同生活过的妻子，在路上看到他，都认不出来这是自己的丈夫。然而，改变形貌毕竟不可能跟原来完全不同，还是有一个朋友在路上认出了他，被认出后，豫让也非常坦白地承认。看到豫让变成这个样子，朋友流下了眼泪：“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知道你想为智伯报仇，可是还有很多其他方式报仇啊。你难道没有想过，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只要能留在赵襄子的旁边，就会有很多报仇的机会。为什么你不做这样的选择呢？”与其混在街道上等着偶然的机会接近赵襄子，还不如更有心机地去刻意接近他，假装投诚，为他所用。依照你的能力，完全可以混到他旁边变成心腹，这样有很多机会可以实现刺杀的愿望啊！

朋友的办法豫让不可能没有想到，但是豫让不能接受，因为，一旦用这种方式接近赵襄子，就意味着愿意为他效忠，也就违背了做人的基本原则，比吞炭失去声音、彻底改变面貌还要难以接受。他说：“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对豫让来说，行为上可以有不同的规范，但他对自己效忠的君主却有一种至高的期许，他也正是基于此才会为智伯报仇的，所以又怎么可能抱着为智伯报仇的动机去假装服侍赵襄子呢？从这里便可以看出，豫让身上有春秋时代建立起来的、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典范观念，那就是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行为会对后世产生什么影响。为后世破坏原则，是豫让绝对不愿意承担的，所以他离开了朋友，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报仇。

过了一阵子，豫让终于找到了赵襄子要去的地方，埋伏在必经之路的一座桥底下。不知道为什么，就像他当初埋伏在厕所时一样，赵襄子的车马到了桥边突然开始叫跳起来，赵襄子心中一动，马上跟左右的人说：“一定是豫让在附近准备杀我。”

上一次赵襄子放走豫让后，他并不觉得豫让会因此感激他，从而打消刺杀的念头。此时他预感这个人又出现了，命人去搜索，果然找到了豫让。豫让第二次站在赵襄子面前，赵襄子忍不住责备说：“你坚持为智伯报仇是有道理的，但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在服侍智伯之前，你不是也在范家和中行家当过家臣吗？你忘了范家和中行家最后是被智伯给灭掉的吗？为什么你不为范家、中行家报仇，只在意替智伯报仇要杀我呢？你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豫让刺杀赵襄子 引自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影石印本

在被赵襄子指责、质疑之后，豫让说了这样一番话：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什么叫作“国士遇我”？智伯看中了豫让的能力，彻底信任豫让，并且让豫让参与所有的事情，因此豫让认为自己对智伯就有了身为国士的职责，也就是彻底效忠，智伯活着的时候尽己所能辅佐他，他被杀后就想方设法替他复仇。

赵襄子本来以为自己这个问题可以说服豫让，不要再当刺客继续追杀自己，但当发现豫让心中有比自己的问题更强悍的信念时，不禁流下眼泪。他也不得不做出决定：“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这个时候，他左右的家臣、士兵就把豫让团团围住了。

豫让知道自己非死不可，就对赵襄子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他所需要的不过就是一个忠臣的名义，不能让后人认为智伯待他以国士，而智伯死后他竟然不能以国士报之。让后世知道有豫让这个人，也许就有更多的人慷慨赴义，愿意成为这样的国士。豫让称赞赵襄子“不掩人之美”，意思是赵襄子不会因为这种恩怨不让豫让的名字传出去。“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这个终极的时刻，豫让的头脑依然清醒。

在上下文中，这句话更另有一番深意，豫让希望以此提醒所有的国君，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国士。为自己的主上报仇的人，国君就应该尊重他。豫让接下来说：“今日之事，臣固伏诛”，可是这时候他有一个心愿，“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赵襄子也很感动，叫使者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交给了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豫让真的就像在行刺赵襄子一样刺他的衣服，之后说：“我只是能力不足，并不是不够坚持。如今到了地下，我见到智伯也不会觉得羞愧了。”随之伏剑自杀。

此处，司马迁特别讲了赵国志士的反应：“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豫让明明要杀国君，可是赵国那些有原则、有志气的人听了这个刺客的所作所为后，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豫让最在意的就是他的故事会以什么样方式影响后世，这也是司马迁在行文当中埋藏的一条重要讯息，呼应了前面的《伯夷列传》。

如果没有史家，豫让和赵襄子这样磊落的为人，还有他们跟一般庸俗的人截然不同的决定和行为，根本就留不下来，更无法实现他们最重要的向往——以生命奠定一种高贵的典范，让后世受到鼓励，对于什么是“忠”能有更强烈的追求、信念。这就是史家的作用，也是司马迁写《刺客列传》的原因。

聂政

豫让的事件发生了四十多年之后，出现了聂政。

聂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聂政是一个杀人犯。他登场的时候住在齐国，不过齐并不是他的家乡，他杀了人，为了躲避仇人才跑到齐。聂政本来的身份地位比较高，但是来到陌生的地方，又是为了杀人避仇，所以沦为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屠户，以卖肉为生。前面提到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族结构下，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复仇。如果家里有人被杀，他的子弟们一定要复仇。所以一个人杀了人之后，真正要担心的不是被官府判罪，而是死者的后代子孙和亲友有决心复仇。

