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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惺
【作者小传】
(1574—1624)明文学家。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万历进士。授行人,迁工部主事,改南京礼部郎中,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晚年逃于禅。与谭元春同为竟陵派的创始者,曾同评选古诗,编为《古诗归》、《唐诗归》,时人称其诗文为“竟陵体”。著有《隐秀轩集》。
夏梅说
钟惺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极热之候。冬春冰雪,繁花粲粲,雅俗争赴,此其极热时也。三、四、五月,累累其实,和风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花实俱往,时维朱夏[1] ,叶干相守,与烈日争,而梅之冷极矣。故夫看梅与咏梅者,未有于无花之时者也。
张谓《官舍早梅》诗所咏者,花之终,实之始也。咏梅而及于实,斯已难矣,况叶乎?梅至于叶,而过时久矣。廷尉董崇相官南都,在告[2] ,有夏梅诗,始及于叶。何者?舍叶无所谓夏梅也。予为梅感此谊,属同志者和焉,而为图卷以赠之。
夫世固有处极冷之时之地,而名实之权在焉。巧者乘间赴之,有名实之得,而又无赴热之讥,此趋梅于冬春冰雪者之人也,乃真附热者也。苟真为热之所在,虽与地之极冷,而有所必辩焉。此咏夏梅意也。
〔注〕 [1] 朱夏:《尔雅·释天》:“夏为朱明。”故称夏季为“朱夏”。 [2]“廷尉董崇相”二句:董崇相,名应举,福建人,时任南京大理寺丞,故沿古称谓之廷尉。廷尉,汉时为九卿之一,掌刑狱。南都,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南京为南都。在告,古代官员在家休假。
一个作家的性情、风骨,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作家的艺术个性愈鲜明,审美理想愈执著,那么,他表现自我的愿望就愈强,而思想感情,倾注到他所着意描绘的外在景物上的内驱力也就愈大。明初文人宋濂曾经发挥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名言,提出了“缘情托物”的说法。“缘情”指作家主体的物化,“托物”是客体的人化。这两种因素的水乳交融便是绝妙的审美创造的前提。
晚明竟陵派领袖钟惺的《夏梅说》,便是艺术的人化和物化水乳交融的一篇佳作。不选作为天之骄子的冬梅做文章,而偏去描写夏梅,这可以说是奇怪极了。但说来一点也不怪。梅花的开放是在冬天,而赏梅者的“雅俗争赴”也都在这一季候。冬天虽冷,可因为冬梅的“繁花粲粲”,招来了千万游客。从人情来说,冬梅可以说是风云际会的热门的景物了。可钟惺偏不去写这逢时当令的冬梅,极意同情和歌颂大热天时无人过问而本身显得“与地之极冷”的夏梅。一句话,他讨厌“附热”而甘于孤高幽冷。尽管在文章中他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自白,但由于“在他的作品里,思想被生活巧妙地掩蔽了起来”(卢那察尔斯基论赫尔岑语), “与烈日争”的孤高的夏梅沉默地蔑视人生的思想,却透过了被人忽视的夏梅的生活图景而横扫一切庸俗的世态了。
《夏梅说》共分三段。第一段从开头起到“未有于无花之时者也”止,说明梅的盛时在冬而不在夏,咏梅的人也都是争相歌咏寒冬的梅花而不去过问炎夏的梅叶。第二段截至“而为图卷以赠之”为止,说明自己写这篇《夏梅说》的缘起,是受了友人董崇相的启发。原来董崇相曾写了一首夏梅诗,钟惺对之有感,和了一首五言律诗,诗云:“花叶不相见,代为终岁荣。谁能将素质,还以敌朱明。坐卧已无暑,色香如尚清。始知幽艳物,不独雪霜情。”在他看来,梅之为物,不仅以花贵,也以叶贵。唯其冬花夏叶,两皆幽艳,才算得上终岁称荣,这是钟惺对梅的全面评价,不同于一般庸夫俗子,只知赏花,而不知重视梅的树干、树叶在炎炎夏日中的不屈不挠的抗争性格之可贵。