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1] ，由锦衣经历[2] 上书诋宰执[3] 。宰执深疾之。方力构[4] 其罪，赖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5] 。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已而君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会北敌数内犯[6] ，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7] 以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君既上愤疆埸[8] 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日菅刈[9] 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剌，稍稍传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

君既没，而一时阃寄[10] 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而君之门人给谏俞君[11] ，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而其子以敬[12] ，来请予序之首简。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孔子删《诗》[13] ，自《小弁》[14] 之怨亲，《巷伯》[15] 之刺谗以下，其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岂皆古之中声[16] 也哉？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17] ”,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18] ”焉耳。予尝按次[19] 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20] ，伍胥之谏疑于胁[21] ，贾谊之疏疑于激[22] ，叔夜之诗疑于愤[23] ，刘蕡之对疑于亢[24] ，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25] 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呜呼！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26] 。他日国家采风[27] 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予谨识[28] 之。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注〕 [1] 青霞沈君：沈鍊别号青霞，著有《青霞集》，或称《青霞先生文集》。 [2]锦衣卫经历：锦衣卫，明官署名，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下设同知、佥事、经历司、镇抚司等。洪武十五年设置。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后职权渐大，兼管刑狱、巡察、缉捕等事。经历，“经历司”中官职之称，掌管文牍之事。 [3] 上书诋宰执：宰执，本指宰相，明初设丞相，后废不用，代之以内阁大学士。这里指大学士严嵩。嘉靖三十年正月，沈鍊上书揭发严嵩十大罪状，详见《明史·沈鍊传》。 [4] 构：构陷，捏造罪名，加以陷害。 [5] 徙之塞上：据《明史·沈鍊传》，沈鍊因揭发严嵩父子罪状，被杖数十，谪佃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宣化一带）。 [6]“会北敌”句：北敌，指当时北方元朝后裔鞑靼可汗俺答汗。数（shuò朔），屡次。俺答多次率兵侵犯河北北部地区。 [7] 馘（guó国）：古代战争中割掉敌人的左耳，计数献功。这里指所割的左耳。 [8] 疆埸（yì易）：国界，边境。 [9]菅刈（jiānyì坚义）：菅，草名；刈，割（草或农作物）。菅刈，像割草一样地（杀戮人民）。 [10] 阃寄：阃，门槛，引申指国门。把军权委托给武将，称阃寄，意思是把国门之外的事寄托给武将。这里是指陷害沈鍊的总督杨顺、巡按路楷，事见《明史·沈鍊传》。[11] 给谏：官职名，即给事中。俞君：未详。 [12] 以敬：沈鍊的长子沈襄，字以敬。 [13] 孔子删《诗》:《诗》即《诗经》。《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后世学者对此说颇有争议，迄未定论。 [14] 《小弁》:《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相传周幽王欲立褒姒子伯服，放逐太子宜臼，宜臼之傅因作此诗。但齐、鲁二家《诗》以为是周尹吉甫之子伯奇因被逐而作。 [15] 《巷伯》:《诗经·小雅》篇名。是寺人（宫中近侍之人）孟子被谗受刑，为发泄愤懑而作。 [16] 中声：中正和谐的音乐，即古代的“雅乐”，相对于“变声”或“郑卫之音”而言。 [17] “发乎情”二句：《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是说“变风”的作者从其本性出发，虽然抒发了悲伤、怨刺的情绪，但却没有超越礼仪的界限。 [18] “言之者无罪”二句：亦见《毛诗序》。 [19] 按次：按而次之。按，考察，研究；次，排列。 [20] “屈原”句：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楚人，怀王时任左徒、三闾大夫。主张内修政治，外抗强秦。遭诬陷去职，后又被放逐江南，怨愤而作《离骚》。疑（nǐ你）通“拟”，类似。 [21] “伍胥”句：伍胥即伍子胥（? —前484），名员，春秋楚人。因父兄受谗被楚平王杀害而奔吴，佐吴王阖闾大败楚军。后吴伐越，伍子胥屡谏吴王夫差灭越，言辞不屈，终因受谗被迫自杀。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22] “贾谊”句：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洛阳人，文帝时为博士，后迁太中大夫，被谗贬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上《陈政事疏》等，指斥时弊，言辞激烈。 [23] “叔夜”句：嵇康（224—263），字叔夜，三国魏人，官中散大夫。后因不满于司马氏集团的统治，隐居不仕。终遭钟会构陷被杀。曾作《幽愤诗》以抒发被诬下狱的幽愤。 [24] “刘蕡（fén汾）”句：刘蕡，字去华，唐昌平人，宝历二年进士。文宗时试贤良对策，犯颜敢谏，长篇大论，言辞亢激。因宦官当道，黜而不用。详见《旧唐书·刘蕡传》。 [25] 荐（jìn进）绅：荐，同“搢”。荐绅即搢绅、缙绅，士大夫有官位的人。 [26] 作之忾（kài）也固矣：作，振作。忾，义愤。固，一定，必然。句意是：振奋起他们（守边战士）对敌人的愤恨，同仇敌忾，那是必然的了。 [27] 采风：风，民间歌谣。古代有采风（《汉书·艺文志》称为“采诗”）制度，朝廷派出官员到民间采集歌谣，从中考察民风和政令得失。 [28] 识（zhì志）：记。

