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释之冯唐列传：执法者的尊严
《酷吏列传》是《史记》卷一百二十二，也是列传当中的第六十二篇。《酷吏列传》记录的第一个人郅都，他的政治生涯是从景帝时期才真正开始的。不过所谓“酷吏”，这种在政治体系当中很特别的人物，主要是在武帝时期出现的。司马迁将自己对武帝一朝政治风格的评判清楚地写在了《酷吏列传》中，描述了一幅江河日下的场景。
刚开始的时候，酷吏还有自己的信念与原则，他们的“酷”来自对一些原则的坚持，不愿意退让。后来酷吏慢慢扭曲与转型，他们的行为造成的伤害及破坏越来越大；相应地，他们在品德上足以让人推崇、仿效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少了。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单纯看《史记》的目录就会发现，有一篇的标题好像明显是对比《酷吏列传》的，那是《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以“酷”作为政治行事最重要的特征，而“循”则是“循礼而为”的“循”，循吏的反面就是酷吏。
有两件事情让我们感到司马迁在这里有特殊的安排。一是，他并没有让《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并列出现。《酷吏列传》是列传的第六十二篇，而《循吏列传》却是第五十九篇，中间隔了《汲郑列传》和《儒林列传》。如果循吏与酷吏是明显的对照，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将他们隔开呢？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循吏列传》的内容，就会发现一件更奇怪的事情。
《酷吏列传》是从郅都开始讲起。郅都的时代是文帝、景帝的时代，但《循吏列传》却是由孙叔敖开始讲起。一开头就说“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一个春秋时代的人。孙叔敖之后，接下来有子产、公仪休、石奢，至此《循吏列传》也就结束了。石奢是什么人呢？“石奢者，楚昭王相也。”说的仍然是楚国，是战国时代。换句话说，《循吏列传》一个汉代的人都没有写，而《酷吏列传》写的通通都是汉代的人，这显然意味着，酷吏是汉代尤其是武帝时代的特殊产物。
除了用这种方式显示出酷吏的时代特殊性之外，其实司马迁在另外一篇列传中真正写了在汉代和酷吏形成鲜明对比的人——不是《循吏列传》——如果我们更细心地去查找，会找到一篇非常重要、非常独特的《张释之冯唐列传》。读完《酷吏列传》之后，如果要追问司马迁认定的好官是怎样的，答案就在这两个人的故事之中了。
张释之的政治智慧
这篇文章一开头称，“张廷尉释之者”，这句话是有深意的。张释之之所以被写进《史记》的列传，是因为他是“廷尉”这个官职的典范。他一生中所做的事情没有比当廷尉更重要的，汉代的廷尉也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超越张释之。
张释之，“堵阳人也，字季”。从伯仲叔季这种排行方式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老四，或者说是幺儿。他和他二哥一起生活。在孝文帝的时候，张释之捐了谷，成为骑郎。但是这个官做得非常不顺遂，“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换句话说，这个骑郎得到的薪资还比不上他捐出去的钱，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十年过去了，张释之心里非常愧疚，“欲自免归”。正当他准备离职的时候，中郎将袁盎觉得很可惜，“乃请徙释之补谒”。
张释之当上了候补的谒者，有机会跟皇帝说话了。这个时候，司马迁笔下显现出了汉文帝的风格。文帝把身边的人找来，但是话要先说清楚，“卑之，毋甚高论”。他不要听什么大道理，如果有任何建言，要的是“今可施行者”。但是张释之坚持讲秦汉兴替，从汉代建立以来所有有思想的人、关心时局的人必定要碰触的大题目——“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
在这个主题上面，《史记》里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贾谊的《过秦论》。前文提到过，《过秦论》的重要性不在于文章写得好，而在于贾谊充分代表了汉代兴起之后的集体情绪——如果不能认真检讨并找到秦迅速灭亡的答案，如何保证汉代可以长长久久？一直到文帝的时代，张释之仍然属于这样一个知识传统。
