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列传：是否存在“法外”正义

何谓“游侠”

在读《伯夷列传》的时候，我提醒大家，那是一篇奇文。文章开头就是议论，司马迁抒发了他对于什么是史家，以及史家责任的深切看法。接下来他在不同的篇章谈到了不同的人，这些人都有着相同的品质，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了相同的选择。

在所有的列传当中，《游侠列传》与《伯夷列传》是最接近的，开头同样没有写人物，而是发表了一长段议论。司马迁先从韩非子的法家立场出发，引用“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点明儒和侠都是法家所要建立的、笼罩在强迫秩序底下的完美社会的破坏之源。儒借由他们的知识、语言和文字，让人有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一味服从法，这样一来，法家的社会理念势必会被质疑；侠使用的工具是武，其存在同样会造成法制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法家认为这两类人都应该被“完美的”社会排除在外。

将儒、侠并举之后，司马迁在后文写出了一组对照。经过秦这样一个法家帝国，时至汉代，儒跟侠有了迥然不同的命运——“学士多称于世”，甚至“以术取宰相、卿大夫”。经过时代环境的变化，儒得到了平反，可是这些儒不见得都是孔子要培养的人才，其中有真儒有假儒。

所谓“假儒”就是那些披着儒生的外衣，靠一套治术，“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的人。这种人在政治上自古以来就是儒的一种特殊角色。司马迁提醒读者，不要光看那些非常成功的儒，还要看到那种不太成功、在世俗功名上并没有多么了不起的儒生。例如孔子的弟子季次、原宪，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功业，身处陋巷，然而他们“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子”，抱持的理想是“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他们的价值观念不见得与当时的主流理念相符合——不过四百多年过去后，孔子的弟子们却“志之不倦”，可见儒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就算是不成功的儒生也会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另外，虽然经过法家的打压，但是儒从周代一路流传，从秦到汉，一直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要看到儒在社会上的作用一点都不难。相较之下，“以武犯禁”的侠，更值得从历史的角度予以公平的注视。

司马迁在这里再次彰显了什么是史家——史家要有自己特殊的眼光，要去挖掘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人和事。如果没有历史，没有史家，人们也许就会忘掉一些重要的行为，因此他写了《游侠列传》，想要告诉我们游侠是什么样的人。

游侠不依照一般的社会规范行事，但是他们有一些内在的东西是不能被忽略的，例如“言必信，行必果”，对于说出来的承诺，侠不会违背，对于要做的事情，侠有坚定的决心。“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这八个字必须连在一起读，才能看出游侠对自己的承诺重视到什么程度——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都一定要做到。

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侠？因为他们“赴士之阸困”。侠见义勇为，去解救值得或者应该解救的人。他们言必信，行必果，有决心和毅力，甚至本来应该死的会被他们救回来，本来应该消灭的硬是被他们维持下去。司马迁在后面告诉我们，他之所以选择写《游侠列传》，尤其决定用最多篇幅写郭解这个人，就是基于这样的标准。郭解“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他做事不是为了让人家知道，而是因为做这件事情可以满足自己内在的一种根本信念与基本理想。更何况，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入困境当中，并不会因为谁的行为多么正直，德行多么高洁，命运就放过他。“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这些人哪个不是有价值、有能力，在道德上面值得人们学习的呢？但他们也会遇到灾难，正如所有人一样，身处乱世，当灾祸庞大的阴影笼罩过来的时候，谁都不能幸免。接下来，司马迁带着悲愤再说一次，伯夷叔齐如此高洁，他们连周武王以暴易暴都不能接受，后来饿死在首阳山，然而他们没有任何能力扭转局势，周仍然建立了。相对地，像盗跖那么坏的人，这个世界也没有阻止他，不仅没能阻止他，甚至不能阻止他的党羽颂赞他。

接下来，司马迁就写下了在后世读来感慨万千，被千百次引用的两句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偷小东西的窃贼被抓到了会被杀掉，但“窃国者”，这种把国家的权力、社会利益全部放进自己口袋里的人，却会变成统治者。“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什么样的人才会让别人觉得他有仁义呢？不是那些真正有仁义的人，而是拥有权力之后去扮演和表现出仁义的人。

