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列传：为何酷吏总是成群地来

司马迁的两张面孔

《史记》的列传这一体例，主要是通过介绍一些人做的一些特殊事情，阐明其中的历史变化，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基本原则。正常情况下，一篇列传只写一个人，可有的时候司马迁会把几个类似的人集在一起，给予他们一种特别的身份。这种变体（集传）展现了一种社会史的概念，即在理解社会的时候，司马迁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原子似的人，而是一幅幅群像。从这一视角出发，司马迁也在帮助后来者理解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组织之构成。

例如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刺客与游侠这两种人在那个越来越严密的帝国统治下，不接受政治的绝对权力，也不相信法律可以规定人的一切。他们坚持着一种古老的人格，坚信人有在政治规范和法律限制之外的追求。于是，刺客和游侠势必会跟自己所处时代的基本发展趋势产生冲突，也就因为这样，写这两篇列传时，司马迁在笔法上就有种悲剧性——这些刺客或游侠以一种慷慨就义的精神去扭转时代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

我们理解刺客，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历史、社会和自己的处境。从秦以下，那种全面管辖社会与组织的法律越来越严格，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分明就是有法律不能规范、不能完全解决的部分。游侠在法律的缝隙当中存在，当法律的力量越大的时候，游侠存在的空间也就越狭小，成为另外一种悲剧性的人物。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之后，接下来是《酷吏列传》。为什么有《酷吏列传》？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司马迁的生平开始讲起。

司马迁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工作，开始是朝廷一个普通的朝官，后来命运急转直下，变成了阶下囚。司马迁被下狱之后，为了能够继续撰写《史记》必须保住性命，于是他选择接受最屈辱的宫刑。用知人论世的方式去看，司马迁从一个有着自己基本自由和尊严的朝官，到接受宫刑的这种生命经验，使得他可以从中明白酷吏的心态和形象，并且从这种人的身上写出汉代政治到武帝这一朝究竟变成了什么。他对自己所处时代政治局势的体会自然反映在《史记》之中——一方面，他必然会记录武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权力、用什么方式来行使这种权力；另外一面，作为酷吏的受害者，司马迁会格外认识到这群人的存在。从“酷吏”这两个字就能清楚地知道，这种人近乎变态，性格扭曲而残酷。

在阅读《酷吏列传》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司马迁经历过的苦痛。不过，从《酷吏列传》的写法、视角，乃至于描述和分析来看，只会让读者格外佩服这位史家。在这一篇里，司马迁的双重身份不断地在同一个躯体之中拉锯着——作为一个人，司马迁完全有理由讲到酷吏就咬牙切齿，也大可因为悲愤而破口大骂。可是，就算对这些酷吏有再深的仇恨，作为史家的司马迁仍然努力从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为什么这群人会用这种方法来掌管法令？他们对法令的看法是怎么来的？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对汉代政治意味着什么？

《史记》写下的绝不是单纯的谴责，司马迁要让后世的人知道酷吏曾经存在，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不知道这些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读《酷吏列传》之前，一个阅读者需要做好的心理准备。

《酷吏列传》与《伯夷列传》和《游侠列传》一样，不开始于叙述，而是议论。《酷吏列传》先引用孔子的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儒家的基本态度，看重德远远超于刑。所谓“德”，是指一个人真心相信规矩、自在地依照规矩行事，无须强迫，这是上等的统治者应该追求的效果，下等的统治者才会用威胁和惩罚的手段。不只儒家如此，道家的概念也与此相仿：“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这是老子的态度。统治者越是重视法令，法令反而不会发挥作用，盗贼也会越来越猖獗，真正的理想社会是“上德不德”。所以太史公就说：“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令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接下来他说：“昔天下之网尝密矣。”“昔”主要是指从战国后期到秦，也就是法家崛起的这段时间，当时的社会情况需要法家帮助国君们治理国家，同时富国强兵。然而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法令越来越多，整个帝国“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可见，法令带来的影响其实一点都不好。秦始皇时期是法网最密的时候，密到街上全是刑徒，人根本没有办法安居，“吏治若救火扬沸”。每天醒过来只是在想如何不犯法，或者如何骗过这个无所不在的、一不小心就会触犯的法律。

张汤印 2002年4月于陕西西安张汤墓发掘，共发现两方穿带铜印，此为其一。

这种情况之下，当一个吏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一个官吏要负责这么多事情，还要有这么多的算计，几乎没有人能愉快地胜任，对那种不希望一味用威逼和法令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吏更是如此。有时候甚至夸张到只要这个官员稍微谈及道德，就会被视为没有尽责。在那样一种法网严密的情况下，所有的吏都被迫在职责上忘掉道德，心中想的只能是法令。如果这些执掌法令的人在政治统治上没有道德观念，那这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呢？这就是《酷吏列传》开头提出的重要观点：一个社会的法令可以强到扭曲系统之中的人性，让这些人没有道德。

接下来，司马迁引用了孔子的这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认为，掌管法令的人能够清楚地分辨对错，其实是低层的能力。一个真正称职的官吏，应该做到的是“无讼”，让社会没有争执，不需要动用任何法令。这就是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清楚表达出来的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在管理社会、用政治权力来和社会进行互动时，不能把法律放在首位。法令的背后有更广泛的人性，有更深厚的道德。如果法律使系统里的人都没有了道德，将是一件可怕的事。酷吏象征了这种可怕的情境，因而有了认识酷吏的必要和理由。而且，通过理解这些酷吏，司马迁也表达出他对什么是政治、如何管理一个社会的深刻思考。

《酷吏列传》对司马迁来说非常重要，也有深刻的用意。在一开头的议论当中，他用了鲜明的笔法，把儒家的看法跟道家的看法并列出来。他先说孔子怎样认定道德的影响力：道德的力量是超越法令的。除了儒家的态度之外，他也告诉我们，道家基本上也不看重法令。在老子的思想当中，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通通忘掉法令。其实，司马迁是用这种方法提出儒家、道家跟法家的根本差别。这种笔法后面又出现了一次，他先引用孔子的话，告诉我们要怎样做一个称职的管理法令的人。在孔子的心目中，一个好的管理法令的官吏，是要让人民不需要用到法令，也“必也使无讼乎”。如果大家都依照法令告来告去，充满了各种争执，那么法令越有用，社会也就越纷扰。儒家和孔子是这样看的。

讲完儒家，司马迁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下士闻道大笑之。”汉朝成立后，表面来看，其政治意识形态选择了跟秦彻底相反的黄老之道，文帝、景帝的时候，的的确确在“与民休息”，希望用这种方法扭转社会对法家的依赖。可是，秦建立的法令系统并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建立真正的黄老政治谈何容易。到了汉武帝时期，黄老之学被搁置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政策转而以儒学作为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不过，如果看得更细一点就会知道，无论是黄老之学还是儒学，汉代的态度都不彻底，由酷吏代表的法家观念一直阴魂不散。

