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者列传：卜筮者的风采

《史记》是一部非常伟大的著作，在阅读的过程中，值得留意的是司马迁特别设计的那些“例外”篇章，这种地方往往体现司马迁的史识，所以更值得认真读。

在之前提过的列传之中，基本上是一人一传，顶多一传中写三个人。列传中的特例是集传，意味着这些人是以共同从事的行业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现象而被记录在历史之中，因此，集传的写法、读法也就和个传非常不同。《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和《酷吏列传》都是集传，另外还有一种集传，明显突出了特定时代当中具有特别社会意义的角色。这些人物往往因其行业的特殊性入传，所以几篇集传合在一起会形成别致的社会史。司马迁所写的历史基本以人物为主，但也没有忽略社会的集体现象。

例如《平准书》从官方经济政策来看当时的经济和历史；因应于《平准书》，《货殖列传》就从生意人的角度展现了汉代的经济活动和历史；对于中国的医学传统，司马迁写了《扁鹊仓公列传》，以扁鹊跟仓公这两位名医来彰显中国传统医学的特色；还有《龟策列传》中的占卜者……司马迁借此表现出某个行业背后独特的社会价值。

接下来，跟《龟策列传》非常接近但又很不一样，司马迁写了一篇《日者列传》。日者也是卜筮者，为什么不把《日者列传》的内容跟《龟策列传》合在一起呢？原因很简单，《日者列传》虽然是以“日者”为名，可是这篇文章真正的写法并不是集传。对比《龟策列传》和《扁鹊仓公列传》，《日者列传》只写了一个人——司马季主。然而司马迁并不以司马季主来命名这篇文章，甚至没有讲述司马季主的生平来历，从头到尾只写了司马季主对宋忠和贾谊讲的一席话。

为什么要把这样一篇明明不是传记的文章放在列传之中？为什么司马迁要特别引用司马季主的一席话？为什么这一席话最后会以一种类似集传的方式放在《史记》里面？

卜筮与皇权

在《日者列传》的开头，司马迁简单讲了一段历史渊源：“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换句话说，日者从事的工作跟最高层的统治权力权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周朝就有了这种做法，延续到秦汉时期。

在汉代，与日者的关系最密切的事件，是汉文帝在吕后去世的混乱局势当中通过卜筮而成为皇帝。更重要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汉文帝之后，卜筮者与汉代政局有了特别密切的关系。

关于汉文帝继位的一些前情提要并没有写在《日者列传》里面，所以需要读者进行交叉阅读（cross reference）。据《吕太后本纪》记载，吕后死后，诸吕的势力被铲除，吕后扶持的王储当然也就没有了当天子的资格，这时候谁来当皇帝就变成了一个难题。以陈平、周勃为首的政治集团决定，让高祖活着的儿子之中年纪最长、其母以谨慎低调闻名的代王来即皇帝位。《吕太后本纪》当中是这样描述的：“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不过这是陈平、周勃单方面的决定，接不接任还要看代王的意愿。于是，陈平周勃“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

当时，代王找了周围的幕僚和群臣一起商量，其中的郎中令张武说：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

陈平、周勃这群人是刘邦那一辈的老臣，他们身经百战，经过了楚汉相争、汉朝成立、高祖之死、吕后之乱。他们之所以崛起，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是“习兵”，第二是“多谋诈”。对此，幕僚们普遍认为进入长安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们建议代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独有中尉宋昌力排众议，提了三大理由：

第一，天下是刘家的，代王有相当坚固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境下进入长安，陈平、周勃等人一定会把天下交出来。

第二，高祖成立汉朝之后，实行郡国并行制，把自己的子弟封在各地，国中到处有刘家子弟的势力，这叫作“磐石之中宗也”，在这种状况底下，刘家天下难以撼动。

第三，汉代接在秦朝之后，“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们得以安居乐业，即使经过吕后之乱，高祖定下来的天下基本上还是安稳的，以吕太后那么严厉、强悍的个性，“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结果仍然是“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

宋昌以这三大理由打动了当时的代王，于是“报太后计之”。不过，跟薄太后商量完了，代王还是犹豫不决。这时候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手段了，那就是占卜。“卦兆得大横”，占文是“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这个时候代王明知故问：“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他就是要借卜人之口说出这句话：“所谓天王者，乃天子。”得到这样一个保障之后，代王仍然非常谨慎，接下来请他的舅舅（薄太后的弟弟）薄昭去见周勃。