司马迁感慨悲叹，当然也带着一点点的无奈：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公道吗？如果有的话，为什么这样无奈的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呢？只要是地位高，这个人就同时在道德、品性、成就和能力方面比一般人来得更高。这根本不是一种客观的评价，而是权力的作用，而且人们普遍笼罩在这种权力的阴影之下。正是因为人生有这样一种无奈，才有了游侠。游侠在这种无奈的情境之下，以自己有限但坚决的力量，让这种不公不义得到些许疏解。

司马迁继续说，今天有这种“拘学”者，他们抱着“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坚持原则能够得到的名声，一定比不上那些讨好社会的人，因为讨好社会的人是“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这时候，游侠表现出一种彻底相反的生命情调和生命追求。他们虽然是布衣之徒，没有什么身份地位，可是对自己的诺言是清清楚楚的，他们坚持自认为对的原则，可以不顾性命。那些有权力的人勉强装出一副仁义的外表，但游侠是真正相信“义”的人——“义”就是去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一旦承诺了一件事，无论如何都会把它完成。

这样的人当然是有所长，有高于别人的地方，而且绝对不苟且。因而，“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豪贤间者也”。当人们碰到困厄的时候，就需要借助游侠才能得到解脱，从困厄当中找出一条路来，这就是“豪贤间者”。然而，在一般人看来，游侠的名声还比不上蔽居闾巷的季次、原宪这类儒生，因此司马迁感慨地说：“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一个社会有没有侠客是非常重要的，潜台词则是，社会中的人能否认识到侠客的重要性、能否肯定侠客，同样非常重要。

《吴太伯世家》中的延陵季子，还有战国的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的形象非常突出，可是从历史上看，他们“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有土”意味着他们有自己的封国，而有了封国就有现成的财富可以运用。他们又是“卿相”，以这样高的地位，自然可以招徕豪侠之士前来投靠。司马迁就比喻说，这好像是一个人，顺着风高呼，他的声音不需要太大就可以传得很远，因为“其势激也”。

司马迁为什么要特别举出季札和战国四公子的例子呢？因为他要借此凸显另外一种游侠。这种游侠，他们不像王公贵族一样有行事方面的优势，也没有很高的地位，但是这种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聚集许多佩服他们的人。他们没有钱，也没有地位，凭借的是人格力量让别人聚拢在他身边。人为什么可以有这种力量？这种让人佩服、让人死心塌地跟随的力量从哪里来呢？

匹夫之侠

《游侠列传》位于列传第六十四，《史记》第一百二十四篇。司马迁在文章开头先发表了一段议论，他的用意就是要告诉读者，“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为什么要写《游侠列传》，其关键在“匹夫之侠”。从世俗条件来看，这些人其实哪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别人，他们甚至连保护自己不受强权欺压的能力都不见得有。即使如此，他们的生命里仍然有一种高贵的情调，当碰到有人急难，如果游侠认定这个人是值得被解救的，就会用尽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去解救。

游侠不是吴季札，不是战国四君子，他们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没有那样的资源，但是游侠走在任何地方，身边总有“信从者”。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和钱财，而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品性与行为上的特殊吸引力。无论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史上来看，这种人都非常值得肯定，可是因为受到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影响，儒、墨都不能够认识到侠的价值，法家更是直接把侠挑出来视为社会之敌。因此，作为一个史家，司马迁觉得“甚恨之”。他恨自己这样努力都没有办法还原秦汉以前那些侠士的行为和名声，如今只能带着遗憾，依据史料写下几个人的事迹。

接下来，司马迁列了一串名单：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他把这几个名字列下来之后，从形式上来看好像是一篇集传，但是文章真正的写法，是以一个长篇议论来开头，到后面则讲的是郭解这个人。在司马迁心中，真正的侠中之侠，是郭解。而借由详细的历史记录，司马迁在表达双重的意思：第一，侠的存在，以及到底什么叫作“侠”，侠会对周遭的人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刺激；第二，借用史料分析为什么侠会被打压、被遗忘。

