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史记的终极关怀

“挂羊头卖狗肉”的写法

若要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选出难读的一篇，即使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读法，《伯夷列传》也绝对在数一数二的位置。为什么《伯夷列传》这样难读，还会被司马迁放在列传的第一篇呢？这是掌握司马迁的历史精神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几个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来解读。

第一，一般来说，《史记》常用的方式是先叙述后议论，司马迁先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经历了什么、在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做了什么样的决定，等读者对这个人有了体会和印象之后，才在文章最后的“太史公曰”中说出他理解的历史上的道理。然而《伯夷列传》开头就是议论，结尾也是议论，为什么？

在《史记》的绝大部分文章当中，我们都能看到司马迁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精准地描写人物、事件，以及人跟人之间的场面。列传七十篇比世家、本纪更加活泼，书写的也都是鲜活的个人在生活上具体的选择、挑战和决定。《伯夷列传》的主角虽然是伯夷、叔齐，但描述伯夷、叔齐的部分比较短，甚至可以说是“挂羊头卖狗肉”。

司马迁不是想侧重讲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而是要讲一些更难以表达的重点——当历史去记录这些人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终极的标准或关怀，来约束、决定我们如何看待人物？一般的世俗究竟怎样评断人物？而当历史记录不得不评断人物的时候，这种评断跟世俗的认知究竟有没有不同？

在《伯夷列传》的开头，司马迁写道：“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从父亲司马谈的道家本位的态度，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环境，再加上他自身跟董仲舒学习的经历，对司马迁来说，儒家才是知识的本位，如果典籍上有不一样的说法、记录，而大家又只能接受一个共识的态度与方法的话，就要“考信于六艺”。换句话说，如果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事物内在道理有困惑，就应该回到儒家继承的这些西周王官学经史典籍上，用里面的文字作为终极的评断标准。因为即使到舜或者夏这么古远的时代，六经中仍然能够考索到一些确定的内容，比如尧如何把大位让给虞舜，而舜用什么方式将大位交给了夏禹。依照《尚书》，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考量：

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尧、舜把大位传给下一任继承人，首先要请有地位、有眼光的部落首领们推荐，这些人如果都推荐了同一个人，就给他政治责任，让他来试用，等结束后再看这个人是否适合这个职位。不是今天在公司里的两个月试用期，这一试就要试数十年，要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点一滴地观察这个人。一个新的统治者将来要负担的是全体人民的福祉，这件事情太重要了，绝对容不得半点轻忽。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有功、有用，表示他的决策是正确的，在执行上面也有长处，才正式将大位交给他。

司马迁想表达的是，王位大统是如此困难、艰巨，需要小心谨慎的一件事，不可以随随便便交出去。接下来，“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可是许由觉得尧一定是认为他对权力有兴趣，因而感觉到羞愧，远远地离开了。还有一种更夸张的说法，许由听说尧要以大位相让，就羞耻得跑到河边，用河水洗自己的耳朵——怎么会听到这么难听、污染耳朵的话！

对司马迁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把位子交给一个人明明是那么困难，而尧怎么会如此轻率地交给一个明确拒绝他、将这种责任视为奇耻大辱的人呢？更奇怪的是，历史上这种传说还不只许由一个。到了夏，卞随、务光都是被选中去接统治大位的继承人，跟许由一样，他们被选中时非但没有高兴，反而都逃走了。所以太史公在《伯夷列传》文章的开头说：

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司马迁要提出他的大问题：许由这个人究竟存在过吗？这是司马迁在探究历史时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他说，我游历天下，在箕山上发现一个遗址，就是许由的坟墓。如果真的有许由的坟墓，我们就必须接受有许由这个人，可是为什么在由孔子以儒家传统为体系建立的典籍中，很少提及许由和务光呢？如果许由、务光的人格果真如此高洁，为什么孔子不讲，这些记录里也看不到他们呢？这是两个矛盾的因素：一边是许由冢这个现实的证据证明许由的确存在；然而另外一边，在最值得信任的儒家典籍中却没有提到许由。

司马迁明白且坦率地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史家，我没有答案，只能存疑，你们尽可以去想。为什么没有答案还要想呢？因为从许由身上会延伸出另外一个线索，就是孔子讲过的这些仁者贤人，在作为和人格上类似许由的就是吴太伯和伯夷、叔齐。司马迁认为通过了解他们，就可以明白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对待有许由这种精神特质的人。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前面的世家当中特别写了吴世家，因为吴太伯是司马迁心中的典范。同样，列传从伯夷开始，是因为伯夷也是古代难得的典范。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史学家经过探究和努力，告诉后来的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同读哲学、文学不太一样，读者阅读历史的时候会习惯性地预期在史学著作里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发展了什么事。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列传的第一篇，是想提醒我们，不能用读其他人物传记的态度来读这篇文章。

