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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
【作者小传】
(1310—1381) 明初文学家。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金华)人。元末荐授翰林编修,辞不就,入龙门山著书。明初奉命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因长孙宋慎牵涉胡惟庸案,全家谪茂州,中途病死于夔州。散文简洁,颇有名。著有《宋学士文集》。
桃花涧修禊诗序
宋濂
浦江县[1] 东行二十六里,有峰耸然而葱蒨者,元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涧水出焉。乃至正丙申[2] 三月上巳,郑君彦真将修禊事于涧滨,且穷泉石之胜。前一夕,宿诸贤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帅向北行,以壶觞随。约二里所,始得涧流,遂沿涧而入。水蚀道几尽,肩不得比,先后累累如鱼贯。又三里所,夹岸皆桃花。山寒,花开迟,及是始繁。旁多髯松,入天如青云。忽见鲜葩点湿翠间,焰焰欲然[3] ,可玩。又三十步,诡石人立,高可十尺馀,面正平,可坐而箫,曰凤箫台。下有小泓[4] ,泓上石坛广寻丈,可钓。闻大雪下时,四围皆璚树瑶林[5] ,益清绝,曰钓雪矶。西垂苍壁,俯瞰台矶间,女萝与陵苕轇轕之[6] ,赤纷绿骇[7] ,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临小窪,泉洌甚,宜饮鹤,曰饮鹤川。自川导水为蛇行势,前出石坛下,锵锵作环佩鸣[8] 。客有善琴者,不乐泉声之独清,鼓琴与之争,琴声与泉声相和,绝可听。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盘,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从山趾斗折入涧底,水汇为潭。潭左列石为坐,如半月。其上危岩墙峙,飞泉中泻,遇石角激之,泉怒,跃起一二尺,细沫散潭中,点点成晕,真若飞雨之骤至。仰见青天镜净,始悟为泉,曰飞雨洞。洞旁皆山,峭石冠其巅,辽夐幽邃,宜仙人居,曰蘂珠岩。遥望见之,病登陟之劳,无往者。
还至石坛上,各敷茵席,夹水而坐。呼童拾断樵,取壶中酒温之,实髹觞中[9] 。觞有舟,随波沉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断者,有属联者,方次第取饮。时轻飙东来,觞盘旋不进,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献酬状。
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觚翰[10] ,人皆赋诗二首,即有不成,罚酒三巨觥[11] 。众欣然如约。或闭目潜思,或拄颊上视霄汉,或与连席者耳语不休,或运笔如风雨,且书且歌,或按纸伏崖石下,欲写复止,或句有未当,搔首蹙额向人,或口吻作秋虫吟,或群聚兰坡,夺觚争先,或持卷授邻坐者观,曲肱看云而卧,皆一一可画。已而诗尽成,杯行无算[12] 。迨罢归,日已在青松下。
又明日,郑君以兹游良欢,集所赋诗而属濂以序。濂按《韩诗内传》[13] ,三月上巳,桃花水[14] 下之时,郑之旧俗,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执兰草以祓除不祥[15] 。今去之二千载,虽时异地殊,而桃花流水,则今犹昔也。其远裔[16] 能合贤士大夫以修禊事,岂或遗风尚有未泯者哉?虽然,无以是为也[17] 。为吾党者,当追浴沂之风徽,法舞雩之咏叹[18] ,庶几情与境适,乐与道俱[19] ,而无愧于孔氏之徒。无愧于孔氏之徒,然后无愧于七尺之躯矣,可不勖哉!
濂既为序其游历之胜,而复申以规箴如此。他若晋人兰亭之集[20] ,多尚清虚,亦无取焉。郑君名铉,彦真字也。
〔注〕 [1] 浦江:今属浙江金华市,宋濂故乡。县:县城。 [2] 至正丙申: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 [3] 然:通“燃”,形容花红如火。 [4]泓:小水潭。 [5]璚、瑶:都是美玉。形容大雪堆积在树的枝叶上晶莹如玉。 [6] 女萝、陵苕:都是藤蔓类植物。轇轕:同“纠葛”,缠绕之状。 [7] 赤纷绿骇:形容花繁叶盛,随风摇动。柳宗元《袁家渴记》:“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冉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8] 环佩鸣:环佩,佩玉。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9]实;充满。髹(xiū休)觞:油漆过的酒杯。 [10] 列觚(gū姑)翰:安排纸笔。觚,木简,此借指纸。翰,笔。 [11] 觥(gōng公):古代酒器,器腹椭圆。[12] 杯行:巡行劝饮。无算:不计其数,言其多。 [13] 《韩诗内传》:汉初燕人韩婴援引历史故事,解释《诗经》,作有《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内传》南宋后失传,清人有辑本。 [14] 桃花水:《汉书·沟洫志》:“来春桃华水盛,(黄河)必羡溢,有填淤反壤之害。”颜师古注:“《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盖桃方华时,既有雨水,川谷冰泮,众流猥集,波澜盛长,故谓之桃华水。”华,同“花”。 [15] “郑之旧俗”四句:《宋书·礼志二》:“《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与本文所引,略有不同。郑,春秋郑国,故地在今河南中部,都城为河南新郑市。溱洧(zhēnwěi臻伟),溱水和洧水,都在古郑国境内。溱水源出河南密县东北的圣水峪,东南流会合洧水,为双洎河。《诗·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春水盛貌)兮。士与女,方秉蕑(兰草)兮。”述士女春游之乐,可见一斑。祓(fú伏)除,古代习俗,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一种仪式。尤以三月上巳日在水边祓除最为流行,又称为“禊”。[16] 远裔:后世子孙。此处指郑彦真。 [17] 无以是为:不要再进行这类迷信活动。 [18] “当追浴沂”二句:沂,水名,源出山东邹县东北,西流经曲阜与洙水合,入于泗水。风徽,风范,美德。舞雩,古代求雨之祭叫“雩祭”,因有乐舞,又叫“舞雩”,亦指舞雩之处。《水经注·泗水》:“沂水北对稷门,亦曰雩门。门南隔水有雩坛,坛高三丈,曾点所欲风舞处也。”[19] 乐与道俱:是说谋求快乐要符合于修身向上的大道理。 [20] 晋人兰亭之集: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其间各人作诗,由羲之作序。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人雅集。
