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宗道

【作者小传】

（1560—1600）明文学家。字伯修。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进士。官右庶子。与弟宏道、中道并称“三袁”。论文反对前、后七子摹拟、复古主张，崇尚本色。世称“公安派”。推崇白居易、苏轼。著有《白苏斋集》。

龙湖

袁宗道

龙湖一云龙潭，去麻城[1] 三十里。万山瀑流，雷奔而下，与溪中石骨相触，水力不胜石，激而为潭。潭深十馀丈，望之深青，如有龙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缘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树红阁，隐见其上，亦奇观也。

潭右为李宏甫精舍[2] ，佛殿始落成，倚山临水，每一纵目，则光、黄诸山，森然屏列，不知几万重。

余本问法而来，初非有意山水，且谓麻城僻邑，常与孱陵、石首[3] 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故识。癸巳五月五日记。

〔注〕 [1] 麻城：今湖北麻城市。 [2] 李宏甫：李贽，宏甫为其字。曾官南京刑部主事、云南姚安知府。万历九年（1581）辞官。万历十六年徙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从事著述。精舍：旧时书斋、学舍、集生徒讲学之所。 [3] 孱陵：汉县名，今湖北荆州公安县。石首：市名，今属湖北。

袁宗道的这篇小品文《龙湖》，描写的是晚明大思想家李贽在麻城龙湖长期定居之所的景观之美。但实际上，文章的字里行间以至整个境界，却显示了那一位高举批判封建腐朽传统大旗、具有强烈异端思想的杰出人物的兀傲性格；而在赞美龙湖的意象之中，却又生气盎然地表现了作者自己，即作为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派开山人物的“冰心老自坚”（《食鱼笋》）的器宇。

《龙湖》篇幅极短，但社会内涵却极为丰富。作者吸收了诗的比兴手法，把自然美加以人化，通过李贽的住地写出李贽之为人，从而情不自禁地讴歌和赞美龙湖，为之醉心，为之神往，为之倾倒。为什么这位封建叛逆的大思想家对袁宗道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如众所知，李贽和公安派的“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昆仲三人，在要求个性发展和发抒真性情的革新思潮中，原来同是时代的弄潮儿。李贽受了当时极其进步的王阳明左派泰州学派的影响，而袁氏三兄弟则又深受李的影响。李贽的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真可以说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对泰州学派从王艮以至他的门人辈，五体投地，赞扬备至。他称赞他们是“赤手搏龙蛇……揪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为黄二上人》）的人。尽管充塞于晚明王朝统治下僵化腐朽的势力给予他以沉重压力，然而他至死不屈。他的那种踔厉风发的精神和横眉冷对的硬骨头，确如本文一开头所展示的那样：“万山瀑流，雷奔而下……”“瀑流”本已显示了壮阔气势，更何况它是万山丛中溪水的汇集，飞流直下，发出轰轰雷鸣，这就更显出飞动之美，表现了呼唤着时代风雷的李贽的岿然不拔的气魄。

作为李贽精神领域的“雷奔而下”的“瀑流”，是以异端形式出现的。他站在时代转折的高峰清算了过去的糟粕。他主张万物的生成是由于“虚空”中阴阳二气的搏斗。也正因为这种“叛逆”言行触犯了统治者，终于下狱受迫害而死。这种异端的精神，在那一个乌烟瘴气的时代不可能为一般俗儒所理解，只有沐浴着新潮的公安派三袁一类人物才能和他通呼吸，并极力加以推崇。三袁对李贽的过从有过好几次，通信就更多了。三袁之中，最早和李会面的，据现存资料考查，要推袁宏道（中郎）。万历十九年（1591），他二十四岁时，首先就到龙湖向李问学，得到很多启发。李亦欣然赠诗，并将其送到武昌，同宿于洪山寺。次年，袁中道到武昌访李贽。（见《游居柿录》卷九）至于三兄弟同去麻城访李，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问法而来”的一次了。文末附志“癸巳”所作，恰就是三人同访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尽管袁宗道晤见李贽，后于他弟弟宏道和中道，但他对这位老前辈思想的深辟和卓尔不群的精神是同样有所认识，同样深致钦崇的。袁宏道看到了李贽的高风亮节、脱俗超群、不为世人所理解，曾说过这样的话：“老子本将龙作性，楚人元以凤为歌。朱弦独操谁能识，白颈成群奈尔何！”（《怀龙湖》）而袁宗道在写到龙湖潭中怪石时，则也情不自禁地突出潭石的高耸兀傲，有这么寥寥八字：“突兀一拳，中央峙立”。这还不算，又通过石头的背景加以衬映，渲染出这一怪石虽然并不巨大，但却因为高踞众石之上，而且位居中央，所以有可能显出它背后的“青树红阁”的隐隐绰绰的风光。也正因为有这些富于生命力的青青红红的色彩作为这奇石的烘托，所以石头虽只“一拳”，但并不显得萧条孤独。它不仅敢于和瀑流相冲激，而且更岿然深稳。正如袁宏道说的尽管“白颈成群”，也奈何李贽不得；或者如袁中道所盛称的“识力胆力”有过人之处（《龙湖遗墨小序》）。总的说来，这篇以“龙湖”命名的小品文，既不同于写“龙湖游记”，源源本本地描绘自己的游踪所及，由此而展示所见所闻；更不同于地方志上的“龙湖”，溯其沿革，辑其人文，记其地理。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突出那隐藏在龙湖地貌背后的巨人精神。与其说是记山水的小品，还不如说是给这位以“龙湖”为别号的李贽勾画出碧海掣鲸的巨人形象。