这一段司马迁写得非常细腻。

薄昭去见周勃，他认为整件事情是由周勃主导的。但显然，周勃为了说服薄昭，并让薄昭背后的代王安心，把重要的人物都找来了，“具为昭言”。于是薄昭回去对代王说：“信矣，毋可疑者。”代王就找了宋昌来，笑着对他说：“果如公言。”接着就立刻准备起来，“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

到了高陵，他们又停了下来。代王仍然没有彻底放心，让宋昌先进长安，自己在那里“观变”。宋昌来到渭桥，看到整个排场，丞相以下的官员也都来迎接，就据实回报了代王。代王到了渭桥，群臣拜谒称臣。等代王下了车，太尉勃进说：“愿请闲言。”这个细节太有趣了。为什么周勃要与代王私下交流？宋昌在旁边立刻反对：“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周勃立刻就明白了，宋昌这是要逼他完成确认天子的形式，不能私相授受。于是周勃就正式地行臣子之礼，“跪上天子玺符”。在这样一番波折之后，代王进入了长安，顺利变成后来的汉文帝。

闹市区的卜者

司马迁说：“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在这个背景之下，《日者列传》就有了来由。如果没有当时那个卜者卜出“大横”的话，代王说不定就不会进入长安，也就没有后来的汉文帝。显然，汉文帝对这件事情的记忆非常深刻，所以“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接下来，司马迁就说到一个特定的卜者，司马季主。

司马季主是楚人，是长安东市非常有名的一位卜者。有一天宋忠和贾谊赶上洗沐日休假，两人聊起了《易经》，“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这两个人，尤其是贾谊，是汉初政治和知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司马迁很欣赏的一个人。之前提过，汉初的重大问题是探讨秦为什么亡，而汉又该如何长期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探索秦代如何兴、如何亡这个问题上面，最漂亮的文章、最好的答案就是贾谊的《过秦论》。司马迁把整篇《过秦论》都放在《史记》里，就是要让这篇文章及其作者贾谊在历史上留下来。而在这里，他把贾谊和宋忠写出来，则是为了烘托司马季主的重要性。

闲聊间，贾谊想到了一件事情：“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真正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不去当官，那么往往不是卜者就是医生。贾谊继续说：“今天朝中的三公九卿，所有的士大夫我们都认识，如果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高级人才的话，他会在哪里呢？要么就在卜者之中，要么就在医者之中。今天放假，我们就去看看这些算命的人是不是真有什么特别之处吧。”于是两个人乘兴而去，一起坐车到了专门设有一个算命区的东市。

因为刚刚下过雨，路上没有什么人。司马季主那个摊上没客人，只有他自己，旁边围了三四个弟子，他正对着弟子高谈阔论，“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贾谊和宋忠看到司马季主，觉得很有意思，就跑去看。这两个人觉得司马季主好像有点本事，就去拜谒他，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进来拜访你一下？”司马季主叫弟子把他们请进来坐定之后，没理他们，继续跟弟子讲话，“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把这些天人之际的各种呼应关系说得头头是道。接下来就不只是高谈阔论了，而是“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宋忠、贾谊越听越觉得要尊敬这个人，同时越听越疑惑。

后来，他们就直接把这个疑惑给说了出来：“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司马季主听到他们这样问，捧腹哈哈大笑，还以颜色说：“何言之陋，何辞之野？来，我这样问，你们到底看重和尊重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把‘卑、污’两个字安在我头上呢？”

宋忠和贾谊的解释是，世人都认为有钱有势，尤其是有政治权力的是人才。在市场里摆摊算命，所处非其地，因此叫作“卑”；另外，卜筮者说话不真实，行为不见效验，索取钱财不正当，所以叫作“污”。宋忠和贾谊辩解道，我们不是刻意要冒犯你，而是真的觉得疑惑，你拥有这样的相貌、姿态，又有这种知识、学问，还能这样侃侃而谈，为什么会在市场里做一个算命的呢？提这个大问题，是为了引出司马季主接下来的一番话。