汉朝刚建立的时候，的确有一段时间法令是比较宽松的，“网漏于吞舟之鱼”。虽然有法令，可是执行得很松散，这样一来反而能够“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越是把法网收紧，人民为了避免被法令波及，必然会用各种方式算计。人民越算计，就越需要更多的法令来管辖，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怎么解决这样的恶性循环？一个美好的社会如何形成？汉初的时候，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便有了如下对策：即便有法令，也不要随便动用。人民犯了法，小罪不要追究，甚至中罪都可以不计较。越是这样，吏治反而越容易。当一个官员不管那么多，人民就不会那么坏，这样看来，要让一个社会有好的秩序，不在于建立严密的法令去恐吓、威逼、惩罚，而在于如何建立一种内在的秩序，让人民不愿意犯法。这就是关键的差异。

最早的酷吏

在汉初，到了高后时才出现了第一个“酷吏”，这个人叫侯封。高后就是吕太后，她把权力从高祖的刘氏宗亲手中夺过来的时候，侯封就是她重要的工具。一方面吕后用侯封“刻轹宗室”，另一方面用他“侵辱功臣”，压迫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吕家借机兴起。可是等到吕家的势力发展遇到了挫折，侯封自然也就嚣张不到哪里去了。吕氏一败落，侯封就受到了惩罚。

第二个酷吏是景帝时的晁错。晁错对法令的概念是非常僵化的，“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他用这种思维方式去辅佐景帝，结果酿成了七国之乱的大祸。七国之乱平定后，晁错首当其冲成为罪人，并因此丢了性命。这两段实质上是说，汉代一直到景帝时期都没有真正的酷吏。接下来，才是真正作为法家代表的酷吏登场——郅都。

郅都在文帝时期就进入了朝廷，到了景帝的时候，郅都做中郎将。他对大臣，就连对皇帝都是有话直说，心里对于法令规范异常执着，到了僵化的地步。郅都曾经跟随景帝到上林苑，一起去的还有景帝旁边的宠妃贾姬。在园囿里，贾姬去上厕所，那当然是一个隐蔽的地方，然而这时候突然闯入一头野猪，情况非常危急。景帝认为保护贾姬应该是郅都的责任，可是郅都一动都不动。皇帝急了，“欲自持兵救贾姬”。没有想到，郅都这个时候跪在皇帝面前，说：“少一个贾姬就会有另一个贾姬补上，这世上有很多女人可以来陪伴您。可是我们只有一个皇帝，您能用这种方式轻贱生命吗？您这样对得起太后吗？对得起宗庙吗？”这就是郅都的坚持。对郅都来说，按法令，解救贾姬不是他的责任，而且贾姬也没那么重要。他的职责是保护皇帝，就只会以皇帝的安危为思考的准则。最后还好野猪离开了，贾姬没事。后来这件事情传到太后的耳朵里，太后非常欣赏郅都，“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郅都崛起之后，景帝就把他派去济南。在济南有“瞯氏宗人三百余家”，这些人“豪猾”，并且在当地已经有了非常庞大的势力，“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要郅都去处理瞯氏。郅都一去，立刻就族灭了瞯氏，剩下的那些人“皆股栗”，他们没想到朝廷派来的人竟然有这种魄力。郅都在济南不过一年，把济南治理得很好，“郡中不拾遗，而且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郅都做人非常勇敢，也有气力，为人清廉，所做的一切事都为国家社稷考虑，完全不写私人书信，更绝对不接受别人送的任何礼物，有人来请托做什么事情也不接受。

郅都是司马迁笔下早期酷吏的典范。作为史家，司马迁对酷吏要尽可能如实地记录，而不是单纯地谴责。他在帮我们解释为什么有酷吏的存在，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像郅都，他们是对人、事抱持着一种狭隘而僵化的态度，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非常坚持，除了自己认定的责任之外，其他事情都不在他们的眼里。让他们变成酷吏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看不到别人的感受，他们只在意这件事情是如何被规定的，要以何种方法来执行。在上林苑时，郅都脑子里景帝和应该负担的职责，哪个比较重要？景帝当时一定急得不得了，但是景帝再急郅都都不在意，因为这不是他的职责，景帝再急都不能够强迫他去救贾姬，这是他的态度。

对于这一点，郅都其实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常常讲自己“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既然要掌管这件事情，就不能去顾虑其他，就算自己的妻子、双亲与职责相抵触，他都会站在工作这边。更进一步，如果自己的生命与职责起了冲突，他也一定站在执行工作使命这一边，不会顾虑到生命。他明白，自己最有可能的下场就是死在官任上。

他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职责，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不追求任何私人的认可和利益，也不怕死，于是他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畏惧他，他的官位也一直升迁到中尉。那时候的宰相条侯正处在权力最鼎盛的阶段，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但是郅都只作揖而不拜，更加可以看出他这种刚直的个性和形象。那个时候，所有的贵戚、列侯、宗室对郅都都是既讨厌又怕，只能“侧目而视”，而且给了他一个外号，叫“苍鹰”。“苍鹰”永远都在空中盘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扑下来，了结人命。

那时候酷吏的存在有其价值和意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要帮助皇帝压制宗亲。汉初，许多特权贵戚宗室的权力超越了应有的身份，行为不受节制，只有像郅都这种认真看待法令而且毫无顾忌的人，才能够对付这些特权分子。司马迁借郅都的故事，揭开了酷吏的来历之谜。接下来，司马迁会继续讲述，郅都这样的行为模式建立起来之后，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政治结构上造成了什么样的扭曲，而这才是司马迁真正想在《酷吏列传》当中揭示的。他不是单纯要谴责酷吏，而是对酷吏政治作用有一个完整的叙述、分析。

酷吏的存在实质上源于汉代前期碰到的严重问题。司马迁要写的不只是篇中列出来的几个酷吏而已，更重要的是呈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酷吏演变史”的分析，他以这几个人作为典范，写出酷吏在运用权力的方式、与朝廷的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哪些改变。

汉初的人民经历了春秋战国四百多年的战争，还有秦末楚汉相争的大乱，才终于得到了和平，因而文景之治的核心是与民休息。不过，这都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如果从中央朝廷的角度，尤其站在汉朝宗室这一边看，就会发现从高祖到景帝，政权的更迭一点都不平静。

吕后时期有诸吕之乱，外戚当权，刘家天下几乎变成吕家天下。吕后倒台后，大臣们要恢复刘家天下，就把北方的一位刘氏宗亲请到长安来即位，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由于文帝一开始并不是接班人，所以他即位之后，高祖的儿子们，乃至于一些刘姓宗亲都心有不平，因而文帝的统治也是危机四伏的，只不过文帝用一种相对和平忍让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到了文帝的儿子景帝，情况愈演愈烈，并最终爆发了七国之乱。如何处理宗室？这是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都必须处理的重大事件，而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物，就是酷吏。

