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盗火者，孔仲尼
谁是孔仲尼？
在中国的传统上，说到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孔子世家》是大部分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一篇是如此重要，以至从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完成这篇“世家”后，孔子的基本形象就被固定了下来。后世（一直到20世纪）许多文人，不管是要称赞或批判孔子，很自然地都会诉诸《史记》的这些记载。但正因为《史记·孔子世家》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使得两千年来大家都疏漏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史记》所呈现的孔子跟历史上的孔子是同一个人吗，这里面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或提防的？
我在《老子韩非列传》的导读中提过，虽然《史记》是司马迁用心创作的一部伟大而重要的作品，但他再怎么了不起，也不可能写出一部完美的著作。除了关于三皇五帝、老子的记载，《史记》另一项严重的缺憾就出现在《孔子世家》里。
司马迁写《孔子世家》主要以《论语》为本，把由孔子的弟子记录下来的片段言辞，以及对孔子行事的描述和形容，根据时间进行排比，进而列出孔子一生的经历。他让《论语》里面的绝大部分字句都有了来历，记述了孔子是在什么时间、什么生命阶段，什么环境中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才说出《论语》中的那些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世家》的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论语》内容的脉络，让我们知道孔子说的很多话并不是空谈。
我们看《论语》，常会误把孔子当作一个真理发言机，不断地讲一些放诸四海皆准、超越时空的真理。我们往往会忘记孔子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他有自己生命上的遭遇，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问题。举个例子，《论语》中有一段“叶公问政”，叶公是一个世卿，他问的是在大夫这个阶层如何好好地统治自己的领域。孔子在《论语》当中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四个字，叫“近悦远来”，意思是如果靠近你的人喜欢被你统治，远方的人也会因为你正确的统治而受到感召，从远方来投靠你、依附你。
当然，我们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把“近悦远来”当作一般的原则，意味着统治者需要一直思考，怎样让统治范围内的人越来越快乐，并让统治范围之外的人愿意投靠。但是，光用这种方式来抽象、空洞地理解这四个字，远不如从《史记》提供的重要脉络和背景下去理解。
当时，孔子之所以会让叶公有这样的机会问政，是因为他正被卡在陈蔡之间，也就是《论语》中说的“绝粮于陈蔡之间”。依照《史记》的说法，孔子本来要到楚去，但因为楚国的大夫极为忌惮孔子的名气，认为如果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则会对自己产生极大的不利。因此，他们故意用计，让当地人把孔子和他的弟子卡在陈蔡之间。最后是叶公伸出了援手，接济了孔子和他的弟子。知道了这样的前因后果，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叶公问政于孔子的时候，孔子所说的这个话里还有感激之情。他对叶公说，一个好的领导者就像你一样，让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人，看到你像是看到亲人，愿意依附于你。用这种方式理解，就比《论语》中记录的那个孔子有了更多的层次。
孔子离开鲁国后游历的各国 引自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
不过，我们必须诚实地说，司马迁受到时代和个人信念的影响，在铺陈孔子生平的时候，仍然倾向于把他神化。《孔子世家》最后一段“太史公曰”是这样说的：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这是引用《诗经》里面的句子，意思是，就像我们抬头看高山，或者看到别人高贵的行为，知道自己去不到、模仿不了，但是无法阻止我们对高山、高贵的行为有所向往。司马迁读了孔子的书，进而想要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刺激和动机。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书读不下去，或者无法读得深入，就是因为缺乏“读其书想见其人”的精神。当你读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一定会想去了解这本书后面的那个人。倒过来，当你进一步了解了这个人，也就更能够体会他是如何写这本书的，以及这本书试图说什么。我讲《史记》，其实也就是追随着太史公读孔子的这种方法，读其书想见司马迁其为人。
