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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
【作者小传】
(1336—1374) 明诗人。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称“吴中四杰”。明洪武初,召修《元史》,为翰林院国史编修。后擢户部右侍郎,辞不就。尝赋诗有所讽刺,被太祖借故腰斩于市。能诗文,尤精于史。著有《高太史大全集》、《凫藻集》等。
书博鸡者事
高启
博鸡者袁[1] 人,素无赖,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
元至正[2] 间,袁有守[3] 多惠政,民甚爱之。部使者[4] 臧,新贵,将按郡[5] 至袁。守自负年德,易之[6] ,闻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7] 。”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会袁有豪民尝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诬守纳己赇。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袁人大愤,然未有以报也。
一日,博鸡者遨于市,众知有为,因让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贫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赀,诬去贤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诚丈夫,不能为使君一奋臂耶?”博鸡者曰:“诺。”即入闾左[8] 呼子弟素健者,得数十人,遮豪民于道。豪民方华衣乘马,从群奴而驰。博鸡者直前捽下提殴之。奴惊,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复自策其马,麾众拥豪民马前,反接,徇诸市,使自呼曰:“为民诬太守者视此!”一步一呼,不呼则杖,其背尽创。豪民子闻难,鸠宗族僮奴百许人,欲要篡以归。博鸡者逆谓曰:“若欲死而父,即前斗;否则阖门善俟,吾行市毕,即归若父,无恙也。”豪民子惧遂杖杀其父,不敢动,稍敛众以去。袁人相聚从观,欢动一城。郡录事[9] 骇之,驰白府。府佐[10] 快其所为,阴纵之不问。日暮,至豪民第门,捽使跪,数之曰:“若为民不自谨,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为怨望,又投间[11] 蔑污使君,使罢,汝罪宜死。今姑贷汝,后不善自改,且复妄言,我当焚汝庐,戕汝家矣。”豪民气尽,以额叩地,谢不敢,乃释之。
博鸡者因告众曰:“是足以报使君未耶?”众曰:“若所为诚快,然使君冤未白,犹无益也。”博鸡者曰:“然。”即连楮为巨幅,广二丈,大书一“屈”字,以两竿夹揭之,走诉行御史台[12] 。台臣弗为理,乃与其徒日张“屈”字游金陵市中。台臣惭,追受其牒,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时,博鸡者以义闻东南。
高子曰:“余在史馆[13] ,闻翰林天台陶先生[14] 言博鸡者之事。观袁守虽得民,然自喜轻上,其祸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15] ,以雠[16] 一言之憾,固贼戾[17] 之士哉!第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愤,识者固知元政紊弛而变兴自下之渐矣。”
〔注〕 [1] 袁:袁州路,治所在今江西宜春。 [2] 至正:元顺帝年号(1341—1368)。[3] 袁守:袁州路隶属江西行省。路设总管府,袁守即袁州路总管。袁州在隋、唐为宜春郡。故本文借用“守”即郡太守来称呼袁州路总管。 [4] 部使者:指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肃政廉访司元初称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称。每道廉访使二员,正三品;副使二员,正四品。此处称“部使者”,是借用汉武帝时“部刺史”的名称。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十三部(州),置部刺史,职掌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汉书·百官公卿表》及注)。 [5] 按郡:按察所管各郡。元朝的“路”相当于隋、唐的“郡”。 [6] 易之:轻视他。[7] 臧氏之子:臧家那个小子。