修禊,是中国古代别具民族风情的祭祀、清洁、游览活动。其起源甚早,《韩诗》、《初学记》皆谓起于周公。春禊在阴历三月上旬的巳日举行,为消除不祥,常在水滨进行祓祭,人们亦趁此游春踏青,洗垢濯污,野餐聚饮,成为盛大的节日。《后汉书·礼仪志上》载:“是月(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病),为大絜。”在修禊活动中,人们或如春秋郑人,在溱、洧二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文选》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李善注引《韩诗》);或“士人并出水渚,为流杯曲水之饮”(《荆楚岁时记》卷二)。至唐代长安,于三月上巳,倾城招饮,流觞于曲江之上。“曲水流觞”便成了著名的风俗和文学典故。
东晋时书圣王羲之等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雅集,留下了文学和书法史上不朽的名作《〈兰亭集〉序》;事隔千馀年,元至正十六年(1356),宋濂等人又在浦江(今属浙江)玄麓山畔的桃花涧修禊雅集,留下了这篇《桃花涧修禊诗序》。虽说桃花涧修禊的著名度根本不能与兰亭修禊相提并论,但宋濂所作的《诗序》,却在描摹此次雅集的境、人、味和绘写此次雅集的景、情、韵方面别具风采,某些方面更是独擅胜场。
文章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细致描绘桃花涧修禊雅集的环境景色,在逐步深入、条理明晰的叙述中,常常绘声绘色,为桃花涧这一名不见经传的江南乡野之地增添了诱人的光彩。第二部分,记叙涧水流觞和招饮赋诗,既为“修禊”一事作了风俗描绘,又以精彩的笔触刻画了“流觞”和“赋诗”者在这阳春三月的节日里沐浴大自然的风光,脱略形迹,发舒身心,显示了优雅潇洒的风度与品格。第三部分,是作者对此次桃花涧修禊雅集所具有的精神与韵味的一种别有会心的领略和品尝。三大部分由物态写到人情,最后归结到抒发雅集的神韵,各自独立又互相包容,互相烘托,做到了情景交融,物我同体,风神摇曳而风采独具。
第一部分,先以简明的文字,交代桃花涧修禊雅集的时间、地点以及参加的“诸贤士大夫”。浙江浦江县东二十六里玄麓山畔的桃花涧并不著名,因此有必要像柳宗元写《永州八记》一样,略述入山沿涧探胜寻幽的过程,点明桃花涧得名的由来。这里“水蚀道几尽,肩不得比,先后累累如鱼贯”,是真正的“曲径通幽”;“又三里所,夹岸皆桃花”, “及是始繁”,点明了涧水桃花。而“旁多髯松,入天如青云。忽见鲜葩点湿翠间,焰焰欲然,可玩”几句,以“鲜葩点湿翠”与“焰焰欲然”,生动而准确地概括了此间的涧水桃花的生意盎然和桃红松翠相互映衬的独特环境。
然后作者便以桃花涧的这一处为基点,展开了左右四方的环境描写:“又三十步”, “曰凤箫台”; “下有小泓”, “曰钓雪矶”; “西垂苍壁”, “曰翠霞屏”; “又六七步”, “曰饮鹤川”; “又五六步”, “曰五折泉”; “又四十步”, “曰飞雨洞”; “洞旁皆山”, “曰蘂珠岩”。
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以上的山水名称均非原来所有,而是宋濂等此次雅集始为题名;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费如许笔墨细述详陈四周山水及其特点,给读者以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的美妙印象,目的就是为了给这次雅集布设一个赏心悦目、优雅秀丽的自然环境,并且显示了作者胸中的自有丘壑和潇洒风神。在这里,作为审美对象的山水与作为审美主体的作者在审美过程中逐步协调而趋于同一。特别是写到“饮鹤川”和“飞雨洞”时,笔法一变,不仅绘写“饮鹤川”之形,而且描摹它“锵锵作环珮鸣”之声,并且引进“客有善琴者,不乐泉声之独清,鼓琴与之争”。不仅绘写“飞雨洞”之形,而且描摹它的色:“飞泉中泻,遇石角激之,泉怒,跃起一二尺,细沫散潭中,点点成晕”。这样的绘声绘色,就不止是纯客观的山水描写,而已达到了物我同一、情景交融的境界了。
于是转入了第二部分曲水流觞和招饮赋诗的记叙。表面上,曲水流觞只见觞流于水的过程,招饮赋诗只见“诸贤君子”的吟哦姿态;而骨子里,却通过过程的叙述和姿态的描绘,显示了这次桃花涧雅集的情调和风神:涵咏性情,修养德操,体味自然,无愧天地,使“诸贤君子”能达到“情与境适,乐与道俱”的精神境界。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体会这段文字,就会感到,溪水流觞的“有舟,随波沉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断者,有属联者,方次第取饮。时轻飙东来,觞盘旋不进,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献酬状”,决不是纯客观的叙事,而内中包含了作者体味物情,一切纯归之于自然,顺逆两适,无可无不可的思考和理解,也就是所谓的“乐与道俱”的儒家人生哲学的一种形象体现。
之后便是描写“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觚翰,人皆赋诗二首”的精彩场面。作者用一连串的动态或静态刻画,用了九个“或”字作连接,生动传神地雕塑了赋诗人构思诗篇时各具特点又互相映衬成趣的神态。这里,有的是细部特征的画龙点睛式的静态刻画,如“或闭目潜思”, “或拄颊上视霄汉”, “或句有未当,搔首蹙额向人”;有的是作诗过程的流动式叙述:如“或与连席者耳语不休”, “或运笔如风雨,且书且歌”, “或持卷授邻坐者观,曲肱看云而卧”。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作者均赋予了各位赋诗人以“各适其所适”的特点,表现了脱略形迹,潇洒不羁和“情与境适”的神采和风韵。诚如作者所说,这类情态“皆一一可画”,也进入了与桃花涧的自然景色和谐一致的审美境界。
也就是在以上两部分对物态人情作了出色的描绘之后,作者才在最后指出了自己对桃花涧修禊雅集的一种独特理解:“为吾党者,当追浴沂之风徽,法舞雩之咏叹,庶几情与境适,乐与道俱,而无愧于孔氏之徒。”作者既不赞成在这传统节日里学春秋郑人“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执兰草以祓除不祥”,认为其“遗风尚有未泯”但“无以是为也”;又批评东晋王羲之等的兰亭雅集“多尚清虚”,“亦无取焉”。因为《〈兰亭集〉序》感叹人生之短暂,说“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流露了一种委缘随化而无所作为的思绪。作者反对修禊事中的迷信活动,又不赞成以此宣扬清虚无为,他从桃花涧修禊雅集中所领悟的人生哲学是孔子儒家的有所作为的思想,是孔子所赞成的投入大自然陶冶性情,修养德操,提高精神境界,从而参与人生而不是玩物丧志,沉溺山水,脱离人生而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之路。《论语·先进》记孔子赞同曾点的述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作者认为这一“情与境适,乐与道俱”的境界,正是桃花涧修禊雅集所追求模仿并企图给以发扬光大的,应当说此文相当出色地描绘了这一境界,达到了情景的和谐交融与人情物态的两臻其妙。
