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零草》自序

张煌言

余自舞象[1] ，辄好为诗歌。先大夫虑废经史，屡以为戒，遂辍笔不谈，然犹时时窃为之。及登第后，与四方贤豪交益广，往来赠答，岁久盈箧。会国难频仍，余倡大义于江东[2] ，敹甲敿干[3] ，凡从前雕虫之技[4] ，散亡几尽矣。于是出筹军旅，入典制诰[5] ，尚得于馀闲吟咏性情。及胡马渡江，而长篇短什，与疏草代言，一切皆付之兵燹中，是诚笔墨之不幸也。

余于丙戌始浮海[6] ，经今十有七年矣。其间忧国思家，悲穷悯乱，无时无事不足以响动心脾。或提师北伐，慷慨长歌；或避虏南征，寂寥短唱。即当风雨飘摇，波涛震荡，愈能令孤臣恋主，游子怀亲。岂曰亡国之音[7] ，庶几哀世之意。

乃丁亥春，舟覆于江[8] ，而丙戌所作亡矣。戊子秋，节移于山[9] ，而丁亥所作亡矣。庚寅夏，率旅复入于海[10] ，而戊子、己丑所作又亡矣。然残编断简，什存三四。迨辛卯昌国陷[11] ，而笥中草竟靡有孑遗。何笔墨之不幸，一至于此哉！

嗣是缀辑新旧篇章，稍稍成帙，丙申昌国再陷[12] ，而亡什之三。戊戌覆舟于羊山[13] ，而亡什之七。己亥长江之役[14] ，同仇兵熸[15] ，予以间行得归[16] ，凡留供覆瓿者[17] ，尽同石头书邮[18] ，始知文字亦有阳九之厄[19] 也。

年来叹天步之未夷[20] ，虑河清之难俟[21] ，思借声诗，以代年谱。遂索友朋所录，宾从所抄次第之。而余性颇强记，又忆其可忆者，载诸楮端，共得若干首。不过如全鼎一脔耳[22] 。独从前乐府歌行，不可复考，故所订几若《广陵散》[23] 。

嗟乎！国破家亡，余谬膺节钺[24] ，既不能讨贼复仇，岂欲以有韵之词，求知于后世哉！但少陵当天宝之乱，流离蜀道，不废风骚，后世至今，名为诗史[25] 。陶靖节躬丁晋乱，解组归来，著书必题义熙[26] 。宋室既亡，郑所南尚以铁匣投史眢井，至三百年而后出[27] 。夫亦其志可哀，其情诚可念也已。然则何以名《奇零草》？是帙零落凋亡，已非全豹，譬犹兵家《握奇》[28] 之馀，亦云余行间之作也。时在永历十六年[29] ，岁在壬寅，端阳后五日，张煌言自识。