在详细介绍郭解之前，司马迁要继续把他的议论说完。这些人“虽时捍当世之文罔”——“文罔”背后既是价值上的评断，也是法律上的禁令——不被世俗主流的价值观念所接受，更触犯了当时的法律，可是难道因为这样他们就是坏人吗？当然不是。在世俗观念之上，在法律之上，有一个更普遍的价值关怀，而史家应该是用这种更普遍的价值信念来看待历史、评断人物，所以他接着说：“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他们的品格是格外值得肯定的。这几个人让那么多有勇气、有能力的人跟在身边，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种“名不虚立，士不虚附”的人，他们是真正的人物。

相较之下，正因为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社会的肯定，没有办法让史家用确切的分析以及敏锐的眼光看到他们到底是谁——这也正是侠悲剧命运的另一个来源——假侠的名声经常凌驾于真侠之上，人们无法分辨和欣赏一个真正侠士的行为和品格。

有一种被误认为是侠的人，他们“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表面上看，他们敢于做一些法律所不允许的事情，似乎很“豪暴”，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差异。一个侠帮助别人，是因为他觉得别人受到的待遇有不公平的地方，他们愿意为了别人而违背法令，哪怕做出法令不准许的事情，也要维护公正。很不幸的是，面对这种犯法的人，人们普遍的反应是“同类而共笑之也”，人们并不能分清真假，然后嘲笑所有的侠客，以为自己比这种人高出一筹，整个社会也就因此失去了一种对侠的认识与眼光。

接下来，司马迁快速讲了他认同的几位侠客。

侠者：急人之难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朱家是鲁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鲁人既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在这个儒家古国当中，朱家跟儒士的那种生命情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以侠闻名于世。朱家跟高祖刘邦是同时代的人，朱家最大的贡献是“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在那个战乱时期，看到有能力和抱负的人，朱家就予以庇护。得到朱家的协助而活下来的豪杰之士就有几百个，更不要说那些没那么有能力和想法的人了。

但是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朱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别人知道，或者说唯恐这个名声传出去。他协助所有的人，直到“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在任何方面，他都没有享受，他在意的是这个人是不是有迫切的危险，只要他看到了、了解了，他不会考虑到自己需要什么，反而想尽办法去帮助别人。

季布就是朱家救过的一个重要人物。当时季布因犯罪为奴，靠着朱家才从困厄中解脱出来。等到后来季布成名了，取得了很高的地位，这时候朱家“终身不见也”。出于自尊心，也出于对季布的尊重，朱家不觉得需要去提醒季布有过这样的困厄，更不想把依照自己原则所做的事情变成买卖和交易。

当时朱家的名声高到了什么程度？“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他没有吴季札或者战国四公子那么高的地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想和他结交呢？这就是太史公看待、理解游侠的生命情调时一定要关注、同时要努力解答的问题。

接下来，楚有田仲，喜欢舞剑，“以侠闻”。他把朱家当作父亲一样服侍，不过他很清楚自己比不上朱家。等到田仲死了之后，司马迁写到洛阳人剧孟，他讲了一段七国之乱时发生的事情，以此显现当一个游侠发挥作用之时，这个社会如何理解他。

游侠是一种特别的人，不管他们在生活中有多少缺点，只要有一个特殊的优点，他们的人格就会成立，就值得后代尊重和铭记，司马迁的目的就是不让这种人格典型被湮没。更进一步，司马迁要通过这几个游侠的行为来表达，社会上有一种根本的、素朴的正义。

判断游侠最重要的原则是“急人之难”，看到别人有难的时候，只要有能力就一定会去帮，游侠把别人的危难看得比自己的利益更加重要，有这种特殊的精神，并付诸实践，这个人就是一个侠。

其实绝大部分人都能辨认出游侠，遇到急难的时候要去找谁。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被游侠吸引，环绕在他们身边，因为人们会认为跟这样的人有所来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自己有难时侠一定会来相助。