(胡光舟)
送东阳马生序
宋濂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1] 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2] 。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3] ,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4] ,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佩容臭[5] ,煜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6] ,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7] 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8] 谒余,撰长书以为贽[9] ,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注〕 [1] 乡之先达:有地位有声望的同乡前辈。按,宋濂曾游学于当时学者吴莱、黄溍、柳贯等之门。吴莱、柳贯与宋濂皆为金华府(元称婺州)浦江人,黄溍为同府之义乌人,都可称同乡。据史实和文中所说情况对看,这里可能指黄溍。 [2] 未尝稍降辞色:态度始终非常严肃。辞色,言辞和脸色。 [3]援疑质理:提出疑难,质询道理。 [4]媵(yìng应)人:这里指旅舍中雇用的仆役。汤:热水。沃灌:浇洗。 [5] 容臭(xiù秀):香囊,装有香料的小囊。[6] 县官:古代指天子或朝廷。这里指朝廷。廪稍:廪食。这里指伙食费用,由朝廷供给。[7] 司业:即国子监司业。博士:即国子博士。都是太学里的教官。 [8] 乡人子:同乡子侄辈。马君则是东阳(今属浙江)人,宋濂是浦江人。当时浦江、东阳同属金华府,故与宋濂称同乡。 [9] 撰长书:写长信。贽:初次拜见长辈时所送的礼物。
这是一篇赠序。明洪武年间,宋濂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致仕。第二年,宋濂至应天(今江苏南京)去朝见明太祖朱元璋。其时,在国子监读书的马君则,以同乡后辈的身分前来拜访,宋濂就写了这篇文章赠送给他。作者以自己勤苦求学而功成名就的事实,现身说法,勉励后辈专心向学,刻苦自励,情真意挚,语重心长。
就文章的内容而言,作者主要以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的艰苦经历,与太学生优越的学习条件进行对比。作者简洁生动地叙述早年的经历:幼时酷爱学习,但因家境贫寒,无书可读,只得向人借阅。借到书,即使在严冬季节,也要自己动手抄录;为了取信于藏书之家,到期一定归还,可见得书之难。年长以后,仰慕圣贤的道统,渴望名师指点,且又并非容易的事;为了求师,不顾穷冬烈风,负箧曳屣,奔走于深山巨谷之中,以致足肤皲裂。生活上,自己也甘于贫苦,自得其乐。这些典型事例全面地叙述了作者艰苦勤奋的学习生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正是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断地克服障碍,最后才功成名就的。笔墨酣畅,说理透彻,为下文的对比蓄满了气势。接着,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太学生的优越条件:“无冻馁之患”, “无奔走之劳”,有教授相伴,有丰富藏书。这样,“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结论只有一个:学业道德上的成长,取决于自己主观上是否努力。确凿的事实,强烈的对比,得出了无可置疑的结论,完成了所要揭示的主旨。此后,又交代了写作的缘由和宗旨。
就文章的写法而言,除全篇主体结构进行对比之外,在具体记叙的过程中,又处处予以对比。在记叙自己勤苦求学生活时,以主观上的勤奋与客观上的艰苦作对比。譬如,写得书需“手自笔录”时:“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写求师时,师严而礼恭:“或遇叱咄,色愈恭,礼愈至”;写求学时,不辞劳苦,困难愈大愈见其志坚;写生活方面,以同舍生若神人的打扮与自己的缊袍敝衣作对比;在记叙太学生优越的学习条件时,又以客观条件的优越与主观上的努力与否作对比……作者以鲜明的对照,分辨事理,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和说服力量。而在对比中,又可看出文章错综变化,富有波澜,毫无单调呆板之感。加之,措辞委婉,如话家常,表达出一种恳挚的感情,自然会亲切动人,催人奋进。
(陈绍华)
送陈庭学序
宋濂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1] 万里,陆有剑阁栈道[2] 之险,水有瞿唐滟滪[3] 之虞。跨马行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掉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4] 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5] 屡从大将北征有劳[6] ,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7] ,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8] 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
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余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可出,而四方兵起[9] ,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10] 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余齿已加耄矣[11] ,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12] ,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余,余将不一愧而已也。