如果皇帝身边有这种大臣，敢于去处置不规矩的、可能威胁到中央朝廷和皇帝的宗室，那他必然会被重用。郅都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汉朝的贵戚、列侯、宗室都怕他。景帝的时候，临江王被下狱，接受中尉郅都的审判。临江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他希望自己的意见可以被皇帝知道，所以“欲得刀笔为书谢上”。他面对的是郅都，自然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不过临江王有自己的关系网，“魏其侯使人以闲与临江王”。临江王完成了这封信，送到皇帝手上，等于是对皇帝道歉，接着就自杀了。这件事情惹怒了窦太后，她认定是郅都害死了临江王，于是“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可是景帝非常赏识郅都，就把郅都派去当雁门太守，而且告诉他，“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郅都因为个性刚直，加上皇帝信任，到了边境雁门就有了特别的名声——哪怕是匈奴，一听郅都来了都会即刻引兵离去，到他死都没有靠近过雁门。甚至郅都死了之后，雁门关的人做了一尊郅都的人像，只要匈奴靠近就把人像推出去，这样匈奴就不敢来侵犯汉朝的边境了。

那么郅都是怎么死的？“窦太后乃竟中都以汉法”，是窦太后用汉朝的法律中伤郅都。景帝这时候替郅都说话，说郅都是忠臣，应该放过他。窦太后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临江王独非忠臣邪？”景帝当然不可能继续抗拒太后，于是郅都便在窦太后的坚持下被杀了。

接下来，酷吏有了各种变形。司马迁接着写了宁成。宁成也是景帝时代的人，他的个性在司马迁的笔下用寥寥几笔带出：“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他霸道且性格急躁，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他承袭了郅都的特点——宗室之人都怕他。当时郅都看到宁成跟自己个性相仿，而且对宗室的痛恨几乎跟自己一样，就把宁成放在身边栽培。武帝即位，宁成被重用，升为内史。这件事情很不得了。

那个时候，汉代的政治体系会将外朝和内朝分得非常清楚。外朝是丞相负责的官僚系统，而内朝则由九卿负责，皇帝亲自统领，处理皇家私务。这些贵戚宗室的权力地位完全来自皇帝，所以他们的很多事务是由宫中处理的。不过一旦宗亲有了权力，跟郡县、郡国等各种不同的行政事务有所关联的时候，就会牵涉到外朝的权力。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一旦宁成做了内史，势必让宗亲的日子越发难过。于是宗室、外戚就搜集了宁成的种种罪状，“毁成之短，抵罪髡钳”。

在宁成之前，郅都只是剥夺了临江王自辩的机会，就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可郅都的弟子宁成做得比老师更过分。以前，宫中有身份地位的人，九卿以上，包括贵戚跟宗室，一旦犯了法，顶多就是被下狱诘问。负责问案的人把案情分析清楚，然后上报，基本是“刑不上大夫”。可是宁成不管这些，“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从中可以看出，在景帝一朝，贵戚宗室与皇帝之间的矛盾有多么深，七国之乱在皇帝的心中留下来的阴影是多么巨大。即使宁成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对付九卿，对付贵戚宗室，皇帝还是支持他。

然而，景帝时期宁成可以仗势如此，武帝则必须处理宗亲对宁成的不满。

宁成知道他惹起的愤怒有多深，当然也知道过去自己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景帝的信任。新的皇帝即位，宁成一想，皇帝跟自己之间没有这样的交情，如果宗亲现在到皇帝面前去告发，皇帝一定会制裁自己。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假造出关的文件逃回到家里。虽然不再混迹于仕途，但是他的野心仍然在：“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他要赢过别人，当不了官，就开始做生意。宁成买了很多田地，然后使役佃户，累积财富。经过几年的蛰伏，他终于等到皇帝下令大赦天下，就开始冠冕堂皇地做生意，成为大富豪，而且变成了地方上的豪侠。他甚至控制了地方上的官员，出入像一个贵族，人们看到他，态度比对地方官还尊敬。

从郅都到宁成，是酷吏这个角色的一个重要转折。郅都之所以成为酷吏，是因为他对法令和原则死心塌地地坚持，他用这种方式对待所有人，一旦有人的特权超过法令，郅都就对之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痛恨。表面上看来，宁成的行为跟郅都是一致的，可实则他们的用意不同。宁成之所以投靠郅都变成酷吏，并不是基于对法令的坚持，而是为了拥有权力、财富和地位，一旦不能“仕至二千石”，他就去做生意，要“贾至千万”，而且他也的确做到了。可是这里面含有强烈的讽刺意味，郅都起家是因为受到皇帝的重视，他用雷霆手段治理了济南的豪富之家，济南从此不生事端。可是从郅都到宁成，短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什么？

宁成之后，酷吏不再是像郅都那样表里如一的人，他们开始将法令当作手段获取自身的利益。接下来，从周阳由、赵禹，到最后司马迁最想记录的张汤，这一脉的继承和变化之中，司马迁写出了自己眼中酷吏的可怕和残忍。

“用法益刻，盖自此始”

《酷吏列传》中，有三个人被司马迁写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其中两个人是为最后那个人而写的。

第一个人叫周阳由，是武帝时代产生的第一个酷吏。武帝刚即位时，政局相对平静，从文帝、景帝传留下来的绝大部分官吏系统，在武帝前期的行事风格仍然倾向于道家的无为，但是在这个时候周阳由出现了，与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司马迁形容他，“最为暴酷骄恣”。“暴酷”，一来是指这个人做事情的方式是极端的，二来这个极端的反应完全来自他自己主观的好恶。因此，虽然周阳由负责执法，但如果他喜欢某个人，或者跟谁比较亲近，便可以扭曲法令让这个人脱罪；倒过来，如果谁得罪了他，或者他因为什么理由讨厌一个人，他也可以编造一切理由杀人。他无所不用其极的个性在主观好恶的引导下，导致他去任何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保没有人能够妨碍到自己。因此，当地的官吏必须跟他合作，否则他就要除掉他们，哪怕是与他品级相同的官员。

司马迁没有写太多周阳由做过的事，在描述完他的行事风格之后，直接写出了他的下场——“由后为河东都尉，时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罪。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而由弃市”。他到任何地方都要压过别人，长此以往，总会碰到一位个性强悍、不愿相让的官吏。周阳由在河东当都尉的时候，跟河东太守胜屠公激烈地争权，水火不容，结果两败俱伤。胜屠公被判罪后自杀，周阳由也死了。

其实可以看出，周阳由这个人并没有那么多事迹，那司马迁为什么还要提他呢？因为到了周阳由这里，又诞生了一种酷吏的新性格和新面貌，官员开始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玩弄法令，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到最后原本倾向于尽量宽厚的官吏也开始发生转变。这就不再是宁成、周阳由两个人的事了，而演变成整个时代政治风格的转化。