司马迁是怎样去贴近、去认识孔子这个人的呢？他到了鲁国，去看孔子留下来的遗迹，包括庙堂、车服、礼器，等等。他离孔子的时代已经有四百余年百年了，可是看到孔子的影响仍然留在那个地方，“诸生以时习礼其家”，还有很多人在孔子的影响下，继续保留着那种以礼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看到这样的情况，司马迁说：“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那是个多么巨大的吸引力，让他在那里徘徊不去，于是更加刺激他想写出这个人是谁，把他的事迹留下来。
读到这段话，让人忍不住想起西洋史学名著中一部了不起的作品。爱德华·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这部书，是因为有一次他去造访罗马，在罗马留下来的废墟中，突然听到了远方教堂传来的钟声，还有旁边修道院里诵经的声音。在那个情境下，多重时间被叠合、凝聚在一起，从古罗马帝国时代传流至罗马的废墟已经有两千年左右，传来钟声的那个教堂可能也有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修道士们诵经所依循的基督教传统也产生于罗马帝国时期。在那个黑暗即将来临的黄昏，在非常奇特的气氛情境下，爱德华·吉本有了探索罗马历史的强烈冲动，这些废墟和声音也提示了他要写的罗马帝国历史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不是罗马帝国兴亡史，而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他要探索的是，为什么曾经那样伟大的一个文明帝国会灭亡？它的“衰”是从何处开始，以致引发它的“亡”？
这和他在那片废墟中听到修道院诵经的声音有关系吗？当然有。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爱德华·吉本最重要的一个论证是——罗马帝国之所以衰亡，就是因为基督教的兴起。这在当时（18世纪中后期）是一个非常大胆甚至激烈的观点。
当时的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充疆域，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它会把征服之地的神，纳入罗马原来的万神殿，于是那些被征服的人很容易就被罗马人感化，进入罗马帝国，成为它的子民。这本来是罗马帝国从创建到扩张最重要的长处。那罗马帝国为什么要迫害基督教和基督徒呢？因为，基督教最核心的信仰是一神信仰，除耶和华外，基督教不承认任何其他的神，而这对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作为一个史家，爱德华·吉本提出了一个看待罗马帝国的新鲜角度：基督教坚持一神教，挑战了罗马帝国原来政治统治的基础，于是帝国开始迫害基督教，但是那些勇于为信仰牺牲的基督徒反而让基督教更加兴盛了，兴盛到几乎让罗马帝国变成了一个相信一神教的社会，原来的罗马帝国再也无法维系了。
有时，历史的改变就是这样幽微而巨大。一个人活在现实中，却受到历史和过去的蛊惑，变成了一个历史的思考者。爱德华·吉本如此，司马迁也是如此。
在“太史公曰”中，司马迁接下来说：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从西周留下来一个传统的重要标准，就是时间，也就是一个人可以被记得多久。《左传》中说，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三类成就——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件事情，都牵扯到我们活着的时候所创建的东西，却只有等到死后才会得到真正公平的评价。
在司马迁的标准下，有那么多在先天的地位、条件上远胜孔子的君王、贤人，但是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享有活着的时候的气派，死了之后很快就被世人遗忘了。反之，孔子出身并不高，却靠着自己一生的努力，“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到司马迁这个时代，离孔子已经四百多年了，将近二十代。但大家仍然记得孔子，把他当作知识学问和信仰的根源。这就是太史公在鲁地的仲尼庙堂看到诸生还在“以时习礼其家”所得到的感动。
一直到那么多年之后，天子和王侯要诉诸六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才能和技艺）的时候，必须要回归孔子。因为这样，司马迁才说孔子“可谓至圣矣”。我们现在一直习惯说孔子是至圣先师，主要就是来自《史记·孔子世家》。“至圣”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空洞、随便、简单的赞叹之词，而是经过了长久的时间考验，有着实实在在的背景和含义。
制度的卫道士和破坏者
传统上，我们习惯把孔子尊称为“至圣先师”，如果按司马迁在《孔子世家》最后的赞语来理解“至圣”的话，那“先师”又是什么呢？先师，通俗的意思就是“第一个老师”。乍一听，这样的称号颇为夸张，但其实相对于“至圣”，恐怕还是“先师”更符合孔子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