聂政的故事中另外一个主角是濮阳严仲子。这位韩国的公子地位非常高，但因为得罪了韩相侠累，所以逃了出来。严仲子一边流亡，一边四下打探有没有可以帮他杀死侠累的人，这时聂政在齐已经有了名声，所以“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

一个是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屠户，一个是从韩国来的贵族。严仲子听闻聂政事迹后，便登门拜访，好几次都被聂政给送走了，但他依然不放弃。两人最后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严仲子从怀里拿出黄金百镒，说：“希望借这个礼物，祝福您母亲长命百岁。”聂政吓了一跳，没想到严仲子会拿出这么重的礼，他当然知道严仲子一定有所企图，所以跟严仲子说：“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

严仲子明白这时候需要把事情说开，于是支走旁边人，跟聂政坦白：“我在韩国得罪了地位非常高的人。我怕他对付我，才在各地流浪。到了齐国，很多人都说你能够帮我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带着黄金来拜访你的重要理由。请你收下这个礼物，这只不过是我跟你结交的一份小小的信物。我没有特别要求你为我做什么事情。”聂政听了后，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就说：“你有你流亡的理由，我有我流亡的理由。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为了我的老母亲能好好生活下去。只要老母亲活着一天，我就不敢答应任何危害到生命、让我没办法养老母亲的事情。”严仲子仍然坚持要送，而聂政也一直坚持不收。最后，他们行了非常正式的宾主之礼，严仲子才离开。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聂政的母亲去世了。聂政等到服丧期满，就说：“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地位的市井之人，整天拿着刀杀狗卖肉，而严仲子是韩国诸侯的卿相，他从韩到齐，不远千里想要跟我结交。回头想想，当时他要跟我结交的时候，我用那样的方式对待他，真是非常无礼。他来找我的时候，我跟他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情，我没有帮他做过任何事。而且我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足为道，但他竟然拿出黄金百镒来祝福我母亲长命百岁，同时想跟我结交。我当时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但心里已经被深深感动。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一旦被人家这样对待，便难以装作不知道而没有任何表现。”当初严仲子拜访时，因为母亲尚在，聂政不得不拒绝，如今母亲已经故去，知己者就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人，“政将为知己者用”。

《刺客列传》中，司马迁企图用这些故事叩问一个关于人生的终极问题：你会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为了谁、为了什么理由而奉献出生命？人生中有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吗？前面几个刺客都找到或者说遇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理由。在看《刺客列传》的时候，需要关注的不是行刺行为本身，而是背后强烈的动机，这个动机甚至强烈到超过一个人的求生意志。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吗？结合聂政这个故事，再回头看专诸和豫让，刺客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即“士为知己者死”。这些人变成刺客就是因为遇到了“知己者”，他们看中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并且愿意为之献出生命作为报答。

刺客要做的就是奋不顾身的事情，行刺的对象必然是一个在身份、地位乃至资源上都高过自己很多的人，所以刺客在行刺前都会料想到，很可能会在刺杀过程中丧命。人会为了什么而丧命？这个大问题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可以不问，也不必去问，日常生活中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但正因为有《刺客列传》中非常之人的存在，也就点出了这些人跟芸芸众生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作为万物之灵最特别的地方。

聂政把奉养母亲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甚至将之当作自己人生当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件事。在好好奉养母亲的心愿之下，他可以不顾自己想要什么，也可以不想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等到母亲死了，也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有了新的转折，他进一步去问：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活着是为了什么？过去是为了让老母得享天年，如今这个目的已经达成，那么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聂政思考后做出了选择，“知己者”比他的性命更重要，而他觉得严仲子就是自己的“知己者”。严仲子不顾很多现实问题选择了聂政，并认为聂政是可以信任和依赖的人，光凭这件事情，他就是聂政的“知己”，有这样一个“知己者”出现，像聂政这样的豪杰之士就明白自己接下来要如何度过人生。

于是，聂政到濮阳找到了严仲子，跟他讲：“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也就告诉聂政，他的仇敌是韩相侠累，在韩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但不是一般人，甚至不是一般的大夫。侠累拥有这么强大的权力，背后更有一个庞大的宗族，所以严仲子明明白白地告诉聂政：“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教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不过聂政认为：“我们现在在濮阳，离韩相去不远。你现在要杀的人是国君非常亲近的亲戚，周遭都有他的势力。面对这种人，再多的车骑、壮士都没有用，只会多生是非。人多口杂，极有可能泄露秘密，届时整个韩国都会跟你为仇。那时你不就危险了吗？不就更难杀侠累吗？”聂政“遂谢车骑人徒”，一个人带着剑到了韩国。

在这里必须佩服《史记》的笔法，司马迁花了很多篇幅去描述严仲子和聂政两人的对话。那些都是刺杀前的铺衬，接下来，司马迁对聂政杀侠累的描述却极短：“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直接一路上去，当场刺杀侠累，没有一个字的废话。司马迁以用语多寡的对比，凸显出了聂政的胆识和武勇。