汉代之后，就有这样几个重要的游侠，其中一个是剧孟。剧孟的情况与朱家类似，朱家生长在一个以儒为基本规范的地方，却以侠闻，而剧孟的周遭都是商人，他却“以任侠显诸侯”。剧孟的名声到了什么程度呢？七国之乱的时候，当时的太尉周勃领命去平定七大诸侯。他到河南进行军事布局之前，先去找剧孟，得知七大诸侯并没有找过剧孟，他非常高兴地说：“吴楚想要推翻朝廷，但是竟然不知道要来找剧孟。我放心了，这些人对情势的理解，是不可能成什么大事的。”在这种乱局当中，若能得到剧孟这样一个游侠，“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甚至只要他不帮助对方，就已经是非常大的收获了。当时负责处理乱局的周勃居然对剧孟有这么高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游侠的作用。

游侠之所以有这么大作用，因为他们能够收拢人心，借由“急人之难”，让所有人认为他是值得结交的人，于是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社会上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中心。这种游侠一方面实质上破坏了既有法令，或者朝廷所认定的秩序，另一方面则以自己为原点建立了另一种秩序。

剧孟成为游侠，也是因为急人之难，又非常低调。不过剧孟也有缺点，他是个赌徒。就像之前提过的那样，游侠并不是完美的人，在实际的生活中往往有明显的缺点。不过剧孟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从远方来送葬的马车就有上千辆，从这里可以看出剧孟的名声传得有多么远，他的影响力有多么大。等到剧孟死了，人们发现他“家无余十金之财”，他把所有钱财全部散走了，去帮助别人，解救别人的危难。

不过，游侠的下场通常都不太好。豪侠最大的敌人不能明讲，但是司马迁在行文当中隐约地说了这样一段话：符离人王孟和济南的贤氏，他们也以豪闻，下场是“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

皇权把游侠当作对社会，尤其是对朝廷和帝国统治的巨大威胁。这群人跟朝廷要建立和颁布的法令秩序是相冲突的，因此经常会被朝廷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除了朝廷这个宿命的敌人之外，游侠还有一个无奈的敌人，司马迁将之称为“假侠”。这些人不是真正的豪侠，他们内在充满各种私欲，只是想借由豪侠的名称在地方上建立自己的势力。如果用这种方式认识侠，就不可能体会侠者内在精神最高贵的部分。那么，谁最能代表司马迁心目中这种高贵的品质呢？是郭解。

郭解之崛起

在《史记》中，司马迁评价郭解：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

“阴贼”的意思是说，他非常能忍，这种“忍”与“阴贼”连起来就是残忍。他不冲动，他的忍耐是为了进行更残暴的杀戮。他想杀就杀，手下亡魂无数。有的时候他杀人是因为跟对方有仇，有时候则是去替别人杀。从某个角度来看，郭解年少时从事的行业可以算是职业杀手，谁跟他交情好，他为了情谊就可以去帮忙杀人。由于身上背负了这么多的命案，所以他经常要躲起来。可是他也并不因此而安分守己，几乎把社会上所有的坏事都做了，“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但是他运气好，“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

到年纪大一点，他的个性发生了改变。他意识到自己年少时所做的这些其实毫无意义，所以有了新的人生阶段。这个时候他生活非常节省；不轻易去报仇，别人得罪他，他也能够原谅；对别人好，而且不期待别人的称赞。

在这样的人格转型的过程当中，郭解越来越有一个以他父亲为典范的人格认知，那就是开始认定自己是一个侠，要“振人之命”，别人有危难的时候，他去相帮却“不矜其功”。在他的身边聚拢了一群人，这些少年仰慕郭解的行为，包括学他的“阴贼著于心”。这个时候，郭解过着一种非常奇特的人生：他自己已经摆脱了少年时候的残忍心性，但是身边这群人如果看到有人得罪了郭解，便会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帮他报仇。因此，郭解在地方上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害怕却又不得不尊敬的特别势力。

