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图》记

归有光

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1] ，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2] ，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3] ，尚有西子之遗迹[4] 。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5] ，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6] ，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7] 为给事中[8] 。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9] 。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10] 。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己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

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11] ，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注〕 [1] “吴、长洲”句：吴县和长洲两县的县治在苏州府的府城。吴，今江苏苏州市吴中区、相城区。长洲，县名，1912年并入吴县。郡治所，指苏州府治所，即今苏州市。 [2] 穹窿：山名，在吴县西南。阳山：在吴县西北，又名秦余杭山、万安山。邓尉：山名，在吴县西南，汉有邓尉隐居于此，故名。西脊：山名，在邓尉山西，一名西碛山。铜井：山名，在吴县西南，一名铜坑山。 [3]“而灵岩”句：灵岩山在吴县西，春秋时吴王夫差在山上为西施筑馆娃宫，吴之故宫即指此。 [4] 西子之遗迹：指灵岩山上响屟廊、西施洞等遗迹。西子，西施，传说越人送给夫差的美女。 [5] 虎丘：山名，苏州有名的游览胜地。剑池：虎丘山上的池名。天平：山名，在吴县西。尚方：山名，在吴县西南，又名上方山。支硎：山名，在吴县西二十五里，又名观音山。晋朝僧人支遁隐居于此，山上放鹤亭、白马涧等都是他的遗迹，山因此出名。 [6] 魏君用晦为吴县：魏体明，字用晦，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任吴县知县，隆庆二年（1568）迁刑科给事中。为吴县，在吴县做县官。 [7] 以高第召入：因吏部考绩成绩优秀而被召入朝廷做官。 [8] 给事中：官名。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置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其后员数常有增减。 [9]“尸祝”句：在佛寺或道观为魏君向神祈祷，这本来就理所当然。尸祝，本指主持祭祀的人，这里用作动词，意为祷告、祝福。浮屠之宫，佛寺。老子之宫，老子被道教尊为祖师，老子之宫即道教的神庙道观。 [10] “昔苏子瞻”四句：苏轼《书韩魏公黄州诗后》:“黄州山水清远……魏公去黄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诗。……于是相与摹公之诗而刻之石，以为黄人无穷之思。”韩魏公，名琦，北宋宰相，封魏国公。黄州，今湖北黄冈。 [11] 内庭：宫禁以内。按《明史·归有光传》:“隆庆四年（1570），大学士高拱、赵贞吉雅知有光，引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内庭”指此。归有光卒于隆庆五年，此文为其晚年所作。

归有光的朋友魏用晦曾任吴县知县，离任时，有“好事者”作《吴山图》相赠。三年后的一天，魏用晦向归有光出示此图，并请他作了这篇记。

大凡图记，总离不了叙写图上所绘之景、绘图的情由及作记的原委等，本篇自不例外；由于作者构思运笔独有妙处，行文淡宕有致，因而颇耐玩味。

开篇没有从《吴山图》写起，仅遍举吴县境内的名山胜地。这一段毫无摛彩敷色的描绘，但通过对叙述方式的营构，一段简洁的介绍性文字写得摇曳生姿。写吴山前，先以长洲县和吴县并提，这一笔看似多馀，其实是把“郡西诸山皆在吴县”一语衬托得分外醒目，足以见出吴县较之他县，尤擅造化之胜。然后列举吴山之名，并特别点出这些都是山之最高者，以此说明吴山多极，故只能选择最高的山名为代表了。而最高者中，又把灵岩单独写出，补叙一句“吴之故宫在焉”，高山添古迹，自然更有意趣。其后，又列出虎丘等得胜地之称的山名，可见吴县不仅山多，而且游览名胜也多。这一段句法错落多致，从句式上就让人产生群峦重叠、异峰突起的感觉。而且又连用“皆”、“最”等表示至极程度的副词，更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以上直接写山。接着，忽而转入写水。太湖本身固然是吴地一大胜景，但这里写湖还是为了突出山，七十二峰沉浸于汪洋一片的湖水中，山水交相映衬，本来就引人入胜的山景更是蔚为奇观。在这里，作者始终没有正面介绍《吴山图》上的景致，但凭借这段生动的介绍文字，却激起读者对《吴山图》的想象，既然有如此奇美的山水为据，就完全有理由相信，图画也一定很美。作者就是这样独具匠心，不露痕迹地说明了吴人之所以要以吴山为题作图的原因，也暗示了图中所绘之美。