〔注〕 [1] 中州:泛指中原。 [2] 剑阁栈道:剑阁,县名,在四川省北部,剑门关矗立县北,自古以“剑门天下险”闻名,为自秦入蜀的要道。栈道,又名“阁道”、“复道”等,古代在川、陕、甘、滇诸省境内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的一种道路。 [3] 瞿塘滟滪:瞿塘,瞿塘峡,一称巫峡,长江三峡之一,在四川奉节与巫山县之间,长八公里,江面最狭处仅百馀米,江流湍急,山势险峻,号称“天堑”。滟滪,滟滪堆,俗称“燕窝石”,瞿塘峡口江心突起的礁石,旧时为长江三峡著名险滩。 [4] 天台:县名,今属浙江省台州市。 [5] 中书左司掾(yuàn院):明初中书省左司的属官。中书左司领吏、户、礼三部,任监督稽核之责。 [6] 从大将北征:明初为了统一北方,对付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屡遣大将如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北征。陈庭学曾经从军。 [7]擢:升迁。都指挥司照磨:明代于每一行省设都指挥使司,掌一省军政,照磨为其属官。 [8] 扬子云:即扬雄,西汉文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诸葛武侯:即诸葛亮,三国蜀汉丞相,封武乡侯,故称。[9] 四方兵起:指元末群雄并起。 [10] 圣主兴:指朱元璋建立明朝。 [11] 齿:指代年龄。耄(mào冒):老。《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盐铁论·孝养》:“七十曰耄。”[12] 颜回、原宪:都是孔子弟子。颜回,鲁人,字子渊,孔子称赞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原宪,字子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
赠序是古文中习见的写送别的文章。在这篇《送陈庭学序》中,宋濂与唐宋古文大手笔一样,送别只是借题,发挥却自由我,挥洒裕如、顿挫抑扬地做成了一篇内涵深刻,思致宛然,咀嚼有味,委婉含蓄的好文章。
山水画家谈创作三昧,有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名言,诗文作家谈写作经验,则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心得。“行万里路”,除了阅历人生,便是阅历山水。名山大川,湖阔海深,不仅是文艺家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更是陶熔胸襟怀抱,砥砺情操品格,提高和培养审美情趣的有效途径。《文心雕龙·神思》论创作灵感时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山岳湖海,成了文艺家才华和神思的载体,激发他们才思遄飞,“将与风云而并驱”。对此,历来文艺家都有深切的认识,给予密切的关注,宋濂自不例外。
本文为送别陈庭学作序,并未入手擒题,开门见山,而是远远地从“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落笔,然后提出探幽猎奇者的一大恨事是蜀道险阻难行。川蜀“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由剑阁栈道入蜀,“跨马行篁竹间”,仰视则“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 “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俯仰之际,惊心动魄,“肝胆为之掉栗”。其险恶若此。由三峡舟行入蜀,“江石悍利,波恶涡诡”,随时都会遭到灭顶之灾而饱鱼鳖之腹。以上分说“险”、“虞”二字,意脉连贯,神完气足,从而归结出“不可以游”、“纵游无所得”与“多老死于其地”的三种情况。“嗜奇之士”欲一探蜀中名山胜迹,如果不是具备“仕有力”(即宦途得意,财雄势大)、“材有文”(即才能杰出,富有文采)、“壮强”(即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这三项条件,那么最终也不过徒自遗恨于蜀中山水而已。
这第一段文字内部结构十分精巧,承转之间,丝丝入扣,无一闲笔和赘笔。但粗粗读来,会觉得它离题太远,仿佛文思不属;而一旦与第二段联系起来,则会发现它的夹叙夹议绝非可有可无的跑野马。历述陈庭学的仕宦行迹,暗中点明陈庭学符合于上述“仕有力”、“材而文”与“壮强”三个条件,十分含蓄地证明陈庭学为诗必将得益于蜀中山水和蜀中阅历,决不会入宝山而空回,因而将上下两段作了逻辑十分严密的钩连。铺叙陈庭学历览“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 “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后,顺笔而下,则自然得出“于是其诗益工”的结论。
文章笔致严密之处尚不止此,第三段一开始仍回应前文,暗中扣紧第一段所述的第三个条件,即“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陈庭学具备“壮强”的条件,“以例自免归”后,便能将得益于蜀中山水者在诗歌创作中给以揄扬发挥,使作者感到“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最后揭出“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至此,关于游山历水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议论,事实上已经完成;如果作者写作这篇赠序的目的仅在于此,那么大可就此转到为陈庭学送行,以例行语终篇。果真如此,本文只能成为一篇读过辄忘、仅堪覆瓿的文字,而不可能如此入目动心、清新警策了。
其实这些论述,完全是在为下文蓄势;娓娓道来,只不过是作为借势跃起的跳板。最后一段提出为诗为文“有出于山水之外者”的论议,是题旨的飞跃和升华。作者希望陈庭学“其试归而求焉”,对他提出了语重心长的讽劝和规箴。
为诗为文,工夫本在诗、文之外。游山历水,模山范水,固然是文艺家一种有益的审美体验和追求,但决不是唯一的、根本的体验和追求。如若在这一问题上过分夸大,错误导向,那么“沉溺山水”就可能走向玩物丧志。这也就是宋濂在这儿既承认陈庭学为诗“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却又决不就此止步,而要升华到“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的高度。虽然一问“此其何故也”,二问“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似乎都不是肯定的答案,其实却是用启发和诱导的方式,让陈庭学自己去找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即:一个有作为的文人或诗人首先应当做到“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即以天地为心,以人生为心,以国家民族为心,而不仅只是以山水为心。