周阳由之后，武帝朝另外一个重要的酷吏是赵禹。在这个段落当中，司马迁同样处理得非常简洁。

赵禹开始是在景帝时期被丞相周亚夫注意到的，他作为一个助手，服务周亚夫的时候名声非常好，最重要的是从不接受贿赂，自我要求也极为严格。可是周亚夫迟迟没有给赵禹更好的职位，也没有进一步重用他。为什么呢？周亚夫认为赵禹的确很有能力，但有一个严重的毛病，叫作“文深”。这两个字在《酷吏列传》中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看到法律文字的时候，倾向于从严解释。当一个人可能触犯法律所规定的罪行时，执掌法令的官吏就想尽办法让这个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是最严厉的惩罚。周亚夫有识人之明，他认为一个人若是有这种尖刻性格，就不该给他太大的权力，否则迟早会造成很大的祸患。这和廉不廉洁是两回事。

等到武帝时期，赵禹被提拔为御史，被武帝注意到了。这里司马迁又用了非常简单的几个字来说明问题：“上以为能”。武帝跟周亚夫的看法不一样，在周亚夫看来，赵禹那种能力不叫真正的能力，只能在低下的位置上作为助手去执行事务，而不能让他去做决定、下判断。显然汉武帝看人不是这样判断的，他特别赏识这种尖刻之人，所以不但重用赵禹，还赋予赵禹一个在周亚夫心目中绝对不能担任的职务——“论定诸律令”。赵禹这样一个“文深”之人，汉武帝不仅重用他，而且让他跟张汤两个人去制定律令。那么，皇帝对律令的看法，或者说皇帝认为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这个帝国，也就能够看出端倪了。

接下来，《酷吏列传》从赵禹写到了张汤。武帝这一朝，“用法益刻，盖自此始”——从宁成、周阳由到赵禹，一路下来用法越来越刻薄，吏在面对法律法令时，执行的强度和残暴程度越来越严重。根源在哪里？不在周阳由，不在赵禹，而在于重用周阳由跟赵禹的人，也就是汉武帝。

张汤：汉武帝的刽子手

写到张汤就更加精彩了。

司马迁先从张汤小时候写起。张汤的父亲是长安丞，有一天出门，叫小孩帮忙看馆舍。可是等到父亲回来之后，发现馆舍里肉被偷走了，谁偷的呢？老鼠偷走的。父亲很生气，就跟张汤说：“我叫你看着，你怎么让老鼠把肉给偷走了呢？”就把张汤打了一顿。张汤的反应太有趣了，他“掘窟得盗鼠及馀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他居然把老鼠审讯了一番。他的父亲看到之后，吓了一大跳——张汤处理这个老鼠的过程，定狱的那些文字，简直像是一个老狱吏，然而那时候他不过是个孩子而已。因此，父亲就正式让张汤学习“书狱”。等到父亲死后，张汤进入官僚系统之中，在长安为吏。这时候，周阳由和宁成看到了张汤的能力和天赋，于是与他结交。慢慢地，张汤也受到了天子的重视，在武帝的提拔下，成为一名御史。

张汤担任御史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大事——巫蛊案。

陈皇后的巫蛊案是由张汤来治理的，他的方式是“深竟党与”，宁可冤枉一百，也不错放一个。在问狱的过程中，张汤想尽办法把可能有关的人员全部牵连进来，而且给予他们非常严格的惩罚，于是“上以为能”——这句话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司马迁的词语那么丰富，然而他在讲赵禹的时候用的是这句话，讲张汤的时候又用了同样一句话，这绝对不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字可以用，这是他对武帝最清晰的评断。如果一个人因为“深竟党与”而为天子赏识，那么天子也必然有深刻残暴的阴暗面。

张汤再次被提拔，做到了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他们不只制定律令，而且开始要求每个执行律令的吏都要想尽办法符合律令上的规定。接下来，赵禹升为中尉少府，连带着张汤也升为廷尉。赵禹跟张汤表面上看来非常相似，但其实一个是旧派的酷吏，一个是新派。

相对来说，赵禹是一个旧派的酷吏，他的行事风格比较像郅都。他几乎不跟任何人来往，作为一个官吏，不愿意因为人际关系而影响到法令的评断，“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他绝对不请客，也不接受别人请客。对于法令的评断和执行，赵禹只有一个意念，那就是“孤立行一意而已”，看到别人问案，或者是对要如何解释法令有意见，他也绝不理会。法令就是他的真理和原则。

相较来说，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而且他广为结交。在这个过程之中，一方面他维持像赵禹那样的酷吏形象；另一方面，他又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如果一个人对他有用，即使这个人的个性和行事他并不欣赏，他都能装出和这个人亲近的姿态。另外，张汤很清楚自己服务于谁，所以会用各种巧妙的方式去讨好武帝。这个讨好不是谄媚，不是像《滑稽列传》所写的那样去娱乐皇帝，不，他知道武帝心中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于是就会用多种手法帮助武帝达成目的。当然，从权力本质上去理解，这些手段也必然让人惶恐和心寒。

张汤服侍武帝的方式真的很多，如何把他跟武帝的关系记录下来，也就成了司马迁念兹在兹的书写目的。

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真正要写的是武帝面前的“大红人”张汤。张汤能得到武帝的赏识不完全是因为能力，更因为他刻意地经营、揣摩上意。比如，当时武帝受到儒家吸引，要从黄老道家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儒家，借助儒术重新整顿帝国，这一点张汤几乎立刻就感受到了。

张汤原来负责的领域是延续并推行秦朝以来以法家为主的理念，但是这个时候单以法令治国是不够的，武帝想要的政策，骨子里是法家的，此外还要在外面装饰儒家的道理。前文提过，张汤从小就像一个老狱吏，他是一个有纯正法家血统的人，并不了解儒家。不过，张汤广为结交的人之中，有不少儒生。既然皇帝现在喜欢儒学，张汤马上就去请这些博士及其弟子给他建议，或者干脆帮他整理相关文书。

他运用儒生的知识，把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放在治狱的文书上，以此博得皇帝的注意。因为张汤有这种揣测圣意的能力，于是他在断狱的时候也就依照所揣摩的上意处理。皇帝是所有权力的来源，不论对错，都是最高权力者。比如说在一个案件中，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结果当然是“上善之”。

但是他也知道，不能每次都切中武帝的看法，如果臣子的想法总是对的，那就意味着皇帝没有自己的作为，久而久之人家就会说张汤太厉害了，他的任何想法和意见皇帝都会接受，这种言论一旦被武帝知道了，对他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张汤有时候会故意违背武帝的想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留下非常明显的错误，目的就是要让皇帝看了之后来斥责他，然后给出一个“英明”的决定。这个时候，张汤就毕恭毕敬地对武帝说：“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这样一来，皇帝不会惩罚他，外面传出来的名声就会变成：张汤这样的老吏，对法令熟悉至此，连他的意见武帝都能够马上看出问题，皇帝太厉害了。张汤使得武帝得到了这种名声，武帝当然就更加喜欢他。张汤能够准确地预测武帝会有什么样的决断，以此操控武帝，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权力资本，进而可以去建立自己的人脉。