例如，孔子留下来最重要的，最能反映其思想和事迹的著作是《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和门人记录。我们现在对此毫无异议，但如果回到历史的情境当中，我们不得不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什么是“弟子”？什么是“门人”？
在中国的历史上，弟子或门人竟然是孔子开创出来的一种人间角色。在孔子之前，我们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有老师——学生这样的相对关系存在。
那以前的人怎么受教育呢？事实上，一直到孔子生活的春秋年代，都只有在贵族系谱中进行的贵族教育——前一代贵族把自己受过的训练，比如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传给同样属于贵族身份的下一代。这种教育是封闭的、垄断的，教与学的资格都是以血缘身份来决定的。而孔子和门人弟子之间完全没有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孔子的一些学生在原本的封建秩序当中根本不具备接受贵族教育的身份。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和他的学生事实上破坏了当时的封建秩序。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在封建秩序动摇的春秋时期，才给了孔子这样的空间，可以违背旧的体制规范，把原来封闭的、垄断的贵族教育内容有教无类地提供给更多的人。
从《左传》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春秋时期的具体情况。当时，各国内部几乎都面临“礼”遭到忽略、破坏的状况。于是相应地，国与国之间的固定关系也动摇了，无法持续在原来的“礼”上和平往来的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诉诸权谋乃至于武力压迫的事件。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兴竞争的局面，内部是公子与公子竞争、大夫与大夫竞争，外部则是国与国的角力。竞争的胜负，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才。
回到春秋的历史情境，孔子给予弟子的教育，就是教他们如何去当官，或者更准确一点，是教他们如何在变动、混乱的环境当中让自己“有用”。新的变化所创造出来新的需求，无法在原有社会架构下得到满足。比如说，打仗的人才要应付的不再是过去单纯的贵族之间有礼有节的射御，而是要指挥成百上千的士兵如何布阵对垒；外交人才应付的也不再是和平的宴饮盟会，而常常是强弱有别的紧张谈判，轻则增损几座城，严重时甚至会引来灭国的危机。
孔子是“圣之时者”，他比谁都清楚时代的需求，并在教育的内容和对象上进行了革命性的扩张，训练可以在政治、外交、军事场合发挥作用的人才。虽然孔子一再告诉我们，他把周公作为偶像，梦想恢复周公建立的礼乐秩序，然而吊诡的是，如果孔子的梦想真的达成了，回到周初那个封建体系，是没有他这种人的位置的。历史上的孔子是一个大矛盾，他所做的事情实质上是破坏周代的封建文化，但他向往的却是回归旧的封建体制，一个会取消他自己这种老师角色的环境。
孔子在世的时候就成其大名，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将贵族教育教给广大弟子的革命性行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教出来的弟子真正有用，真正符合春秋时局的需要。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孔子是最早的人力资源专家，他看出了当时人力资源所需，勇于突破窠臼，找到切实的办法。
从《论语》来看，孔子最特殊的地方在于，有一段时间他是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老师。相应地，孔子一生最重要的事迹也都跟老师这个身份有关，跟他的弟子们有关。
《论语·先进》的第一章里，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君子和野人指的是身份上的差别，大夫以上身份的人叫作君子，出身低于大夫的就是野人或者小人。不过，孔子在《论语》里明确赋予君子不一样却又相关的一层意义：君子既指有贵族身份的人，同时也指拥有这种身份应有的修养与智慧的人。
大夫以上的贵族会接受完整的贵族教育给予他们的特殊的知识与能力，并且形成理解并遵守封建礼仪的习惯。而到了孔子的时代，他将这套贵族教育普及给原本不具贵族身份的人，于是君子的身份与人格品德就分开来了，相应地，孔子也就将拥有那种人格、品德的人称为君子。身份与人格品德的分离就会产生另一种现象，有的人虽然具备贵族的身份，却没有贵族应有的人格、人品，这种人从身份上看是君子，从思想、行为看却是小人。孔子在《论语》当中有很多的话都是针对这种失格的人有感而发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在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身份就是老师，这个身份特别呈现在《仲尼弟子列传》中。《仲尼弟子列传》的存在，是为了跟《孔子世家》里的内容形成一个互补的连带关系。这篇特殊列传的存在，也让我们知道，仲尼弟子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特别的历史现象。