司马迁不光是在说明什么叫卜者，更重要的是，他要用算命的本位去对应做官的人。譬如宋忠、贾谊，这样的人就有资格看不起算命的人吗？

贾谊和宋忠认为算命这个行业“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算命的人话很多，而且有几种特别的说话技巧。一种是说大话，说得冠冕堂皇，诱引人家把心里的状况说出来，用这种方式好像可以猜到别人的命或者处境。必要的时候，经常夸大会遇到的好运来取悦顾客，有时候倒过来，又会夸大以后可能遭遇的灾祸，用这种方式让人害怕、伤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另外，算命的人还会讲一大堆关于鬼神的话，这些都是为了骗人家把钱掏出来，对自己有利益。大家都认为算命的不是什么好行业，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司马季主听完之后倒没有发脾气，他先请两人坐好，然后说：“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由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先要强调的是，很少有人能够区分贤与不贤。显然这是司马迁在写自己的深刻思考。第一，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看过历史上这么多的人物、事件，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点智慧，对什么是“贤者”、什么叫“权力”有不一样的洞见？第二，历史中往往有众说纷纭的社会现象，史家是否能够摆脱一般士大夫的刻板印象，承认人才其实可以出现在各行各业之中？

在这里，《史记》通过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生活轨迹，打开了读者的视野，认识到其实人可以有很多种活着的方式——这又呼应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对于这些人，如果用传统的、固定的、刻板的价值观去审视他们的生命意义和历史贡献，那么他们身上很难找到这些。为什么人们需要历史，就是因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够彰显世间的千百种人，以及千百种生命追求。一旦他们认真地面对自己生命的追求，在对待自我、对待生命的情调上忠于自己，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忠于他人，那么这个人就是高贵的，就是值得肯定的，丝毫不牵涉到他究竟有多少钱，有多少权力，或者住在哪里、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在司马季主的认知当中，有才能的人同时也要有品德，必然有很多原则上的坚持，看到不对的事情就一定要说这是不对的，还要有一种自尊心，就是“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接下来，这种人站在自己特定的品德标准上去看待别人，他称赞别人不是为了获得感谢与回报，讨厌一个人也并不在意反过来会被人讨厌或者报复。对他来说，真正最重要的是“以便国家利众为务”。他不随便当官，如果一个官职无法让他的能力得到发挥，他就不去做；如果事情不是他能够做到的，他也不接受俸禄。看到品行不好的人，不管地位多么高，他都不会对这个人有真正的敬重。得到利益或权力，他不会特别高兴；利益或权力被拿走，他也不会遗憾。如果被冤枉了，只要这不是他做的事，不管别人在他身上施加多少侮辱，他都不会觉得羞愧。

司马季主接着说：“你们尊重的所谓贤者，那些有能力、有品德的人，以我的标准看根本不叫贤者。与我刚刚说的贤者相比较，他们一无是处。在你们周围，好像当官的比我这个算命的要了不起。可是，这些当官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谁都巴结、讨好，而真正的贤者是不讨好、不巴结的。那些所谓的贤者彼此吹捧，以便从公众那里得到利益。这种利益不是因为他们服务公众，而是出于私心。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权力，基本上就会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这是司马迁最痛恨的一种态度：了解法、掌握法是为了绕过它，得到投机的机会。换句话说，越是了解规定的人就越能找出方法钻漏洞，从而得到好处。

司马季主认为，这些人“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其实就是土匪，用各种方法抢劫人民。那些人刚当官的时候，会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外表弄得漂漂亮亮的，“饰虚功执空文”，以此获得被拔擢的机会。一旦被提拔上去，就绞尽脑汁地去把位子占住，想尽一切办法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全都充满了欲望，要吃得好，喝得好，要有漂亮的马车，要有好的马，旁边要有美女和歌伎。

借由司马季主的话，司马迁其实是在批判，如果不用正确的方式来运作公权力，就不是真正的君子，相当于“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这些人欺骗父母却不落罪名，危害君主却没有遭到诛伐。接下来，在所辖境内如果有盗贼，你其实应该予以平定，如果有外来的威胁也要予以抵抗。如果有诈骗、偷盗的行为，你不能够禁止，或者是对偷挖公家利益造成损耗的人也没有办法禁止，就是没有做到为官者应该做的。更进一步，对于农夫、农时、生产也要留意，尽力让每一年都能够丰收——这就包含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即对天地抱有敬意。作为一个人，在天人呼应当中，完成人之为人的责任。如果明明有这样的能力却不去做，就是不忠。“不忠”不光指不忠于皇帝或者朝廷，更重要的是不忠于自己的职务。如果一个官员不能认真地看待自己的职务，或者才能不够，那就意味着他根本不应该做到这个位子，是僭用了更有能力的人的位子，也就是“窃位”。