接着，叙写赠图的事由。这一段文字简约，作者把他的用意蕴含在似乎是很客观的记述之中。他写魏君离任是“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又写了百姓扳留不得，魏君不忍离去的情况。前者是从朝廷考评的角度对魏君的政绩给予充分肯定，后者则通过百姓的反应对此予以证实，这样，既引出了绘赠《吴山图》之事，也进入了赞美魏用晦的正题。

随之一段议论，是本文的中心所在。作者首先扣住赠图一事，议论重点放在县官治政这一方面。文中所云“令之于民诚重”，应该是包括很多内容的，封建社会被称为父母官的县官，其贤与不贤，直接影响着百姓各方面的生活；但作者略而不言治政实事，却以富有诗意的想象，把县官治政与山川草木联系起来，这不仅增添了文字的形象性，更说明《吴山图》所显示的不只是山水之美，而且意味着魏君政绩的光耀，从而使以上写吴山和叙赠图两段文字产生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进一层揭示了县民作《吴山图》相赠的意义所在。然后，以一“而”字为转折，变换议论角度，再揭出一层新意。魏君为政有惠爱，县民因而爱之思之；而作为早已离任的魏君本人，始终“惓惓于此山”，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这一点，作者没有直接申述己见，仅引了韩琦作《思黄州诗》一事作为说明。以韩琦这样一个在北宋享有盛名的宰相为比，可以说是对魏君的极高褒奖。这段文字言简意赅，任何其他赞美文字，也不会超过引证这一历史事实所显示的力度了。一张《吴山图》，凝聚着吴人对魏君的爱戴之情，也寄寓着魏君对吴人的殷殷之思，这就是作者要揭示的全部意义，而后者尤为难得。故文章的最后写魏君展玩此图，请求作记，既是交待产生这篇记的具体起因，也是强调说明，魏君的不能自忘于其人，并非作者凭空而书的溢美之辞，而是有具体表现可以为证的。结句的叹语仍然因魏君有情于吴而生，且再点明吴人爱魏君并非偶然，突出了作者赞美的重点，也在结构上与前文吴人送图之事复为照应，文意虽深入发展，但前后文字勾联紧密，可见全文结构的严谨。

（陈晓芬）

寒花葬志

归有光

婢，魏孺人媵也[1] 。嘉靖丁酉[2] 五月四日死。葬虚丘[3] 。事我而不卒，命也夫！

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荠熟，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

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注〕 [1] 魏孺人媵（yìng映）：魏孺人，作者前妻，南京光禄寺典簿魏庠次女。孺人，明代七品职官母亲或妻子的封号，又通用为对妇女的尊称。此系尊称。作者写此文时，尚未中举。媵，陪嫁的婢女。 [2] 嘉靖：明世宗朱厚熜年号。丁酉：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 [3] 虚丘：地名。作者家乡江苏昆山县东南有丘虚镇，二字或倒置。一说，“虚”同“墟”, “墟丘”即大丘，土山。