在这篇的开头，司马迁就告诉我们，完成核心的“孔门教育”的人前后一共有七十七个，司马迁一一罗列了这七十七个人大致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经历。用这种方式，司马迁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在孔子身边聚集了这样一群人才，并且在历史上有名有姓。
今天，我们不仅能够认识这些人是谁，还能了解孔子在人格上面最伟大的地方——从来不给标准答案。孔子会依照每个学生的人格、处境，以及迈向一个完整的人所需要的反省，来提出不一样的训诲。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支持且强调每个学生都是一个个人。两千年来，有多少老师做得到呢？如果没有孔子这种精神，司马迁不可能写出《仲尼弟子列传》。在《仲尼弟子列传》里，司马迁也一一凸显了孔子的弟子在那个时代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取得的成就。
《仲尼弟子列传》最先写的是颜渊。颜渊是孔子最喜爱的学生，他没有任何外在具体的事功，也没做过官，但在孔子的眼中，他是一个认真的、不断让自己变得完美的人。这是最难得的精神。所以，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引用了《论语》里孔子对颜渊几句最重要的赞美之词。
其中一句赞颜渊好学。他没有任何外在利益的考虑，纯粹是为了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去学习，去磨砺自己。孔子称赞他：“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渊过的日子是“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甚至没有办法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如果是别人，会一直担心明天该怎么办，下一顿饭在哪里，但颜渊不在意。他只要能够不断学到更多的知识学问，有机会让自己变得更好，就永远都那么快乐。这样的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非常惊人的人格典范和形象。
孔子还赞美颜渊“不迁怒，不贰过”。这短短六个字，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一种自我道德要求。什么叫作“不贰过”？简单地说，就是当我自己知道这是错的，就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定义，但是如果认真地回到自己的内心想想看，真的做得到吗？为什么这是最基本的自我道德要求呢？因为要“不贰过”，首先要承认自己是错的，不是靠法律或其他人告诉你，而是自己发自内心有一个标准，甚至不是对别人承认自己做错了，而是面对自己、对自己负责。人是一种脆弱的动物，我们经常连对自己承认不能做、不该做的事，都没有办法不再犯。如果颜渊真的做到了，当然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感佩了。“不迁怒”又跟“不贰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迁怒”是把本来属于自己的错误推给别人，如果一个人有迁怒的习惯，就永远不可能做到“不贰过”，因为不贰过的起点就是自己承认错误。所以，光是这六个字就可以看出，孔子用颜渊来树立了一个多么高的人格标准。
从颜渊以下，《仲尼弟子列传》中罗列了孔子所有重要的弟子。我们看到，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当中做了那么多的事，留下那么多鲜明的身影，我们不能不问，不能不感动——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老师，能够在身边聚集这么多人才？这绝对不可能是偶然的，必然说明了孔子作为一个人、一个老师，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用这种方式，《仲尼弟子列传》彰显了孔子作为老师的基本价值和地位。
《仲尼弟子列传》是跟《孔子世家》放在一起对照的，因为司马迁已经把孔子作为老师的角色写在这篇列传当中，所以《孔子世家》对这一部分便没有太多着墨。受到汉代崇拜孔子的气氛太过于强烈的影响，他在《孔子世家》中把孔子抬高到了近乎于人跟神之间的一种特殊地位，这是对孔子的真诚崇拜。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灾难。这意味着司马迁不能如实地去面对孔子作为一个人的事实面貌。我们在读《孔子世家》的时候，必须用一种批判的方式，尽可能拨开这些神话的云雾，才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孔子。
