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

【作者小传】

（1357—1402） 明学者。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人称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宋濂弟子。惠帝时任侍讲学士，主修《太祖实录》。燕王朱棣起兵，朝廷诗燕诏檄皆出其手。燕王兵入京师（今江苏南京）后，拒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慷慨就义，被灭十族。著有《逊志斋集》。

吴士

方孝孺

吴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谓举世莫及。尤善谈兵，谈必推孙、吴[1] 。

遇元季乱，张士诚称王姑苏[2] ，与国朝争雄，兵未决。士谒士诚曰：“吾观今天下，形势莫便于姑苏，粟帛莫富于姑苏，甲兵莫利于姑苏，然而不霸者，将劣也。今大王之将，皆任贱丈夫，战而不知兵，此鼠斗耳！王果能将吾，中原可得，于胜小敌何有！”士诚以为然，俾为将，听自募兵，戒司粟吏勿与较嬴缩[3] 。

士尝游钱塘，与无赖懦人交。遂募兵于钱塘，无赖士皆起从之。得官者数十人，月靡粟万计。日相与讲击刺坐作[4] 之法，暇则斩牲具酒，燕饮其所募士：实未尝能将兵也。

李曹公[5] 破钱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搜得，缚至辕门诛之。垂死犹曰：“吾善孙、吴法。”

〔注〕 [1] 孙、吴：孙武、吴起。孙武，春秋末年齐国人，有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事吴王阖庐，为吴将，作《孙子兵法》十三篇。吴起，卫国人，战国初年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历事鲁、魏、楚国。著有《吴起兵法》，今佚，流传的《吴子》乃后人伪托。 [2] 张士诚：泰州（今属江苏）人。盐贩出身，元末起兵，占据江浙一带富庶地区，称吴王，建都于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后为朱元璋所擒，解至金陵（今江苏南京市），自缢死。 [3] 嬴缩：嬴，通“赢”，有余。缩，不足。[4] 击刺坐作：击剑、刺枪、跪倒、起立，泛指兵士练武的动作。 [5] 李曹公：即明太祖朱元璋姊子李文忠，洪武年间以战功授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

方孝孺向来注重文学的现实性，主张“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吴士》乃“见世人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而“书以为世戒”。

篇首开门见山，道出吴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谓举世莫及。尤善谈兵，谈必推孙、吴”。寥寥数语，一大言不惭的讽刺形象已跃然纸上。对吴士形象总括之后，接着进行详细刻画。先点明吴士生活的时代。“遇元季乱，张士诚称王姑苏，与国朝争雄，兵未决”。乱世出英雄，也出骗子。吴士终靠他三寸不烂之舌，在张士诚的麾下找到栖身之所。作者用约占文章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详写吴士如何纸上谈兵、夸夸其谈以猎取士诚重用。他对张指点天下，认为“形势莫便于姑苏，粟帛莫富于姑苏，甲兵莫利于姑苏”，口若悬河，似乎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又道张士诚不得称霸天下的原因乃“将劣也”，毫不客气地指斥士诚帐下诸将“皆任贱丈夫，战而不知兵，此鼠斗耳”，贬低他人的目的在于抬高自己。“王果能将吾，中原可得，于胜小敌何有！”张士诚为大言所惑，居然拜吴士为将。到此，作者以倒插手法，开始揭底：“士尝游钱塘，与无赖懦人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吴士是个什么东西也就不言而喻了。吴士一人得道，使无赖“得官者数十人，月靡粟万计”。他们装腔作势，“日相与讲击刺坐作之法”，骨子里则不过是酒囊饭袋，结语“实未尝能将兵也”一句可谓一针见血。吴士的末日随李曹公的攻破钱塘而终于来临。吴士之流不敢稍作抵抗，临阵脱逃，终于被擒，落得个“好夸者死于夸”的下场。文章到此本可结束，而作者又补上一笔说吴士“垂死犹曰：‘吾善孙、吴法。'”既与前之“谈必推孙、吴”遥相呼应，又将吴士缺乏自知之明，至死执迷不悟，欺人自欺的滑稽相写得活灵活现，可笑亦复可悲。

鲁迅先生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什么是讽刺》）《吴士》的讽刺生命正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文章中写的张士诚轻于用人有历史根据。《续资治通鉴》至正二十七年说：“浙西民物蕃盛，储积殷富。士诚兄弟骄侈淫佚，又暗于断制，欲以得士要誉。士有至者，无问贤不肖，辄重其赠遗，舆马居室靡不充足。士多往趋之。”这就使吴士的形象既滑稽可笑，又真实可信。