这时书中又表现了孝文帝的性格。以皇帝之尊，面对的又是一个刚刚上任还在试用期的小官，文帝不以为忤，反而“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正是因为张释之没有按照要求讲现实的事情，反而感动了汉文帝。汉文帝听进去了，就让他结束了试用期，变成了正式的谒者，有机会跟随汉文帝进进出出。
有一次，皇帝到上林苑去打猎，突然之间想起来一件事，就问上林尉：“我们的上林苑到底有多少禽兽，有没有登记？”左右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个地位很低的虎圈啬夫，一看上林尉和左右这些人都不知道，他赶快答说，有登记，这个禽兽有多少多少，那个禽兽有多少多少。汉文帝接下来继续问了些别的，“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文帝就说，“对，做事情的人就应该这样，像上林尉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因此把当时跟着去的张释之叫来，“拜啬夫为上林令”。
皇帝已经做了决定，只不过是要叫身边的人去传令、去执行，但是张释之对自己的身份和是非观念有更认真的对待，他等在那里，没有马上执行皇帝的命令，但也没有立刻跟皇帝说自己的看法。等到汉文帝心情和缓下来之后才去讲：“陛下，你觉得绛侯周勃怎么样？”
周勃是从高祖朝留下来的名将，文帝自然说：“是长者也。”
张释之继续问说：“东阳侯张相如呢？”
汉文帝答：“也是一个长辈。”
张释之接下来说：“绛侯、东阳侯是长者，他们的为人和行事是可以肯定的。可是他们两个人会讲话吗？他们几乎是话都说不出来，周勃甚至有口吃。而这个管虎圈的啬夫，那么利口捷给，秦朝就是这种风格，要求这些刀笔吏，在文句、言辞上表现锋利。而且对这种才能的在意和计较简直到了极端，结果产生了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忽略了原则和品德。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无恻隐之实，人们犯了法，做了坏事，执法者没有用一种同情的心去追查背后的实情。正因为有这些刀笔吏环绕在身边，秦始皇才不闻其过，大家都认为只要在言辞和文书上做好交代就没事了，真正的事实、真正的状况，尤其是碰到问题和差错，就没有人能够讲。这种风格一直到二世，天下土崩。”
张释之是在告诉汉文帝，秦之所以灭亡，就是任用了这些会讲话、以为文辞就是一切的吏。今天如果单纯因为这个人会讲话就“超迁之”，那么，“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其实”。这样一来，大家都觉得会说话就能够得到好处，都要把话说得很漂亮。长此以往，恐怕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要谨慎地处理。
文帝又听进去了，“乃止，不拜啬夫”。
这段故事讲出了张释之如何得到了文帝的赏识。张释之一直念兹在兹的是绝对不能重蹈秦的覆辙，秦碰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吏治，如果每个人对法令的概念仅仅停留在文辞方面，而忘掉了法针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如果吏眼中只看到条例却没有人情，那么这样的吏也就是亡国的因素之一。这就是司马迁认为重要的政治智慧。在汉武帝一朝，最重要、最麻烦的事，首先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对于秦朝的检讨，很多事情还是回到秦始皇的那种统治风格；其次，这种统治风格反映在汉武帝一朝，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吏一个个都很会说话，只在意法令的表面，用这种方式去约束活生生的人民，变成了酷吏。
廷尉典范
在写张释之的时候，司马迁同时也在写汉文帝。张释之的出身很低，但他质朴的个性跟孝文帝有所呼应，因此成就了一代廷尉的典范。
汉文帝从上林苑回来的那一小段路上，张释之给了他一些建议，孝文帝受到感动，“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太子和梁王在朝廷中地位最高，最尊贵，二人共乘一车，到司马门没有下车，直行而过。按照汉代的规定，不管是谁，进司马门的时候人要先下来，过了之后再重新上车。这是为了安全防卫，也是为了朝廷的尊严。这两个人因为地位高，就直接进了司马门，没有人敢拦他们——当然，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不过，这次他们遇到了张释之。“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奏章送上去之后，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听到了，就去质问汉文帝。当时皇家真是质朴，汉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这才愿意接受。汉文帝用这种方式替太子认错，才解决了这个案子，不然太子应该受罚的。为什么要薄太后出面？因为必须要用薄太后的身份特赦太子，太子才能够勉强逃过一劫。因为这件事情，汉文帝更觉得张释之与众不同，拜为中大夫。