〔注〕 [1] 舞象：古代的一种武舞。《礼记·内则》:“成童，舞象。”成童指十五岁以上的少年。后世常以舞象代指成童。 [2] 倡大义于江东：指顺治二年（1645）南明弘光王朝覆亡后，清兵南下，钱肃乐等起兵浙东，派张煌言迎立鲁王朱以海为监国，号召东南抗清事。（见全祖望著《年谱》）[3] 敹（liáo聊）甲敿（jiǎo矫）干：指做战斗的准备。敹甲，把甲胄缝合起来。敿干，把盾牌上的绳子系好。《尚书·费誓》:“善敹乃甲胄，敿乃干。”[4] 雕虫之技：指上文所说的诗歌创作活动。汉代扬雄曾称写赋是“雕虫篆刻”，于是后人便常用这词语来代指诗文写作。[5] 入：入朝。典：主管。制诰：张煌言起兵后，鲁王朱以海曾授以翰林院检讨知制诰的官职，替朝廷起草诏令。 [6] 丙戌：清顺治三年。当时清兵已占领浙东，反清势力兵败，鲁王奔台州（今浙江台州临海），煌言随后东行。（见全著《年谱》）[7] 亡国之音：反映国家危亡、人民困苦的包含哀伤之情的音乐。《礼记·乐记》:“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8] 丁亥：清顺治四年。这年四月，煌言行军至崇明，大风覆舟，被俘，后趁机逃归。（见赵之谦撰《年谱》）[9] 戊子：清顺治五年。节移于山：主将移驻山上。节，符节，代指主将。顺治五年张煌言到上虞招集义兵，入平冈山下寨。（见赵撰《年谱》）[10] 庚寅：清顺治七年。复入于海：这年鲁王驻舟山，煌言率兵到舟山护卫。（见赵撰《年谱》）[11] 辛卯：清顺治八年。昌国：舟山。元代名昌国州，明洪武二年降为县，二十年县废，改置定海县。此用其旧名。 [12] 丙申：清顺治十三年。昌国再陷：前一年张煌言等曾联合郑成功部队入吴淞口，又进攻镇江，不利，东还，收复了舟山。到这一年，舟山又被清兵攻克。 [13] 戊戌：清顺治十五年。覆舟于羊山：这年张煌言与郑成功驻兵舟山北边的羊山，遇大风，损船百余。（见赵撰《年谱》）[14] 己亥：清顺治十六年。长江之役：这年夏张煌言会合郑成功的部队，再从长江西上攻镇江，直趋芜湖。（见赵撰《年谱》）[15] 同仇：指战友，这里指郑成功。兵熸（jiàn见）：兵败。熸，火灭，此形容兵败像火熄灭。 [16] 间行：从小路走。郑成功在南京被清兵打败后，撤军出海；当时张煌言还在芜湖力战，听说归路已被清兵断绝，只好潜行山谷，东归临亹。（见赵撰《年谱》）[17] 覆瓿（pǒu）：汉代刘歆曾说扬雄的《太玄》将来只能盖盛酱的瓦罐子。后因以覆瓿比喻著作没有什么价值。 [18] 石头书邮：石头，地名，在江西新建县西北贡水西岸，地有盘石，又称石头渚。晋代殷羡，字洪乔，为豫章太守，临去，都（郡）人托他带信百余封，殷羡行至石头，把书信全都抛入水中，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见《世说新语·任诞》）这里是借用来说明自己的文稿全部沉入水中。[19] 阳九之厄：指厄运。古代术数家用以指旱灾。他们说一百零六年中要有灾荒九次，即所谓“百六阳九”。 [20] 天步：指国家的命运。夷：平，安定。 [21] 河清之难俟：《左传·襄公八年》引逸诗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古人认为等待黄河澄清，是不可能的事。这里借以比喻国家的光复遥遥无期。 [22] 全鼎一脔：《吕氏春秋·察今》云：“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意谓尝一块肉，就可以知道全鼎的肉味。这里是说现在所录的只是全部作品的一部分，但也可多少代表全部。 [23] 《广陵散》：古曲名，嵇康善弹此曲。后康为司马昭所害，临刑，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见《晋书·嵇康传》）这里作者说他的乐府歌行也几乎像《广陵散》一样绝世了。 [24] 谬膺节钺（yuè月）：谦说自己受任为军事统帅。按：张煌言曾被鲁王任命为兵部侍郎，又被桂王遥授为兵部侍郎，后加为兵部尚书。 [25] 诗史：指能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现实情况的诗歌。《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又善陈时事，律切情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26] 义熙：晋安帝年号。相传陶渊明不肯臣服于刘裕，所以在作品中保存晋帝年号，到了刘宋，就不题年号，只写甲子。（见《宋书·陶渊明传》）[27] 郑所南：一名思肖，号忆翁，连江人。南宋诗人、画家。宋亡后，隐耕吴中，著《心史》（诗集），装在铁匣里，投在枯井中。到明末才被发现。世称“铁函心史”。（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眢（yuān冤）井：枯井。 [28] 《握奇》：即《握奇经》，是古代的一部兵书。一说，指军阵名，天、地、风、云四阵曰正，龙、虎、鸟、蛇四阵曰奇，馀一阵曰握奇。（见《握奇发微·握奇阵图说》）[29] 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永历，南明桂王（朱由榔）建国的年号。