我们对陈庭学其人的生平行事无多了解,但从此文来看,作者似乎对他诗歌创作中的审美情趣和努力方向上的偏差,企图有所提醒和纠正,因而在送行时谆谆致意,甚至表示,如果陈庭学因此归而有所得,自己“将不一愧而已也”。
本文体现了一个长者对后辈语重心长的启发和诱导,其中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盛气凌人的口吻。文中赞赏川蜀山水名胜之游对陈庭学作诗工力的补益,委婉道来,恳切诚挚;又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翻笔作势,借题发挥:先称“余甚自愧”,因种种主客观的原因,生平游历不广,而如今“年齿已耄,欲如庭学之游”而不可得。其词若有憾焉,其实却是欲进先退,欲擒故纵,为下文提出为诗“有出于山水之外者”的主旨站稳立足之地,笔法非常委婉含蓄。结尾处提醒陈庭学归而求为诗之道于山水之外,“苟有所得,则以告余,余将不一愧而已”。一愧再愧,而事实上并无所愧,其谦虚谨慎,以理服人,谆谆善诱,恳切诚挚之状溢于言表,令人心折。
此文在构思和笔法上显然得益于韩愈的《送董邵南序》。董生于长安应举屡试不第,愤而欲赴河北藩镇谋求进身之阶。韩愈赠序,明送暗阻,几次以“董生勉乎哉”加以勉励,最后却请董生转告河北的“屠狗者”, “明天子在上”,他们应当出仕长安,为唐朝天子所用。言外之意是说,你董邵南还有什么必要从长安远道去河北投靠藩镇呢?韩文对于不便明说的问题,采取婉转示讽、借题发挥的方法表述,极为高明。而此文的盘旋作势,一再示愧,正是这一手法的继承和运用。
(胡光舟)
尊卢沙
宋濂
秦有尊卢沙者,善夸谈,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卢沙曰:“勿予笑也,吾将说楚以王[1] 国之术。”翩翩然南。迨至楚境上,关吏絷之。尊卢沙曰:“慎勿絷我,我来为楚王师。”关吏送诸朝,大夫寘[2] 馆之,问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远千里,将康我楚邦。承颜色[3] 日浅,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请,姑闻师楚之意,何如?”尊卢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进于上卿瑕[4] 。瑕客之,问之如大夫。尊卢沙愈怒,欲辞去。瑕恐获罪于王,亟言之。王趣[5] 见,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见,长揖不拜[6] ,呼楚王谓曰:“楚国东有吴越,西有秦,北有齐与晋,皆虎视不瞑,臣近道出晋郊,闻晋约诸侯图楚,刑白牲,列珠槃玉敦,歃血以盟[7] 曰:‘不祸楚国,无相见也!’且投璧祭河[8] 欲渡,王尚得奠枕[9] 而寝耶?”楚王起问计,尊卢沙指天曰:“使尊卢沙为卿,楚不强者有如日[10] ! ”王曰:“然,敢问何先?”尊卢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为卿。
居三月,无异者,已而晋侯帅诸侯之师至,王恐甚,召尊卢沙却之。尊卢沙瞠目视,不对,迫之言,乃曰:“晋师锐甚,为王上计,莫若割地与之平[11] 耳。”王怒,囚之三年,劓[12] 而纵之。尊卢沙谓人曰:“吾今而后知夸谈足以贾祸。”终身不言,欲言,扪鼻即止。
君子曰:战国之时,士多大言无当,然往往藉是以谋利禄。尊卢沙亦其一人也。使晋兵不即至,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辄败,亦不幸矣哉!历考往事,矫虚以诳人,未有令后者也。然则尊卢沙之劓,非不幸也,宜也。
〔注〕 [1] 王(wàng旺):成就王业。 [2] 寘(zhì置):楚大夫名。 [3] 承颜色:指见面,交往。 [4]上卿:春秋战国时高级长官或爵位之首,相当于宰相。瑕:人名。上卿多以同姓贵族担任,楚国王族为屈、景、昭三姓。 [5]趣(cù促):催促。 [6]长揖不拜:只作揖不跪拜,意示傲慢,非臣子见国君之礼。 [7]“刑白牲”三句:这是当时订立盟约的隆重礼仪。宰杀白马,陈列珠槃玉敦,以指醮血涂于口旁(一说含血于口)。《战国策·魏策一》:“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珠槃玉敦(duì对),古代诸侯歃血为盟时用以盛牛耳和牲血的礼器,用珠玉装饰的槃(木盘)和敦。《周礼·天官·玉府》:“若合诸侯,则共(供)珠槃玉敦。”郑玄注:“珠槃,以盛牛耳,尸盟(主盟)者执之。玉敦,歃血玉器。”[8] 投璧祭河:古代订立盟誓时的仪式。《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璧,圆形玉器。河,指黄河。[9] 奠枕:安枕。 [10] 有如日:古代发誓用语。《诗·王风·大车》:“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意即有日可以作证。 [11] 平:讲和。 [12] 劓(yì艺):割鼻之刑,古代五刑之一。
《尊卢沙》为宋濂的《燕书四十首》之一。
《燕书四十首》为杂著文字,共四十篇,所述故事均以春秋战国为历史背景,但其中的人物、情节于《左传》、《国语》、《国策》往往并无根据,有的人物虽有据,情节却出于想象。题名《燕书》,作者自云“盖取郑人误书‘举烛’之义”,表明所述全属无稽,是借虚构的春秋战国故事表述自己对政治、社会、人生问题的某种见解,有一定的“寓言”意味,与同时代刘基的《郁离子》有相似之处。
本篇虚构尊卢沙其人,描写他在列国争雄、策士纵横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如何以夸夸其谈、炎炎大言猎取功名爵禄,又如何因真相败露而招致灾祸,最后幸逃一死而被处劓刑。作者评论说:“历考往事,矫虚以诳人,未有令后者也。然则尊卢沙之劓,非不幸也,宜也。”“令后”是“美好的结局”之意。劓刑是古代割去鼻子的刑罚。割去了鼻子,便难以把话说清楚,自然更无从夸夸其谈。作者说“非不幸也,宜也”,颇具调侃意味,可为后世大言欺人,不负责任者戒。
尊卢沙是秦人,“善夸谈”是他的老毛病,自己甚至已“居之不疑”。秦人都嘲笑他,实际上他在秦国已无所施其技;可是他还要趁着战国策士的舌辩纵横之风,继续“夸谈”:“勿予笑也,吾将说楚以王国之术。”
尊卢沙“翩翩然南”,来到楚国边境,关吏以其形迹可疑,将他拘留起来。他却半是夸口,半是吓唬地说出了他来到楚国后的第一句大话:“慎勿絷我,我来为楚王师。”“楚王师”的身分何等尊崇,关吏怎敢怠慢,忙将他送到朝廷。楚国大夫名叫寘的接见时对他说:“姑闻师楚之意,何如?”尊卢沙竟勃然大怒说:“是非子所知。”大夫莫测高深,只能请上卿瑕延见。上卿瑕以客礼相待,提出与大夫同样的问题,尊卢沙闻之“愈怒”,作势“欲辞去”。上卿瑕恐怕埋没人才而“获罪于王”,赶快向楚王禀告。楚王派使者三四人往请,尊卢沙端足了架子,面见楚王时,他竟然“长揖不拜”, “呼楚王谓曰”,俨然已是王者之师。
