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

【作者小传】

（1365—1444） 明大臣。名寓。江西泰和人。曾在湖广各地任塾师多年。建文初被荐入翰林，充编纂官，修《太祖实录》。成祖即位，入内阁典机务，历官至左谕德；成祖北巡，常使留辅太子。仁宗即位，任礼部侍郎，宣宗时进兵部尚书。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内阁，长期辅政。曾荐引于谦、周忱、况钟等。与杨荣、杨溥并称“三杨”。著有《东里全集》、《文渊阁书目》、《历代名臣奏议》等。

游东山[1] 记

杨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2] 。武昌蒋隐溪先生，始吾庐陵[3] 人，年已八十馀，好道家书。其子立恭，兼治儒术，能诗。皆意度阔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独与余相得也。

是岁三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载酒肴出游。隐溪乘小肩舆，余与立恭徒步。天未明东行，过洪山寺二里许，折北，穿小径可十里，度松林，涉涧。涧水澄澈，深处可浮小舟。傍有盘石，容坐十数人。松柏竹树之荫，森布蒙密。时风日和畅，草木之葩烂然，香气拂拂袭衣，禽鸟之声不一类。遂扫石而坐。

坐久，闻鸡犬声。余招立恭起，东行数十步，过小冈，田畴平衍弥望，有茅屋十数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馀岁，素发如雪，被两肩，容色腴泽，类饮酒者。手一卷，坐庭中，盖齐邱《化书》[4] 。延余两人坐。一媪捧茗碗饮客。牖下有书数帙，立恭探得《列子》[5] ，余得《白虎通》[6] ，皆欲取而难于言。叟识其意，曰：“老夫无用也。”各怀之而出。

还坐石上，指顾童子摘芋叶为盘，载肉。立恭举匏壶注酒，传觞数行。立恭赋七言近体诗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骑而过者，余故人武昌左护卫李千户也，骇而笑，不下马，径驰去。须臾，具盛馔，及一道士偕来。道士岳州[7] 人刘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图》[8] 求诗，余赋五言古体一章，书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饮道士不已，道士不能胜，降跽谢过，众皆大笑。李出琵琶弹数曲，立恭折竹，窍而吹之，作洞箫声，隐溪歌费无隐《苏武慢》，道士起舞蹁跹，两童子拍手跳跃随其后。已而道士复揖立恭曰：“奈何不与道士诗？”立恭援笔书数绝句，语益奇。遂复酌。余与立恭饮少，皆醉。

起，缘涧观鱼，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糁饼饵投之，翕然聚，已而往来相忘也。立恭戏以小石掷之，辄尽散不复。因共慨叹海鸥之事[9] ，各赋七言绝诗一首。道士出茶一饼，众析而嚼之。馀半饼，遣童子遗予两人。

已而夕阳距西峰仅丈许，隐溪呼余还，曰：“乐其无已乎？”遂与李及道士别，李以卒从二骑送立恭及余。时恐晚不能入城，度涧折北而西，取捷径望草埠门以归。中道，隐溪指道旁冈麓顾余曰：“是吾所营乐丘[10] 处也。”又指道旁桃花语余曰：“明年看花时索我于此。”

既归，立恭曰：“是游宜有记。”属未暇也。

是冬，隐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与立恭豫约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几，余归庐陵，过立恭宿别，始命笔追记之。未毕，立恭取读，恸哭；余亦泣下，遂罢。然念蒋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屡矣，而乐无加乎此，故勉而终记之。手录一通，遗立恭。呜呼！人生聚散靡常，异时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读此文，存没离合之感，其能已于中耶？

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记[11] 。

〔注〕 [1] 东山：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东十里。东山是此山旧名。宋朝末年，荆湖制置使将湖北随州大洪寺匾额迁到东山，故改称东山为洪山。 [2] 武昌：明初以武昌路改置武昌府，治所在江夏县（今湖北武汉市武昌）。 [3] 庐陵：今江西吉安市。 [4] 齐邱《化书》：南唐道士谭峭撰，宋齐邱攘为己作。凡六篇，曰：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大旨多出于黄老，而附合于儒言。 [5]《列子》：相传战国列御寇撰，八篇。唐天宝元年（742），诏号《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此书为道教经典之一。 [6]《白虎通》:《白虎通义》的省称，亦称《白虎通德论》。四卷，东汉班固等编撰。记录章帝建初四年（79）在白虎观经学辩论的结果，为今文经学的经典之一。 [7] 岳州：明府名，治所在巴陵县（今湖南岳阳市）。 [8]《太乙真人图》：北宋名画家李公麟（字伯时）画。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三：“李伯时画太一真人，卧一大莲叶中，手执书卷仰读，萧然有物外思。”太乙真人，道教神仙名。 [9] 海鸥之事：谓人无机心，鸥与人相亲；人生机心，则鸥与人相违。事见《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沤（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张湛注：“心动于内，形变于外，禽鸟犹觉，人理岂可诈哉？”[10] 乐丘：谓坟墓。 [11] 既游之明年：即洪武二十九年（1396）。八月戊子：阴历八月初三。

自东汉初年马第伯撰写《封禅仪记》起，历代山水游记车载斗量，佳篇杰作多如夜空繁星。然而写一人独乐者多，道数人同乐者少；状景抒情者多，叙事记人者少。本文属于后者，弥足珍视。