有明一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上是最腐朽的朝代。大约从明成祖时，就开始了宦官干预朝政，后来逐渐发展到宦官专权专政的局面。权柄既归内竖，而朝中怀奸固宠之徒，便依附结纳，以致祸流搢绅。唯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与这些巨奸大恶作斗争的忠臣义士。仅以对严嵩的斗争来说，先后抗疏揭露其罪恶的，仅《明史》举其著者，就不下一二十人，而他们的结果差不多都是很惨的，有些被贬斥，有的被杀头。沈鍊便是其中之一。

沈鍊（1507—1557）字纯甫，会稽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先后在溧阳、清丰等地做地方官，后官锦衣卫经历，《明史》有传。沈鍊与严嵩的斗争，一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北方的鞑靼可汗俺答（或译作谙达）率兵侵犯内地，威胁京师，并向明朝廷索贡。在“廷议”此事时，群臣惧怕严嵩，莫敢发言。独沈鍊越阶抗论，主张坚决拒贡，并上疏乞师却虏，表现了非凡的气概。二是次年正月，上疏揭发严嵩父子十大罪状，请诛之以谢天下。结果被嘉靖皇帝打了四十大棍，谪戍保安州。沈鍊在保安仍不断指斥严嵩罪恶，并扎了三个草人，象征李林甫、秦桧、严嵩，让弟子们“攒射之”。沈鍊又亲见北敌俺答内犯，蹂躏北方人民；而作为边帅的严嵩党徒杨顺，竟拥兵坐视，一镞不发，而待敌人烧杀抢掠，满载而归之后，却纵其士卒杀良民以献功。沈鍊对此痛心疾首，写信给杨顺，痛斥其罪恶行径，同时又写了诗文祭奠无辜而死的人民。这样就更加得罪了严嵩父子。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嵩指使杨顺等诬陷沈鍊为白莲教，于十月十七日将沈鍊杀害，并把沈鍊的儿子沈襄发配“极边”。不久，杨顺为了进一步讨好严嵩，又“杖杀”了沈鍊的两个小儿子沈衮、沈褒。当他们正在阴谋杀害沈襄的时候，天网恢恢，杨顺、严嵩父子相继倒台，沈鍊一案，才得以了结，而沈鍊的诗文集《青霞先生文集》也就有了一个裒辑刊刻的机会。