这是一位敢于对腐朽传统进行无情鞭挞的巨人。瀑流漱石，激而为潭。“潭深十馀丈，望之深青。”这使我们联想到巨人思想的深度。它是有史以来为追求复苏人类本性而斗争的历代进步思想的积淀。当描叙到李贽长期定居的精舍芝佛院附近一带景物时，作者展开了一幅图画，这是渗透着作者深心感受的图画。“倚山临水，每一纵目，则光、黄诸山，森然屏列，不知几万重。”千山万山，都成为芝佛院的屏障，这形势该是多么开朗壮阔！又如何不使人联想到这位巨人思想的广度，想到他胸襟气度的汪洋万顷：既爱以“流寓”为家，又最讨厌一切对人们性情的“管束”。

必须说明，袁宗道之写《龙湖》，并非有意识地运用象征手法，硬是用景观中的某一特色去暗喻龙湖主人的伟大人格中的某一侧面。如果真的是这样写，那文章岂不变成了个灯谜，同时也就完全违背了袁宗道历来所主张的“模写事情俱透脱，品题花鸟亦清奇”（《偶得放翁集》）的洒脱精神了。但尽管如此，透过龙湖的风物总体来领会龙湖背后的李贽，还是有据的，也是必要的。作为龙湖风光的审美主体袁宗道，由于他对李贽风骨特征的深刻认识，由于他在纵览龙湖的万山和深潭时被俨然与李贽精神相通的、磅礴崇高的山川气韵所感染，情不自禁地把龙湖的景观特色通过联想和想象而点染，写出了人化的龙湖；那么，这龙湖，在袁宗道笔下，就不止于潭之美、石之美和万山屏列之美，而是更加喷薄出一位大思想家的勃勃生气了。这正如同逍遥在南溟之间的大鹏形象，融汇了庄子的横绝太空之美；永州钴 潭西的小丘，那么优美的景色竟遭人遗弃，也正是饱和着柳宗元的孤怀忧愤。

当然，这里所说的龙湖的人化不仅仅指龙湖中有李贽，它还包含着另一层人化的内容，即俨然透露了象征李贽风骨的龙湖，又重新染上了袁宗道的感情色彩。应该说，这龙湖的自然美的人化具有二重组合性，因而龙湖在袁宗道的心中和笔下，感应也就分外强烈，在文章结尾，被提到特有高度。原来袁宗道认为这麻城的龙湖，不过是一个偏僻小地的寻常风景，大体不过与他家乡公安以及华容等地的山水相仿，而结果竟出人意外，不由使他发出这样的惊叹——“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终于以此作结。

为什么袁宗道的评价这样高呢？这正是由于龙湖精神对袁宗道的深切感召。既然李贽极爱龙湖，那么就证明李贽和符合自己审美追求的龙湖是脉脉相通的。而袁宗道之敬爱李贽，自然也就符合李贽所醉心的龙湖景物，深刻领会那渗透着李贽精神的，亦即被李贽外化了的龙湖之美——兀傲的美，崇高的美，浩荡的美。这是被李贽和袁宗道他们俩先后人化而又互为融汇了的龙湖的自然美的内涵，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由于感发心情和契合心情而得到的一种特性”（《美学》第一卷第二章）。