《寒花葬志》是归有光叙事抒情散文的名篇之一。寒花，为作者婢女的名字；葬志，是为死者写的记事文章。题旨所示，在于悼念亡故之人。全文仅一百多字，简洁凝练，一往情深。

首节，开头三句就点明了寒花身分、死去时日和安葬处所。言身分：“魏孺人媵也”。寒花不是一般婢女，而是作者所挚爱的前妻的随嫁婢女。言死日：“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寒花时年仅十九岁，距魏孺人之死已四年。言葬地：“葬虚丘”。寒花虽为婢女，仍择地郑重营葬。起首点明亡婢的特殊身分，意在点明与作者的特殊关系。亡婢、亡妻并述，因亡妻而及亡婢的爱屋及乌之情油然而生，因亡婢而及亡妻的追怀悼念之情亦随之而出。这样，既暗示了“葬志”的写作动因，也开启了下文对往事的回忆，领起了全篇。节末一句：“事我而不卒，命也夫！”长声慨叹，总写悲情。这是叙事之后的感情迸发。本来寒花的随侍左右尚可聊慰对亡妻的思念，而今她又不幸早逝，作者的感伤之情便无可遏止了。这里的“命”，不仅指寒花的命运，也兼指魏孺人乃至多次应试、此时尚未中举的作者本人命运。红颜多薄命，生者亦坎坷，深沉的叹息奠定了全文感情的基调。

文章主体在第二节，忆寒花三事、孺人两笑。寒花三事，其一是初来时的打扮：“垂双鬟，曳深绿布裳”。此记其稚态可怜。其二是削荸荠时的调皮：“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此述其娇态可噱。其三是吃饭时的神情：“即饭，目眶冉冉动”。此言其憨态可笑。至此，写出了寒花质朴、单纯、天真的情态。孺人两笑，前一“笑之”，是称许婢女而同嘲丈夫；后“又指予以为笑”，是引丈夫而共笑婢女。于此，既写出了孺人慈爱、宽厚、善良的风神，也写出了夫妻相得、主婢无间的闺房情趣。以上所忆，都是初媵时事，益见忆念的深远。而所忆均以寒花起、以孺人结，既是扣题所需，益见旨归所在。

末了一节，“回想是时”回应“初媵”，跨过时间的隔限，结束往事的忆想，回笔写现在的心情：“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十年”，指寒花从“初媵”到此日之死的岁月。欢愉易逝，岁月如流，昔日饶有情趣的事徒增今日的悲感。“可悲也已”句，承第一节的“命也夫”再抒悼念之情，以短吁长叹收笔，更显得情深意长。

这则艺术小品，在艺术表现上有几点特色值得注意：第一是构思精巧。文中既无奇特的内容，也无曲折的情节，所写之事都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凡的琐事，似乎信手拈来，全不经心，其实正体现了作者的匠心。寒花三事都紧紧围绕思念亲人这个中心而着意择取，决不使读者感到堆砌罗列、平庸杂乱。文中既悼亡婢更悼亡妻，运笔灵动，小巧精深。第二是叙事寄情。列·托尔斯泰说：“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感染了观众和听众，这就是艺术。”（《论艺术》）归有光以其所体验过的感情诉诸笔端，不借表白，而凭形象。形象由叙事而出，感情借形象而生。文中，就寒花琐事略加点染，就把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形象突现出来，同时也把魏孺人的形象勾勒出来。形态逼真，真情尽露，生发出了感人的艺术魅力。第三是文风淡雅。文中语语亲切，如话家常，“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 “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这种“自有风味”的淡雅文风，在欧阳修、苏轼之后又别开生面，在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创新意义，乃至现代作家朱自清《背影》、《给亡妇》一类的至情之文也深受其影响。

归有光的散文不足之处，一般说，在于题材范围过于狭小，缺乏深广的社会内容。本篇亦然。但与明代“前后七子”拟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官样文章相比，归文的“独出于胸臆”无疑要高出许多。无怪清人黄宗羲说：“予读震川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

（刘立人）

项脊轩志

归有光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予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1] ，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2] 。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注〕 [1] 太常公：指归有光祖母的祖父夏昶。昶字仲昭，昆山人，明成祖永乐进士，曾任太常寺卿。宣德：明宣宗年号（1426—1435）。 [2]“蜀清”三句：《史记·货殖列传》:“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朱砂矿），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以斋室为描写对象，展开叙事抒情，前已有刘禹锡《陋室铭》。《陋室铭》用韵文形式，主要抒发个人情志，体格短小。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虽也有近似的感想（“项脊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陋室”），但作者却用散文形式，多叙家常，故别具风味。作者因远祖归道隆住在太仓（今属江苏）的项脊泾，遂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项脊轩”。《项脊轩志》这篇文章，是分两次写成的。前三段写于十九岁时，是本文；“余既为此志”以下一段则是十馀年后，作者览旧作而续写的。故全篇合为四段。