再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皇帝到了霸陵，看到新丰道（顺着新丰道能够走到邯郸），一时非常感慨，就让同去的慎夫人鼓瑟，自己唱起了歌，“意惨凄悲怀”。文帝这时候年纪越来越大，感觉到人寿不终，必须开始思考自己死后的事情了。为什么到了霸陵看到新丰道，想到邯郸，他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在选择自己去世之后要葬在哪里。文帝唱完歌跟群臣说，选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全的，用最好的棺木，“以北山石为椁”，谁都没有办法扰动我的尸体或者灵魂吧。他心中这样想，也就感慨地说了出来。这个时候群臣会有什么反应？很正常的反应，“左右皆曰善”。只有一个人反应不一样，那就是张释之。
张释之说：“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他的意思是，如果不希望别人来扰动自己死后的平静，就应该薄葬。对于把“可欲”之物放到皇帝的陵寝里，张释之持反对态度。这么多金银财宝作为陪葬品放到陵墓里，反而是有害于墓主的。更重要的是，就像他当初在车上对文帝“具以质言”一样，他不阿谀皇帝，明明知道皇帝这个时候在想什么，却一定要把他认定正确的原则讲给皇帝听。对比《酷吏列传》，汉武帝提拔的那些酷吏反而都是用讨好皇帝的方式，他们采用的手法可能非常拙劣，但是只要能配合皇帝当时的心情，讲皇帝想听的话，汉武帝就会高兴，就会重用这个人。文帝刚好相反，他之所以重用张释之，是因为张释之总是在明明知道他想要什么的时候，跟他说这样是不对的，而且这种状况越来越戏剧性。文帝又给了张释之更大的位置——廷尉，让他执掌法律。
河北满城1号西汉墓的假设性复原 据之可以想象汉初陵墓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了一阵子，“上行出中渭桥”，恰好有人从桥下走出来，皇帝驾车的马受到惊吓，差一点危及皇帝。这可是一件大事，这个人当场被抓住送到廷尉那里。张释之出来问他，这个人很诚实地回答：“我是乡下人，我到这里来，听说有交通管制，不能走了，就躲到桥下不敢动。在那里躲了很久，心想交通管制应该已经过去了，所以才走出来。没想到一出来，恰好遇到皇帝的马车经过这座桥，所以我犯了这个错，扰动了皇帝。”听完之后，廷尉张释之做出了评断，“一人犯跸，当罚金”，并把这个结果报告给文帝。文帝气得不得了：“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张释之也不退让，他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什么叫“法”？“法”是天子跟所有的人一起共同遵守的，如果因为涉及天子就给这个人更重的惩罚，那就违背了法的精神。违背了法，最严重的结果就是“法不信于民也”。而且，如果这个人因为惊扰天子被当场杀掉，那么杀了也就杀了，可是如果把这个人送到廷尉这里来治罪——“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廷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用法，碰到不一样的人，法律的轻重都不同，那人民要如何守法呢？人民会如何看待法律呢？德国社会学家鲁曼（Niklas Luhmann）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在我们这个共同的社会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了对人的基本信任，会连早上要醒来的勇气都没有了。如果社会上没有最基本的规范，让人知道法律对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管辖，或者如果法律不是跟每个人都有可以信任的固定关系，人民不知道法律会以什么样标准运用在自己身上，那么“安所措其手足”？连手脚都不知该怎么放了！
