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疏》序

徐光启

方舆之内[1] ，山陬海澨[2] ，丽土之毛[3] ，足以活人者多矣。或隐弗章。即章矣，近之人习用之，以为泽居之鱼鳖、山居之麋鹿也[4] ，远之人逖闻之，以为逾汶之貉、逾淮之橘也[5] ，坐是，两者弗获相通焉。

余不佞独持迂论，以为能相通者什九，不者什一。人人务相通即世可无虑不足，民可无道殣[6] 。或嗤笑之，固陋之心，终不能移。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同志者或不远千里而致，耕获菑畬[7] ，时时利赖其用，以此持论颇益坚。

岁戊申，江以南大水，无麦禾，欲以树艺佐其急，且备异日也，有言闽越之利甘薯者[8] ，客莆田徐生为予三致其种，种之，生且蕃，略无异彼土。庶几哉橘逾淮弗为枳矣。余不敢以麋鹿自封也，欲遍布之，恐不可户说，辄以是疏先焉。

〔注〕 [1] 方舆：大地，引申为“领域”的意思。 [2] 陬：角。澨：水滨。 [3] 丽土之毛：生长在地上的植物。丽，附属。毛，草，植物。 [4] 以为泽居之鱼鳖、山居之麋鹿：认为某种生物只能生长在特定的地区，譬如鱼鳖只能生活在水里，麋鹿只能生活在山里。 [5] 逾汶之貉，逾淮之橘：《周礼·考工记》:“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淮，淮河。汶，汶水，今大汶河。又《晏子春秋·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6] 道殣：饿死于道路。《左传·昭公三年》:“道殣相望。”[7] 菑（zī资）：开垦一年的土地。畬（yú鱼）：开垦三年的土地。菑畬，引申为开荒、耕耘。《易·无妄》:“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8] 闽：福建。越：浙江。

作为明代的一位先进科学家，徐光启善于汲取民间的优良生产经验，通过亲自实践来加以证实，并注意总结提高，推广提倡。甘薯（即山芋），原生长于美洲中部，到明万历初年才由吕宋（今菲律宾）引种到我国南部沿海地区。实践证明，它的单位面积产量甚高，而且耐旱，耐瘠，耐风雨，抗病害力强，是相当理想的粮食作物。徐光启曾在家乡上海试种甘薯，效果良好。为了使这种作物“南种北引”，在江南地区普遍种植，他特意撰写了《甘薯疏》一书。此书今已失传，序文则保存在《群芳谱·谷谱》卷二之中。

这篇序文以议论见长。作者的目的在于论证甘薯能够推广，但通篇并不就事论事，而是从大处着眼，阐述农作物引种的普遍规律，指出只要耕作栽培措施得当，许多植物都能显示出很强的适应性。由于立足点较高，故文章起笔不具体谈甘薯，而是先摆出当时许多人的一种糊涂认识，即固执地相信某种作物只能生长在某地。是为悬“的”在先。紧接着，亮出观点，认为只要善于“耕获菑畬”, “他方之产”便能“时时利赖其用”。为什么这么有信心？作者胸有成竹地摆出了事实：这么多年来，我一听说“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便千方百计地“得而艺之”，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实践证明，天下农作物能够相互引种的占十分之九，不能相通的只占十分之一。这样“放矢”就很稳当，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还有统计数字，中“的”是不成问题的。经过以上两种观点的比较和交锋，有关农作物引种的一般规律明确了，于是，作者趁势一收，挑明了推广甘薯的具体问题。由于已在理论上垫了底，所以作者主要借助于事实说话。他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在江南种植甘薯的情景，兴奋地宣布：“种之，生且蕃，略无异彼土”! “试验田”获得了丰收，它有力地证明：“橘逾淮弗为枳矣”，水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本文之所以很有说服力，不仅仅因为逻辑谨严，论证充分，还在于作者在字里行间倾注了两种热情：一是爱国爱民之情，二是献身科学之情。他痛切地陈言：我之所以“独持迂论”，实因为“人人务相通”，世上才可以“无虑不足”，老百姓才可以“无道殣”也。他表白：那一年试种甘薯，乃是江南大水、麦熟无收所迫，必须为广大饥民作想，“树艺佐其急”，并且防备将来的灾荒。纯然是“先忧”之情，读来令人泪下。徐光启在本序中表露了一名杰出科学家追求真知、努力驾驭自然界的执著和痴情：他不在乎有人嗤笑，“固陋之心，终不能移”；他苦心经营科技信息网，赢得了不少同志，如莆田的徐生竟能不远千里“三致其种”；他脚踏实地，以实践为准，每得良种必“艺之”，决不想当然；他还注意“科普宣传”，写作《甘薯疏》就是为了不以“麋鹿自封”而“遍布”千家万户。这两种情感，自然朴实地流动在序文的字里行间，故通篇不但以理服人，还能以情动人。

由于本文是作者自序，所以在驳论时特别注意尊重对方，否则就有碍于立论。下笔之初，作者即为持异议者设想，原原本本、平心静气地介绍了对方的基本观点，甚至运用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和富于生命力的典故。他写道：“即章矣，近之人习用之，以为泽居之鱼鳖、山居之麋鹿也，远之人逖闻之，以为逾汶之貉、逾淮之橘也，坐是，两者弗获相通焉。”对“近之人”，用鱼鳖生于水、麋鹿居于山来形容他们的认识有其自然之理；对“远之人”，则用貉过汶水即死、橘至淮北即变的典故，来印证他们的认识有一定的依据。不是横加指责，而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推想，指出他们的成见自有其传统的、地域的、生活的、经验的根据。如此设“的”，双方在情感上就比较靠拢，就可以平等地、平和地研讨科学论题了。这正是一位大科学家的胸怀和风范。

（高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