从篇首到“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为第一段，记项脊轩修葺前后的情况。是文中着意描写轩室环境的部分。先记项脊轩的“前身”，旧时南阁子破旧的情景。一是很小：“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二是很旧：“百年老屋，尘泥渗漉。”三是漏雨：“雨泽下注。”四是昏暗：“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总之，是一间不折不扣的陋室。经作者添窗检漏，一番修葺之后，始得不漏不暗；又由于花木之置，小小轩室，居然成为胜境，成为幽雅的书斋。此节在全文最具文采：“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月明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于景可爱，于情则可喜。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一句承上段，同时又是一个转折，进入第二段。从写环境转入写人事的变迁，由可喜转入可悲。又分数层。先一层写庭院的几经变故，即诸叔伯分居前后，庭院由通到隔（“始为篱，已为墙”）的经过，“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等句写分居后的凌乱。客观地叙说家庭琐事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慨。此可悲一也。进而通过家有老妪说亡母旧事，写家庭人事变故。须知作者生母去世时，他年龄尚小，所以母亲的形象在他是记不分明的（参《先妣事略》）。而那位老妪既是祖母的婢女，又做过两代人的奶妈，通过老妪来追忆旧事，是自然入妙之笔。她所说的，不过是先前母亲曾在何处站过，曾有过一些什么对话，然而就是这些平淡处，最为关情。“儿寒乎？欲食乎？”短短的两句，就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闻儿啼而动了怜爱的年轻母亲的形象。这种追忆，无疑会引起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作者的伤心。此可悲二也。再有便是作者自己对祖母的追忆。那段往事似乎也很平常，却同样洋溢着淳厚的人情味。“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的垂问，和“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自语，以及持象牙朝笏的一段勉励，生动地表现了老祖母对孙子的疼爱与厚望。以上回忆，看来不过是家庭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一枝一叶总关情”，而且是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所决定的至深之情，即人子之思和伤逝之痛，难怪作者说“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以下又带过一笔叙轩中幽静与轩屡遭火而幸存，均关题意。其中轩中关门读书，闻足音而辨人一节，不但善写日常细微感觉，而且还写出了一个耐得寂寞的读书人形象，为下段议论伏笔。姚鼐说：“震川之文，每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本段即其例证。

第三段即项脊生（作者自称）的一番议论。作者以守丹穴的巴寡妇清和高卧隆中的诸葛亮，与处败屋寒窗之下的自身相比附，既自慨局促，又有自矜抱负之意。故语末虽以“坎井之蛙”自嘲，又未尝不含有对凡夫俗子的反讽与孤芳自赏的意味。

最后是若干年后的补记。续写项脊轩在妻死前后的变化，寓有新近的悼亡之情。文中记妻生前琐事，亦平淡中见隽永，与前文格调毫无二致。“不常居”三字似可收束全文，然文末又摇曳生姿，写到亡妻手植的一树枇杷“亭亭如盖”，寓睹物怀人、悼亡念存之思，较之“墓木已拱”之类成语，尤觉馀味无穷，饶有新意。

总之，此文在叙事上以白描见长，抒情亦以素朴为本。老老实实地回忆，平平常常地叙述，其淡如水，其味弥长。恰如王锡爵所说：“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归公墓志铭》）这种以口头语说家常事的意境与笔墨，乃是归有光在唐宋八大家之后的一种创造。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是可以移评归文的。行文散漫，似随口道来；然而无论写景、叙事、抒情，均围绕“项脊轩”这个中心，故能形散而神聚。虽总以素笔为主，但也有变化。如第一段稍具文采，与后文的质朴不同，却正与可喜可悲的情感变化、对照相吻合。故不能说作者在写作时毫无“匠心”。

（周啸天）

先妣[1] 事 略

归有光

先妣周孺人[2]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生。年十六来归。逾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3] 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4] 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孺人举之尽，喑不能言。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讳桂。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太学生。母何氏。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港以东，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资雄，敦尚简实；与人姁姁[5] 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