聂政刺杀韩王的故事 引自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影石印本

聂政被称为“勇敢士”，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胆识。做同样的事情，别人总是会想，在这里或者那里被阻挠了怎么办？聂政根本不管，他提着剑，在任何人来不及防卫的情况下，直走到侠累面前，拔剑击杀，随后其他人才反应过来。《刺客列传》中这一段行刺的描写是最快的，而且没有任何曲折，跟后面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侠累被刺之后，左右大乱，这时候“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以聂政之英勇，又多杀了几十个护卫，然后他做了一件奇怪的事，“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这不只是自杀，而且是在死前特意毁坏自己的身体，让别人分辨不出身份。聂政死后，“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韩国为了找出这个刺客的身份，进行了高额的悬赏。如果有人能够指证尸体的身份，将得“千金”。但是过了好长时间，没有人来领这个钱。一直到有一个女性出现，那是聂政的姐姐聂荣。

聂政的姐姐不在韩国，所以过了很久，她听说有人刺杀了韩相，并且没有人知道刺客的名姓，马上认定这个刺客就是自己的弟弟。她知道严仲子曾经委托弟弟去韩国做一件事，她赶到韩国看到尸体，立刻认出就是弟弟，伏在上面大哭。接下来，她揭露了聂政的身份，大街上的人都吓了一跳，说：“这个人杀了我们的国相，而且国王现在正以千金悬赏他的名姓。你怎么敢来辨认他呢？”聂荣回应说：“我当然知道弟弟做的是什么样的事，他是在保护我。他死前把自己的面容用这种方式毁坏，就是为了不被辨认出身份。这是我弟弟的个性。当年他杀人避仇时想要赡养老母，自污身份去做一个卖肉的屠夫。他接受这种卑屈的生活，就是因为母亲还在，还有我这个没有找到夫家的姐姐在。如今我的母亲已经得享天年，我也已经有了夫家，严仲子在我弟弟生活最卑下的时候找到了他、厚待他，因此刺激了我弟弟心里最深刻的想法——士固为知己者死。他决定要为严仲子而死时，心里还记挂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要连累我。但他并不了解他的姐姐，难道我就真的怕殁身之诛吗？我怕被他牵连吗？不是！如果我保住性命以求苟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知道聂政是谁，做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知道聂政是为了严仲子而做这件事，没有人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报答他的知己者。他一旦答应了别人的请求，就可以用这么英勇的方式兑现自己的承诺。虽然我这样做会被牵连，韩国的国君也会抓我杀我，但这样世界上就会留下聂政的名字和行迹。”

人做了高贵的事，应该让后世的人知道。因为这样一种信念存在，后世的人可以学习、模仿，至少感受到什么是高贵的精神，并受其感召。再回过头深刻地体会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提到的“名”。这个“名”不是空洞的好名的虚荣，之所以必须千秋万世地一直传下去，因为它可以告诉后来的人应该如何行事。延伸来说，司马迁对于为什么要有史家来写历史，有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跟今天历史系、历史研究所里老师讲的非常不一样。对司马迁来说，史家的责任就是把过去这些非常行为和高贵人格流传下去。

为了把这些名声保留下来，有些人会用更麻烦或者代价更高的方式，例如聂荣所做的这件事情。她讲完了这番话之后，“大惊韩市人”。大家都知道死者是她的弟弟聂政之后，聂荣“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跟弟弟一起离开了人世。这个时候司马迁说：“晋、楚、齐、魏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豫让的故事结束时，司马迁写过一小段评语：“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豫让行刺赵襄子虽然不得，但是他的行为惊动了整个赵国。讲到聂政的故事，尤其是后来聂荣的所作所为，不只是惊动了韩国，连周边的晋、楚、齐、魏都被惊动了，这两个人的名声快速地传了出去。聂政的确了不起，但是“非独政能也”，他姐姐同样是一个烈女，令人感佩，“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戮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

回头来看，如果当时聂政知道，即使他想尽办法不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份，姐姐还是会来认他的尸体并死在他旁边，那他还会这样做吗？大概不会，因为聂政是一个如此有原则的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家人，对他来说，姐姐的生命还是高过自己的追求。

晋、楚、齐、魏等国人的讨论，也正是司马迁最看重的历史效果。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大家会跟着去思考：这样的人是怎么活的？如果从头来过，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在讨论的时候，也必然会想，自己活着时，到底觉得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什么东西不那么重要？当我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眼中有别人吗？当我们追逐利益的时候，心里有原理、原则吗？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活着，忽然看到聂荣、聂政姐弟这样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所以《史记》接下来还是要说一下，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严仲子在这么多人当中找到了聂政，而聂政的确就是可以为他解决问题的人，不止如此，他还多收获了聂政树立的人格典范。