郭解的外甥仗着舅舅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在跟别人喝酒的时候，强行灌人家酒，灌到人家发怒，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对方气得拔刀杀了郭解的外甥。郭解的外甥被杀，郭解的姐姐当然非常愤怒。可能郭解的家风如此，他姐姐一怒之下做了一件非常极端的事情。自己儿子死了，不让下葬，转而对郭解说：“如果你不去把这个人找来，替我儿子复仇的话，那就是你的耻辱。我用这种方法让所有人看到，我的儿子不能下葬是因为他舅舅竟然不能替他报仇。”于是郭解去找这个杀他外甥的人，这个人畏惧郭解的威名，自己上门把来龙去脉跟郭解说了。郭解的反应是什么呢？郭解说：“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然后把这个杀了他外甥的人放了，然后跟姐姐说，“这件事情是你儿子的错。”他姐姐也就不得不把儿子“收而葬之”。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作为一个舅舅面对外甥之死，郭解也有自己的是非之心。人们听到这件事情，更加佩服郭解，所以有更多的人愿意投奔他。

除此之外，司马迁还写了一件小事。因为郭解的势力很大，所以进出的时候大家都怕他，对他毕恭毕敬，唯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对他非常地无礼，“独箕倨视之”。郭解觉得很好奇，就向别人打听这个人是谁。郭解身边的人一看郭解询问，就想去杀掉这个人。但是郭解说：“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不光如此，本来汉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征调国人去服劳役，可是因为郭解跟他认识的地方官吏打过招呼，所以这个人一次又一次地避过了劳役。这人当然很奇怪，就去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知道其实是郭解使他免去了这些徭役。这个人自然非常感动，他脱了自己的上衣，“肉袒谢罪”。就这样，本来对郭解非常有意见的人也被郭解收服了，附近的少年听说了这件事，也更加佩服，更愿意围绕在郭解的身边。郭解的声名越来越高，他能够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不只在自己的家乡，甚至远到洛阳的人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也会来找郭解。

在司马迁的心中，郭解有太多值得我们认识的地方。上面讲的两个小故事中，以德报怨、不被私情影响自己的是非判断，已经是很重要的人格价值了。但郭解不只有这些，司马迁把他选为《游侠列传》的中心，是有特别道理的。

《游侠列传》在《史记》中有一定的特殊性。当时司马迁在武帝面前为李陵辩解，就是因为他也有一种游侠般的个性，因此对游侠有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对司马迁来说，真正的游侠，是从帮助别人的那种热诚，还有对待别人时对自我性格的压抑与抹杀上体现出来的。他们对所处社会的规范不那么看重，甚至会破坏这些规范，因为这种性格特色，他们成了另类的榜样，在人群中发挥了很不一样的作用。

司马迁心中真正的游侠是郭解，他在写郭解的时候，行文节奏和手法方面都有非常惊人的成就。在《史记》五十二万余字的篇幅当中，涵盖的时间那么广，要处理的内容和人物那么复杂，司马迁不是随意地选择写某个人，以及决定如何书写的，这牵扯到取舍的问题。什么事情要写得仔细，什么事情的节奏要慢下来，什么事情必须用快的节奏……他对节奏的控制甚至可以准确到，他想让这种人物和事件留给读者什么印象，就会有相应的节奏。

司马迁介绍郭解的出场，为了让读者了解郭解是什么人，节奏相对较慢。当读者对这个游侠已经有了一定了解，他就在后面一段加快了节奏——每一段写一个小事件，接连而出，让人目不暇接。

郭解原来是“轵人”，但是慢慢地，他的名声传到了附近的大城市洛阳。洛阳有一对仇家，在当地有各自的势力，洛阳城中好多人都想进行调解，但是两家“终不听”。这时候有人想到了郭解，就来求他。郭解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故意选择夜晚去，然后“仇家曲听解”，于是达成了洛阳城几十个人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两个仇家愿意和解。写到这里还不够，郭解说：

“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闲，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闲，乃听之。”

