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郑列传：逆势而行的长者
司马迁将他对武帝一朝政治的基本看法写在《酷吏列传》中，与《循吏列传》对应；在探讨一个“吏”究竟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法律这个问题上，他又用《张释之冯唐列传》与《酷吏列传》做了一组对照，表现官吏面对法律的两种态度。对司马迁来说，他既恐惧又遗憾地看到，在汉武帝这一朝的酷吏手中，秦对待文字和对待法律的态度又重新复活了。而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之中，司马迁建立了法律的另外一种样貌——它是所有人的基本行为和规范的标准，所以必须由一个正直的人担任廷尉，让法律拥有一以贯之的解释和尊严。
在第一百一十九卷的《循吏列传》之后，司马迁接着写了《汲郑列传》和《儒林列传》，把《汲郑列传》《儒林列传》夹在循吏与酷吏中间，司马迁是要以这种方式对酷吏的政治作风进行反思与检讨。
《汲郑列传》中，主角是汲黯，郑当时是配角。一开头，司马迁以简约的笔法快速切入重点——“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他的先人是战国时候的卫国贵族，到汲黯这一代往上溯七世，都是贵族。换句话说，汲黯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大家族。最早，汲黯在景帝时期当官，虽然年纪不大，却因为煊赫的家世当上了太子洗马。然后司马迁用四个字点出了汲黯的性格特点：“以庄见惮”。他在担任太子洗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庄重自持的风格，当时的太子、后来的汉武帝，从小看到汲黯也很忌惮。景帝去世之后，太子即位，汲黯成为皇帝身边的一个谒者。
司马迁写了汲黯两件有趣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不足以辱天子之使”。皇帝派他去视察东越动乱，他没去，理由是：东越那里的人本来就个性暴躁，政治不稳定，那是他们内部已有的风俗和习惯，不需要将精神和时间耗费在这么遥远的事情上。为什么汲黯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是以近乎帝师的身份与汉武帝开始有了关系——他很明白，汉武帝不敢拿他怎么样。
第二次，河南大火，接连烧毁了千余家。这是当时的重大事件，所以皇帝又派汲黯去处理。汲黯回来说：“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过是一次意外。与上次去东越一样，他自作主张更换了使命。他说：“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汲黯回来请归节，把使者的身份和权力还给皇帝，同时前来认罪，因为皇帝没有派他去发河南仓粟，他这样做无异于假传圣旨。当然，皇帝并不会怪罪他，“贤而释之”。
这两件事清楚地显现出了汲黯的个性和地位。汲黯出生于一个贵族世家，再加上在太子（后来的皇帝）面前的这种威严，所以能够讲别人不敢讲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敢回来对皇帝说，不应该派使者去视察东越。他到河南之后，发现更根本的问题是水旱灾害，于是替皇帝做了正确的决定，即刻发仓，赈济灾民。
显而易见，皇帝并不喜欢这样的人在自己身边。接下来，汲黯被任命为“荥阳令”。汲黯不想离开，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守在皇帝身边，所以“耻为令，病归田里”。皇帝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又把他召回来，拜为中大夫。回到朝廷里面，他马上“以数切谏”。没有多久，皇帝又受不了了，将他派出去当东海太守。如此来来回回，用这种方式，司马迁细腻而鲜活地描述了汲黯与汉武帝之间的关系。
下面一段司马迁则写了汲黯个性的来历：“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汲黯继承了文帝、景帝遗留下来的黄老政治风格，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好的管理政治的人是抓大放小，充分地授权，让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职位上尽到应尽的责任，就像之前在高祖身边看到的萧何、曹参一样。
汲黯有一个严重的先天问题：经常生病。生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出门，只能够将自己关在家里，当然不可能去用细致的方式去管理政治。他被派到东海去当太守，一到那里就开始生病，几乎不出门，可是这样一个太守却让“东海大治”，在当时被传为美谈。