司马季主用这种方法告诉宋忠和贾谊，他们犯了一种严重的错误：用职业来区分人的高下，以为当官的人比算命的人地位高，更值得尊重。可是当官的人也有好有坏，而且坏人的比例可能高得多，绝对不能把所有官员一视同仁，认为他们都是贤者。“子独不见鸱枭之与凤皇翔乎？兰芷芎藭弃于广野，蒿萧成林，使君子退而不显众，公等是也。”一些非常美好的人被抛弃了，却有非常糟糕的人被拔擢到上面，这是官场的现实。司马季主说，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们算命的呢？

算命的有算命的自尊，也有作为一个行业的基本规范。

卜者的工作牵扯到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所以一定要“法天地，象四时”，对自然规律有所掌握，并且将之运用到认知和理解人世上。而在人世的这一边，则要“顺于仁义”。除此之外，还要学习一套非常复杂的技能，学会“分策定卦”，而且要熟悉背后的一整套仪式，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才能够“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所以不管是对于人世还是自然，如果卜者不能依循这个行业的真正规范，就没有资格做一个卜者。因为卜者牵涉的知识如此复杂而广泛，所以先王圣贤定国家大事的时候，就必须运用“龟策”，从这种自然与人世交界的幽微之处下定决心，有所决断。

“卜”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多高呢？从远的来看，在传统的说法中，为了治理天下，伏羲先做了八卦，接下来周文王再把八卦衍出三百八十四爻。近一点来说，越王勾践光是模仿文王的八卦，掌握八卦的根本道理，就足以破敌国，霸天下。不只是大事要卜，就连日常生活中产子之类的事情，都要先“占吉凶”。司马季主一点都不觉得作为卜者有什么值得自卑的地方。

更进一步来说，一个称职的卜者，身上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德行呢？首先，围绕着卜筮有很多礼仪，所以如果服饰或行为稍微不像样，就无法从事这个行业。接下来，必须要有德。因为这些道理毕竟还是要运用在人世上，所以“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

接下来，贾谊和宋忠从世俗的角度对卜者发出了质疑：“卜筮也是一桩买卖，收的钱不还是进到自己的口袋吗？”为了回应这句话，司马季主说，那么就来看看卜者对顾客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

“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又或者是“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再往下一层，在最基本的人伦上“嫁子娶妇或以养生”，这些都是卜筮者提供的服务。卜筮者这样做，“岂直数十百钱哉”，反而是“利大而谢少”。老子所说的“上德”，是给予别人最大的德惠，可是不要求得到同等的恭敬或者谢忱——司马季主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老子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引用完老子之后，司马季主接着引用庄子：“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实质上还是在说卜筮这个行业。君子有那么多的依赖，可是卜筮者其实基本上无所依傍，但如此一来也没有什么现实条件可以限制他们。在简单的表面背后，道理其实非常深沉复杂。“积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库，徙之不用辎车，负装之不重，止而用之无尽索之时”，真正做事情时，卜者不需要那么多工具，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就连庄子所说的君子都不可能超越这个行业的美德。更进一步说，在世俗的概念底下，人们或许会指责卜者的话不准，可是，“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为什么算命的人说话会不准？跟这个行业的本质是有关系的。他们是依赖天地的运行来形成自己的意见。西北不足，所以星辰都在运行的过程中往西北迁移；东南低下，所以河流要流进海里。天地有一定的规矩，太阳走到最高的地方，必然就要往低处下落，月亮盈满之后就要开始有其亏，而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会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天都不是完满的，更何况人世？所以从天地之间得到的知识、智慧，反映在人世的预言上，并非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都能够实现。人们指责卜者“言不信”，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卜者所要占知的道理本身就有太多的变数。

司马季主接下来解释第二层缘故。他说，像纵横家这种“谈士辩人”，可以用非常多的技巧来说服人主，例如“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明明是自己定的计谋，偏要说这是先王的智慧；明明是针对现实所拟定的策略，非要说在历史上是何等情况。这就是说话的策略。通过这种方式，一来刺激人主仔细听他们的意见，二来也是在替自己铺设后路，如果他所说的话无法实现，完全可以推到“先王”“上古”那里。这就是迎合人主，所以这些纵横家有这么多的话，话语中有这么多技巧，包括很多夸张的部分。我们不能指责他们这样说话，否则他们怎么能够说服国君呢？但如果人们可以理解纵横家这种说话方式，那么为什么不能理解卜者的言论？卜者面对的甚至都不是国君，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导惑教愚”，面对“惑”和“愚”的人，一句话往往无法让他们听明白。大家认为算命的人话非常多，喜欢夸夸其谈，感觉好像在骗人，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是卜者在工作上不得不面对的情况，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