这一部分边述边评,以极简练的文字,十分生动地描写了尊卢沙准备以大言欺人、猎取爵禄的行骗过程,同时也十分准确地刻画了行骗老手施展骗术的心理活动。尊卢沙来到楚国在关吏面前就已经把调门定得无以再高。“我来为楚王师”一言,足以使关吏等一般小官吏心惊胆战;大夫寘问尊卢沙来意时语气宛转,执礼甚恭,但尊卢沙未言先“怒”,给大夫碰一个硬钉子:“是非子所知。”连大夫对此都不得与闻,其高深神秘、不屑一谈的辞气迷惑了大夫寘。当上卿瑕“问之如大夫”时,尊卢沙“愈怒”,还做出马上要辞去的样子。尊卢沙原来惯于以大言欺人,但作者在写他面对关吏、大夫乃至上卿时,除了一句“我来为楚王师”之外,并无其他的“大言”,落笔的重心只在于“怒”、“愈怒”和“欲辞去”的寥寥几笔动作刻画上,却简妙地传示了尊卢沙行骗时揣摹对方心理的高明:定高调门以威慑人,故作高深以迷惑人,虚张声势、欲进先退以利用人,使人坠入其彀中而不自觉,为最后达到目的打开了方便之门。古往今来的骗子行骗之所以成功,都是因为他们摸透了受骗人的心理。作者写关吏受骗是吃了尊卢沙的“吓”,大夫寘是摸不到尊卢沙的“情”,吃不透他的神秘高深,而上卿瑕则唯恐因尊卢沙的辞去而“获罪于王”。楚国三位低、中、高级官吏受骗上当,都带着符合于他们身分地位而各有顾忌的特殊心态。作者虽然对此未曾作展开性的描绘,读来却已颇耐咀嚼与回味,显示了驾驭叙事技巧的娴熟功力和把握笔下人物心理的分寸感和准确性。
尊卢沙面见楚王时的对答,对尊卢沙以夸夸其谈猎取爵禄作了重点的展示。他“呼楚王谓曰”的一段话,采取的是先声夺人的恐吓战略。他夸大其辞,称晋国“约诸侯图楚,刑白牲,列珠槃玉敦,歃血以盟曰:‘不祸楚国,无相见也!’且投璧祭河欲渡”。危言耸听,说得如亲历其境,亲闻其声。楚国即将面临战败亡国的大灾难,楚王当然不自禁地“起问计”。一个“起”字,写出了楚王的惊惶与迫急。尊卢沙乘机从容“指天”说:“使尊卢沙为卿,楚不强者有如日!”其言大而夸,无以复加,却正好击中了楚王此时不顾一切,但求贤才卫国的迫切心情,于是一口答应曰:“然。”但补问一句:“敢问何先?”尊卢沙本是行骗,何来御敌固楚的高明主意?便虚晃一枪说:“是不可以空言白也。”他无功先要受封,楚王竟不察真伪,又答应曰“然”,马上封他为卿。
可是好景不常。当三个月之后“晋侯帅诸侯之师至”,楚王“召尊卢沙却之”。从来大言不惭的尊卢沙此时却“瞠目视,不对”,被逼无奈,急出一条令人笑掉大牙的馊主意:“晋师锐甚,为王上计,莫若割地与之平耳。”于是尊卢沙大言欺人的面目彻底暴露。总算还好,楚王仅“囚之三年,劓而纵之”。
只是到受了三年的牢狱之灾,且被割了鼻子释放后,尊卢沙才有了觉悟,懂得“夸谈足以贾祸”。对这样一个颇具喜剧性的结局,作者以十分幽默的笔调,作了意味隽永的形象描绘:此后尊卢沙“终身不言,欲言,扪鼻即止”。这一结果使人发噱又发人深省。作者不让尊卢沙死于楚王的斧钺之下,却只给他受了不轻不重的劓刑,化沉重为轻松,以“寓言”示讽,从而深一层地揭示“历考往事,矫虚以诳人,未有令后者”的道理。这似乎只是老生常谈,然而却不是人人都能时时加以记取的。以夸谈贾祸者大有人在,史不绝书。这就是作者写《尊卢沙》一文的现实意义及针对性之所在。
(胡光舟)
秦士录
宋濂
邓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邻牛方斗,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门石鼓,十人舁弗能举,两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视人,人见辄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
一日独饮娼楼,萧、冯两书生过其下,急牵入共饮。两生素贱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终不我从,必杀君,亡命走山泽耳,不能忍君苦也。”两生不得已,从之。弼自据中筵,指左右揖两生坐,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铿然鸣。两生雅闻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书,君何至相视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饮,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四库书[1] 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经[2] 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3] ,不遗一言。复询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两生相顾惨沮,不敢再有问。弼索酒被发跳叫曰:“吾今日压倒老生矣。古者学在养气,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绝,徒欲驰骋文墨,儿抚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两生素负多才艺,闻弼言,大愧,下楼,足不得成步。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4] 。
泰定[5] 末,德王执法西御史台[6] ,弼造书数千言,袖谒之。阍卒不为通,弼曰:“若不知关中有邓伯翊耶?”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王令隶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气曰:“公奈何不礼壮士?今天下虽号无事,东海岛彝,尚未臣顺。间者驾海舰互市于鄞[7] ,即不满所欲,出火刀斫柱,杀伤我中国民。诸将军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战且却,其亏国体为已甚。西南诸蛮,虽曰称臣奉贡,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等[8] ,尤志士所同愤。诚得如弼者一二辈,驱十万横磨剑伐之,则东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礼壮士?”庭中人闻之,皆缩颈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尔自号壮士,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曰:“能。”“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曰:“能。”“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曰:“能。”王顾左右曰:“姑试之。”问所须,曰:“铁铠良马各一,雌雄剑二。”王即命给与。阴戒善槊者五十人,驰马出东门外,然后遣弼往。王自临观,空一府随之。暨弼至,众槊并进。弼虎吼而奔,人马辟易五十步,面目无色。已而烟尘涨天,但见双剑飞舞云雾中,连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王抚髀欢曰:“诚壮士!诚壮士!”命勺酒劳弼,弼立饮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时,至比之王铁枪[9] 云。