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这种macromanagement（宏观管理）意思是，你知道什么对人民是好的，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又不去干预每一层的事务人员，这种方法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应该是有功效的。就像“萧归曹随”的故事，在曹参当政时期，是这个朝代最好的一段时间，汲黯在东海做了一年多太守，不过就是延续了这个传统，让东海成就了自主的秩序。
可是在汉武帝这一朝，累积了这么多的资源，让汉武帝可以从“无为”到“有为”。武帝“有为”的方法就是“文”与“法”（“文”指儒家及其人才、知识和信念）。与此同时，千万不要被后世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蒙蔽了，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他的内在基底是强调“法”的，所以“法”跟“文”这两种风格在武帝一朝得以并行不悖。汲黯被司马迁写进《史记》，恰恰是因为他“逆势而行”。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所有人要么因为“文”而被皇帝重用（董仲舒之流），要么因为“法”受皇帝赏识（张汤之流）。在这种情况之下，汲黯就显得非常特别。他“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因为有他，汉武帝这一朝的优点和缺点就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
在汉武帝的时候，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是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人，在武帝初年曾担任丞相。别的大臣要来拜见田蚡，甚至“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但汲黯从来不拜田蚡，顶多打个揖而已。
适逢天子要大举招揽儒家人才时，汉武帝讲了很多雄才大略的计划，讲着讲着，就被汲黯捕捉到了内在矛盾。儒者的理想是“唐虞之治”，它的反面是个人的私欲。儒者应当用对待自己的方式，甚至比对待自己更好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这才叫“仁”；而“义”则是压抑自己的私欲和利益，只问什么是正当的、应该做的。于是，汲黯直接就指责皇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年轻的汉武帝第一反应是沉默，进而生气，然后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掉头就走，干脆罢朝。这种地方就是司马迁的笔法最为精彩的表现，他必然是对“人”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才能用“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这么简洁的九个字，表现了汉武帝的一系列反应。
皇帝罢朝了，“公卿皆为黯惧”。随后，皇帝在内宫对侍从说：“汲黯之戆也！”这个“戆”指不懂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讲适当的话。即使气到这种地步，武帝对汲黯的指责也只是说这个人“戆”，意味着他仍然是忌惮汲黯的。因为有正直的信念，不论遇到谁责备，汲黯都理直气壮：“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他认为如果一个官员不能诚实地讲出自己的见解，就是失职，就辱没了这个朝廷。
有一次汲黯病了，庄助帮他向皇帝报告了病情。庄助是汲黯非常亲近的人，汉武帝忍不住问庄助：“汲黯何如人哉？”庄助的回答非常重要：“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其辅少主”其实是庄助客气的说法，因为他不敢直接说汲黯最大的长处就是辅佐皇帝。汲黯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即使是最强健、最有力气的勇士，都没有办法让他屈服。皇帝点点头，说：“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如果我们按照《史记》的顺序往后看，在《汲郑列传》后面不远就是《酷吏列传》，《酷吏列传》显示武帝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讲好话，揣测他的好恶。然而就算私心这么强的武帝，当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出现在他眼前时，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社稷之臣”，有这样的大臣才能够真正保护社会和国家。