这就是沈鍊《青霞先生文集》产生的政治背景。茅坤的这篇《序》，写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即沈鍊被害后的第六年，《序》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背景，真实地记载了忠臣义士沈鍊与巨奸大恶严嵩的斗争过程，真实地写出了沈鍊的生平大节，为忠臣义士传神写照，伸张正义。同时，这篇《序》又是见诸文字记载的最早为沈鍊平反昭雪的文章，应该说，《列朝诗集小传》的编者钱谦益和《明史》的修撰者们，在他们为沈鍊立传的时候，是参考过茅坤这篇《序》的，或者说他们都从《序》中借取了材料。由此可见这篇《序》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这是我们在阅读这篇《序》时需要首先知道的。

茅坤是一代文学大家，且在文学理论上有所建树，在这篇《序》中也表露了他对诗文创作的深刻理解。茅坤从文道合一、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出发，对沈鍊诗文之所以产生及其社会价值，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与肯定，从而表现了他比较进步的文学思想。这也是这篇《序》的核心所在。茅坤认为，沈鍊的诗文是当时忠奸斗争即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的产物。沈鍊既迫于严嵩压制之下，又目睹边帅的误国虐民，“既上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面对这种现实，他“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这样，他的郁勃磊落的诗文就产生了，“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茅坤认为，沈鍊的这种诗文不必以“古之中声”（和谐中正之音，不亢激，也不低沉，这是古代标准的音乐，用以表达温和的情绪和“中庸”的思想内容）来衡量，不是“中声”, “亦未必无录之者”。他的论据是：一、孔子删《诗》，未必皆中声，如《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忠臣怼士之作等，皆有怨刺愤怒的情绪，已非“中声”，孔子看到了它们的思想价值，而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的原则，“不遽遗之”；二、自屈原以来的一些忠臣义士之作，未必皆中声，如屈原、伍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他们的作品或怨，或胁（威胁逼迫的意思），或激，或愤，或亢，“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这里，茅坤把沈鍊视作“古之志士之遗”，将其诗文与孔子删《诗》、屈原作《离骚》等相提并论，对沈鍊人格及其诗文的推崇、评价，已臻极致。当然，这种评价也是从沈鍊的影响及其诗文的社会效果出发的，所以他又说：“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而其作品，“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茅坤对沈鍊作品的评价，完全是从其思想意义着眼的，“至于文词之工与不工”之类，“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可以说，茅坤论人、论文，确实是抓住了“大节”。这种观点，从救正前后“七子”论文重在钩章棘句的风气来说，是颇具只眼的，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这篇《序》在写作用笔上亦颇多佳处。如其文气畅达，“浩落苍凉，读之凛凛有生气”（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评语）。作者的感情爱憎分明。语及沈鍊，称其人，则“君”字凡十四用；叙其事，则极尽敬颂之情，且行文中往往横插一二句称颂之语，收情文并茂之效，如“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 “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相反，言及奸臣，虽话语不多，却能尽切齿之恨。如“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 “始出死力相煽构”, “足以寒贼臣之胆”等，一个“构”字，已足为贼臣定案，再以“死力”加倍修饰，遂使贼臣千古不得辞其咎；至于“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语含讽讥，一望而知。作者为使文气畅达，句间多用“而”字，以使内容、语气转接紧凑，而无阻滞之迹；“孔子删《诗》”至“当亦未必无录之者”一段论辩，多用排句，势如连弩，排宕而下，读之不容间歇；“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句，《古文观止》特加批注曰：“二十三字作一气读”，亦是语气紧凑不容间歇处。至于文章结构，亦颇有特色：序其文集，却迟迟不言其文集，而是先详说其人其事，然后用“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一句轻轻转出其诗文之有集，但只此一句，立即又转说其人其事；及至论其诗文，又多从“中声”问题上立论，似乎与评价其文集无关系，实际上是句句评其文集，且极尽推尊之意；直到文章之末，才正面说明其文集的价值。这种用笔，曲折回环，亦是低徊咏叹之意。

茅坤与沈鍊为同榜进士，且亦备受奸臣迫害，虽有“奇才”而不得用，以致废居故里五十馀年，坎坷以终（详《明史·文苑传》）；再加上他有一定的古文造诣和比较进步的文学观点，所以才能写出这篇感情真挚而又不乏艺术佳境的序文来。

（邱鸣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