钟惺的重视夏梅,重视梅叶,不仅表现了他所倾注在夏梅身上的深厚情怀和对于外化为梅的高洁自赏的全心体验,也表现了他在理性上对夏梅所象征的不与世俗为伍的狷介风骨的钦仰和讴歌。第三段为本文结尾,通过对冬梅的“雅俗争赴”那种趋炎附势的丑态引伸开来,指出世上也还有一种“处极冷之时之地”而骨子里掌握实权的人。真懂得其中三昧的“巧者”,就纷纷去趋附,既无“赴热”之讥,还大大有利可图。这种人是懂得向“冷”中“赴热”,比从热中“赴热”更为高明。但也还有一种与此相反的情况。譬如一个人处于名场的要津所在,而自己的具体处境却相当落寞,这就不能笼而统之地把他也看成青云得路的一流人物了。如果说前者是“冷而实热”,那么后者便是“热而实冷”。钟惺是个进士,辗转经历了一段仕途,做过郎中、提学一类的官,不算是下层知识分子。然而因为“有忌其才高者厄之,使不得大有所表现”(《康熙安陆府志·文学列传》),所以他实际是属于“热而实冷”的人物。他深深理解那一个晚明时代中黑暗、腐朽的窒塞空气,他也就只能甘于冷寞而自号“退谷”了。
文章的开头以峭拔胜,以别开蹊径胜。它巧妙地掌握了两条构思线索:一是自然范畴的时令冷热;二是社会范畴的人情冷热。对夏梅寄予高度同情,点出夏梅虽处于极热之中而遭遇极冷,表现了作者的衷心孤愤,这正是陈继儒说他的“一肚皮不合时宜”。
文章中段歌颂梅叶,打破前人几乎一律歌咏寒梅的老套。但歌颂梅叶也还是为了歌颂夏梅,虽紧承上段,境界却有所开拓,可以说从侧面烘托出夏梅。当然,也更表明热爱夏梅而彼此心心相印的同志不少。从不满于世风浇漓而居然有志同道合者来说,钟惺是深得相濡以沫的慰藉的。
文章的结尾撇开夏梅,对趋炎附势的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同时为了表现自己的冷寞并与周围的一般夤缘攀附、安富尊荣的名场气氛格格不入,着重点明自己虽说好像也处于“热之所在”,但性格却“极冷”。这是他借夏梅以自喻,但实际也是他在文学理论上一贯强调要写出出污泥而不染的“幽情单绪”的审美气质的思想表征。
总的说来,文章的头尾都是围绕着一个“冷”字而大书特书。开头从传写出梅的自然品质之冷,以至于夏日无花时人情对梅之冷;结尾抒发自己甘于生涯寥落的冷,点明自己之所以歌咏夏梅的用意。纵观全文,在作者着意刻画的夏梅的“生活”图景中,一点一滴都渗透了钟惺的思想品格和气质。这正是《安陆府志》中所勾勒的:“公(指钟惺)……性如冰霜,不喜交接世俗人,然待士以诚厚,荐人惟恐其知。”这是钟惺的“冷”,是钟惺笔下夏梅的“冷”。而夏梅所受的冷遇正反衬出世俗人情对冬梅之热的可耻。
(吴调公)
浣花溪记
钟惺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1] ,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2] ,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行三四里为青羊宫[3] ,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神肤洞达。自宫以西,流汇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4] 夫云通灌县,或所云“江从灌口[5] 来”是也。人家住溪左,则溪蔽不时见,稍断则复见溪,如是者数处,缚柴编竹,颇有次第。桥尽,一亭树道左,署曰“缘江路”。
过此则武侯祠[6] 。祠前跨溪为板桥一,覆以水槛,乃睹“浣花溪”题榜。过桥,一小洲横斜插水间如梭。溪周之,非桥不通,置亭其上,题曰“百花潭水[7] ”。由此亭还,度桥,过梵安寺,始为杜工部祠[8] 。像颇清古,不必求肖,想当尔尔。石刻像一,附以本传,何仁仲别驾署华阳时所为也[9] 。碑皆不堪读。
钟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严公[10] 不死,浣溪可老,患难之于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门[11] 一段奇耳。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