从这里也能看到，在那个时代，身份、地位、财富、权力，这一切得还是不得，最大的变数只在一个人的一念之间——这个人就是汉武帝。从文帝、景帝再到武帝，从历史的变化上来看，其实是专制体制的形成过程。文帝、景帝在统治风格上都是相对宽容的，人民不需要畏惧他们，统治者的主观意念也受到许多客观原则和规范的限制。而到了武帝时期，情况为之一变，武帝的一念真的可以让人在旦夕之间一无所有，大家只能如履薄冰、戒慎恐惧。人们想知道皇帝在想什么、要做什么，而对于皇帝究竟在想什么、对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张汤最清楚。

用这种方法，张汤得到了更大的声誉，而他所使用的手段，也因为符合武帝的需要而越发严苛。张汤同样名声在外，即使是依照儒家思想行事的这群人，甚至包括丞相公孙弘，都非常欣赏张汤，并且“数称其美”。

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

在武帝这一朝，有很多重要的政治事件发生，比如说衡山王、淮南王、江都王这几个重要宗室与武帝之间的案件，都是由张汤经手处理的。这几个王犯的罪行，以及后来他们的结局，都被司马迁用心地记录了下来，隐隐地为之不平。司马迁之所以不平，是因为这些王犯下的事情，远不该受到如此严厉的对待。台前的刽子手是张汤，幕后主事者则明确地指向汉武帝。

张汤就这样一路扶摇直上，升为御史大夫。这个时候，张汤等于是夹在皇帝与整个官僚系统中间。张汤跟汉武帝之间的关系一度好到什么程度呢？“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丞相的地位都没有张汤那么高。

在张汤当御史大夫的时候，又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一件是与匈奴的战争。

汉武帝想兴兵讨伐匈奴，但这个时候“山东水旱，贫民流徙”，迫切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救济。然而此前因为武帝好大喜功的各种开销，导致“县官空虚”（此状况在《史记·平准书》里有详细的描述），公家的府库没有足够的资源。怎么办呢？“于是丞上，请造白金及五铢钱”，以货币为手段，朝廷开始收拢天下的资源。接下来，“笼天下盐铁”。朝廷开始介入生产，聚拢更大量的财富。然后是“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压榨在民间的富商大贾。这种种手段的颁布和实施，让朝廷聚拢了大批可运用的钱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深深伤害了民间原来相对淳朴的风气。大家开始越来越讲究利益，攫取利益的手段也因为有朝廷的示范，变得越来越奸巧。到最后，帝国的风气彻底地改变了，这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张汤。

《酷吏列传》如此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对武帝这一朝权力状态有真实的写照。公孙弘或其他丞相并不是皇帝跟官僚系统之间的核心人物，如果忽略了张汤的角色，永远不可能彻底明白武帝统治的真实面貌。张汤一方面用法家的方式，借皇帝的名义来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当这种方式造成了社会上的骚乱和各种问题的时候，他又一直在武帝的面前说“没事，一切都很好”。张汤横在武帝与官僚系统中间，使得武帝对帝国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其实无法确切地掌握。

接下来，司马迁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一个事件：“匈奴来请和亲”。关于此事，博士狄山跟张汤在武帝面前起了冲突。狄山是博士，说话的方法有自己一套逻辑。他首先从最根本的原则讲起，“兵者凶器”，打仗没有好事。然后，他论列了汉代的历史事件：汉高祖要求伐匈奴，结果困在平城，所以连高祖都要跟匈奴和亲，才保证了后来到孝惠、高后的时候天下平顺安乐；文帝一度想对匈奴动兵，结果造成北方萧然——只要战乱一起，人民就会饱受苦难；到了景帝的时候，遇到七国之乱，虽然最后周亚夫领军平定了七国之乱，但是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景帝无法再接受用军事行为来解决问题。最后，狄山非常诚恳地说：“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武帝的反应是去问张汤。前文已经多次提过，张汤非常清楚如何揣摩上意，这时候他只回复了五个字：“此愚儒，无知。”可以想见张汤当时脸上那种不屑的神情。

听到张汤这样的批评，狄山也很有骨气，他回应道：“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然后开始翻旧账，“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接下来，武帝“作色”，就问狄山：“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狄山是个儒生，什么政治的经验都没有，只好诚实地说，自己没这个能力。皇帝接下来又问：“居一县？”狄山也没这个能力。皇帝继续逼问：“居一障闲？”这时候狄山知道了皇帝的意思，继续说不能的话恐怕性命不保，只好硬着头皮说，也许有办法吧。“于是上遣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狄山真的就丧命在那里。

酷吏之死

写张汤的时候，《史记》的笔法非常特殊。例如写到张汤的结局，司马迁先说“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也就是说张汤的官位升到最高就是御史大夫了——御史大夫是非常高的职位，只比丞相低一级——不过七年之后，他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然后司马迁才开始讲张汤在任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进入正题之前，司马迁又先讲了一个看起来跟上下文没有密切关系的人。田甲是个生意人，在张汤还在当小吏的时候，两人就因为利益相结识，关系非常密切。等到张汤发达之后，真正有了权力，田甲看到张汤还是用当小吏时候的算计跟自己进行利益来往，就大不以为然，他“责汤行义过失”。田甲认为，做到这么大的官，就不能再用以前那种身份卑微时候的格局来做事情了。接下来，司马迁评价他，“亦有烈士风”，认为田甲像烈士一样，在人格、个性上有自己的评断标准。司马迁为什么要在这里插这样一句话呢？

田甲此人并不值得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他在这里是一个代表。基于一个人最根本的常识和立场，作为小民是一回事，当小官是另一回事，当了大官握有大权力的时候，一个人的行事、风格要更严谨。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素朴的、常识上的是非观念，连田甲这样一个小民都有。司马迁借着田甲，借着“御史大夫七岁，败”这种预言般的语句点明，张汤之所以得势，因为那是一个不再有常识和是非判断的时代。像张汤这样一个人，如果在一个稍微正常的时代、政治体制里，本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张汤在这种时代崛起，最后败亡却也因于这种迎合时代的行事作风。前面说过，张汤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是因为他会结交各方人物，用人际关系作为自己的资源。但是要结成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很显然，不可能在选择跟谁交往或者做什么事的时候都能够保持原则。等到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结合在一起，就会有许多矛盾，矛盾进而产生冲突，于是就有了张汤做到官职生涯的最高位——御史大夫——以及之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第一件事情和河东人李文有关。李文跟张汤原来就有过节，但是在官场上，他却成了张汤的部属——张汤做御史大夫时，李文是御史中丞。李文跟张汤同署办公，可以看到张汤的种种文书，经常去监督、翻阅与御史大夫有关的资料，这对张汤来说极度不方便，如芒刺在背。以张汤的行事风格，他需要大的空间，因为他并不是用有原则、有规范的方式做事的。旁边有李文在，他非常不自在，而且认为李文用这种方式不断检查他的文书，迟早会找到什么证据来伤害他。张汤的这种心情被身边的朋友鲁谒居知道了，他就帮了张汤这个忙，找人告发李文有不当的事情。这个李文真是倒霉，被人告了一状，皇帝就把案子交给张汤来处理，张汤逮到机会，自然就将李文给杀了。