面目不清的孔子
依照传记的惯例，司马迁在《孔子世家》的一开头就交代了孔子的世系，但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字句。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世家》说孔子出生于鲁，但先世是来自宋。这个说法后来被历史证明基本是可靠的。宋是一个很重要的古国，背景来源非常古老。周人翦商成功后，成为天下共主，就把商人的后裔封在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礼记》中记录孔子快要去世的时候说自己“梦奠于两楹间”，因为他是商人之后。
在讲完孔子是宋人的这个背景后，司马迁又继续追索。孔子的先人叫作孔防叔，父亲叫叔梁纥。但为什么要特别讲“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还要“祷于尼丘”才得孔子？从这里开始，孔子的故事已经有点儿神话色彩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读《孔子世家》碰到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在“独尊儒术”的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下，孔子和儒术已经取代了原来的黄老道家变成政治上的思想原则。受政治上的影响，孔子的地位不断上升，对于孔子的种种描述也就在原来更古老、可信的史料上添加了许多神话色彩。
在汉武帝的年代，孔子已经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尊称——素王，意味着孔子是上天派下来当天子的，只不过在现实条件限制下，没有实现这个命运的安排。但孔子留下了他的努力，最重要的是，留下了他的思想。在原来的王官学的传统中，留下了“六经”，这个观念也是经过孔子之手改造的，作用是“为后王立法”。孔子本应是一个天子，但是不能为当时的现实立法，所以就留下了这些如何致天下太平、创建一个理想社会的种种典籍，等待后人在此基础上去创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
到了汉武帝的时代，孔子这种身份和汉武帝寻求的新的政治合法性密切结合在了一起。换句话说，汉武帝毫不客气地承担了“后王”的角色，意思是孔子就是为了他而准备了儒术，留下了六经。有了这样一套联结，孔子的地位显得更神秘了，好像有一种预言：未来会有合适的人实现他的理想。
在《孔子世家》里，受这种时代气氛的影响，司马迁记录了很多可能直到战国后期，甚至秦汉时期才流传的关于孔子的传说，这些传说的共性是让孔子显得好像在冥冥当中就应该受到重视。他们喜欢强调的是，孔子是上天派下来的，注定要有这种历史地位和成就，但这样的说法反而贬损了孔子的巨大成就。我们现在之所以肯定孔子，就是因为他没有先天的身份条件，单纯靠着自己意志和努力打造出新的社会角色，做出了影响深远的社会贡献。
在写完孔子的世系后，《孔子世家》接下来记录了这样一段传说。孔子在十七岁的时候，还很少人认识他，但是鲁大夫孟釐子在重病快死的时候，把儿子叫到病榻前，说到了孔子。孟釐子说，孔子是圣人之后，他们这个世系原来在宋，但是祖先在宋灭败了，孔子的先祖把地位让给了宋厉公，另一个先祖正考父则连续辅佐了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正考父也是一个圣人，他留下了一个圣训，教人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到谦卑。这个圣训刻在鼎上，叫“一命而偻，二命而伛，三命而俯”。意味着，当你接到第一个任务的时候要弯着腰，接到第二个更重的任务的时候，要把腰弯得更深，简直要跪下来，到了接最重的任务的时候，要整个人趴在地上。然后随时扶着墙走，不炫耀自己的地位和事功，就没有人能够欺负你。
讲了孔子的来历后，孟釐子又跟儿子说：“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圣人之后一定有能人，孔子年少好礼，应该就是这个圣人世系当中将来会了不起的人。孟釐子就告诉他的儿子说，等我死了之后，你一定要去找孔子来作为你的老师。果然，孟釐子死后，他的儿子孟懿子就跟另外一个鲁人南宫敬叔一起去追随孔子学礼。
在这个传言的影响下，当时鲁国掌权的季氏重用了孔子，所以孔子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季氏重用，先是作为季氏史，接下来被提拔为司空。依照《史记》这种说法，孔子根本就是少年得志，但这种说法和我们所看到的《论语》《礼记》中孔子自己说的话或《礼记》中对他的记录是不相符合的。
在《孔子世家》里，很多地方刻意夸大了孔子在世时的政治影响力。依照《史记》的记录，齐鲁两国有很多纷争，于是有了一次“夹谷之会”，本来是一个对鲁国君极为不利的盟会，但孔子借着坚强的意志，用非常强硬的手段倒过来挟持了齐君，迫使齐国对鲁国让步。“夹谷之会”或许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我们如果去看孔子的生平，在夹谷之会中，他作为一个知礼者，最多也只是一个“相”的位置。