荆轲

荆轲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刺客，他之所以有名，主要是来自《史记》的记载。《刺客列传》写了五名刺客，从聂政到最后一个荆轲，间隔了二百二十多年，是书中几个人物相隔时间最久的。换句话说，在聂政之后几乎没有了刺客，这个传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要绝迹了。直到战国末年，荆轲的出现才使得刺客的精神和价值观念重现在天地之间。

司马迁先写了荆轲的家世。荆轲原来是卫人，祖先从齐搬到了卫。在卫的时候，他被称为庆卿，表示有一定的地位，受到当时人的尊重。后来他从卫一路迁移到燕，被燕人叫作荆卿，所以才有后来的荆轲。这其实就告诉我们，司马迁在记录历史时的细心之处。荆轲名字的差别，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春秋战国时候语言和文字不统一，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发音，从而影响到这些名字如何记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秦始皇在吞并六国之后要统一文字，因为整个中国，尤其是到了战国后期，原来的语言文字在封建瓦解之后也跟着离散了，如果没有秦的统一，也不会有后来像司马迁这样把不同名字用一套文字重新整合起来的《史记》。

荆轲继承了春秋“士”的传统，他能文能武，喜欢读书和击剑。司马迁写到，荆轲“以术说卫元君”，这六个字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那个时候好文武的士有一个重要的转型，他们要有一套能让国君用来治理国家的“术”，后来被称为“法术”。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荆轲找到了卫的国君，但并没有被卫元君所用。后来卫在秦的侵逼之下很快就灭亡了，卫元君被罢黜，迁移到野王一带。

然后荆轲到了榆次，遇到侠士盖聂。盖聂是知剑之人，荆轲也懂剑，就跟盖聂论剑。但是显然两个人谈得并不愉快，一言不合，“盖聂怒而目之”，而荆轲转头就走。有人跑去跟盖聂说：“荆轲这个人看起来是有本事的，你要不要再把他找回来？”盖聂就说：“我当时跟他说话见解不合，只不过是凶他，可他连话都没说就逃走了。这样的人真的有用吗？”虽然有这样的疑问，但是经建议与劝说，盖聂仍然派人去找荆轲，想看看荆轲到底是不是一个可用之人。这时荆轲已经离开了榆次，盖聂就自以为是地说：“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

荆轲离开榆次到了邯郸，遇到鲁句践。鲁句践跟荆轲赌博，两人发生了争执，“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的反应跟与盖聂论剑时一样，“嘿而逃去，遂不复会”。

通过这两个小插曲，司马迁点出了荆轲为人的风范：他不跟别人纠缠，也不太在意别人如何看待他。在战国时期强调人要有强烈个性的风气底下，“嘿而逃去”会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但显然荆轲并不在意，他不是一个弱者，不然也不会名列《刺客列传》之中了。

司马迁再三提出疑问：认识一个人真的那么容易吗？他屡次想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在现实中认识甚至是亲近某人，反而不会认识他内在最核心的部分。在记录历史的时候，要如何记录一个人？史家要记录的是一个人对时代、社会产生的共性和变化的影响。历史学者在写人的时候，是要看这个人跟别人在思想或行为的不同之处，或者将留下什么样的印迹。这种看待人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轻易下判断，经常会误解人。一个看似平凡的人，也可能在集体、社会或者历史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荆轲到了燕国之后，跟一个杀狗的人，还有一个很会唱歌的音乐家高渐离交往密切。“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他们看似很高兴，但并不单是高兴，而是“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荆轲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有非常自我的一部分。当情绪来的时候，他不会去管别人怎么看他。他喜欢结交狗屠和高渐离这样的人，喝酒后高声唱歌，唱到慷慨激昂或悲伤之处，该哭就哭，该笑就笑。那是真实的自己。

除了喜欢喝酒之外，荆轲还喜欢读书，也喜欢思考。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找“贤豪长者相结”。换句话说，他不是随意与人结交，而是有自己的盘算和选择。

此时，荆轲生命中一个特别的人出现了，“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田光充分了解到荆轲是怎样的人，引荐他和燕太子丹联系上。燕太子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驩。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

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每一个国跟其他国有可能是盟友，也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要尽可能地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中一种解决机制就是把太子送到别的国家当人质，等于缔结和平条约，而且是最有保障的一种，战国后期列国太子几乎都有同样的命运。燕、赵都在北方，而燕的西边就是赵，燕要防范东方大国齐，首先就要稳定跟赵之间的关系，所以把太子丹作为人质送到赵。燕太子丹在赵国的时候，生于赵的秦王政也在赵作人质，所以在两人长大的过程当中应该有所交往。政被立为秦王之后，虽然燕秦之间隔着韩、赵、卫三国，但燕无法确保秦不会发兵。这个时候和平条约已经不够作为保证了，必须要对秦表现出谦卑的姿态。

既然燕太子丹跟秦王少年相识，理所当然地就被送到秦国去作人质。燕太子丹认为，秦王跟他年轻的时候就相识，现在当了国王，应该会念及这份旧情。然而，登基之后的秦王政已经不再是当年在赵成长、有着非常复杂身世的那个人了。他继承了一个大国，自然与太子丹产生了巨大的身份落差，于是“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燕太子丹不是和平顺利地回到燕，必然得罪了秦王政。