《吴士》在布局谋篇、刻画形象方面尤有特色。观其题目，一目了然是写人。但方孝孺没有因袭传统的尤其是史传文学的记人方法，从人物的身世写起，而是一开始就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具体刻画，通过记言、述行来塑造形象。且记言述行详略有致，跌宕起伏。如记他游说张士诚，文笔酣畅，用墨如泼，吴士的口吻声态惟妙惟肖；述行则往往惜墨如金，无论补叙时局或写吴士募兵，皆简朴凝练。文章的结构也很严谨，记叙言与行皆为刻画人物服务，使形象更为丰满逼真，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外，开头与结尾相映成趣，给人印象至深，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人们称赞方孝孺的文章笔力劲健，醇深雄迈，且纵横豪放，词气锋利，这确也不算溢美之辞。《吴士》讽刺得力，然行文时则是锐锋微藏，含蓄婉曲。一般是客观冷静的描写，不轻露感情，但一到关键时候又会一语道破，锋不可犯。收尾处寓庄于谐、洒脱自如，但又用语沉稳冷峻，意义深邃，令人忍俊不住又感慨万端，文章主旨得以深化。

尖锐地讽刺夸夸其谈者是《吴士》最明显不过的主题，但张士诚盲目举荐所谓“士”，以“得士”要誉的愚蠢做法，也令人深思。重视人材是好事，但不辨贤愚，致使鱼目混珠，滥竽充数，其结果必然是“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王安石《读孟尝君传》）。这对当今人们举贤授能时也颇可借鉴。

（秦岭梅）

蚊对

方孝孺

天台生[1] 困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翣[2] 飏于前，适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床，其音如雷。生惊寤，以为风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闻有飞鸣声，如歌如诉，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扑股噆面。毛发尽竖，肌肉欲颤；两手交拍，掌湿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为。蹴童子，呼曰：“吾为物所苦，亟起索烛照。”烛至，絺帷尽张。蚊数千，皆集帷旁，见烛乱散，如蚁如蝇，利嘴饫腹，充赤圆红。生骂童子曰：“此非噆吾血者耶？尔不谨，褰帷而放之入。且彼异类也，防之苟至，乌能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于端，其烟勃郁，左麾右旋，绕床数匝，逐蚊出门，复于生曰：“可以寝矣，蚊已去矣。”

生乃拂席将寝，呼天而叹曰：“天胡产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闻之，哑尔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载[3] 之间，二气 缊[4] ，赋形受质，人物是分。大之为犀象，怪之为蛟龙，暴之为虎豹，驯之为糜鹿与庸狨[5] ，羽毛而为禽为兽，裸身而为人为虫，莫不皆有所养。虽巨细修短之不同，然寓形于其中则一也。自我而观之，则人贵而物贱，自天地而观之，果孰贵而孰贱耶？今人乃自贵其贵，号为长雄。水陆之物，有生之类，莫不高罗而卑网，山贡而海供，蛙黾莫逃其命，鸿雁莫匿其踪，其食乎物者，可谓泰[6] 矣，而物独不可食于人耶？兹夕，蚊一举喙，即号天而诉之；使物为人所食者，亦皆呼号告于天，则天之罚人，又当何如耶？且物之食于人，人之食于物，异类也，犹可言也。而蚊且犹畏谨恐惧，白昼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见，乘人之困怠，而后有求焉。今有同类者，啜粟而饮汤，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仪貌，无不同者。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7] 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也，而且无恤之者。今子一为蚊所噆，而寝辄不安；闻同类之相噆，而若无闻，岂君子先人后身之道耶？”

天台生于是投枕于地，叩心太息，披衣出户，坐以终夕。

〔注〕 [1] 天台生：作者方孝孺自号。方是浙江临海人。临海是台州府的首县。台州府境内有天台山，故以为称。 [2] 翣（shà霎）：扇。 [3] 覆载：《礼记·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后用为天地的代称。 [4] 缊（yīnyūn因氲）:《易·系辞下》:“天地 缊，万物化醇。”言天地间阴阳二气交互作用，万物感之而变化生长。 [5] 庸：一种颈上有肉堆的牛。《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其兽则 旄貘犛。” ，或作“ ”, 《汉书·司马相如传》作“庸”。狨：即金丝猴。 [6] 泰：过甚。 [7] 盬（gǔ古）：吸饮。