张汤明明知道这是鲁谒居帮他做的，可是等到汉武帝问起来：“言变事纵迹安起？”他立刻拿鲁谒居替自己撇清关系——这就是张汤在人际关系的经营上面的奸巧之处——他假装非常吃惊：“此殆文故人怨之。”跟李文有仇的人其实是张汤自己，可是他说起来就指向了鲁谒居。同时，他知道把这个线索指向鲁谒居之后，就要拉拢鲁谒居，所以鲁谒居生病的时候，张汤亲自去见他，不只是亲自去探病，而且“为谒居摩足”。这是一个多么亲密的行为，背后又代表了张汤多么险恶的用心！

这里又牵扯到赵国（今河北一带）。赵国有煤矿、铁矿，冶铁是赵国非常重要的经济命脉。这时候，汉武帝开始盐铁专卖，损害了赵王的利益。赵王为了冶铁，多次跟朝廷来来往往，经常遇到张汤。张汤跟赵王没有私下交情，往往阻挠赵王。赵王很不舒服，于是“求汤阴事”，想用揭发张汤的方式解决这件事。

到这里，也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这一朝，乃至对中国普遍的政治环境提出的警告——在一个政治体系里面，切忌养成这种互相揭发隐私的告密文化。一旦开始有人做这类事情，上面当权者还加以鼓励的话，将来整个组织、整个体系都会非常麻烦。当人与人之间有了过节，或者当一个人有野心的时候，理所当然想到的就是去告密揭发，所有人都在找别人的毛病，并且试图去揭发别人的阴私。这种风格组成的组织，能是多好的团队？

赵王探求张汤做过的“阴事”，就牵出了鲁谒居。赵王讨厌张汤，也很讨厌鲁谒居，就把这两件事情，或者说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他上书去告张汤：“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张汤是朝廷的大臣，鲁谒居有病，张汤不只帮他看病，竟然还帮他按摩脚，显然两个人有问题，否则不可能亲密到这种地步。这里的“大奸”两个字，在汉代是一个专有名词，不光是指一桩严重的阴谋，而是牵扯到皇帝的根本权力。

这是重要案件，因为牵涉到御史大夫，所以让廷尉来查案。刚刚好，这时候鲁谒居生病死了。可是整件事不会就此停止，于是牵连到鲁谒居的弟弟被抓。张汤工作上跟囚犯、牢狱关系密切，有一次进了牢狱里面，明明看到了鲁谒居的弟弟，但是为了撇清自己，就假装不认识。鲁谒居的弟弟一看张汤这个态度，非常愤怒：哥哥跟你这么好，今天我因为哥哥的事情被牵连关在这里，你不救我就算了，还装作不认识我。于是鲁谒居的弟弟就找人另外告张汤，揭穿了张汤与鲁谒居合谋诬陷李文的事。

由于罪名多加了一项，皇帝就叫减宣来处理这个案子，而减宣也是跟张汤有过节的人。张汤以人际关系崛起，必然牵扯了复杂的恩怨。减宣一路追查这件事情，但是还没结案之前，又插入了一件事：孝文帝的陵寝被盗。

陵寝陪葬的钱被偷，虽然不是大损失，但是在政治责任上，却是桩极严重的大事。此时的丞相是青翟，他找来张汤，跟他商量：“发生了这种事，丞相和御史大夫都有责任，等一下到了朝廷上，我们一起谢罪。”本来这样说好了，可是真到了皇帝面前，张汤一想，丞相的责任是“以四时行园”，所有的幽冥之事，包括陵寝、天候、季节，都是丞相的责任，不在御史大夫。青翟依照原来说好的谢罪，预期张汤也会一起承担责任，但张汤却没有表态。这件事情后来演变成，皇帝命令御史大夫张汤追查丞相的责任。

事情到了张汤的手里，青翟就知道不对劲。经过一些探问，他察知张汤真的要用宗庙的事情办他。如果用宗庙的事情办他的话，张汤最重要的动机可能会是什么？显然是觊觎他的位子，想要取而代之。不过，丞相有三个长史，都很讨厌张汤，于是“欲陷之”。

三长史中，朱买臣和王朝都在官僚体系中得到过更高的地位。朱买臣曾经位及太宗大夫，当时张汤还是一个小吏。这再次提醒我们，张汤崛起的速度有多么快。当初朱买臣做太宗大夫的时候，张汤地位卑微，见到朱买臣只能毕恭毕敬，“跪伏使买臣等前”。朱买臣、王朝煊赫一时，看过张汤如何对待有权力的人，以及他那种巴结的嘴脸。可是一旦他们失势了，张汤就摆出完全不同的姿态，甚至故意打压，认为如果现在不压制他们，这些人会以为自己跟以前一样拥有那么高的权势。

这样看来，在武帝建立的这套朝廷文化之中，每个人都势利得不得了。三个长史都被张汤用这种方式修理过，怀恨在心，就跑去跟丞相说：“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他们找到了张汤另外一些乱七八糟见不得人的事——显然张汤这类事情挺多的——说一定有方法可以整到张汤。

怎么整张汤呢？先抓田信。每一次牵扯到与商业、买卖有关系的事，张汤上奏给武帝之前，都会先让田信知道。用今天的语言来说，这就是内线交易，政府有什么样的政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张汤事先告诉身边的人，当然预测就比别人准。因此，如果逮到田信，由田信所得到的利益牵连到张汤，就可以把张汤拉下来。这件事情反正也不可能做得那么秘密，武帝知道之后，就把张汤找来，说：“朝廷每次要买什么样的东西，总有些商人比别人早知道，就先去买下，然后囤积，赚朝廷的钱。一定有人把朝廷的秘密泄露了出去。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这时候张汤还在继续演戏，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这个时候，减宣把自己调查鲁谒居的事情也报给了汉武帝，于是汉武帝的态度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即刻把张汤抓起来立案，要把张汤涉及的所有事情都调查清楚。

到这个时候，张汤仍然做困兽之斗，但是直接面对皇帝的时候，基本上再怎么斗也会失败。张汤不承认这些事情跟自己有关，皇帝就找来了赵禹。赵禹对张汤说，“你怎么那么不知分。你想想我们服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这些事情我们都有份，皇帝一路治过多少人，犯在他手里夷灭者几何人矣，家破人亡的有多少，你自己回头想一想。今天你的这些案子，有凭有据，这个时候皇帝将你下狱，基本就是要你好自为之，你怎么连这都不了解呢？没有人比我们更明白在武帝的统治下，被下狱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是管狱的人，怎么等到你自己被整的时候就忘了呢？”这个话是有悲凉意味的。治狱者并不是高兴怎么治就怎么治，而是要权力在手上才有资格做决定。酷吏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狱，以后有一天别人可能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赵禹如此一说，张汤醒悟了，写了一封谢罪书给武帝，说：“我原本一点身份地位都没有，只是小小的刀笔吏。从这么卑微的身份开始，一路变成了三公。目前这个案子我没有什么辩解的余地，不过我还是要说，是三个长史陷害了我。”信写完，张汤就自杀了。张汤死后，武帝派人去抄他的家，并没有很多资产，不过就是五百金，而且这五百金差不多就等于皇帝给他的赏赐。看来，张汤并没有通过跟田信勾结获得什么经济利益。