在艰险困苦和孤独寂寞之中仍能葆有一颗跳动的诗心，无疑是精神强大的标志。在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中，“或提师北伐”, “或避虏南征”的张煌言，用怒涌的热血和悲愤的清泪吟哦长啸，发出“慷慨长歌”、“寂寥短唱”，满腔的情思在郁勃的生命力的激发中奔放出来，显示出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这篇《自序》，就是对自己的“诗史”的叙述。

为诗集写序，一般来说，总是以介绍集中之诗为主，此文却着重“哀悼”那些在战火中毁失的诗篇。“会国难频仍，余倡大义于江东，敹甲敿干，凡从前雕虫之技，散亡几尽矣”; “及胡马渡江，而长篇短什，与疏草代言，一切皆付之兵燹中，是诚笔墨之不幸也”; “乃丁亥春，舟覆于江，而丙戌所作亡矣”; “戊子秋，节移于山，而丁亥所作亡矣”; “庚寅夏，率旅复入于海，而戊子、己丑所作又亡矣”; “迨辛卯昌国陷，而笥中草竟靡有孑遗”; “丙申昌国再陷，而亡什之三”; “戊戌覆舟于羊山，而亡什之七”; “己亥长江之役，同仇兵熸，予以间行得归，凡留供覆瓿者，尽同石头书邮，始知文字亦有阳九之厄也”。好了，频繁的记录，似乎已令人感到厌倦；然而，诗人那旋毁旋生、不可磨灭的诗的精魂，正从这接连不断的“亡诗”记录中显现出来！写在纸上的诗篇会不断地毁灭，而心中的诗却永远毁灭不了！诗篇的毁灭，诗的不幸，也正是诗人的不幸，国家的不幸：诗歌与诗人有着共同的命运。诗人所以如此痛惜诗篇的毁失，就是因为那不仅是他生命的记录，情感的升华，而且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国家不幸的象征啊！

从少年时期的强烈爱好，“时时窃为之”，到登第后的“往来赠答”，至于军旅中“尚得于馀闲吟咏性情”，再到“忧国思家，悲穷悯乱”的“风雨飘摇，波涛震荡”中的歌吟，张煌言回顾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历程。避着父亲，从正儿八经的经史中偷出空来作诗，不过是对人生的审美方面的追求；与“四方贤豪”的往来赠答，也只是生活的一种点缀；而到了“无时无事不足以响动心脾”的国破家亡的时刻，那些“慷慨长歌”与“寂寥短唱”，由于是“孤臣恋主，游子怀亲”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自当另作别论。事实上，诗作为作者生命的一部分，此时已成为国家存亡的歌哭，具有了不同的意义。故而，作者在“思借声诗，以代年谱”的同时，又将其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岂曰亡国之音，庶几哀世之意。”

虽然如此，作者在缕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历程和诗集编成经过后，还在最后写了一段为诗辩护的文字。他以杜甫、陶潜、郑所南为例，说明自己的志意。杜甫之名为“诗史”，一方面是因为他“善陈时事”，在诗中记叙了乱离的史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在于他的诗唱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故而成为“诗史”。他以杜少陵为例，以明心迹，表白自己并非“为诗而诗”，实在是很恰当的。对于身经亡国之痛，并且将此置于一切之上的作者，陶潜与郑所南的矢忠故国，更能切合他的心志，所以他觉得郑所南之作“铁函心史”是“其志可哀，其情诚可念”，而让读者由此体会到他本人的心情。他的解释，本身就是诗的解释，以诗人的激情来为自己的诗寻找存在的情由，更加说明了他的诗的性质。

“序”中并未直接描述自己的诗本身，却使人强烈地感到一种诗的力量。因为诗人确实是爱诗的，他把诗当作自己生命中的精魂所寄来叙述其遭遇命运，并为其辩护的。所以，文中不断叙述诗的经历的文字虽显得客观平淡，而在诗情的流注中却获得了感人的力量。

（骆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