《孟子·梁惠王下》:鲁平公将见孟子,被所宠爱的小臣臧仓阻止。孟子知道后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臧氏之子”出典于此,故部使者听到后认为袁守藐视他,十分恼怒。 [8] 闾左:闾,里门。古时富强人家居里门之右,贫弱人家居里门之左。此言贫苦人家聚居处。 [9] 郡录事:《元史·百官志七》:“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10] 府佐:总管府的佐官。当时袁州户逾十万,为上路,佐官有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员。 [11] 投间(jiàn谏):找空隙,趁机会。 [12] 行御史台:元代中央设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又在各重要地区设行御史台。此处行御史台指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以监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统制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十道,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即其所属。驻地有扬州、杭州、江州(九江),至元二十三年(1286)迁于建康(即下文之金陵,今江苏南京)。 [13] 史馆:国家编修史书的机构。高启于明洪武初年被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 [14] 天台陶先生:指陶凯。凯字中立,临海(今属浙江)人。洪武初以荐征入纂修《元史》,书成,授翰林应奉。天台与临海两地相邻,明俱属台州府。 [15] 三尺:古代把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或木简上,故称为“三尺法”,或简称“三尺”。 [16] 雠:报。[17] 贼戾:阴险凶狠。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闾巷的游侠作了高度评价,说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而在帮助别人摆脱困境、昭雪沉冤之后,又“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像朱家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的“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值得称道的。于是“以武犯禁”的游侠,才引起社会的注意,得到士大夫的承认。高启这篇《书博鸡者事》,就是对那个“其行不轨于正义”的游侠,给予由衷的歌颂,而对那个“枉用三尺,以雠一言之憾”的权贵,给予应有的鞭挞的。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对个人的褒贬,而是把批判的锋芒,伸进了社会的核心,政治的深层。
高启在这个政治小品中,塑造了一个令人敬慕的游侠形象。他“素无赖,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颇有点像《游侠列传》中的剧孟“好博,多少年之戏”。他“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又有点像郭解的“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故“解出入,人皆避之”。这么寥寥几笔,便把博鸡者的性格特征勾勒了出来。他容貌不足以动众,言语不足以惊人,只是一个好博好斗的“无赖”而已。然而就是这个“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五人墓碑记》)的人,作出了惊世骇俗、“义闻东南”的事来。这为突出博鸡者后来的有勇有谋、敢作敢为作了很好的铺垫和反衬,在艺术构思上叫做“蓄势”,叫做“欲扬先抑”。跟那些从概念出发,把正面形象塑造成高大、完美的典型,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当他遨游于市,人们责备他空有勇者之名,而对豪民的诬陷贤良,却不敢攘袂奋臂,挺身出来伸张正义时,便立即“入闾左呼子弟”,把那个衣华衣、乘肥马、从群奴,招摇过市的豪民拦住,抓下马来,饱以老拳,扒了他的衣服,骑上他的大马,反绑着他的双手,指挥群众簇拥着那个豪民游街示众,并强迫其边走边喊道:“为民诬太守者视此!”“不呼则杖,其背尽创”。这么一出大快人心的威武雄壮的活剧,却是这个博鸡者导演出来的,从而突出了这位游侠的高大形象。