他偷偷地去调解了，又让被调解的两家假装没和好，等当地的豪杰再劝和的时候，再行听从。

侠客与皇权

郭解有自己的一套基本原则，做人做事情极其低调。好多人来请过他，但他要看这件事情自己可以出面才量力而行，如果不行的话就不去。等到各方都能在他的调解下得到自己要的，这个时候他再摆一桌酒席，把牵涉其中的所有人都请来。他这种行事风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他身边。因此，司马迁接下来又讲了一件在郭解身上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虽然郭解为人如此低调，但他毕竟吸引了大批周遭的人。这些人不像他那么低调，来找郭解的时候经常把他家门口挤得像个闹市一样，难免会被官方注意到。从秦到汉，如果有人在地方是一个豪富——“豪”指有势力，“富”指有钱——朝廷有一种重要的控制方法：迁到首都长安附近。郭解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自然被列在名单上。一般的豪富是因为累积了大量财产，进而去威吓别人，或者炫耀家世，可是郭解“家贫，不中訾”，够不上迁徙的标准。这些小官员畏惧郭解的声望，“不敢不徙”。这个时候，卫青站出来替郭解说情：“郭解家贫，不中徙。”事情后来被汉武帝知道，武帝则认为，“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这一句话就表现出汉武帝镇压、管理这个庞大帝国的雷霆手段。没有办法，郭解被迫迁走了。在迁的过程当中，又起了波折。

司马迁将这段文字的节奏处理得非常快。郭解要被迁到茂陵去，谁负责押送呢？是当地人杨季主的儿子。郭解旁边有那么多替他做事情的人，这些人杀了杨季主的儿子，自此杨季主就跟郭解结下了仇。郭解被送到长安之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从外表上看，郭解一点都不像是会有多么广泛人际关系的人，他“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完全是一个低调的布衣，可是他潜藏的权力真的太大了。

话说回来，杨季主的儿子因郭解被杀，杨季主就跟郭解结了仇。可是当杨季主把郭解视为仇人，郭解身边的人就又把杨季主杀掉了，杨季主的家人愤慨不平，跑去告状，郭解旁边的人又在长安城把去告状的杨家人杀了。如此一来，事情便闹大了。连皇帝都知道了，“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为什么郭解跑到临晋呢？因为在临晋守关的人叫籍少公，这个人难得地不认识郭解，郭解得以冒名从临晋出关逃走。皇帝抓不到郭解，只追查了籍少公。籍少公因此而自杀，断了郭解究竟何去何从的线索。

有很长的时间，郭解一直逃亡在外。但是，一个游侠即便有再大的影响力，再多的人相助，当他真正与政治权力、皇权角力的时候，二者仍然是不对等的。郭解最终还是被逮捕了。

逮到郭解之后，朝廷“穷治所犯”。这一“穷治”反倒麻烦了，因为所有的罪都不是郭解自己做的，郭解自己做过的事都在之前得到赦免了。到最后，朝廷实在找不到罪名制裁郭解。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在郭解被捕的这段时间里，有一个聚会。聚会上有人称赞郭解，一个儒生很不以为然，并用自己的判断标准回应：“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话传了出去，郭解身边的人就把儒生杀了，还割了他的舌头，这是郭解被捕之后新发生的案件。“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于是仍然只能判郭解无罪。不过，这一次案子递交上去之后，主持法令执行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就不这样看。公孙弘的标准跟武帝一样，他认为这个时候不是看郭解真正犯了什么事情，而是看他是否有潜力做什么事情。于是，公孙弘就在殿前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在这样一个建议下，郭解就被杀了，而且，连带着家族成员也被诛杀。

司马迁感慨，从此之后有这么多号称“侠”的人，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敖而无足数者”，都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游侠必须去救助一些无助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凸显自己，那就不是真正的侠客。作为一个史家，司马迁还非常负责地列了一个名单，这些人是真正的游侠：

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

另外还有一份名单：

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

这些人都是欺世盗名之徒。司马迁借着两份名单特意分出了真侠和假侠，其间的判断，也就是对于人的道德、品性的重要分界。

最后，司马迁还是讲回郭解。郭解外表其貌不扬，说话不动人，也不太能够说服人，然而他却让“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以一己之力树立了千古的游侠典范。于是司马迁问：“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