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绵；入城则缉纑 [6] ，灯火荧荧，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 [7] 。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曝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 [8] 。遇僮奴有恩，虽至棰楚，皆不忍有后言。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 [9] ，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10] ，舅母卒，四姨归顾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与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11] 弟子，十六年而有妇，孺子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馀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注〕 [1] 先妣：亡母。妣，母，后只用于称亡母。《礼记·曲礼》:“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2] 孺人：古代贵族、官吏之母或妻的封号，明代用以封赠七品官之妻。[3] 期（jī基）：周年。 [4] 颦蹙（píncù贫促）：皱眉头。 [5] 姁（qú渠）姁：和蔼亲切。[6] 缉纑：搓麻线。缉，析麻搓接成线；纑 ，麻缕。 [7] 问遗（wèi谓）：亲友相馈赠。 [8] 洒然：很有秩序。 [9]《孝经》：书名，宣传封建孝道的儒家经典。 [10] 羊狗之痾（ē）：由家畜传染的疾病。痾，同“疴”。 [11] 学官：学校。

这是作者追忆亡母的一篇记叙文。全文可分三部分。

从篇首到“以二子肖母也”为第一部分，叙母亲生卒年月、致病原因及去世当时的情境。“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诗·小雅·蓼莪》），本是人所共有的一种感情，而此文所表现的，则有一种特殊的悲痛。盖作者母亲生于明弘治元年（1488），死于正德八年（1513），算来仅得年二十六岁，那是非常年轻，还未能充分享受人生的年龄。一可伤也。她十六岁出嫁，七年间生七胎，其中夭折两人。文中用近乎流水账的记叙，诉说出母亲生活的沉重和酸辛。虽然这里表情的话仅数句（全文均略于直接表情）:“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然只此数句也够了，因为事实比语言本身更有力。二可伤也。为了免除没完没了的多育之苦，母亲接受了老妪所献的民间避孕偏方，饮尽盛二螺的杯水，不意落下喑哑的后遗症，不过三年便去世了。应当指出，这里作者未直接叙写母亲死前悲苦心情。因为当时他的长姊还不到十岁，他更小一岁，无从记忆，不宜虚构；却记载了失母的孩子们不大省事的情状：“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死在儿女待哺的盛年之际，三可伤也。“伤哉”二字，分量极其沉重。于此，作者又记下当时一事，即家人延请画工描绘遗容，却以作者与大姊共作模特儿——“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这最平常的叙事中包含的深厚微妙的感情，对具有重视亲缘关系的文化传统的读者，至今仍是心有灵犀，不难体会的。“二子肖母”，是可欣慰，还是可感伤呢？此文无字处有着极复杂的情味，妙在笔墨省净。

从“孺人讳桂”到“无一字龃龉，乃喜”为第二部分，也是全文的主要部分，叙述母亲娘家境况门风、母亲的德性及生平事略。叙述外祖家风，等于交代母亲德行的根源，乃题中应有之义。周氏是昆山县的一个大家族，聚居在县城东南三十里的吴家桥，从千墩浦往南至桥，沿小港以东一带，便是其居住范围。外祖是国子监监生，又是地方上有钱的人，但崇尚俭朴，与本家关系和睦——“与人姁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后文还补叙了他对子女的慈爱（母亲嫁后“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从这样一个温暖实际的小康之家长成的母亲，具有勤劳、俭朴、宽厚、聪慧、识理种种品性，也就不足为怪了。以下便通过具体事略表彰母亲的上述德行。