张释之建议文帝好好想一想。文帝真的想了，而且想了很久，当然会有一点不甘心、不情愿，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司马迁《史记》的描述多么感人，良久，文帝才说：“廷尉当是也。”这里面可以揣摩文帝的心情：“你说得对，即使我身为皇帝，也必须委屈自己，因为你说的道理比我的权威更高，这才是对待法律的基本态度。”
再下面一件事情是，“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抓到此人之后，文帝非常生气，“下廷尉治”。廷尉问了之后，张释之按照法律的规定，“盗宗庙服御物者”应该被弃市，也就是要公开处死。皇帝听到这个判决又很生气：“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张释之“免冠顿首”，用最具诚意的方法对皇帝表示道歉。他是为自己的态度道歉，而不是自己的道理。他说：“我管的是法，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差等。现在有人盗了宗庙里面的东西，你就杀他全家，那如果下次有人胆子更大，去盗掘陵墓，到时候应该怎么罚呢？”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法有比例原则，小罪小罚，大罪大罚，这是最基本的标准。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行为就用最重的方式罚，那等更严重的行为出现的时候怎么罚？中罪的惩罚如果跟大罪是一样的，法也就失去了轻重。同样，“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
这是张释之看待和执掌法律的方式，所以这一章开头的时候直接讲“张廷尉释之”，因为他真正地把廷尉这个官职应该要把握的原则在自己身上示范得淋漓尽致。对比《酷吏列传》里很多当过廷尉的人，司马迁的言下之意是，那些酷吏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廷尉。
皇权与能臣的矛盾
在汉文帝和张释之的互动中，司马迁写出了他对法律的一些深刻看法，同时也表达了在汉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在张释之传记的最后一段。
因为张释之抱持的这种原则，“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不过，麻烦的事情出现了。文帝死后，当时的太子变成皇帝，也就是景帝。张释之很害怕，他因为司马门事件得罪过太子，不知道新皇帝会不会记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王生”劝他不要躲，一见景帝先表明态度道歉。景帝一看张释之把旧事拿出来跟他道歉，他也有自己基本的尊严，就说没关系，不会因为这件事怪罪张释之。
这个王生是善为黄老言的一个隐士或者处士。在汉文帝的时候，黄老变成朝廷当中的主流意识，王生虽然没有官职，但是声望和地位很高。有一天，在好多高官面前，他突然说袜带松了，让张释之帮自己绑袜子。当时张释之已经是廷尉了，是朝廷中管法律的最高权威。不过张释之没有任何不悦，跪下来帮王生绑袜子。这件事情发生后，当然就会有人觉得很奇怪，问王生说，“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韤？”王生说这就是黄老之术：“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韤，欲以重之。”
在这里，司马迁告诉我们，赖由王生的这种黄老之术，张释之先把身段放低，然后去争取新皇帝的原谅。不过，景帝不是真的不计较，继位一年多以后，还是把张释之的廷尉官职换掉了，派他到淮南王旁边当相，夺走了他的实权。
这是另外一个伏笔，司马迁在暗示汉代朝廷政治风格的转变，这时的政治风格从文帝以黄老作为指导原则的真正宽容，慢慢回到秦朝那种苛刻严厉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风格在景帝时已经出现了，到了武帝的时候越来越严重，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酷吏列传》一开头写的是郅都。郅都是跨越文帝和景帝中间的人，但文帝时期能够崛起并被重用的是张释之这样的人。张释之原来做骑郎十年都没有任何机会，可是一旦有机会亲近孝文帝，他这种耿直、对待法律的态度就得到了理解和赏识。相较而言，郅都那种严苛的政治风格不可能在文帝的朝廷上有什么前途。等到景帝上台之后，政治风格为之一变，就适用于郅都这种人。以郅都开端，汉代整个政治走向就从宽容体贴、维持法律的最基本公平尊严，转向酷吏用各种方式讨好皇帝、整肃官吏乃至于欺压老百姓。