等到豪民的儿子“鸠宗族僮奴百许人”,准备把豪民拦抢回去时,如果博鸡者慑于强敌,稍有动摇,就毁了他的侠义形象;如果摆开阵势,任气斗狠,就要酿成流血的惨案。在这危急时刻,博鸡者胸有成竹,指挥若定,迎上前去对豪民的儿子说:“若欲死而父,即前斗;否则阖门善俟”。几句话杀住了对方的威风,迫使他为了父亲的安全,不得不“敛众以去”。这个袁人聚观,欢动一城的喜剧,还是这个博鸡者导演出来的。说明这个博鸡者,不但喜欢斗力,而且善于斗智,从而进一步丰满和完善了这个游侠的形象。到了日暮,队伍游到了豪民的门口,博鸡者又把豪民抓来跪着,历数其罪行说:“若为民不自谨,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为怨望,又投间蔑污使君,使罢,汝罪宜死。今姑贷汝,后不善自改,且复妄言,我当焚汝庐,戕汝家矣。”这一席话,既肯定了袁守的杖责豪民,是完全合法的;又指出了豪民的蔑污袁守,是罪在不赦的;还警告了那个横行街坊的豪民,如果“不善自改,且复妄言”,就要焚其庐,戕其家,迫使那个平日作威作福的豪民,不得不“以额叩地,谢不敢”,然后放了他。这么一出“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愤”的活剧,也是这个博鸡者导演的。通过上述三个细节的描写,博鸡者的形象就更加鲜明,更加突出了。写到这里,虽然正义得伸,人心大快,然而袁守之冤未白,官未复,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于是人们又向博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说明人们不但信赖博鸡者的任侠精神,而且对他的才能和智慧也是深信不疑的。果然,博鸡者没有辜负人们的信赖和期望,使出了“连楮为巨幅,广二丈,大书一‘屈’字,以两竿夹揭之,走诉行御史台”的一“招”来,让台臣看到群众的力量,让群众看到斗争的希望。不料台臣竟然“弗为理”,似乎希望又落了空,路又走到了尽头;没有想到博鸡者又施展了“日张‘屈’字游金陵市中”的绝招来,以激发台臣的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终于“追受其牒,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完全满足了人们的愿望,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使博鸡者这个游侠形象更加高大,更加值得尊敬。这无论在斗争的艺术上,还是在写作的技巧上,都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愉悦。
对于博鸡者的对立面,作者虽没有花很多的笔墨去描写他们,但往往随手涂抹,妙趣横生,豪民的丑态,台臣的窘状,形神毕肖,呼之欲出。透过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元政紊弛变兴自下之渐”,便在读者的心底眼前形成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个新贵臧使者,本来与袁守毫无宿怨,照理,应该在他按郡巡视时,对于“多惠政,民甚爱之”的袁守优叙政绩,上报朝廷,给予褒奖,以为天下的楷式;不料他以一言之憾,睚眦之怨,不惜滥用权势,颠倒是非,处心积虑想用法律来罗织袁守罪名,致使豪民乘隙诬称袁守收受了自己的贿赂,而他既不作调查,又不察舆情,竟以捕风捉影之辞,把袁守逮捕起来,并逼其承认贪赃枉法的罪行,然后罢了他的官,以泄私愤。这种利用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误国殃民的国蠹民贼,哪一个朝代没有?因而这件事具有超越时空的典型意义。而那个拥有更大权力的台臣,不过是“全躯保妻子”的庸才,只要没有危及自己的乌纱帽,任他悍吏横行,民不聊生,到处是冤狱,到处有哀鸿,一概“弗为理”;只有当他感到事态的发展,有可能影响到他的名誉和地位了,才被迫出来“受其牒”。这种“笑骂由人,好官自为”的昏官,哪一个朝代又没有呢?人物的典型性,揭露的深刻性,这便是这篇文章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之所在。
(羊春秋)
墨翁传
高启
墨翁者,吴槐市[1] 里中人也。尝游荆楚[2] 间,遇人授古造墨法,因曰:“吾鬻此,足以资读书,奚汲汲四方乎?”乃归,署门曰“造古法墨”。躬操杵臼,虽龟手黧面,而形貌奇古,服危冠大襦,人望见,咸异之。时磨墨沈数斗,醉为人作径尺字,殊伟。所制墨,有定直。酬弗当,辄弗与。故他肆之屦恒满,而其门落然。