当时，从西周一路传留下来的封建制度，其根本就是一套礼，但这套礼随着时间越变越复杂，各个世系、世代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以致到了春秋时期，贵族们都没有办法充分掌握礼，因此需要有人来辅佐和帮助，这个角色就叫作“相”——后来的“相国”“宰相”，就来自这个角色，只是在权力、功能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春秋时期，因为封建秩序已经败坏瓦解，两国盟会是非常紧张的。大国小国之间，如果盟会顺利也许可以免除一场战争，如果盟会不成，很可能就要兵戈相向。所以，盟会怎样顺利进行，如何伸张对自己的国、国君最有利的礼仪位置，就是相礼者重要的职责。孔子有知礼的背景，所以在“夹谷之会”中很可能是以相礼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依照他对于周代封建礼仪的知识压倒了齐国的相礼者，指责齐国和齐国国君在夹谷之会所做的事、说的话是不符合礼的，进而逼着齐国退让。这很可能是比较接近历史的实际情况，但《史记》以及后来《孔子家语》这些文献所描述的孔子角色、夹谷之会的状况，都刻意夸大了孔子的神力，好像只要孔子一出面，其他人就为之披靡，全部节节败退。
另外，司马迁延续了父亲司马谈所受到的道家影响，在《孔子世家》中特别凸显了孔子跟老子之间的关系。我们之前提过，这也是一笔历史上的糊涂账。《孔子世家》中记述，最早去跟孔子学习的贵族南宫敬叔特别去劝说鲁国君，应该带着孔子一起去觐见周天子。于是鲁国君就和孔子坐同一辆车去了周。孔子在周见到老子，分别的时候，老子特别送孔子出来，然后说了一番话：“我听说有钱的人送行要送有价值的礼物，可是一个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要送人家离开的时候，却是要送有智慧的话。我不是有钱人，勉强有人认为我有智慧、有仁德，所以我送你一句话吧！”于是他说：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
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不要太聪明（耳聪目明，对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看得清楚），不要太雄辩（对是非善恶的了解和坚持），这些都会因为议论到别人，而给自己招致不利。然后他又劝孔子说，要放掉自己，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用这种方式记录老子给孔子的劝诫，充分反映了道家对儒家的一种意见，也就是说，从道家立场上看，儒家其实是一个过度强调是非对错、固执、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套想法。
齐景公一度非常赏识孔子，问政于他，孔子的回答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答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国君的要像国君，做人臣的要像人臣，做父亲的要像父亲，做儿子的要像儿子。景公听了非常感动，认为孔子讲得太好了，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国家再有钱，国君可能都要饿死。齐景公当时是想重用孔子的，但是齐国的名臣晏婴阻止了他。晏婴说，像孔子这样的儒者，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是，“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高高在上，只相信自己的理论和道理）。另外他们那么讲究礼仪，我们会为此耗费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因此，“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
这其实又反映了道家对儒家的批评。儒家有太多繁文缛节，要讲究、保留所有的封建礼仪，谁也学不完，如果一直把精神耗费在这些外在的礼仪上面，人就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本源上去过日子，去理解这个世界。
在《孔子世家》的整体中，上面这两段其实有点怪，跟其他地方把孔子视为素王是有冲突的，其中暗含着司马迁还是遗留了文景时期影响司马谈的那种以道家为核心和真理的态度。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孔子世家》光是在文本上就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完全接受《史记》讲述孔子的方式，我们所认识的孔子一定是面目不清的。这是《孔子世家》无法掩饰的缺点。
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世家》尽可能地把有关孔子分散在各处的史料按照时间排列下来，让我们大概知道孔子在《论语》所说那些话时的背景。但因为这些史料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司马迁笔下呈现的孔子的个性也是有差异的。