一路读下来，《酷吏列传》是一个每况愈下的故事。刚开始，这些酷吏在人格和信念上都非常严厉，对人对己皆如此。到了张汤这一代，酷吏的个性改变了，他们之所以对别人残酷、严厉，是为了对自己好。然而张汤得到的大部分仍然是权力上的好处，借由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上各种讨好武帝的方法，可以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从最后的结局来看，他对于物质和金钱并没有太大的欲望。

一旦用这种方法来获取权力，也就必然有一种道德上的疏漏。《论语》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君子恶居下流”，如果你不小心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天下之恶皆归焉”，大家一想到坏事情，就会都推到你身上。张汤是御史大夫，三公之一，可是名声却如此低劣，每个人都觉得他是坏人。张汤死后，家里只有五百金，而且“无它业”。他其实并没有贪污，也没有从中得到太多的利益，但是每个人，包括皇帝，都认定他私纳了很多钱。

他的家人中，“昆弟诸子欲厚葬汤”，可是母亲反对。她说，张汤是天子的大臣，被人诽谤、告讦而死，这样的下场怎么能够厚葬呢？不只不厚葬，而且极度低调，“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在中国的传统当中，地位稍微高一点的官员下葬是要有棺有椁，用两层棺材的。事情传到汉武帝的耳朵里，武帝深有感触：“非此母不能生此子。”这个时候，武帝的心情和态度由谴责、愤怒转变成为肯定与称赞，所以反过来把三个长史都逮捕、杀掉，以示他们诬告了张汤。青翟一看这个结局，也就不得不自杀了。原来被关的田信也放了出来，汉武帝还把张汤的儿子张安世升官，等于补偿自杀的张汤。

司马迁这样写下来，不断地告诉我们，武帝最大的问题是根本不会看人。司马迁一再提及“天子以为能”，认为某个人很厉害，然而后来这些“能人”全部到了《酷吏列传》。例如武帝认为张汤有能力，但是一直到张汤死，他都没有搞清楚张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皇帝要管理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会产生那么多问题，其实并非偶然。

暴虐升级

张汤死了之后，连带有一个人受惠，那就是赵禹又重新被任用为廷尉。不过此时赵禹年纪也大了，他的风格逐渐变得温缓，最后全身而退，在张汤过世十多年之后，他“以寿卒于家”，所以大家对他最后的评价才得以和张汤不一样。司马迁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赵禹晚年有所调整，但是另一层用意在于联系到后面要讲的义纵、王温舒等人。

“王温舒等后起，治酷于禹。”酷吏的现象在武帝一朝每况愈下，义纵、王温舒这些人比赵禹、张汤还要残酷。大家回头就会想，赵禹那时候都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所以在写完赵禹、张汤这一组之后，接下来一大段，司马迁要写的是环绕在义纵身边许多相关的人，包括义纵和宁成，然后是王温舒，到尹齐、杨朴这些人。

义纵的命运稍微复杂一点，他是河东人，年少的时候跟张次公做强盗起家，为祸一方。他有一个姐姐叫义姁，因为懂医术，或者更精确一点说，在护理上有一些专业能力，于是被王太后留在身边。王太后有一天闲聊，问她说：“有子兄弟为官者乎？”义姁很诚实，回答道：“有弟无行，不可。”可是太后显然因为疼爱义姁，就叫皇帝把义纵找来，当了中郎。

接下来，义纵做了上党的郡中令。在这个职务上，他原先当盗贼的背景就发挥作用了——“治敢行，少蕴藉”。他做事不含蓄、不保守，要抓要杀，没有什么不敢的。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县的治安变得很好，考核成绩非常漂亮，所以义纵就高升了。

义纵的背景和行事作风，迎合了武帝朝的大趋势。武帝朝对贵戚绝不假以辞色，一定要压抑任何有可能威胁到皇帝权力的人。在那个时代，身为皇亲国戚是件很麻烦、很痛苦的事情：你的势力稍微大一点，尤其是威望、权力稍微高一点，可能就要倒霉。义纵就是处理这些事情的人。王太后有个女儿脩成君，义纵将脩成君的儿子给逮捕了。这件事情从人情事理上来说，是恩将仇报。王太后提拔他，让他拥有这样的地位，如今遇到王太后的外孙，义纵却枉顾旧情，照样将其逮捕。然而违背“温情主义”恩仇原则的做法，汉武帝反而“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

义纵到了河内，先族灭这里的豪族穰氏，吏治自然就变好了。这个时候他提拔了一个人，少年时候跟他一起当强盗的张次公。于是张次公也进入了朝廷，“以勇悍从军，敢深入，有功，为岸头侯”。这一段也是从侧面说明，本来酷吏还是“吏”，出身背景仍然是适合服务公职的，但从义纵以后，情况为之一变，酷吏开始变成鸡鸣狗盗之徒了。越是在社会底层，甚至越是没有经过教育和文化熏陶的人，在这个位置上面越是如鱼得水，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多道理和顾忌，皇帝让他怎么做就怎么做，一旦如此，这些酷吏的行事风格又与之前不同。这个时候产生了酷吏的新阶段，以及一些新的角色。

讲到义纵的时候，《史记》行文有一段交错，开头提过的一位酷吏宁成，到了义纵这段故事再度出现。汉武帝一度想让宁成去守郡，御史大夫公孙弘与宁成曾有私交，有不一样的评断，他说：“我当时在山东当小吏，宁成是济南都尉，以他的风格去守郡，简直像让狼去管一群羊，要把它们都捕杀吃光了。”公孙弘的判断是：“成不可使治民。”他可以治狱，可以管刑罚，管罪人，但如果去管一般老百姓，老百姓肯定会被他折磨死。皇帝听了公孙弘的谏言，就让宁成再度担任官都尉。

关东各个地方，所有进出关的人之间，都流传着一句话：“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人如果要倒霉，遇到小老虎（说不定还会遇到大老虎）也许还逃得了，但是千万不要惹宁成发脾气，由此可知宁成的残暴性格。在宁成的任命上，武帝有公孙弘规劝，但到了同样以治狱起家的义纵，武帝又认为他很有能力，派他去当南阳太守。

义纵在南阳是新官上任，而宁成原本就是当地人，这个时候回到南阳，两代酷吏见了面。宁成看见义纵，“侧行送迎”，相当有礼貌。但宁成也见过很多达官显贵，所以在这个必要的礼仪之外没有任何更恭敬的表示。这样一来，却得罪了义纵。义纵到了南阳，第一件事情就是办宁成，“尽破碎其家”，原来不是宁成的罪他也治，以至于宁成最后必须弃官逃亡。连上一代的酷吏都被这个新一代的酷吏用这种方式处理，南阳的吏民真是吓到了，于是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像是踮着脚尖，脚都不敢放下来。