龙湖景物感发了李贽，但也丰富了龙湖自己的社会内涵；而富有新内涵的龙湖，则又感发了袁宗道，从而使袁宗道发抒其审美意识来描绘和歌颂这一位晚明启蒙思想大师，更进而表现了袁宗道之于龙湖的深情，有着李贽给予他的“感发”的基础。

由于如此，《龙湖》中包含着李贽心目中的自然的人化，当然，也包含着袁宗道受到为李贽所涵茹的自然的人化；而这两种互为契合的人化，表现了这两位革新人物在和大自然愈益贴近的过程中，找到了个性觉醒的意趣，在历史大潮中奋力搏击的心灵共鸣。

（吴调公）

极乐寺[1] 纪游

袁宗道

高梁桥[2] 水，从西山[3] 深涧中来，道此入玉河[4] 。白练千匹，微风行水上，若罗纹纸[5] 。堤在水中，两波相夹，绿杨四行，树古叶繁，一树之荫，可覆数席，垂线长丈馀。岸北佛庐道院甚众，朱门绀殿，亘数十里。对面远树，高下攒簇，间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间。极乐寺去桥可三里，路径亦佳。马行绿荫中，若张盖[6] 。殿前剔牙松[7] 数株，松身鲜翠嫩黄，斑剥若大鱼鳞，大可七八围许。暇日曾与黄思立[8] 诸公游此。予弟中郎[9] 云：“此地小似钱塘苏堤。”思立亦以为然。予因叹西湖胜境，入梦已久，何日挂进贤冠[10] ，作六桥[11] 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12] 乎？是日分韵各赋一诗[13] 而别。

〔注〕 [1] 极乐寺：在北京阜成门外，高梁桥西三里，明成化中建。 [2] 高梁桥：高梁河上的一座桥，在北京西直门外。 [3] 西山：在北京西郊，属太行山支脉，一名小清凉山，林麓苍莽，溪涧错镂，风景秀丽。 [4]“道此”句：道，用作动词，意为经过。此，指高梁桥。玉河：源出北京西北郊的玉泉山，三十里而至此桥下，环流紫禁城，入大通河。 [5] 罗纹纸：质地轻软、带有椒眼状花纹的纸。 [6] 张盖：张开的车盖。古时为车上遮阳御雨之具，《史记·商君传》有“劳不坐乘，暑不张盖”的话。 [7] 剔牙松：一种针叶松，其叶如牙签，故名。 [8] 黄思立：即黄大节，字斯立，一作思立，号无净，信丰（今属江西）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时任太常寺博士。[9] 中郎：袁宗道的二弟袁宏道，字中郎。 [10] 进贤冠：古时儒者所戴的一种表示身分的缁布冠，元以后废。这里说挂进贤冠，表示弃官退隐。 [11] 六桥：在杭州西湖苏堤上，称“跨虹六桥”，风景优美，当地有民谣说：“西湖景致六吊桥，一枝杨柳一枝桃。”[12] 情障：情感郁结在心头而不能消，谓之情障。这里犹言“心愿”。 [13] 分韵各赋一诗：作诗规定韵字，各人分拈，依字为韵。袁宗道有《暮春邹生邀黄思立诸公游高梁桥即事》诗，袁宏道有《暮春同黄无净、曹季和、黄昭质、家伯修游高梁桥》诗，皆即此日分韵之作。

这是一篇优美的游记散文。作者袁宗道当时正在京中做官，公馀辄游于山水刹寺间。据他三弟袁中道（小修）说：“（宗道）耽嗜山水，燕中山刹及城内外精蓝无不到，远至上方、小西天之属，皆穷其胜。”（《石浦先生传》）原来宗道在思想上受李卓吾影响颇大，主要是在禅学方面，他研习心性之说，不满于当时的腐朽政治，要求摆脱传统儒学的束缚，从而获得心性的解放。这就是他耽嗜山水，喜游名刹的原因所在。