等到燕太子丹回到燕之后，心里面就动了一个念头——“报秦王”。他要报复秦王，动机有二：一个是私人的动机，两个人有这样的旧交，而秦王政却对他如此无礼，所以他非常愤怒；二是因为自己逃回来了，秦王政必然非常不满，可能对自己和燕国不利。燕虽然远在东方，但是秦越来越强大，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其外，不受威胁。这个时候，为了安全起见，燕必须有所行动。

在六国当中，燕最弱小，远远不如齐、楚、韩、赵、魏的实力。燕在东北，跟秦的距离最远，本来可以依靠地理条件来维持生存，但秦在壮大的过程当中，已经不愿意只据守西方，甚至已经跟齐、楚都产生了冲突，更不用说中间的三晋了。这个时候，燕国君臣都感到不安，燕太子丹也非常忧虑，就去请教他的老师鞠武。鞠武的回答是：秦在西边威胁到韩、赵、魏，其实力是燕难以抗衡的。秦北边有甘泉谷口，南边有泾水、渭水灌溉出来的平原，“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东边的诸侯没有办法威胁到它。秦的人民越来越多，军队越来越强大，更重要的是它有对外扩张的集体意志。如此发展下去，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恐怕没有任何力量跟它抗衡。

鞠武这样说，是让燕太子丹忘掉与秦王政的私怨，因为这时候燕没有任何条件去对抗秦：“奈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燕太子丹听了鞠武的分析，但不可能真正咽下这口气。不久，一个让太子丹心动的机会出现了。秦国将领樊於期得罪了秦王，逃到燕。从秦逃出来的人，燕太子丹见到就欣喜，于是接受了樊於期，而且善待他。鞠武知道后力谏太子丹：“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这样做将引来大祸，相当于“委肉当饿虎之蹊”，这个祸是你无法解决的。鞠武把话说得非常重：“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的话，就算管仲、晏子都没有办法治理这个国家，解决这个国家的危机。请你现在赶快把樊於期送走，送到匈奴灭口。另外还要去联络韩、赵、魏、齐、楚，甚至拉拢匈奴的力量一起对抗秦。然后慢慢地等，也许还有一点机会。”鞠武希望燕太子丹认清秦不可抵挡的客观形势。

这段话对荆轲刺秦王这个事件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分析逼出了燕太子丹的症结所在，他心里放不下与秦王政的恩怨，而鞠武的分析让他知道，如果跟秦发生正面冲突，没有任何机会获胜。这就是荆轲跟燕太子丹联结的前提。荆轲的加入，不但改变了燕太子丹，也改变了燕国的命运。

司马迁是一个难得的史家，他写历史的一项特点，是他不只要写出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还在叙述当中含藏着解释，让读者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同时，在铺陈事件来龙去脉的过程中，也对时代背景和社会潮流有所描绘。

燕太子丹一方面因接纳樊於期让秦王政不高兴，另一方面也动了借樊於期来了解秦国军事状态的念头，甚至抱着让樊於期对抗甚至进攻秦的想法。

鞠武的看法彻底相反。鞠武看到了秦的强大和对外扩张的野心，面对这样的情势，鞠武的策略是尽可能保持低调，低调到让秦忘记你的存在，这样或许秦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燕才有一丝生存下去的机会。对于鞠武来说，这个困境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办法才能解决。短期看，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去刺激秦，这也是为什么他那么反对收留樊於期。本来秦王政心里要顾虑韩、赵、魏、齐、楚这种大国，可以不注意燕国的，燕如果收留樊於期，这不是迫使秦王政把其他国家的事情放到一边，眼睛只盯着燕吗？一旦如此，燕怎么能够抵抗秦的敌意呢？鞠武的看法是先确保燕存活下来，再伺机壮大。

但是，燕太子丹难以接受这样的想法和建议，他说：“太傅告诉我的这个计谋，要花太长时间了。我的心怦怦地跳，没有任何一刻可以安稳，而且我也不觉得用这种方式可以维持目前的状态。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

鞠武更进一步就跟他讲：“你作为太子应该做的是谋求这个国家的安全，但是你现在的行为是要招来祸患的。你不断累积跟秦之间的怨恨，这个后果我们怎么可能承担得了？譬如你抱着一堆鸿毛站在炭炉旁边，一点点火星就可以烧着，你怎么可能安稳地睡觉呢？”两个人争吵了很久，仍然不能说服对方。这个时候，鞠武有另外一个提议：“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燕太子丹也觉得应该听听别人的意见，就说：“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于是鞠武就去找了田光先生，跟他说：“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用这种方法，燕太子丹与田光建立了联系。