关于张释之，司马迁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他的儿子张挚。张挚字长公，一度因为父亲的关系升为大夫，但是他接下来离开了，“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司马迁用张挚的遭遇告诉我们，张释之死后，汉代政治的风格换了另外一种方向、另外一种个性。
在张释之之后，我们同样能够从冯唐与文帝之间的关系中看出文帝的个性，以及政治上的一些特色。
“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他与文帝之间的第一次互动是文帝经过他的办公室，就问冯唐说，“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这个时候冯唐告诉了文帝自己的身世。他的身世很特别，祖父是战国时赵国人，到了父亲这一辈，他们家从赵迁到代（汉文帝当皇帝之前就是代王）。等到汉朝兴起之后，他们又搬到安邻来。文帝就说：“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冯唐就回答说：“哦，我当然知道李齐，但李齐没那么厉害，比李齐更厉害的有廉颇、李牧。”这时候汉文帝说：“哦？是吗？为什么廉颇与李牧比李齐更厉害呢？”冯唐解释说：“因为我的祖父在赵的时候是官将，跟李牧非常亲近。我父亲担任过代相，跟李齐也很熟，所以李牧、李齐是与我们家两代亲近的赵国将领，我当然知道。”
听冯唐这样讲了廉颇、李牧，接下来文帝的反应非常有意思，他摸着冯唐的手臂说：“我恨不得这个时候可以有像廉颇、李牧这样的人当我的将领，这样我们就不用怕匈奴了。”这时候冯唐先谢罪，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这句话的的确确对皇帝是很大的冒犯，皇帝听了气得站起来就走了。
过了很久，他把冯唐叫来，说：“你为什么要当众讲这种话羞辱我呢？你难道不知道应该在私底下讲吗？”他即使怪冯唐，也没有怪冯唐说错话，责怪的是冯唐说话的场合不对。冯唐当然道歉：“鄙人不知忌讳。”
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匈奴一直在北边骚扰。汉文帝非常在意这些消息，忍不住把冯唐再叫来，仔细地问：“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冯唐回答：“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李牧当赵将，在边境驻防，所有的收入跟支出，包括赏赐、爵位，全部由他决定，因此才能够“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而李牧建立大功之后，为什么后来有所改变？因为赵的国君更替了。新任国君任用郭开，郭开在国君面前讲李牧的坏话，于是“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从此之后，赵国面对匈奴一败涂地。今天我知道汉有一位重要的将领，叫魏尚。魏尚是云中守，在那里得到的收入，他一点都不吝啬，通通和他的士卒分享，“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也正因为这样，他当云中守期间，匈奴都不敢靠近云中之塞。他推心置腹地对待士兵，这样去打仗当然能够打胜。可是魏尚在朝廷得到的待遇是什么？他虽然有很多战功，但是没有得到赏赐。相反，他在面对这些吏的时候，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所以，冯唐这个时候对汉文帝直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因为这样，就算这些将领跟李牧、廉颇有同样的才能，在这种政治结构底下也无从发挥。
冯唐说的这件事情，文帝没有办法解决。可是冯唐确实指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安排：面对非常局面，皇帝一定要有魄力，对这些将领非常信任。文帝不是这种人，应该说从汉高祖以下，汉代的基本政治手法和政治策略都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这些将领没有才能，而是其才能被政治制度制约了。冯唐的话对文帝刺激很大，但他没有怪罪冯唐的直言，而是立刻叫人把原来魏尚被文吏所指责的种种罪名拿掉，让魏尚重新担任云中守。不过，因为这样，汉文帝也打消了跟匈奴对战的念头。
把冯唐与张释之用这种方式写在一起，司马迁一方面想表达自己对文帝与武帝的评断，也告诉我们，在一个理想的政治情境下，法的空间应该如何安排，这就是一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