今天想要回到对孔子最原始的认知和理解，应该如何做呢？我想，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可以依循——在《孔子世家》中，只要是对孔子过度褒扬的（包括政治上的作为，尤其是他回到鲁国如何被重用），在原始史料上绝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强调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先知者，也是过分夸大的。不过《孔子世家》中也有一些真实感人的段落，比如讲到孔子如何应对生命当中的挫折。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封建的秩序，他希望找到一个君主，愿意采用他的方式来创建那个黄金时代的封建秩序，这个追求一直没有真正实现过，然而孔子在种种挫折中仍然褒有他的志气，还教导学生要不断追求理想。
《史记》里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记录，讲孔子和他的弟子“绝粮于陈蔡”的故事。那时候，孔子和弟子们被暴徒包围着，“从者病，莫能兴”，跟着他一起的这些弟子，要么在精神上、要么在身体上都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了。但是，孔子依然继续讲他的课，继续沉浸在音乐带来的愉悦中（孔子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并以这种方式展现了他特别的精神。
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他们的关系大概介于师友之间。子路在绝粮于陈蔡时非常难过、生气，他气的不是孔子，气的是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遭遇。所以，子路冲动地去见孔子，一见到就冲口而问：“君子亦有穷乎？”意思就是好人（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努力修养自己的人）为什么也会落到这么可怕的境地？孔子很自然地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所有的人都会遇到挫折，但君子和小人的差别就在于，君子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境下都会坚持自己一贯的做人原则，不会为了摆脱挫折而违背原则。相应的，小人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难，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在如此极端的处境下，孔子知道弟子们心里都有郁结之处，于是一一找这些弟子来谈话。第一个招进来的仍然是子路。孔子引用《诗经》说：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孔子把子路的感慨借由《诗经》的字句，倒过来变成一个问题，来反问子路——你怎么解释我们为何会到这个境地呢？
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孔子在告诉子路，当你遇到了困窘和挫折，不见得都是你的责任，有可能是外界的因素，而有些外界的因素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同时，这段话也就呼应了我们之前一再跟大家说的司马迁自己的内在信仰——“究天人之际”。为什么会有伯夷叔齐和比干？为什么他们明明是仁者智者，却遭到那样的苦难？因为他们的君王不听从他们？不是的，是因为有天。这是子路所不了解的。
子路出去后，下一个来的是子贡。孔子同样用这段话问他：我们有今天这样的遭遇，是我们的错吗？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的解释是，我们今天碰到这个困境，是因为老师您太理想化了，您追求的东西是这个世俗社会没有办法理解、容纳的。子贡从现实的角度来劝孔子，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高，可不可以不要那样坚持？如果我们能妥协一下，也许就不会遭遇这种状况了。
孔子回应子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业，你坚持自己的专业，要知道这个专业的尊严在哪里，这比其他的一切都重要。你要做一个农夫，就把你的农夫技艺发展到极致，你要做一个工人，就把你的工匠技巧发展到极致，这才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同样的类比，什么叫作君子？君子就是想尽办法把世界上所有混乱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予以收拾，让大家都知道这背后的秩序和礼的道理。这是一个君子应该要做，也是唯一能做的。在自己的专业上面，君子不能去妥协、去讨好。作为一个君子，他不能违背、委屈自己的原则和专业的尊严去讨好君王，也不能去讨好一般人。孔子进一步训诲子贡：你想的竟然不是更坚定自己的专业，却想让我来讨好一下？那子贡我告诉你，你的志气不够远大啊。
子路和子贡的回应形成了一个清楚的对比。子路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反求诸己的人，他认为可能是我们做得不够。但子贡不一样，他想的是让别人更容易接受我们，在跟社会的沟通、相处上，或许可以稍微降低自己的标准。这是子贡的习惯和聪明，但有时候也是他的缺点。这两种答案都不是孔子要的，但借由回应他们的答案，孔子教给他们自己认真相信的原则。