王上章荐诸天子。会丞相与王有隙[10] ,格其事不下。弼环视四体,叹曰:“天生一具铜筋铁肋,不使立勋万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时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11] 为道士,后十年终。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乱。中原数千里,人影殆绝。玄鸟来降,失家[12] ,竞栖林木间。使弼在,必当有以自见,惜哉!弼鬼不灵则已,若有灵,吾知其怒发上冲也。
〔注〕 [1] 四库书:指经、史、子、集四部古籍图书。 [2] 七经:《小学绀珠》以《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为七经。 [3] 传疏:注释经文的叫“传”,解释传文的叫“疏”。 [4] 挟册呻吟:随带书本吟咏、诵读。 [5] 泰定:元泰定帝年号(1324—1328)。[6] 德王:即马札儿台。泰定四年(1327),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封忠王。至正七年病卒,年六十三。至正十二年改封德王。 [7] 互市:古时对外国或边境民族进行贸易的通称。鄞:今浙江宁波。 [8] 黄屋左纛(dào道):古代天子所乘车上以黄缯为里的车盖,称黄屋,即指帝王车。左纛,古时皇帝乘舆上的装饰物。因设在车衡之左,故称。称制:自称皇帝。与中国等:与中国天子相同,意指妄自尊大和僭越不臣。《史记·南越列传》:“(赵佗)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9] 王铁枪:《新五代史·王彦章传》:“王彦章字子明。……为人骁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他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10] 丞相与王有隙:泰定四年,右丞相为塔失帖木儿,左丞相为倒剌沙。[11] 王屋山:在今河南济源西北。 [12] 玄鸟:燕子。失家:找不到旧时筑巢的故居。说明战争中屋舍倾毁严重。
本文以虎虎有生气的笔触,绘声绘色地刻画了一个允文允武,亦狂亦侠,蔑视礼法却又有意用世的元末“秦士”形象。这在《宋学士文集》的论议序说之馀,可谓仅见。宋濂是醇醇儒者,正统的古文家。刻画并颂赞邓弼这样的人物,虽然并非不能从《史记》的列传中找到像朱家、郭解、荆轲、聂政一类的人物作为依据,但邓弼其人毕竟与正统儒家的思想行为规范相去甚远。作者表彰邓弼,可从文末的“史官曰”即作者的论赞中领略其别具的深意。他说:“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乱。中原数千里,人影殆绝。玄鸟来降,失家,竞栖林木间。使弼在,必当有以自见。”这里明显地流露了作者对于文武全才又思为世用的邓弼赶不上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元明易代之际的强烈感慨,表达了对英雄失时的深沉悲愤。其中凝聚着回顾历史时一种沉重的失衡感和失落感。作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事隔几十年之后犹自念念不忘秦士邓弼的音容笑貌,为他如此地唱叹动情,甚至说:“弼鬼不灵则已,若有灵,吾知其怒发上冲也。”这难道只是惋惜邓弼当年的怀才不遇?揣度作者用意,可能是在拿邓弼与明初的功臣大将作一次隐藏不露的比较。他大概是以为邓弼之才能抱负决不在诸如徐达、常遇春、汤和、邓愈、沐英之属之下,然而幸与不幸,判若天壤。邓弼只是生不逢辰,不为世用,以至沉寂无以自见,连做鬼都无法安心而不免“怒发冲冠”。时也?命也?面对着历史无情的布置和捉弄,作者或许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了吧。
本文既名曰“录”,自是与一般的“传”、“状”有所区别。文章一开始,仅交代邓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
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却不在于如何描绘邓弼“十步杀人”或“以武犯禁”,而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的两大段,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 “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造成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来,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我们暂时不必评论邓弼关于荡平东海诸国入侵与西南蛮夷作乱的见解的是非得失,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这毕竟是死学问;还要写出邓弼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这才是活学问。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作者写这篇人物传,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 “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文的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馀,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成功之处。
(胡光舟)
阅江楼记
宋濂
金陵为帝王之州[1] 。自六朝[2] 迄于南唐[3] ,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逮我皇帝定鼎[4] 于兹,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道同体。虽一豫一游,亦思为天下后世法。