义纵是盗匪出身，所以他到了南阳也利用盗匪协助治民。不过这个时候不光是“治民”了，更像公孙弘所说的“其治如狼牧羊”。没过多久，一支军队经过定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这时候皇帝想到了义纵，把他从南阳调去定襄当太守。义纵一到定襄，先去视察监狱。当时狱里关了两百多人，另有一份探视这些人的名单，也有两百多人，他们“私入相视”。一边是犯了重罪的人，一边是要为死罪解脱的人，义纵把这两份名单拼在一起，一天当中暴杀四百多人。这件事情让郡中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像义纵这样新一代的势力一旦崛起，就会做前代酷吏都没做过也做不了的事情，跟他们相比，赵禹、张汤都显得温和了。司马迁对义纵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形容词——“纵以鹰击毛挚为治”。老鹰飞在空中，眼睛一直往下面看，寻找猎物。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不管是在停止的时候还是在飞行当中，老鹰捕杀猎物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动作，那就是必须张开翅膀，这就叫作“鹰击毛挚”。司马迁形容义纵就像老鹰一样，以威胁恐吓为主，为他所治之民，每一个都战战兢兢，不寒而栗，就盯着看什么时候这个老鹰翅膀一张开，就会有人倒霉。

这种新的酷吏风格建立之后，接下来武帝朝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大事——铸五铢钱。铸五铢钱是要统一货币，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盗铸，这种现象在京师格外普遍和严重。怎么办呢？武帝就把义纵调来京师当右内史。至此，这种风格从南阳到定襄，再传回京师之后，其影响力更大了，司马迁直接将之评价为：“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每个为官之人的职责这时候全变了，最重要的就是抓、杀、关、捕，把整个社会的人都当作盗匪来处理，认定政治管理就是惩罚和打击。长此以往，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接下来，汉武帝去鼎湖受了风寒，大病一场。病了很久，好不容易能够出门了，武帝决定要到甘泉去。可是他发现，就连从京师到甘泉的必经之路都不平静，非常生气。气谁呢？当然是义纵。他说：“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接下来武帝就以杨可案为借口，把义纵给抓来杀了。

这是义纵的始末，起来得很快，灭亡得也很快。快到什么程度？他是新一代的酷吏，可是死得比老一代酷吏张汤、赵禹都要早，早于张汤一年就被武帝杀了。可关键在于，新一代的酷吏风格不会止于义纵一人，义纵之后还有王温舒。

王温舒是阳陵人，他属于义纵集团，因为两人出身背景完全一样。王温舒“少时椎埋为奸”，比义纵还要更严重，义纵是当强盗，王温舒是杀过人的，不仅杀人，而且把人埋掉之后就逃逸了。接下来他找到了一条出路，在县里当亭长，起初他表现得非常差，后来治狱才慢慢有了些成就。他的崛起主要是因为跟着张汤。到后来，王温舒在当御史的时候，朝廷给他最重要的责任是监督盗贼，而他处理盗贼的方法也很简单，几乎都是杀掉。王温舒用这种方法又累积了一定的成就，接下来便成了广平都尉。

王温舒一到广平就先找到郡中不守规矩的人——新一代酷吏的做法都是这样——越是不守规矩的他越要用，做他的爪牙。为什么特别找这些人呢？因为这些人会有把柄在他手里。他治理广平的方法就是找一些有案底的人，然后“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换句话就是说，“你们把盗贼处理好，用什么方式我不管，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对王温舒来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凶残、勇敢，就算过去犯过很多乱七八糟的案子，他都不在意，甚至认为反而有好处，意味着这个人被用了之后不得不效忠于他。用这种方法，不只是广平的治安改善了，就连附近的盗贼都不敢靠近广平。王温舒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被汉武帝注意到了，升迁为河内太守。

当时在广平的时候，王温舒就已经有情报了解河内的豪奸之家。他到那里之前，先做了一些准备，叫郡里购买、搜集五十匹私马，先做好自己的驿站系统，以河内为起点，以长安为终点。然后他用同样的方法，找到这些有案底的人，去搜查郡中本来就名气在外的豪强们，然后彼此牵连，一个案子牵一个，直到“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他调查完之后就立刻报到长安。五十匹马已经准备好，事情一发动，本来大家预期要花很久才能走完的官僚程序，他两三天之内就完成了。如果不是用这么快的方式奏报，当地的豪强原本还有机会和时间逃跑，这下子都逃不掉了。结果不出所料，京师的回报很快回来，王温舒依法杀人，“至流血十余里”。

王温舒的这个举措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威慑效果，大家都很恐惧。王温舒九月才到，十二月，整个河内郡已经悄然无声，没有人敢在夜里走路，也听不到狗叫声，就更不用说夜里有小偷了。

这个时候，司马迁又以一件小事展示了这个酷吏的性格。

过完十二月，接下来是正月开春。对于这个时令的变化，王温舒的反应是无奈顿足叹：“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那个时候，汉代讲究“应季”，什么时间、什么季节才可以做什么事情，春天是不能杀人的，所以王温舒才会非常遗憾，觉得还没有杀完想杀的人春天就来了，又得让他们多活大半年。司马迁在这里直白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

《史记》是谤书吗？

通过《酷吏列传》，司马迁要问的是，到底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做官？依照司马迁的理解，应该是爱人爱民的人才应该去做官，可以被留在他的史书上。但王温舒“好杀伐行威”，这种风格与爱人爱民是彻底相反的。但是接下来这句话也很关键，司马迁写过好几次了，“天子闻之，以为能”。这就是酷吏的根源。一个那么不爱人、好杀伐行威的人，在汉武帝的眼中却是有能力的，并一再重用。

王温舒的故事结束后，接下来又是他这一代的其他酷吏。一代一代，越是后面写到的，他们的品性跟风格就越严酷、不堪。

回到司马迁本身。司马迁亲身遭受了酷吏之害，被下狱之后受了宫刑。然而司马迁并非一般人，他忍辱负重地面对这种悲剧的命运。作为一个史家，他如此看重自己应该尽到的责任，即便是亲身经历了酷吏的可怕，他仍抱有理性的头脑，清楚地意识到酷吏的扭曲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在这现象后面，有好几样事情非得追究不可：第一，是酷吏所代表的这个朝代的政治风格，表面上是儒家，但骨子里还是酷吏，是法家；第二，武帝及其建立的政治风格和政治形态。这两点，是理解、总结《史记》智慧的重中之重。

尽管有人说，司马迁的这种经历使得《史记》像是一本“谤书”，司马迁把自己对武帝的怨毒通通写进了《史记》。不过，认真读过《史记》的人，不可能接受“谤书”这个说法。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波折，但司马迁将自己亲身经历、感受和承受的这些痛苦，转化成了一种永恒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只是在说武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汉朝的政治是什么，而是更进一步地揭露权力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的权力模式之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还有在这个社会当中不同的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活着。

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代所发生的事，以及他借由史事留给后人的智慧和思考，到如今仍然可以不断地在现实中得到印证，从而让后世读者对于现实有更深刻、更全面的关照和理解。

《史记》，千古之书，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