在此，司马季主不只讲了日者这个行业需要哪些能力，更是要告诉宋忠和贾谊，作为仕人，不应该用官本位的态度来睥睨其他行业的人，反而应该谦卑地向其他行业的人学习。如果一个官员愿意虚心学习的话，其他行业的人可以帮助他更清楚地了解人，了解“人之不齐”，他也就能够更进一步地思考，让自己的策略和知识更有说服力。

讲到这里，主客之间的位置已经彻底扭转了。贾谊和宋忠后悔不该用这种高傲的态度对司马季主提出这些问题，他们自认为了解“人”，所以想到要去卜医中间找那样的人才，现在他们已经知道，眼前这位司马季主就是卜者中的人才，而且超过他们的预想。本来要来衡量卜者的贾谊与宋忠，这时反而被司马季主评价和估量了。

司马季主最后的一段话是要告诉贾谊跟宋忠，真正的君子应该是怎么一回事：

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

唯有在人群中隐而不彰，才能有自己的德行，不会沾染乌合之众的习气。只有把自己的生命收拾干净，才能够真正发挥助上养下的功能。如果一个人去追求尊誉，让别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那这个人就不是真正的君子。“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长者之道乎！”司马季主的年纪比贾谊和宋忠要大，更重要的是，卜者这一职业比官吏更古老，含藏着永恒的真理。

记录“被遗忘的智者”

听完这番话，宋忠、贾谊两人就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能拍拍屁股，“摄衣而起，再拜而辞”。到了东市市门，他们还沉浸在一种恍惚的状态当中，“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他们被司马季主的气势给压服了，也被他的道理震撼住了。一方面，他们显然懊悔，自己面对这样一个智者的时候竟然表现得如此鲁莽；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思考司马季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刚刚说的这一套道理，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吸收、消化。

三天之后，两人同时到朝廷里。宋忠在殿门外见到贾谊，就把贾谊拉到旁边叹着气说：“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他们不得不反省，今天所从事的行业（做官），虽然给自己带来了名声和地位，可是地位越高，风险也就越大，然而追求真理不应该是“道行”越高人也越来越安稳吗，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种“势高益危”的情况呢？他们听了司马季主的一番话之后，内心开始思考：我们嫌算命的人言而不信，可是算命的人说话不准又怎么样呢？不准也没有人回去找他退钱。而我们服务国君，也要经常做出各种判断。我们跟国君说错了话，代价又有多高呢？相较于卜者，我们的处境是多么艰难啊，这不就是老子所说的“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吗？卜者游移在自然与人世之间，就像老子所说的“无名者”，不彰显自己，他们站在万物缘起的“道”上，看到的天地是如此广阔，看到万物在各种“道”之下繁荣生长。他们更清楚什么是“安”，什么是“危”，而“我与若，何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他们追求的东西和庄子的哲学没什么两样，也是一路走入并离开人世，再进到一种神人的境界当中。相较于他们，我们一直陷在人世的权力中，而权力之不测，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

话说到这里，基本上这一段叙事就结束了。

宋忠的下场是什么呢？他被皇帝派去出使匈奴，但是没有完成使命，所以必须抵罪。而贾谊去担任梁淮王的辅佐，但是偏偏梁淮王从马上跌下来，死了。于是“谊不食，毒恨而死”。

换句话说，贾谊、宋忠虽然拥有知识，拥有来自知识的智慧，但只要在最根本的一点上犯了错误，就没有办法回头。这个根本的错误就是“务华绝根”。在植物当中，到底是根重要还是花重要？对人而言，是追求安稳、对一切事物都有明澈的洞察重要，还是追求权力和地位重要？太史公最后的评语是：“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他的感叹是，这么多历史资料之中，有关卜者的少之又少，少到只能够找到司马季主一个人。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必须在《史记》中将司马季主留下来，让他在历史上为人所知。借由这种方式，司马迁让卜者这种“务根”的态度留在历史当中。

在《日者列传》里，“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从这句话引申出去，就说明在另一个重要的群体中也可以找到被遗忘的智者。司马迁并没有忽略这个群体，于是写下了《扁鹊仓公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