太子丹去拜访田光的时候，极有诚意，以接待身份最高的客人的方式引导田光坐——倒着走，入坐时跪下来等在那里。田光坐定之后，太子丹自己坐在蔽席，把左右全部遣开，这意味着此刻他不是以主人的身份，而是一个请教者的身份来跟田光说话。请教什么呢？很简单。太子丹直言：“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说：“太子，我知道你们都听闻我的名声。但是你不知道，一匹骏马壮年时一天可以跑千里，但老了以后就算血统再糟的劣马都可以跑到它的前面去。”他非常诚恳地告诉燕太子丹：“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燕太子丹一听就被感动了，回答说：“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当然说可以。

田光离开时，太子丹将他送到门口，又警惕地说：“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低头笑着答应，然后用老迈的步态去找荆轲。

他说：“燕国上上下下都知道我跟你非常要好，今天太子丹因为听闻我年轻时候的名声找到了我。但是他不知道，我已经名存实亡了。他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是想要我帮他解决燕秦之间的恩怨。我也坦白地告诉他，这件事情不应该找我，而应该找像年轻时候的我一样的人。我现在希望你能够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上，去拜访太子。”

荆轲说：“谨奉教。”

田光又说：“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田光生命的基调是做一个节侠，“节”是他终生信奉并贯彻的原则，意味着其行为是出于自己内在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外在的行为规范。田光做了一辈子节侠，老的时候当然相信，或者希望没有人怀疑他，但是在他最后参与的这件事情里，太子丹并不完全信任他，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他跟荆轲说：“天啊，多丢脸啊，我活到这把年纪，太子丹竟然还怀疑我。他担心我把话讲出去吗？我有办法让他永远不再怀疑我。如果我人都离开这个世界了，还能跟谁说去呢？”

春秋战国时代的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有这种反应。田光表面上对荆轲说一定会让燕太子丹彻底安心，因为他会马上死去。但通过司马迁的描述，田光真正的用心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断出来。

他眼睛看着荆轲，脑袋也许在想：“如果我再年轻二十岁，就会去承担这件事。可是这二十年不会回来了，人再也无法回到年少的时光，那么活下去还有意义吗？不如就借由一死完成两个目的吧：一来让燕太子丹彻底放心，他的秘密决不会被泄露；二来把荆轲紧紧地绑在燕太子丹身上。”所以田光自杀之前特别交代荆轲：“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田光用这种方式告诉荆轲：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包括我所做的决定、我的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你去帮我回报给燕太子丹吧。

荆轲是被田光用这样的方式跟燕太子丹联结在一起的，这绝不是正常的关系。司马迁要花这么大的篇幅，一步步地把荆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结交田光、鞠武跟燕太子丹为什么会有冲突，再到田光的出现……用这种方法搭建出一个宿命的舞台，荆轲通过鞠武、田光走到上面，命运其实早就把他和燕太子丹联结在一起了，不可能离开。

这个强烈的宿命能够解释司马迁后面所铺陈的燕太子丹跟荆轲的交往。可以想象，荆轲和太子丹的会面一定是充满情感张力的情景。司马迁特别记录了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燕太子丹所说的话：“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虽然是燕太子丹跟荆轲单独见面，可是两个人一直围绕着田光的精神。田光要荆轲无论如何都帮太子丹，而且正是因为田光的作为，燕太子丹一见到荆轲就充分信任他。

接下来燕太子丹说：

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

相较于赵国，燕国更小、更弱，过去几年几乎没有打过胜仗。如果秦国入侵，就算把全国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也无法抵挡。更何况，等到秦来压迫燕的时候，可能已经征服了韩、赵，甚至是楚。

那怎么办呢？当年苏秦、张仪活跃的时候，天下还有合纵的办法可以用，可是这时候局面已经非常清楚，现在仅存的国家联合在一起也不足以对抗秦。所以实质上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主动去讨好秦，把国家利益拱手送给秦；另一种是继续抵抗，但这不过是拖延时间，因为秦的大军随时都有可能来攻打燕。还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吗？

燕太子丹把告诉田光的话又跟荆轲说了一遍，接着说：“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找到一个勇士，带一份大礼假装去讨好秦，请秦王放过我们。只要能见到秦王，就会有机会挟持他。”燕太子丹在这里讲了一个重要的典故：“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刺客列传》开头第一个故事就是曹沫挟持齐桓公，并迫使他把强夺鲁国的几座城全部归还。一个君王再强大也会珍惜自己的生命，若齐桓公因为曹沫而让步，燕国可以也用这种方式让秦退回西边，土地全部归还给各诸侯，让韩重新拥有土地和实力，赵也可以重新作为燕国的屏障。事情一旦做成，秦王被杀，秦国必定大乱，也许燕国就有机会保全自己，甚至进而灭掉强秦。

太子丹把这些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荆轲，这就是《史记》的笔法。燕太子丹见到田光的时候，就告诉过他这套想法，现在他直接告诉荆轲：“这就是我所想的。原来不知道可以委托给谁。现在我知道了，你可以帮我做这件事。”

司马迁前面已经提过荆轲是个深沉之人，这个时候他回答说：“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燕太子丹当然非常惊讶，所以“前顿首，固请毋让”。太子丹原本认为荆轲受田光所托，一定会答应，才将整个计划和盘托出，没想到荆轲竟然推托。此时太子丹已经没有退路了，不知道要怎么办，只好用怀柔的办法，封荆轲为上卿，把最好的地方给他住，而且每天都去拜访他，甚至“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可是等了好久，荆轲依然没有要答应的意思。