“对”乃我国一种传统的文学样式。《文心雕龙·议对》篇中，说它是用来“陈政”、“献说”的，最早的代表作家是西汉的晁错和董仲舒，他们作品有《贤良文学对策》、《庙殿火灾对》等。这种文学样式本来是向国家陈述重大的政治主张，提出鲜明的批评意见的。后来君权日重，文网日密，进言者动辄得咎，只好采取隐喻讽谏的形式，设为问答，互相辩难，于是这种文学样式便由庙堂而走向民间，由正论而变为小品。柳宗元远谪永州，有人又对他落井下石，于是他便运用这种文学样式，抒发积郁在胸中的牢骚，表达酝酿于心底的政见，收到了“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对贺者》）的艺术效果。今其集中有《对》一卷，收录了《愚溪对》、《对贺者》、《设渔者对智伯》等。后来宋代的李昉、徐铉等在编辑《文苑英华》时，又列有《喻对》一类，收了陆龟蒙的《奔蜂对》、《招野龙对》等，都是以小喻大，以古喻今，言在此而意在彼，说甚迩而旨甚远，谈锋犀利，文笔泼辣。方孝孺也是运用这种文学样式，抒发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某些心态和看法的。集中所收的《蚊对》、《鼻对》、《公子对》等，都是他二十多岁时的作品，理明辞达，言简意丰，文采焕发，才华横溢，使人读起来口角噙香，爱不忍释，不愧为擅长这种文学样式的后劲。

《蚊对》借童子之口，阐发了“民胞物与”的大道理。认为天之生物，虽有巨细修短之不同；天之视物，并无贵贱爱憎的区别。人虽自命为万物的“雄长”，而在天看起来，人和物都是“二气 缊，赋形受质”于宇内的。互相为养，互相依存，人可以食物，物亦可以食人，天不会因为人之食物而罚人，亦不会因为物之噆人而罚物。这是天的“齐物论”、“平等观”。这样的议论，无疑是受了佛、老的影响。人则不然，视“异类相残”为“优胜而劣败”。因为人优于物，所以人应为刀俎，物应为鱼肉，于是“高罗而卑网，山贡而海供”，什么禽兽虫鱼，都“莫逃其命”, “莫匿其踪”，似乎它们生来就是供养人的。一旦物出而食人，则是大逆不道。甚至“白昼不敢露其形”的小蚊，“瞰人之不见，乘人之困怠”，小心谨慎地举喙以噆人，就要“号天而诉之”，埋怨上天不该“产此微物而毒人”，这能够说是平等待物么？这不是“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么？且物之噆人，是异类相残，不像人除了极其残酷地对待异类外，即对同是“啜粟而饮汤”, “畜妻而育子”, “衣冠仪貌，无不同”的同类，也是极其残忍的。他们在白昼也乘人之危，夺人之财，使之“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甚至“吮其血而盬其脑”，被害者的号呼之声，上干云霄，而人却毫无恻隐之心，毫无是非之辨，这难道是“先人后身之道”么？从人对异类相残和同类相残的态度来看，说明人是极端自私自利的。然而能够发其隐私，揭其罪恶者，却只有涉世未深的“童子”，阅历愈多、世故愈深的士大夫是不敢正视这样的社会现实的。听了这样的批评以后，能够“叩心太息”，进行深刻的反思的，只有童心未泯的“天台生”，而握大权、居高位的是不愿听到这种声音的。这便是这个政治小品的深层的讽谕意义。

文章借童子之口说出一番大道理，显然属于寓言的性质。其重点在于最后“今有同类者”以下一段，尤其是“今子一为蚊所噆，而寝辄不安；闻同类之相噆，而若无闻”几句，确实是触动人心的。文章点到即止，作者自己在思索，也让读者去思索，比单纯再说几句正面的话更好些。

写法上由小事情引起，逐步进展，带到人生的大道理上，无头轻脚重之弊。其写闻蚊、拍蚊、照蚊、逐蚊几节，生动形象，确是妙笔。体裁是散文，而夹有韵文成分。像“如歌如诉，如怨如慕”, “拂肱刺肉，扑股噆面。毛发尽竖，肌肉欲颤；两手交拍，掌湿如汗”, “童子闻之”一段中的“夫覆载之间，二气 缊，赋形受质，人物是分”，下面的“龙”、“狨”、“虫”, “雄”、“供”、“踪”，则押韵而兼排偶；以及末尾的“息”、“夕”二韵，颇有点苏东坡《赤壁赋》的韵味。这些都是鉴赏此文时值得注意的。

（羊春秋）

指喻

方孝孺

浦阳[1] 郑君仲辨，其容阗然，其色渥然，其气充然，未尝有疾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笑，以为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钱，忧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为之痛，若剟刺状，肢体心膂，无不病者，惧而谋诸医。医视之，惊曰：“此疾之奇者，虽病在指，其实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伤生。然始发之时，终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2] 。终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药可治也；至于既成，甚将延乎肝膈，否亦将为一臂之忧。非有以御其内，其势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为也。”君从其言，日服汤剂，而傅以善药，果至二月而后瘳，三月而神色始复。