提到作者杨士奇，马上令人联想到明初盛行诗坛百馀年的“台阁体”，当时“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先后官至大学士，以太平宰相的地位，大量赋写号称词气安闲、雍容典雅，其实歌功颂德、平庸乏味的诗文。此文写于洪武二十八年乙亥（1395）的次年。作者早孤力学，家境贫甚，授徒自给，多游湖湘间，此时正在武昌（今属湖北武汉市）当塾师。文章写得真情毕露，清新舒徐，毫无后期“台阁体”的富贵气与空泛风。

文末言：“然念蒋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屡矣，而乐无加乎此，故勉而终记之。”这番话道出了写作的宗旨：记叙东山遨游之乐，作为对蒋氏父子的纪念。前者为辅，后者为主。明乎此，则不难理解，为何此文略于摹状山水，而详于描写人物。归根到底，作者蕴有抚今思昔、以文祭奠亡友之深意。这是此文审美鉴赏之指归，不可不先予以辨析。

第一段在正面记叙游赏东山之前，先介绍蒋氏父子与己同乡，且好道乐儒，意度阔略，“独与余相得”。这些正是他们忘年同游共乐的感情纽带与思想基础。这样写犹如提顿蓄势，为下文开闸放水、一泻千里作准备，深得刘勰“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文心雕龙·章句》）的要领。

从第二段起，连续五段详记出游东山的全过程，这是文章的主干。这里有两点艺术构思值得称道。首先，运用细腻的笔触，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东山遨游的形形色色的快事。尽管这是事后一年多的追记，然而由于为武昌最快意的一次旅游，“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陆机《文赋》），故而写得历历如在眼前。作者引导我们领略到了漫坐盘石，倚松俯水，赏花聆鸟的静趣；造访高士，主客品茗，赠书怀归的风雅；友来助兴，饮酒赋诗，奏乐歌舞的狂欢；缘涧观鱼，鱼聚鱼散，慨叹海鸥的参悟。总之，从美景到雅事，从耳目到心灵，从情绪到玄理，与游者全身心都沐浴在融洽愉悦的浪潮之中。黄宗羲《论文管见》云：“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本文所记头绪虽多，由于作者善于将风光美、人品美、情感美、哲理美和谐地统一于“乐”，故而听作者娓娓道来，但觉摇曳多姿，风韵悠长。其次，精心提炼典型细节，多侧面地渲染人物形象。清代魏际瑞云：“人之为人，有一端独至者，即平生得力所在。虽曰一端，而其人全体者著矣。小疵小癖反见大意，所谓颊上三毫，眉间一点是也。……人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独至，吾之精神亦必聚此人之一端，乃能写其独至。太史公善识此意，故文极古今之妙。”（《伯子论文》）意谓写人之“独至”者方能入妙。看来杨士奇效法司马迁，亦“善识此意”：他写蒋立恭，一写他于群书中独探《列子》；二写他初不题诗，酌酒吹竹后兴致高昂，则援笔一赋再赋；三写他掷石戏鱼，因鱼散不复而慨叹海鸥之事，由此显示立恭嗜好道家，潜心治学，不妄交游，意度阔略的性格特征。再看作者笔下的蒋隐溪，他酒酣高歌《苏武慢》，八十老翁，豪情雅兴不让青年。“乐其无已乎”, “是吾所营乐丘处也”, “明年看花时索我于此”，三句话坦然又诙谐，毫无老年人忧老怕死之态，令人想见陶渊明及其名句“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宋代陈郁云：“写照非画物比：盖写形不难，写心唯难也。”（《话腴·论写心》）作者深知言为心声，通过蒋隐溪的高歌与三言，就使这位热爱人生、热爱自然、知足常乐、勘破死生大关的高士形象跃然纸上。难能可贵的是，不仅这两位主角，即连轻描淡抹三两笔的配角，亦“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人瑞《〈水浒传〉序三》）。如写茅屋老人慷慨赠书，作者欲取而难于开口，老人识其意，说“老夫无用也”，于是任其怀之而出；写与李千户相遇，千户“骇而笑，不下马，径驰去。须臾，具盛馔，及一道士偕来”，莫不神形毕肖，趣味妙生。

末尾三段，叙述写作此记的曲折经过。这次东山之游对于作者与蒋氏父子都是回味无穷的赏心乐事，作者应立恭之嘱拟作记而未得闲暇，及来年命笔追记，隐溪已谢世，无缘观文共忆东山之乐。文章未写完，“立恭取读，恸哭；余亦泣下，遂罢”。这里一笔写两人，将立恭的赤子孝情与作者的布衣友情对映成文。最后，抒发“存没离合之感”，与开篇“独与余相得”句首尾相援，意脉贯通，将悼亡伤离之情推向高潮。日后，杨士奇入阁辅政，“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明史》本传），于谦、周忱、况钟皆因其荐举而成为一世名臣，看来犹葆其亲近寒士、敦重友谊之品性。

清代刘熙载云：“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使情不称文，岂惟人之难感，在己先不诚无物矣。”（《艺概·文概》）此文最大的成功就是情注笔端，不求感人而自感人。文章不做作，不雕饰，将真情实感信笔写出，无一字一句吃力，却无一字一句率易，所以为佳。

（章尚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