与此同时，燕太子丹预想的事情发生了。王翦已经攻破赵国，俘虏了赵王。秦军迫近燕国的南方边境。燕太子丹恐惧得不得了，再去拜托荆轲，他对荆轲说：“这个时候易水就是燕国的边界，一旦秦打进来，燕被灭了，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

荆轲真的不想去吗？不是，他就是要等到这个时刻。他告诉燕太子丹：“不用你来提醒我。我知道我该走了，去做我该做的事。可是现在条件不够成熟，我一定要得到秦王政的信任，除了你说的把燕国地图送给秦之外，我还需要一个礼物，就是樊将军的人头。”燕太子丹收留樊於期让秦非常不满，荆轲也就告诉太子丹，说：“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这时候太子丹又犹豫了，跟他反对鞠武时的理由一样：“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早就知道燕太子丹会有这样的态度，也不跟燕太子丹争执。他直接找到樊於期，开门见山地说：“就我所知，秦对你非常残暴，将你的父母、宗族都杀了。我听说秦还悬赏‘金千斤，邑万家’来买你的人头。你觉得该怎么办呢？”听到荆轲提起这件事情，樊於期仰天叹息流涕，激动地说：“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就说：“今天有一件事，不但可以报你的仇，还能够解燕国的患。你要不要听？”樊於期当然愿意听，荆轲就接着说：“如果我能够把你的人头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高兴地见我。我见到了秦王之后，左手拉住他的袖口，右手用刀刺进他的胸膛。这样一来你的仇也报了，燕国也不用被秦王侵略。”樊於期非常讲义气，立刻袒露自己的胸口，坦然对荆轲说：“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当场就自杀了。

荆轲跟前面的四个刺客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的性格，不仅有勇力，更重要的是有深沉的谋划和冷静的头脑。不需要燕太子丹去说什么、做什么，荆轲就得到了樊於期的人头。燕太子丹听到消息，赶到樊於期的住处，伏尸而哭，非常哀痛。事已至此，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将樊於期的头装了起来。接下来，燕太子丹给荆轲准备了准备去刺杀秦王最重要的武器，一把非常锐利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淬上毒药，秦王稍微划开一点皮肤就会被毒死。这些条件都准备好了之后，他另外要找一个人。这个人是燕国有名的武士，叫秦舞阳。他十三岁的时候就敢杀人，而且杀人时会让旁边的人感受到他的气势，连斜眼看他都不敢，被找来当荆轲的助手。

但荆轲还在等，仍然没有出发。太子丹开始怀疑他反悔了，说：“我们快要没有时间了，你是不愿意去刺杀秦王政吗？如果这样的话，那要不要派秦舞阳去呢？”荆轲很生气，他告诉太子丹说：

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

因此，就有了《史记》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场景：易水送别。送行的人和燕太子丹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先在易水边上祭拜了祖先，然后开始真正的道别。荆轲的好朋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应和而歌。他先唱得非常悲伤，所有送行的人都垂泪。接下来他又改变声调，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激昂的歌声刺激了旁边所有的人，这些人眼睛瞪得大大的，毛发都竖了起来。送别之后，荆轲上车出发。这里司马迁记录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荆轲“终已不顾”。这一去，荆轲没有任何留恋，连头都不回。这就是他的个性，是他果决、勇敢的表现。

到了秦国，荆轲用带去的金银贿赂秦王身边的宠臣。这个宠臣得了贿赂，就去帮荆轲跟秦王说：“哎呀，燕王现在害怕得不得了，愿意主动投降。哪怕您给他一个诸侯的位子，燕王也愿意接受。他现在想把燕国的土地奉献给您，又担心您不愿意接受，于是斩了樊於期，还派人带来了他的头和燕国最关键地区的地图。”秦王果然非常高兴，穿了正式的朝服，用正式的仪式在咸阳宫接见燕国使者荆轲。

荆轲抱着装樊於期人头的盒子，秦舞阳在旁边捧着装地图的木箱子，依次走进秦廷。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看人，以及人在面临大事时的差距了。到了秦廷的阶梯上，出了一个意外，秦舞阳吓得发抖。本来选秦舞阳是因为他很勇敢，杀人的时候气势很强。但秦舞阳能在街头杀人，却没有看过秦国的这种阵势，因为心里有鬼，已经害怕走不进秦廷。这是第一个对荆轲不利的事情，秦廷的人就有了疑惑：燕国使者的助手怎么会怕成这个样子？

荆轲这时沉着冷静，他嘲笑秦舞阳，对秦廷诸臣和秦王道歉：“我们是北边来的乡下人，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才吓成这个样子。请您原谅他。”接下来他们走到秦王政面前，拿出箱子里的地图。

荆轲在秦王政面前慢慢把地图展开，他的匕首就卷在地图的最里面。地图快要完全展开的时候，匕首出现了。荆轲早有准备，先用左手抓住秦王政的袖子，让秦王政的手没有办法动，右手拿起匕首直刺过去。