文中说，母亲回吴家桥娘家，则纺木棉；到县城婆家，则搓麻线。虽然并无盐米短缺之忧，却忙碌得像吃了早饭没晚饭的样子。可见她是勤劳成性的。又说冬天生炉火剩下的炭屑，她也吩咐婢女团起来，一排排晾在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可见其俭朴。尽管拖累很多，“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却“手中纫缀不辍”, “户内洒然”，可见其善于持家。再说她待僮仆的好处，虽不免有责罚，却不忍在背后出恶语怨言。娘家每年送来尝鲜的“鱼蟹饼饵”，大都与家人共享，故“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由此可见母亲的厚道。最后忆及母亲对作为长子的作者所施的教育：有光七岁时与从兄有嘉入学，遇到雨天，有嘉便不上学了；有光自己也不想上，但母亲却不允许。可见她对子女决不一味溺爱，俨有孟母之风。每每半夜母子睡醒，母亲便“促有光暗诵《孝经》”，倘能熟读到十分流利，“无一字龃龉”，便很高兴。可见母亲教子很严。要之，这部分通过一系列家庭琐事的追忆，凸现了一个能干、慈爱而有见识的母亲的形象，令人起敬。封建时代普通妇女所具的美德，在这位母亲身上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反映，使人感到作者爱他的母亲，又远不只出于一般的人子之情。正由于作者是通过亲闻亲见的琐事描写加以反映，所以决无空洞浮夸的感觉，而使人觉得非常真实可信。

从“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以下为第三部分，叙述母亲死后两家人事变迁，引出沉痛的思念。其中一段叙母亲及外祖母相继亡故后，外家遭遇的不幸。由于一场瘟疫，夺去了舅母、四姨等三十人性命，唯外祖父与二舅幸存下来。这种自然灾祸，与母亲的死似乎无关，又似乎隐约有一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关系。作者只记事实，言下却有无穷感慨。以下一段则叙母亲死后十一年，有光入学，且与大姊各完婚嫁。作者这里特别说明，大姊的归宿为“孺人所许聘者”，有光所娶也是“孺人所聘者”。盖旧时儿女婚事概由父母之命，这在母亲死前一一已有安排。这种念念不忘的口吻，是欲告慰母亲之亡灵呢，还是感叹母亲无从得知呢？涵味仍是深厚复杂的。俗话说“养儿才知父母情”，故文中写道，“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一些印象较深的往事记忆犹新，但更多的往事却已记不分明，令作者黯然神伤，故末句伤痛之语便觉水到渠成。

归有光对当时流行的音调艰涩、不易诵读的伪古文体是不满的，曾讽刺拟古风气为“颇好剪纸染彩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之花也”（《与沈敬甫书》），故他为文反复条畅，不事雕琢而饶有风韵。本文便很有代表性。文中所表达的，既有对母亲特有的短暂、辛苦而不无光华的一生的诚挚的纪念，又有人伦中最普遍最深切的一种感情，即对母爱的歌颂与依恋。这两层内容，容不得任何的雕饰造作。作者力求客观叙事，绝去粉饰，尤其突出的一点，便是尽量地减去了直接的、主观的抒情。这一点，读者如将本文与韩文名篇《祭十二郎文》比较，尤易看出：韩文凄怆呼告，情语极多，且多用第二人称叙事；本文则用第三人称叙事，除“伤哉”、“天乎痛哉”两短语，几乎全篇是不动声色地叙事。然而，由于所叙皆作者印象最深、涵味极厚的生活细节，款款叙来，自足动人。如文中记儿女或牵衣或乳抱，母亲却劳作不息，那形象是极平凡而又可歌可泣的。特别是首尾两部分，最质木无文，却最见功力，最有特色，情性横溢，潜台词极多。如果将这些写出，也不失为动人情语，原文可能洋洋洒洒，增长几倍。作者却不这样，宁肯让读者自己咀嚼玩味，不仅文字简练，而且富于含蕴。例如写母亲之死，诸儿不知悲痛，仅随人而泣，令人感到双重的可悲。又记画工以遗孤为模特儿画遗容，仅说“二子肖母”，令人反思母亲当时如何撇得下如此小儿女，越觉其以浅语表深哀，催人泪下。后来记姊弟婚娶，乃“孺人所许聘者也”, “孺人所聘者也”，木然的重复之中，一种寸草春晖的深情溢于言表。又说自己考取秀才（“补学官弟子”），联系母亲的启蒙教育，其意亦深。但这一切母亲尚来不及看到，更不用说图报了。由此可知，正是作者用了这样一种即事寓情的手法，满足于款款叙事，赋予了本文以不动声色而感人至深的特殊风采。明末清初黄宗羲曾说：“予读震川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正可用来说明此文从内容到手法的特色。

（周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