司马迁接下来做了一个比较。大将军卫青的姐姐是卫夫人，他随时都混在皇帝身边，皇帝也常常在床边接见他，从来不在意什么形象——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知道，卫青的权力是来自皇帝的私宠。接见丞相公孙弘的时候，“上或时不冠”，但终其一生，汉武帝只有面对汲黯的时候，“不冠不见也”。有一天汲黯要来跟皇帝报告，汉武帝还没有戴好帽子，看到汲黯来了，掉头就走，躲在帐子里面，“使人可其奏”。为什么？因为他理亏，不敢在不符合礼数的情形下召见汲黯。
随后司马迁笔锋一转，写了汲黯与张汤的一系列交锋。张汤受皇帝支持去改订律令，担任了管律令的最高职位廷尉。在这个过程当中，汲黯“数质责汤于上前”，他骂张汤的语言被《史记》记录了下来，他说：
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斑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
汲黯的意思是说，做这种事情，你败德，生不出儿子。司马迁想以此树立一个能够指斥出张汤为非作歹的正面典型。
那个时候，汲黯经常跟张汤辩论。张汤是一个善辩者，“文深小苛”，“苛察”是他的本事。汲黯看的都是比较宏观的大原则，而且脾气不太好，通常会用带有情绪的方式来发泄。所以事实上，汲黯在辩谈的过程中总是输，他说不过张汤就只能骂人：“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刀笔吏”是说在文句技术上处理法令、法律，而并非处理本质性、原则性工作的人，统治者一般不会把这种人放到很高的位置上。那么，哪一位“刀笔吏”变成了“公卿”呢？就是张汤。“刀笔吏”处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天下人会害怕得双足并拢站立而不敢迈步，眼睛也不敢正视了！
汉武帝朝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讨伐匈奴，“招怀四夷”。虽然皇帝不那么喜欢汲黯，也没有给他太多机会，但是只要有机会，汲黯就会尽力劝皇帝“无起兵”，应该与匈奴和亲。
司马迁在文章中用汉武帝的感叹来定位汲黯。为什么是汉武帝的感慨？因为汉武帝不喜欢汲黯，用他的话来定位汲黯，就是在说明即使是权高如帝王也不得不感叹地承认，这种人格是“社稷之臣”的典范。一个人如果在自己的职位上履行职责，将公共利益和原则放在心中，不管当时流行的势力偏向哪里，都不为所动，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成长的主要推动力。
汉武帝一朝最明显的流行趋势分两种：儒和法。
偏儒的一派往往会用漂亮的政治语言来提高并装点汉武帝的政权。彼时汉武帝一心向往儒术，所以“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对文、法这两面，汲黯都很不以为然，而且他“常毁儒，面触弘等”。汲黯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当皇帝想要以某种方式来装点自己的权力的时候，“儒”给了他好多说法。
另外一边是用苛法、严律来治理这个国家。当皇帝的风格变得严苛的时候，“刀笔吏”就出现了，在治理的过程中榨取社会上的种种利益，抬高皇帝的地位和权威。面对这些人，汲黯也没有拿好脸色对待他们。汲黯特立独行，不偏文也不偏法，遇到这些权贵，哪怕是当时声誉空前的大将军卫青，也只是“与亢礼”。
卫青作为汉武帝一朝的大臣，得到了空前的称号——“大将军”。第一是因为姐姐卫子夫是汉武帝最宠幸的夫人；第二，卫青自己争气，他带兵出征，充分运用了皇帝给予的种种资源，面对匈奴打了很多胜仗，有军功。但就算如此，汲黯从来不觉得自己看到卫青应该有卑屈的表现。有人替汲黯担心，有人觉得他太狂傲，也有人试图说服他：“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汲黯的回答非常直接明确：“如果大将军身边围绕着的全都是对他卑躬屈膝的人，那这个大将军有什么尊贵的？大将军有一个被他尊重的人敢于跟他抗礼，地位反而会更高。”卫青听到这个话，“愈贤黯”，更加认为汲黯贤良，经常去问他“国家朝廷所疑”。在周围的所有人之中，卫青最尊重汲黯，因为汲黯没有那么多私人的考虑，他的意见也就最值得参考。
接下来，“淮南王谋反，惮黯”。淮南王刘安当时谋反，想要取皇帝而代之，但是他对汲黯有所忌惮，说：“朝廷里有些人我可以收服，有些人是我收服不了的。例如说丞相公孙弘，虽然他被皇帝重用，但并非不可以取代。”在要反叛的淮南王刘安的眼里，公孙弘这些人最大的特色就是权力在哪里就靠到哪边，不足为畏。但是有那种硬骨头，像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即使杀了他，他都不会退让。