这篇游记，记述了宗道游极乐寺时的所见所感，以描绘景物见长。全文不过二百十四字，写景文字就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他的写景是与叙述游览过程相结合的，足迹所至，目力所及，辄相伴以景。如文章开头就是“高梁桥水”，可见作者已站在这座桥上了，由桥及水，在交代其来龙去脉之后，便用“白练千匹”三句着力描绘眼前的微风吹拂下的流水。然后由流水而堤岸，于是出现了堤上诸景，如绿荫垂条等；再放眼望去，便是岸北的佛庐道院，和对面的远树、水田，目力所及，乃至状如螺髻的西山。作者的眼睛如同一架摄像机，把镜头由近而远，随时捕捉那些能使他心领神会的景物。因此，笔下的景物次第出现，显示了一种流动性、变幻性，在流动中变幻，在变幻中流动，使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作者用了一百字的篇幅描绘了在高梁桥上所见之景，然后才写到极乐寺。从“极乐寺去桥可三里，路径亦佳。马行绿荫中，若张盖”几句看，作者至此才把他的立足点由高梁桥移向极乐寺。如果使用传统的层次分析法来看这篇短文的话，这应是第二个层次了。于是，作者的摄像机又移动起来，一路绿荫而至极乐寺。极乐寺是作者这次游览的目的地，文章题目就叫《极乐寺纪游》。但作者真正写极乐寺的文字只有二十五个，而且全部用在写“剔牙松”上，说到寺本身的，只露了一个“殿”字，而且是作为点明“剔牙松”的方位处所而出现的，其实是为了写松而不是写殿，其他则不着一字。如照写作的常规来说，作者用笔的轻重好像有些失调；其实，这正是作者力求创新、不落俗套、不袭陈言的一种表现。在这篇极短的文字中，作者所写诸景，无一相同，即使同样写树，写树荫，有的是“垂线长丈馀”，有的则是“若张盖”；既然写了“岸北佛庐道院甚众，朱门绀殿，亘数十里”，有了寺院形象的描绘，写到极乐寺就没有必要再重复这种建筑物的景象了，倒是剔牙松是极乐寺的特点，为他处所未见（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记载极乐寺也只是提到寺门前的两棵垂柳和院内的四株老柏，其他亦未着一字），写出了这个特点，为全文生色，也就够了。况且，作者是把寺内寺外诸景当作一个互有关联的有机整体来表现的，即作者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一寺，而是包括了与寺有关的环境背景。因而，《极乐寺纪游》所记的，就不仅仅局限于极乐寺了。袁宗道的弟弟袁中郎说：“此地小似钱塘苏堤。”显然，他也是从这个风景区的总体着眼的，不然的话，仅仅就一个寺来说，就不会以“钱塘苏堤”作比了。

然而，袁中郎所提到的钱塘苏堤，却引起了袁宗道对这“西湖胜境”的神往。所以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处写了几句感情深沉的话：“予因叹西湖胜境，入梦已久，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作者对封建官场的鄙弃，对山水的痴情，对大自然的企慕，对个人心性解脱的追求，种种感情，都轻轻地概括在这几句话里了。所以，这篇文章并不只是“纪游”，而是有其深沉的思想情愫。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作者为什么那样醉心于高梁桥上的诸般景色了。是的，他用了最好的语言，最纯的感情去写景。写水，便是“白练千匹，微风行水上，若罗纹纸”，洁白，轻柔，而又不乏壮丽；写堤，则是“两波相夹”，绿杨古树，“一树之荫，可覆数席，垂线长丈馀”，静洁，安谧，幽雅，真有超然世外，一尘不染的情韵；写远树则用“高下攒簇”，写更远的西山便用“螺髻”形容，都像用淡墨水粉浸染的图画，绰约朦胧，是远观山林所得的印象；而在这山水远近之间，嵌上一片佛庐道院的“朱门绀殿”，顿使画面层次分明，色彩妍丽起来。我们应该知道，这里的景物，是写实。高梁桥一带景物本来就是迷人的。清代励宗万《京城古迹考》说这里“夹岸垂柳，绀宇亭台，酒旗掩映，小池广亩，荫爽交匝”。当然，作为文章，对景物的剪裁，赋予景物的感情，也必然受着作者的审美情趣、审美感受的制约。的确，这是作者所追求的一种“胜境”，虽然不及钱塘苏堤。能从龌龊的官场讨得浮生半日清闲，置身于这种胜境之中，作者该是怎样的一番心境，这应是可想而知的。正是作者的这种心境，赋予了这篇散文清新、温雅的风格特征，确如明人姚士麟所说：“情情新来，笔笔新赴”, “提人新情，换人新眼”（《白苏斋类集序》）。

（邱鸣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