客有诮之曰:“子之墨虽工,如弗售何!”翁曰:“嘻!吾之墨聚材孔良,用力甚勤,以其成之难,故不欲售之易也。今之逐利者,苟作以眩俗,卑贾以饵众,视之虽如玄圭[3] ,试之则若土炭,吾窃耻焉。使吾欲售而效彼之为,则是以古墨号于外,而以今墨售于内,所谓衒璞而市鼠腊[4] ,其可乎?吾既不能为此,则无怪其即彼之多也。且吾墨虽不售,然视箧中,则黝然者固在,何遽戚戚为!”乃谢客闭户而歌曰:“守吾玄以终年,视彼沽者泚然。”客闻之曰:“隐者也。吾侪诵圣人之言,以学古为则,不能以实德弸其中,徒饰外以从俗徼誉者,岂不愧是翁哉?”叹息而去。
齐人高启闻其言足以自警也,遂书以为传。翁姓沈,名继孙。然世罕知之,唯呼为墨翁云。
〔注〕 [1] 槐市:汉代长安读书人聚会、贸易之市,以其地多槐得名。后借指学宫、学舍。这里为杜撰的地名。 [2] 荆楚:指楚国,今湖北、湖南一带地区。 [3] 玄圭:黑色的玉。[4] 衒璞而市鼠腊:比喻有名无实。《战国策·秦策三》:“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本文名虽为传,实则借传主之口,用形象化的方法,阐明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熔叙事、议论于一炉,寓逻辑说理于艺术形象之中,使诉诸逻辑的说服力通过诉诸形象的感染力表现出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它的艺术效果。墨翁是那样地出污泥而不染,临财利而不苟,忠于自己的事业,恪守自己的信条。他制墨时,“聚材孔良,用力甚勤”,不辞躬操杵臼,龟手黧面,自以为足以资读书,不必汲汲四方去为生活奔跑了。但因为他坚持了“以其成之难,故不欲售之易”的原则,所酬不相当就不卖,所以别的卖墨者常常应接不暇,而他却是门前冷落,又不肯像别人那样“苟作以眩俗,卑贾以饵众”,认为“以古墨号于外,而以今墨售于内”,那就是“衒璞而市鼠腊”,挂羊头而卖狗肉,以假冒真,以次充好,是违反道德准则的。当别人嘲讽他说:“墨虽工,如弗售何!”他却心安理得地说:“吾墨虽不售,然视箧中,则黝然者固在,何遽戚戚为!”甚至闭户谢客,为歌以明志说:“守吾玄以终年,视彼沽者泚然。”作者就是这样笔端带着极大的激情,通过人物的生活经历和精神面貌,寄托了自己的爱和憎,表现了“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文心雕龙·史传》)的严肃的创作态度。这与其说是传记文学,毋宁说是讽刺小品;与其说是为墨翁立传,不如说是对当时的现实痛下针砭。可以说墨翁这个艺术形象,是作者依据封建士大夫“独善其身”和“高尚其事”的人生哲学塑造出来的,有作者自己的投影在里面;而那些弄虚作假的“逐利者”,则是现实生活中市侩们的丑恶嘴脸。那些口道圣贤之言,身为狗彘之行的;那些表面上看来像“玄圭”,实际上是“土炭”的;那些为了蝇头微利,不惜出卖自己的;那些迎合世俗的心理,向社会廉价抛出自己的黑货的,不是经常活动在我们的周围吗?这些都是墨翁所不屑、所不齿的,都是墨翁看到了额头上就要冒出汗来(泚然)的。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墨翁那样洁身自好的人,却只能穷愁老死于瓮牖绳枢之下;而那些昧着良心的逐利者,却可以腰缠万贯,一呼百诺,自致于青云之上。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了对墨翁的无限敬意,也表达了对那些以假冒真的逐利者的无比憎恨,正好表现了作者的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这是传记文学的传统的写法。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就是通过一个弃官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表现韩愈的社会理想与人生哲学的。他从“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了“任有小大,惟其所能”, “有功取直,虽劳无愧”,鞭挞了那些“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剥削者,最后以“故予为之传而自鉴焉”作结,名为“自鉴”,实为警世,也就是警戒那些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的社会蠹虫的。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也是通过一个种植能手郭橐驼的口,说明只有“顺木之性”,才能使之“早实以蕃”,以嘲讽那些政令多于牛毛,扰民甚于剧盗的昏官庸吏,最后也是以“传其事以为官戒”作结。高启的《墨翁传》,结尾也是说:“闻其言足以自警也,遂书以为传。”说明高氏是受了韩、柳的影响的,也说明他们写作的目的,都是为了鞭挞丑恶,揭露黑暗,为那个社会击一猛掌,以引起治国者的注意的。
(羊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