“义人”的绝对原则

伯夷、叔齐是一对兄弟，他们的事迹被放在《伯夷列传》的中间部分，如果司马迁只是在这一篇中选择了商周之际的人物来介绍的话，这篇文章应该就只有那段“中间部分”而已。这段“中间部分”发生在商代，那时中国散布着许多城邦小国，孤竹君之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根据后来周代奠定下来的名称序列，“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所以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叔齐显然最得父亲的青睐，孤竹君希望他接任国君。叔齐认为依照宗法制度，嫡长子伯夷才是王位的继承人，要把王位让给伯夷，但伯夷不肯接受，让叔齐继位是父亲的遗志。伯夷担心自己继续留在国内一来会让叔齐尴尬，二来叔齐很有可能会依照宗法的原则让他来担任国君，所以干脆离开了孤竹君之国。

叔齐看到兄长为了让他当国君而离开，也跟着离开了，因此孤竹君的国人，也就是这个政治体系里面的其他贵族，只好选择二儿子当了国君。

商代末年，西伯昌（周文王）声名远播——“善养老”。这个是很有趣三个字，意味着西伯昌能够爱民，连老人都会愿意到他的国度里面去养老。这是伯夷、叔齐喜欢的一种社会气氛和待遇，所以就去到了周。他们是冲着文王西伯昌去的，然而尴尬的是，他们到的时候，西伯昌恰好去世了。

通过包括《史记》在内的许多文献史料，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证据，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西伯昌之死不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周人在西方的崛起，很早就对作为中原共主的商产生了威胁，有一种最合理的说法认为，商人觉得有必要压抑西边崛起的周人，西伯昌因此被抓到商人的势力范围内，最终死在那里。他死后，周人不可能顺从地接受。于是，“武王载木主，东伐纣，号为文王。”武王把父亲封为文王，表明这时周不再是商的属国，开始公开质疑商的共主地位。武王要为父报仇，如果有谁反对出兵伐纣，就意味着要他违背自己的尊严和立场。

这个时候，来投奔西伯昌的伯夷、叔齐二人站在武王的军队前，拉着武王的马劝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其实也就点明，武王为了报父仇，本就是刻意选择父亲没有下葬的时候发兵。“仁”在这里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道理。这话说得非常直率，而且毫不客气，甚至暗含着指责。武王的左右随从看到这种情况，就要把他们抓下去杀掉，被姜太公阻止，说：“此义人也。”什么叫作“义人”？“义者，谊也。”姜太公认为伯夷、叔齐并没有错，他们说话虽然不好听，但是恰恰表明他们非常看重既有的规范，不因为自己的需要而违背自己的信念。

周文王鼎 《西清古鉴》卷二，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刻本。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人会“逃国”。对伯夷、叔齐来说，在孤竹君之国得到很大权力，这么巨大的诱惑抵不过他们内在的根本问题——我这样继承王位是对的吗？他们的选择就是在告诉我们，他们是绝对主义者，这个绝对是原则的绝对，在原则面前，他们不做任何现实的考量，不管所失与所得之间有多大的差别。这就叫作“义人”。

伯夷、叔齐看待周武王也是基于这种绝对原则。他们指责周武王伐纣违背了原来的承诺，因为如此一来，周跟商之间的关系会打破。太公看到了背后的这些原因，所以出面让随从将伯夷、叔齐拉走。武王当然不会因为伯夷、叔齐而停止伐纣。接下来，武王取代商纣王变成了天下的共主，伯夷、叔齐觉得非常羞耻。他们觉得，武王用这种方式取得天下违背了他们坚信的原则，这个天下里的一切都是可耻的，所以他们逃到最远的地方，远离周武王。他们跑到首阳山上，那里没有人种植谷类，在一般的生产和文明的范围之外。两人“采薇而食”，最后当然就饿死了。

史家职责：对抗“天道”

整个故事如此简单。偏偏司马迁在讲故事之前，引用孔子的说法：“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其中的关键是两个“怨”字。孔子的意思是，伯夷、叔齐求仁得仁，他们做这种选择的时候，也就意识到了要付出什么代价。他们自己选择跑到首阳山上，不要任何权力，最后甚至不要跟周武王在同样一个天下呼吸同样的空气、吃同样的谷物。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哪怕因此付出了饿死的代价，心中也没有怨恨，是求仁而得仁。

接下来，司马迁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他认为《诗经》中这部分对伯夷、叔齐的看法似乎跟孔子的说法有出入，这是一个大问题。前文曾提到司马迁的态度，如果对许由是何种人有疑惑，就应该听从孔子所编撰的六经。可是，孔子和《诗经》都提到了伯夷、叔齐，但不一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面对重要史料的差异，他感到疑惑，并以这个疑惑作为伯夷、叔齐生平的开端。这篇文章之所以那么难读，正是因为它一直在逼迫读者去思考这些关键的问题。

在《诗经》里面有这样的记录：“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伯夷、叔齐在西山上采野草，商纣王的确是暴君，可是武王用武力去推翻暴君，而且是一个臣下对主上的叛逆，这样的做法跟商纣王是一丘之貉。以暴易暴，周武王根本没有资格去推翻商纣王。