但这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本来这一下应该稳稳地刺到秦王政，但秦王政已经起身，同时袖子被撕裂了。秦王政脱身出去，想要拔自己的剑，但他配的是长剑，惊惶之下怎么也拔不出来，所以就产生了接下来这个奇怪的场景：荆轲握着匕首在秦廷上追逐秦王政，秦王政拔不出剑，只好绕着庭上的柱子跑，群臣都不知所措地看着。秦廷有严格规定，上殿的人不能持尺寸之兵，而有兵器的侍卫都在外面，没有秦王的诏令不能进来。此时的秦王政正在忙着躲避荆轲，哪有时间下令让这些兵士到殿上来呢？就这样，荆轲拿着匕首追秦王，而秦王无法拔剑反击，情急之下想要徒手跟荆轲搏斗。

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叫作夏无且的太医，拿药箱击中了荆轲，帮秦王政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秦王政绕着柱子跑的时候，有人大喊：“王负剑！”因为是长剑，只有把剑背起来，才能利用上面的空间拔出来。秦王政拔出剑，荆轲手上只有匕首，整个情势就完全逆转了。秦王政用剑刺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摔倒在地，没办法靠近秦王政，只好拿匕首投射秦王，但只射中了旁边的铜柱。秦王政又拿他的剑攻击荆轲，在荆轲身上刺了八道剑伤。这时荆轲知道，事情结束了，他没办法完成任务了。

荆轲刺秦王 引自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影石印本

荆轲身上全都是伤，站不起来，也可能坐不住了，所以靠在柱子上，但是他在笑，用非常轻蔑的口气对秦王说：“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刹那，荆轲仍然有他的尊严。他要告诉秦王，“同时也是告诉自己，这次任务失败，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也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一念之差。我太贪心了，在那一瞬间想的不只是杀了你，更想挟持你，让你把从诸侯那侵占的所有土地都让出来。”当然，到这个时候，左右这些人已经拥了上来，把荆轲杀死了。

《史记》短短地补了一句：“秦王不怡者良久”。即使是秦王政这样一个凶悍的统治者，遇到这件事也大受震撼，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恢复过来。等他平静下来之后，立刻想到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最有功劳的人是夏无且，关键时刻用药箱去砸荆轲，赢得了黄金两百镒的奖赏。

处理完宫殿里的赏罚之后，秦王该发泄他的愤怒了。他让王翦带兵去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和燕太子丹逃到了辽东。这个时候，秦将李信继续追击燕王，代王嘉就写了一封信给燕王喜：“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燕太子丹也知道这是最危急的时候了，于是“匿衍水中”，然而燕王还是派人去刺杀他。只不过，即使杀了燕太子丹，也已经太迟了，秦王的愤怒和野心不可能被遏制。五年之后，燕灭，燕王喜被俘。再过一年，秦王政统一六国，兼并天下，号为皇帝。

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所有牵涉到这件事情的人都要逃亡。其中有一个关键的人物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他在帮人家做庸保的时候，每次听到堂上有客击筑，就回想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过去，所以总是在旁边徘徊，忍不住说这里打得好，那里打得不好。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就跑去告诉主人：“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于是主人把高渐离找来，叫他击筑，果然感动了所有人，大家都认为他打得好，还赐酒给他。这个时候，“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人们看了他的变化都吓一跳，这才知道，原来高渐离不是一般人。

这件事传到了秦始皇的耳朵里，于是召见了他，果然有人一看就认出是荆轲的朋友高渐离。秦始皇帝爱惜高渐离击筑的才能，没有杀他，但派人弄瞎了他的眼睛，留在自己身边击筑。高渐离在筑里面灌满铅，让乐器变成一件兵器，等到有机会靠近秦始皇的时候，他举起筑去砸秦王。原来高渐离继承了荆轲的遗志，要刺杀秦始皇帝。不过，他的眼睛毕竟是瞎了，并没有打中秦始皇，因此失去了生命。这个事件也使得秦始皇帝从此再也不敢亲近六国的人，只信任身边的秦人了。

到这里，荆轲刺秦的故事已经写完了，然而司马迁还有一个尾声要交代。鲁句践曾经跟荆轲发生过冲突，并对其“怒而叱”，结果荆轲什么话也没有说，转头就走。等到一切都过去了，鲁句践听到了荆轲的事情之后，第一反应是，“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然后又感叹说：“我真是个笨蛋啊！看人的能力真的很差！当时我以为他被我一瞪就走，这不是个人物应该做的，但显然我大错特错了。”

司马迁不只是在书写历史事件，他更在写人，写这些人的情感，他们的动机和行为是怎样转化的，又产生了哪些复杂的关系。经由鲁句践之口，他给了荆轲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同时也在说明到底该如何看人。刺客的行为是“非常人”的行为，有人做了这种非常的行为，史家就有责任跟大家说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人，以及他们做了这样的事之后，如何冲击一般人的生命体会和生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