前有卫青敬重汲黯，后则是想要叛乱的淮南王刘安忌惮汲黯，等于从正反两方面显现了汲黯的重要性。然而即使如此，皇帝并没有珍惜汲黯。“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汉武帝讨伐匈奴，取得的战功越高，自信心也就越强，越来越听不进逆耳的忠言，这个时候，皇帝身边用的人也开始产生关键性的变化。
当初汲黯跟在汉武帝身边的时候，公孙弘和张汤都是小吏，后来官职慢慢变动，双方地位此消彼长，公孙弘、张汤之流的官位不断上升，汲黯则跟皇帝越来越疏远。后来，张汤、公孙弘的地位已经跟汲黯一样高了。碰到这种状况，以汲黯的个性，就更加讨厌公孙弘和张汤，对这两个人越发不假辞色，经常在皇帝面前骂他们。但是骂得越厉害，公孙弘与张汤在皇帝面前的重要性反而越高，最后公孙弘官至丞相，还封了侯，张汤也担任了御史大夫。
有一次，汲黯最愤慨的时候忍不住对汉武帝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这是一个非常粗鄙的比喻，汉武帝没想到汲黯说得这么直白难听，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等到汲黯离开了，武帝才说：“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像公孙弘、董仲舒这种有学问的人，至少会装饰一下自己的意见，这是汉武帝标榜的东西，同时也反映出汲黯从来不管这一套的性格。
接下来，“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这对皇帝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功绩，他希望大肆操办，于是“发车二万乘”，要把匈奴浑邪王及其部下接到长安来。可是要去哪里找两万辆车，还有拉车的马呢？“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看到这种情况，皇帝就很生气，要杀长安令。至此，汲黯的脾气又上来了，他直接跟皇帝说：“你杀长安令干什么？你杀了他马就会出来吗？不对，你要杀我，杀了我马就会出来。”这摆明是一句赌气的话，他知道这样说皇帝会生气，搞不好还会治罪，但是即使会死，这话也不能不说。“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獘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匈奴将领背叛他们的君主来投降汉朝，朝廷可以慢慢地让沿途各县准备车马把他们按顺序接运过来，何至于让全国骚扰不安，使我们疲于奔命地去侍奉那些匈奴的降兵降将呢！汉武帝的反应又是“默然”。
等到浑邪王真的来了之后，皇帝仍然要究责，“贾人与市者（和匈奴做买卖的商人），坐当死者五百余人”。汲黯找到机会在未央宫的高门殿向皇帝说明自己的看法：“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现在匈奴来投降，谈及应当如何处置这些人的时候，汲黯认为应该“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这才是对的方式。现在浑邪王率领数万之众来降，汉朝竟然“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汉朝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倒耗掉府库里面这么多的资源。到这一步，汲黯事实上是直接指责汉武帝“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微文”就是酷吏，他们抓住法令上面细微的规定，对这五百人施以极刑，这样处理就叫作“庇其叶而伤其枝”。匈奴投降汉朝，就像是最微末的叶子，可是现在为了要这些叶子，却把更根本的枝都给伤了，“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皇帝当然不赞成，最后说出一句：“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意思是，汲黯又讲这些不中听的话了。可以想见，在汉武帝这一朝，以后越来越少人能够跟皇帝直言了。在这里，也就显现了汲黯特殊的历史地位，不只是因为他的个性、勇气，更重要的是他的来历。
汲黯当过太子洗马，汉武帝还是太子的时候，两人就建立了这个关系。如果其他人用汲黯这种方式跟汉武帝说话，恐怕性命早就不保，因为有这层特殊的关系，汲黯才能不断地在汉武帝身边说这些话，留下这些包含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与智慧的记录。司马迁不忍心让这样的记录被湮没，于是写在《汲郑列传》当中，留待后世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