时万历辛亥[12] 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顷之霁。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13] 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楚人钟惺记。
〔注〕 [1] 玦(jué决):开缺口的玉环。 [2] 琅玕:美玉。 [3] 青羊宫:亦名青羊观。曹学佺《蜀中广记》:“《蜀本纪》云:‘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郡青羊肆寻吾。’今为青羊观也。”相传老子曾牵青羊过此。 [4]舁(yú于):抬。 [5]灌口:山名,又名金灌口,古称天彭门。相传汉代文翁任蜀郡守,穿渝江灌溉,故名灌口。 [6] 武侯祠:即武侯庙,在今四川成都市西南。祀三国蜀武乡侯诸葛亮。祠原址在成都少城,西晋十六国成(汉)李雄(武帝)建。明时改在今址与刘备的昭烈祠合。清康熙年间重修。 [7] 百花潭水:杜甫《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后人取此四字题景。 [8] 杜工部祠:杜甫祠,为杜甫草堂中建筑之一,在杜甫故宅原址上建成。 [9] 别驾:官名,明代为通判的别称。通判是州、府辅佐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的官员。华阳:古县名,明为成都府治,今并入成都市双流县。 [10] 严公:严武(726—765),字季鹰,官至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封郑国公。镇蜀时善遇杜甫,杜甫《八哀》诗曾悼念之。[11] 夔门:即长江瞿塘峡,在四川奉节东。因地当川东门户,故称。杜甫在唐永泰元年(765)离成都至夔州(今四川奉节),居留近二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 [12] 万历辛亥:万历三十九年,即公元1611年。万历为明神宗年号。 [13] 磬折:弯腰如磬,表示恭敬。磬,一种形状如矩的乐器。
在读钟惺这篇《浣花溪记》之前,让我们先将目光倒溯到盛唐时期……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的春天,为避安史之乱而流寓成都西郊浣花溪畔草堂已整整一年的大诗人杜甫,生活始稍得安定。他为烂漫的春光所吸引,独自一人,信步赏花,徜徉在浣花溪畔、锦江岸边,逗起无边诗兴,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联章组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给后人留下了一段“穷愁奔走,犹能择胜”的文坛佳话。而这,也正是杜甫“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的草堂生活的缩影。
时移世易,光阴流逝了整整八百五十个春秋。到了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十月十七日,年届三十八岁的新科进士、执竟陵派文坛之牛耳的钟惺,也使蜀入蓉。“是日清晨,偶然独往”,他沿着“纤秀长曲”、“窈然深碧”的浣花溪水,寻觅“水木清华,神肤洞达”的清幽境界,探访当年杜甫在浣花草堂的行踪遗迹,畅游竟日。此次出游归来,他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这就是游记散文名篇《浣花溪记》。
浣花溪,逶迤流过四川成都西郊,一名濯锦江,又称百花潭。两岸竹柏苍翠,风光秀美,为唐、宋以来成都著名的郊游胜地。尤其是从杜甫在此建构草堂,客居四载,留下二百馀首诗篇以后,人杰地灵,更引起了人们对于为浣花溪增辉的诗圣的缅怀,越发感到松楠泉壑、祠堂庙貌的美不胜收。面对着如此丰饶的风景胜区,要以一篇五六百字的游记来描述,实为不易。而钟惺则出之以清夷简淡之笔,纳浣花溪畔诸般胜景于数百字的短小篇幅之中,显示了精湛的功力,也见其峭拔的风格。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起笔看似平平,如同一般游记,先交待游历的方位,然“左为万里桥”五字,却别有作用。因为此文所记云云,均系西郊诸景,而“万里桥”实为此游之起点站,画龙点睛,便起了坐标轴的作用,且复与杜甫诗句“万里桥西一草堂”(《狂夫》)相扣合。紧接着便是一个概括浣花溪下游全貌的长句:
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
委者,下游也。冒一看,此句似嫌冗杂,其实不然。作者以大手笔一气写下了浣花溪下游“纤秀长曲”、“窈然深碧”、“潆回城下”三大特点。而于“纤秀长曲”、“窈然深碧”八字,分别以两组博喻来形容:“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是显其“形”; “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是绘其“色”。至此,读者对浣花溪的命名就不由感到兴趣了。于是,作者乘势说明:“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原来整条溪水,只有流经杜甫草堂的一段享此专名,那是由于当年诗圣在此营建草堂流寓客居的缘故。真是名人留胜迹,江山遂增辉。
如果说,“万里桥”还只是一个起点站,那么,“青羊宫”便是作者设置的第二个坐标,也就是中转站了。所以,在一开头交待了青羊宫后,便分三层写青羊宫左近的溪边岸景、溪畔人家、溪上桥亭。由于行色匆匆,无暇细看,亦非行文重点所在,不用详加记述,故文字力求简洁,技法富于变化:或描绘其景,或记叙人言,或引录碑刻。这便要言不繁地写出了青羊宫附近直到缘江路一带的浣花溪名胜景色。
中转站过去,扑面而来的是目的地、终点站:浣花溪。作者写道:
过此则武侯祠。祠前跨溪为板桥一,覆以水槛,乃睹“浣花溪”题榜。……由此亭还,度桥,过梵安寺,始为杜工部祠。
“武侯祠”是作者设置的第三个坐标。作者以十分细腻的笔触,满含崇敬的情怀,富于情致地写下了此游的行踪与见闻。首先扑入眼帘的是祠前桥后的“浣花溪”题榜。接着则为题有“百花潭水”四字的洲中碑亭;而小洲恰恰是“横斜插水间如梭”,亦更见其清幽。先之以写“桥”,继之以写“溪”,最后集中笔墨写祠中所见,而尤其突出了诗圣画像的“清古”风节。既是亲眼所见,深心所感,又确是夫子自道。全段行文,一线铺开,散而不乱,而又动中写静,中心突出,颇有次第。
一般凡手的游记,到此便可收束。然而,在钟惺眼中,杜老的“真精神”却引起了他的奇思妙想。这说明他对诗文的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原是一致的。为此,他细致入微地抒写了杜甫当年的处境。先以杜甫在蜀之两所居处相比较,指出:“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这就使下文的议论一下子跳出了浣花溪一隅。不仅撮叙了杜甫从浣花溪迁往东屯的一段经历,更从两方面发抒己见,指出了风尘澒洞的人间,患难见知己的可贵;而杜甫之从成都浣花溪移居夔州应该说是天意安排,增加了杜甫在夔州的一段奇迹,表明他在穷愁奔走中犹能择胜而居。这种安祥镇定的器宇,随时可以用来救世济民,就像孔子当年在宋国遇险,流亡到陈国时,避居在司城贞子家里无为而实有为一样。文章至此,题旨已和盘托出,即充分颂扬了杜甫的浩荡豁达的胸怀。
但作者并未就此搁笔,而是以浪末微澜之笔写出当日所见的另一番情景作为结束:“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喧溢。”“使客游者”,指朝廷使臣中来此游玩的人。这些假冒斯文的达官贵人附庸风雅、热衷应酬的丑态,受到了作者入骨的嘲讽,而另一面,则又反衬出杜甫精神的伟大。
钟惺此文,远承郦道元《水经注》、柳宗元《永州八记》的清峻风格,而又创以己意,显示了竟陵派特有的造语冷隽、句式短小、节奏峭拔、用字简省的笔法,不失为明代游记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吴调公 祝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