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表和书：多重维度的史观

在史学上，纪传体是中国正史的基本形式，这种体裁一般认为是源于《史记》。但当我们用“纪传体”三个字来形容《史记》的时候，很容易遗漏一些东西。从某种角度看，《史记》最重要的创意——表和书，在正史传统中并没有完全被继承下来。

20世纪时，法国史学中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年鉴学派”，它提醒我们，用不一样的时间尺度来看历史，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应该能够分别出，历史上的时间有短有长，有变动比较快的时期，也有变动比较慢的时期……听起来好像是废话，但实际上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洞见。

我们在理解历史的时候，很容易掉进一个盲点：因为人寿有限，我们很自然地会用自己基本的年寿来看待历史，把它当作历史最主要的单位。但是，跟社会集体乃至于更广大的历史变化相比，七十年、一百年是如此短暂，反映出来的变化相对有限。我们必须拉长时间尺度，才能看到许多“古今之变”的规律。例如说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城镇，可以从一个人一辈子（大概一个世纪）的时间看到一种历史，但当把时间拉长后才会发现，村庄很难在一百年内产生真正的变化，可能要以三五百年为尺度，而像社会、经济乃至于政治结构方面的变化，很可能五百年、八百年都不够。

年鉴学派还提出了一种观点：有一些变化更慢，以至未被历史学家当作应该处理的题材，但是从人类过日子的根本逻辑上来看，却再重要不过。例如说农业的变化、农业背后地理的变化、气候的变化，这些东西都在在决定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物质条件，以及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生活来。

最近史学上有一种新的概念，就是如何从很长的时间尺度去理解我们现在的时代。过去，我们通常用地质的时代来理解，例如寒武纪、白垩纪等等，但是如今有了不一样的观念——人类世，即人类开始在地球上繁衍后，地球的面貌被彻底改变、改造的历史。我们原来以为地球上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包括地质、地理，都因为人的存在而改变了。像《人类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这样的书，就是用一个非常广泛的尺度记录人类几万年的变化和发展。当我们用这种尺度来看人类，或进一步来看中国一路繁衍、变化到现在几千年的历史，思考的东西会非常不一样。

这个现代思路意味着，我们面对历史应该有不同的时间尺度，不同的尺度堆叠在一起，才能展现出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历史面貌。

神奇的是，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实践他的“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理想时，就隐隐约约有了类似的观念。《史记》里面的“表”的体例，就是要把时间的尺度稍微拉伸开来。比如记录春秋到战国时期，《史记》是以两三百年作为尺度，把重要的世系和国家的变化把用“表”的方式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受限于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他的儿子、他的同代人做了什么事，而会用一个更长远的贯时性概念来看待历史。

另外，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史记》的“书”，可惜这个体例在后来许多的正史里面都消失了。《史记》一共有八篇书，要理解这部分内容，就必须联系到什么叫史官，也就是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承接下来的任务。

司马谈临终前把这样一种志业交付给司马迁，在他心目中，史官的职责有一部分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历史，即记录重要的大事件。但那个时代，从周代一路传承下来的王官学里的史官，不只是掌管人事上的记录，还要将其放在更庞大的背景下，让它有更长远的意义。反映在《史记》的“书”里，也就包括了历法，也就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计算日子，可以让农人在掌握季节规律的情况下，更好地从事生产。历法必然关系到天文，在那个时代，要观察天象，感受各种天体运行可能产生的规律，一点点地累积经验，才能慢慢让历法更符合农业上的需要。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在观察天象的时候必然会遇到一些重要的挑战。例如月亮圆缺的变化最容易观察，但是这和太阳运行一年的周转有很大的差距，而太阳的周转又不完全合乎我们对于天数的计算，一年实际的长度要比三百六十五天再多一点点。这一点点怎么处理，就成了过去每一个文明的历法都要面临的问题。

在中国，史官长期以来必须观察天象，借此去整理规律、奠定历法，所以《史记》里面有《历书》《天官书》，在时间上来看，这是一种很神奇的尺度和层次。换句话说，在“书”的这个层次，司马迁把“通古今之变”的“古今”定义得非常宽泛，他讲的是我们从天体运行上能够察觉的时间的规律，可以说是一切人事在这个宇宙里最根本的时间背景，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一分一分、一寸一寸，去追索地球上大自然的变化，乃至于人事方面的各种迁移、消长，以及我们所看到的时代，人跟人之间各种互动和变化。

另外，“书”还有一部分，是司马迁依照他对朝廷统治的了解所记录的、让一个政权能够运行必然要具备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从现代政治的体制来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宪法。宪法是很重要也很特别的一种法律。跟其他法律一样，宪法一定要联系特定的时空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相信这样的价值和规范。宪法一旦被奠定之后，就被赋予一个特殊的性质，我们至少尊重或假定它是不会改变的，从而作为一切政治运作的依归，如此，人们才能在彼此的权利关系上有一个互信的基础，知道在产生最根本的冲突和争执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方式来确定是非。

在古代中国，也有这样一种从周代就建立下来的政治传统，被视为永远不会改变的基础——礼和乐。礼和乐有不同的功能。“礼”是借由仪式和规范，从内在教会人究竟什么行为是对的，应该养成哪些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乐”则是在这个仪式的外围，借由一种相对有品位、高贵的环境，培养人和人之间更自然的和谐关系。

这是从周代一路到汉代（当然跳过了秦代）传留下来的一种基本信念，所以《史记》有《礼书》和《乐书》，仅次于《天官书》和《历书》，是贯串一个朝代甚至跨越朝代的时间尺度。在《礼书》中，司马迁追溯了“礼”的起源，它如何在尽量不变的情况下从周代跨越到汉代，其中有哪些细微的差异和变化。在《乐书》里，司马迁长篇引用了过去的文献，探索音乐的起源和作用。从某种角度来看，《乐书》讲的不是音乐的变化，而是音乐不变的原理。从今天来看，我们也许会奇怪《乐书》怎么会放在一部史书里面，但是对司马迁来说，这同样是一种时间尺度，要想“通古今之变”，就不能不进行处理。

《史记》还有一篇是《律书》，这个律是指音律，介于《礼书》、《乐书》和《天官书》、《历书》中间，是非常长远、广泛的时间尺度下的产物。

除了这种长远的制度之外，《史记》八书还有另外的创意。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借由“封禅”的这个表面上号称长远的制度，表达他对汉武帝的看法。更为特别的是《河渠书》和《平准书》，通过记述这两种特殊的汉代制度，司马迁让我们看到了不可能单纯由人物传记（本纪、世家、列传）来展现的时代特色。尤其值得仔细探讨的是《平准书》，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清楚、最有意识的一段经济史的起源，司马迁空前地用经济的概念，用经济史的眼光来整理时代的变化，展现他所看到的汉代，奠定了又一种“通古今之变”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