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始以为不足治，而终至于不可为。当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顾；及其既成也，积岁月，疲思虑，而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盖众人之所可知者，众人之所能治也，其势虽危，而未足深畏。惟萌于不必忧之地，而寓于不可见之初，众人笑而忽之者，此则君子之所深畏也。

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壮无疾者乎？爱天下者，有如君之爱身者乎？而可以为天下患者，岂特疮痏之于指乎？君未尝敢忽之，特以不早谋于医，而几至于甚病。况乎视之以至疏之势，重之以疲敝之馀，吏之戕摩剥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发，以为无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谓智也欤哉？

余贱不敢谋国，而君虑周行果，非久于布衣者也。《传》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3] 。”君诚有位于时，则宜以拇病为戒。洪武辛酉[4] 九月二十六日述。

〔注〕 [1] 浦阳：即浙江浦江县。浦阳江发源于此。唐代曾称浦阳县。 [2] 瘳（chōu抽）：病愈。[3]三折肱而成良医：《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即今言“久病成医”。[4] 洪武辛酉：即洪武十四年（1381）。洪武，明太祖年号。

方孝孺曾经写过《深虑论》十篇，探讨了封建社会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通过严密的逻辑说理，深刻的历史教训，作了极有说服力的论证，足以发人深省，为世殷鉴。这篇政治小品，则是通过形象的感染，冶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娓娓而谈，侃侃而道，完满而透彻地阐明了“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的政治见解。使人从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所渲染的艺术氛围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前者是诉诸逻辑说理，后者是诉诸形象感染，可谓“一指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如果拿它们对照起来读，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他深刻的政治见解和高超的艺术技巧。

作者对于这个政治小品的艺术构思，首先采取了“欲抑先扬”的艺术手法，加倍描写了郑君的“盛壮”体魄，说是“其容阗然，其色渥然，其气充然”，从面容的饱满，到颜色的润泽，到血气的充沛，无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压根儿看不出任何疾病的朕兆，为其后来的“甚病”作了很好的铺垫。然后以全力搏兔的手段，描写郑君“左手之拇”所患之疹：开始不过“隆起而粟”，三日之后便“聚而如钱”，又三日之后，便大而“盈握”。在这如粟、如钱、盈握的逐步恶化过程中，郑君并没有忽视它，而是始则疑之，继而忧之，终而惧之。这种心态变化，精确地表现了郑君是“爱身”的，又为下文的“爱天下者，有如君之爱身者乎”的反诘埋下了伏笔。而其所以迁延时日，让小疹发展成“甚病”，以至“二月而后瘳，三月而神色始复”者，徒以惑于环绕在他周围的“众人”之笑，“以为不足患”。这里寄寓了作者以“众人”误病，批判和鞭挞了“庸人误国”的深层思想。如果郑君在其“疹小如粟”的时候就去求医，便可以通过艾灸，“终日可愈”；如果等到“疹大如钱”的时候，就去求医，也只要服用药物，越旬可愈；直到疹大盈握，将要延乎肝膈，甚而有伤生之患了，再去求医，那就非日服汤剂以御其内，傅以善药以治其外不能奏效了。说明贻误时机，优柔寡断，不摆脱庸人的干扰，发挥智者的作用，终于要酿成伤身亡国的大祸，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作者这么一层深一层、一步进一步地把一个抽象而深沉的政治见解，通过生动而具体的形象表达出来，较之单纯的概念的阐述，逻辑的推理，具有更加强大的说服力。最后作者在“引而未发”的基础上，十分自然地引出了“天下之事”“始以为不足治，而终至于不可为”的宏论，并通过强烈的反诘、鲜明的对比和紧密的呼应，进一步揭示出“君子之所深畏”在于祸患常“萌于不必忧之地，而寓于不可见之初，众人笑而忽之者”。他一连用了三个有力的反诘，使论辩步步深入，论证丝丝入扣，从而强化了逻辑说理的力量。“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壮无疾者乎？爱天下者，有如君之爱身者乎？而可以为天下患者，岂特疮痏之于指乎？”他不仅在反诘中进行论辩，在论辩中突出主题，而且句句有呼应，句句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让读者通过启发、思考和逻辑推理，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然后通过强烈的对比，以郑君之“未尝敢忽之”与“视之以至疏之势”对比；以郑君之“盛壮无疾”与“重之以疲敝之馀”对比；以郑君因为“人大笑，以为不足患”而“不早谋于医”，与“吏之戕摩剥削以速其疾”对比，则其为害之大小，致祸之迟速，就不待智者而后知了。本文就是这么通过反诘推理，对比论辩，使观点更加鲜明，主题更加突出的；就是这么通过前后呼应，彼此对照，使脉络更加清晰，结构更加谨严的。也正是在这些地方，使我们感到作品既有新意，又有深意，从而提高了它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羊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