子贡出去之后，进来的是颜回，孔子最喜欢的弟子。孔子也拿同样的句子问他：我们错了吗？为什么会落到今天大家没有东西吃，以致所有人几乎都生病了的状况呢？
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他开头一句话跟子贡所说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老师追求的东西跟现实社会实在相差太多了。不过，接下来他的回答和子贡的截然不同：“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他完全从相反的方向来说：您追求的这个志愿跟社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因此当你在推动、追求你的理想的时候，当然会被社会抗拒啊！但正是这样，您才值得去追求这个理想。如果您想的跟大家都一样，这个社会很容易就可以接受，那为什么还需要孔子，为什么需要您拥有这样的理想来改变它？所谓“不容，然后见君子”是说正是因为这个社会对我们有意见，才说明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如果在我们追求理想的过程中，社会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反应，这哪能叫作理想？不过就是在社会的现实上面去迎合这个社会罢了。所以，颜回更进一步说：“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颜回的回答是对自我责任的一种认知，每个人有自己责任上应该担负的部分。作为一个君子、一个求道者、一个试图要实践理想的人，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把自己修养好，让自己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拥有那样的知识和德行。如果在这个自我追求的过程中，有任何不够的地方，有任何缺漏，那是你的问题，是你应该要觉得羞耻的。可是，如果在这样的标准衡量下，你该做的都做了，但国君听不进你要说的话，不能认识你、重用你，社会也对你产生了强烈的敌意，这是你的问题吗？是你的羞耻吗？不，这是国君的问题，是社会的羞耻。这些不符合我们标准还以此来轻蔑我们的人，反而证明了我们的价值。
这段话真的非常重要。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集体，面对社会，面对别人给予我们的种种看法和标准，还是可以听听颜回和孔子的这段对话，思考什么叫作自我的责任。作为一个人，一定要这个社会接纳我们才是我们的光荣吗？很多时候，如果这个社会的运作模式和方法是你不能认同的，是你知道在一个更高的理想和标准下有问题、有缺憾的，那你为什么要让这个社会一开始就认同你呢？你应该努力去改变这个社会。在这个阶段，你抱持的态度和价值跟这个社会必然是有差距的。在你追求理想的过程中，社会不那么容易接受你，这是荣耀而不是耻辱。
所以，听了颜回的回答后——
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这就是颜回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很高兴地说，“有这种道理！”我们还看到了孔子经常被忽略的幽默感。他对颜渊说：“姓颜的，以后如果你当了高官或是有钱了，这样吧，我去帮你服务，帮你工作。”这是一个老师对学生最高的赞美：我多么希望这个世界上有像你这样的有地位的人；倒过来说，我多么希望这个世界上有地位、有财富的人都像你这样，明白什么是理想，并且愿意追求理想，实践理想。
在《孔子世家》当中，还有一小段事迹也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体会孔子的个性和了不起之处。孔子找了一位音乐大师师襄子学音乐，但他学的方式跟老师不太一样。孔子花了十天的时间接受了一首乐曲，没有要学别的。师襄子说：“来吧，可以学学别的东西。”孔子说自己已经学会了这个音乐，但是还没有体会它背后的道理，因此他继续学。
过了一阵子，师襄子又问：“可以学新的了吧？”但是孔子说：“我已经知道音乐的道理了，但我还不了解创作者背后的情感和意志。”又过了一阵子，孔子了解了这个音乐要呈现的情感和意志了，但他说还没有理解音乐背后的人，因此又继续学了一阵子。
最后，孔子已经可以通过这个音乐感受到这个人。他说：“这个人非常专注，思想非常深邃，我好像可以看到他，他脸上有一种自在，眼光很高，志向非常远大。我从这个形象中左思右想，恐怕只有周文王会有这种形象吧？”师襄子非常惊讶，虽然他是老师，但他知道孔子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已经超越了自己。他告诉孔子：“你说对了，这就是《文王操》。”
当然，我们是在神化孔子的能力。但是孔子这样学音乐，背后的道理真的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一层层地通过音乐、艺术、文学的文本，最后真正要认识的其实是文本背后的那个人。这种对人的关怀，是孔子和司马迁传递给我们最了不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