接下来：“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他们所向往的，是像神农、虞、夏这种上古的理想生活环境，既没有商纣王，也没有周武王，人跟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秩序。所谓“秩序”，就是要回到人的伦常上，没有违背伦常的政治。然而那个理想的情境已经不存在了，以伯夷、叔齐的个性，还不如死去。

接着歌里面说：“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倒霉呀，竟然活在这种衰世当中。然而饿死在首阳山并非造化弄人，其实是他们两个人主观的选择。“由此观之，怨邪非邪？”这是司马迁对孔子那段话的回应，他是在问：伯夷、叔齐心中到底有没有怨恨呢？如果他们临终前唱的歌是可信的，最后明明是在怨“命之衰矣”。一方面是《诗经》里留下来的歌，我们看到这对兄弟饿死之前哀叹“命之衰矣”，明明充满了怨恨；另一方面，孔子却又特别褒奖他们，说他们是坦然“求仁得仁”而死。如果《诗经》是对的，难道孔子在说谎吗？如果孔子是对的，我们应该怀疑《诗经》的记录吗？我们要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放在心上，在看待后面关于伯夷、叔齐的讨论时才能读懂。

怎么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司马迁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我们似乎都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好人有好报的规律，如果是这样，伯夷、叔齐当然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则的好人，可是他们又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不只伯夷、叔齐是这样，孔子跟他的弟子也是如此。在所有的弟子当中，孔子最喜欢的是颜渊，“回也屡空，糟糠不厌”。颜渊必然是一个善人，可是他的结果跟伯夷、叔齐几乎没有两样——他也经常忍饥挨饿，而且因此早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难道上天就是这么对待善人的吗？有那么多证据证明好人没有好报，相反地，还有坏人没有恶报的实证。像盗跖这种历史上的大盗，每天杀一个没有惹他的人，残暴到吃人，为所欲为。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所造成的灾难又如此之大，“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这个人的结局如何呢？他寿终正寝。

这还只是特别明显的事例而已，没那么明显的就更多了。而且不只是古代，司马迁认为自己身边都有很多这种“操行不轨，专犯忌讳”的人，做坏事恶事，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身边的君子“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个人的生命体会，这也是“究天人之际”关键的大问题。他一定在想，我又如何呢？我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局当中遭遇了宫刑，难道是上天因为我的行为给予我的正确对待吗？我应该怎么看待好人有坏报、坏人有好报呢？所以他问：到底有没有天道？

接下来他引用孔子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一步步给我们新的论证和答案。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司马迁这时又回到孔子。如果只是为了天道而选择做一个好人，那不会是真正的好人，真正的好人是“从吾所好”。人生最根本的是要能够维持选择，按照个人的信仰、信念、热忱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并非好人就有好报，坏人就有恶报，这种“天道”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人内心的仁道。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往往是整个社会都妥协、没有原则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少数人高风亮节的可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因为这些如此有原则的人，却遭遇了这么多灾难，这中间如此鲜明的对照，让我们一下子明白他们为什么了不起。这中间的轻重，不是用那么简单的方式可以选择或者看待的。

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句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就是司马迁写《史记》巨大的野心，他是在重新赋予一个史家最尊贵的责任——正因为天道不会宠爱善人，所以需要历史。如果没有史家把这些受天道委屈的人选出来，他们的名字就不会留在历史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史家简直就是在跟天道对抗。如果只依赖天道，那许由、卞随、务光、吴太公、伯夷、叔齐、颜渊这些善人的名声可能都会被湮没，他们值得尊重的事迹，在天道下自然就全部不见了。

在这件事情上，司马迁显然没有遵循司马谈的态度——依照自然，自然是如何就是如何。不！人必须要有在自然之上的一种责任感，我们不能遗忘人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司马迁写到这里，也就解决了前面提到的那个疑问——伯夷、叔齐到底有没有怨？我们应该相信诗里显现出来的怨恨，还是应该依照孔子的说法相信他们没有怨？

在司马迁看来，孔子并非不知道有《诗经》这样的材料，而是站在史家的立场去评论伯夷、叔齐，试图告诉我们一个根本的、更高层次的评断：伯夷、叔齐生命的真正价值不在于《采薇之歌》当中的“怨”，他们更重要、更具有典范意义的地方在于，选择做一个相信自己、依随自己原则的君子。至于坚持原则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从没有逃避过。这个时候，“怨”就代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层次。或许他们死前确实有怨，但是在更高层次上，在人的终极选择上，他们不是这样的。如果有稍稍的犹豫，他们就不会走上饿死这一条路。

通过伯夷叔齐的例证，司马迁要在他的史书里面彰显人。哪怕天道要把人埋没，但是因为有史家，因为有历史，这种人就可以重获精神的荣光。从这个角度才能够真正读懂《伯夷列传》，才能对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的责任感和自我期许有更高、更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