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5] ,自卢龙[6] 蜿蜒而来。长江如虹贯,蟠绕其下。上以其地雄胜,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嘉名为“阅江”云。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当风日清美,法驾[7] 幸临,升其崇椒,凭栏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必曰:“此朕栉风沐雨、战胜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8] 联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绥威服,覃及内外之所及也。”四陲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捋桑行馌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触类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
彼临春、结绮[9] ,非不华矣;齐云、落星[10] ,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虽然,长江发源岷山[11] ,委蛇七千馀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逢掖[12] 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圣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臣不敏,奉旨撰记,故上推宵旰[13] 图治之切者,勒诸贞珉[14] 。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
〔注〕 [1] 金陵:即今江苏南京市。谢朓《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2]六朝:指三国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 [3] 南唐:五代十国之一,亦建都金陵。 [4] 定鼎:即建都。传说夏禹铸九鼎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为传国之宝,随都迁徙,故后代往往称建都为“定鼎”,引申为建立王朝。 [5] 狮子山:在今南京挹江门外。 [6] 卢龙:即卢龙山,在今江苏南京市江宁区西北。 [7] 法驾:皇帝的车驾。 [8] 蛮琛:这里泛指四方的进贡品。蛮,古代对南方民族的称呼。琛,珍宝。[9] 临春、结绮:皆南朝陈后主所建的楼阁名。隋兵攻入金陵,焚于火。 [10] 齐云、落星:楼名。齐云楼,唐代曹恭王所建,故址在今江苏吴县。落星楼,吴嘉禾元年(232)建,故址在今南京市东北落星山上。 [11] 岷山:在今四川北部。古人认为长江发源于此。 [12] 逢掖:古代儒士所穿的宽袖衣服。此代指读书人。 [13] 宵旰:即宵衣旰食的简称。宵衣,天未明即穿衣起身;旰食,忙于事务不能按时进食。 [14] 贞珉:碑石的美称。
《阅江楼记》是宋濂奉皇帝的旨意为阅江楼撰写的一篇记文。文章以歌功颂德为主旨,同时也包含一些希望君王励精图治的箴规之言,值得重视。
全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由叙述金陵的山川王气,引出对当今皇帝的歌颂,入题极为自然。文章开篇即言:“金陵为帝王之州。”然而,从六朝以至南唐,历代帝王都偏安一方,无法与当地“山川之王气”相称。这显然是为了突出下文对大明开国伊始的雄壮声势的描写。接着由前面的“无以应山川之王气”说到“始足以当之”,很自然地转到了所要表达的内容上来。“由是”以下几句,进一步阐明本旨,为全文的描写定下了基调。如此开端,不仅自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魅力,而且使人感到气势宏阔舒展。
第二段集中写阅江楼的兴建和皇上登楼的所见所思。这一段可分为几层笔墨。第一层以简洁的言语,交代阅江楼所处的位置,同时也点明了建楼的起因和楼名的来历。皇上之所以“诏建楼于巅”,一是因“其地雄胜”,二是为了“与民同游观之乐”。第二层由阅江楼所处地势的雄伟壮丽,展望“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的美妙景象。作者为之涂抹了一层特有的色彩:是天地有意造就了美景,等一统天下的君王来临时,展示千年未见之奇观。这一层意思以反问句出之,更能开拓文意,逗引下文的阅江之思。第三层悬想风和日丽之时,皇上车驾降临,登上山巅,凭栏远眺,遐思一定会悠然而生。一个“思”字,为全文之关纽,以下第四层所写的三见三思,均由此生发。这一层内蕴丰富,行文却井然有序。作为一统天下的君王,他的所见所思自与常人迥异。看见长江汉江的流水滔滔东去,各地诸侯纷纷前来述职,他想到的是城高池深,关隘险固,这时必定会说:“这是我栉风沐雨,战胜强敌,攻城取地所获得的啊!”中华大地这样广阔,更思虑要设法来保卫。继而看见波涛的浩荡起伏,帆船的上下颠簸,他想到的是边远民族,海外的船只接踵来朝,四方的珍宝争相入贡,这时必定会说:“这是我用恩德安抚,以威力降服,声望延及内外所达到的。”四方的边境这样遥远,更思虑要设法去怀柔。最后看见大江两岸之间,四郊田野之上的人群,他想到的是黎民百姓,耕地的人有烈日烤晒皮肤,寒风冻裂双脚的痛苦,农女有采桑送饭的辛劳,这时必定会说:“这是被我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安置于床席之上的人们。”天下有这么多的黎民百姓,就更思虑要设法让他们安居乐业。至此,皇上由见而思的描写经过层层推进已达到高潮。下面转到议论,这是本段最后一层意思。作者推想,皇帝兴建这座楼的目的,是用来舒展自己的怀抱,凭借景物而触发感慨,寄寓其志在天下的思绪,不仅仅是为了观赏长江的风景。这几层文字不免粉饰之嫌,可贵的是其中寄寓了对人主的劝勉之意,文章的思想内容由此得到升华。
第三段文章,又可分作二层。先由上文的三见三思,引起对历史陈迹的回顾,作者对安危系于一江的山川分合的感慨之情,亦包曲其中。继而用“今则”二字一转,折回到对大明皇帝的赞颂。而其中“宵旰图治”四字,既是歌颂之辞,也是箴规之言。结句“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补叙作文本旨不在留连光景,启迪读者进一步探究其内蕴的深意。
本文是应制文中颇具特色的代表作。全文结构严谨,转接自如,写景、叙事和议论穿插得十分自然。而铺陈排比手法的运用,与内容相谐,更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力度。
(潘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