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帝温家宝 -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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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作者简介】
余杰，一九七三年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学文学硕士；一九九八年，其部分作品结集为处女作《火与冰》出版，同年，该作品被「席殊读书俱乐部」评为「十大好书」（文学类）之一，被视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批评立场回归的标志；二零零零年，《为自由而战》获《亚洲周刊》（英文版）「年度最尖锐评论奖」；二零零二年，获纽约万人杰基金会之「万人杰文化新闻奖」；二零零六年，长篇小说《香草山》获香港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基金会之「年度文艺奖」；先后受邀欧美及港台数十所大学和学术机构任访问学者。
2012年1月11日，余杰全家逃离中国，前往美国。
余杰是少数敢于说真话的中国作家之一，也是一名关注言论自由、公民权益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其公共性的写作以及在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领域的活动，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鲍彤：虚拟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推荐余杰作品《中国影帝温家宝》
中国的公民之所以关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是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领导手里。千家万户对领导都有所求──请求领导过问拖欠的工钱，请求领导制止官商勾结的暴力拆迁，请求领导把自己党内的腐败「领导」好，请求领导别再「领导」老百姓的事，别再管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哪些网络必须封，等等。
作家余杰写作和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封面见下图），无非是批评领导，无非是对领导抱有希望，无非是想知道领导人到底有没有正视而不回避摆在他们面前的、非解决不可的重大社会问题。有没有决心从善如流，实施宪法，使中国在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方面获得实质性、制度性的进步？如果对领导绝望，还会浪费笔墨吗？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这些批评的言论，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和要求。我看这种情绪和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到底是共产党为实现理想而建立，还是理想为解释共产党的领导权而存在？虚幻与现实，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到了公元二○一○年，竟然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据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面党的领导是「公仆」，所以连斯大林也认为：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百分之百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家常便饭，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却是难上加难的大难题。斯大林的话对中国显然没有约束力。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特色，主人和公仆的关系与众不同，即便如此，查来查去，中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都没有说过公民批评不得党国领导人。
六十年前流行过一句话，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九五三年出过一个「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事件：一位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产主义者，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中共中央发觉后，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此事被立即通报全国，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务必倾听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不可因身居高位而批评不得。
现在流行唱红打黑。正是毛泽东本人，在七大会场上，请求大会批准，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标志。须知有无「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区别真共产党和假共产党的标志。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真；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共产党，是假。
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
《中国影帝温家宝》不能在大陆出版，准备到香港出，但是作家受到警告，香港也不许出。警方的逻辑是，领导人不是普通人，批评领导人就会成为很严重的刑事案件，很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判重刑。
警方的逻辑是现实的逻辑，但这是小题大做，起码是帮倒忙；说得严肃一点，是替和谐开倒车；用法律语言来说，这是非法的、违宪的。我希望警方悬崖勒马，迷途知返──现在还来得及。也许毛泽东当时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意在表演，但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而载入史册，受党领导的警方就不应该把它视为儿戏。文明的进步需要积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说不定就是明天保护人权的具体现实。
对公民的批评，需要党国领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用不着紧张，用不着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力量来「维稳」。
我很乐意为《中国影帝温家宝》作序。因为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言者无罪的虚拟世界，一个是言者有罪的现实世界。领导和被领导，大家都在矛盾中间过日子。为了解决矛盾，首先需要指出矛盾。二百多年前，安徒生用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向欧洲人指出了矛盾。现在同样需要有人向中国人指出矛盾。余杰先生作了勇敢的尝试，这本书也将因此成为检验中国的药剂。如果从此以后，言者真的无罪，党国领导、省市领导、县区领导、乡镇领导，真的成为公民有权批评的对象，公民真的有了批评任何官员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本书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8月号
《中国影帝温家宝》自序
如果放弃自由，我将日渐衰弱。那些可以出卖的灵魂是骚动和黑暗的。对任何事都不能撒谎，否则四分之三的真相后便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
——乔治•康拉德
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
二零零三年春，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的时候，零距离接触到美国的电视、广播、报刊和网络，这才大吃一惊：几乎九成以上的政治类评论都在尖锐地批评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分支。恶搞总统的漫画触目可见，如果仅仅从媒体上了解美国总统的话，一定会认定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穷凶极恶的大坏蛋。我曾经读过旅美作家林达写的一本名为《总统是靠不住的》的书，看来，大部分美国人不仅认为总统是靠不住的，甚至认为总统是各种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尽管这个总统是他们自己用选票选举出来的），正如自己亦贵为总统的里根的那句名言：“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就是问题的所在。”而同样也是大家批评甚至恶搞的对象的小布什，也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里，批评政府、批评国家元首和行政首长，是公民及知识分子的权利与天职。接受公众的批评甚至“谩骂”，也是所有的从政者首先需要修炼的一项“基本功”——如果没有这种心理素质，就不要参加这场游戏。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说过：“自由的舆论与政府相比更为重要，宁可没有政府有自由的报纸，也不能没有自由的报纸而有政府。”在我看来，这就是两百多年来美国成为繁荣而富强的国度，而且从未发生过一次政变的原因之一。一个任由民众批评的政府，必然是民主而自信的政府，其稳定是不言自明的；反之，一个不能容忍民众批评的政府，必然是专制而自卑的政府，即便耗费天价的维稳费用，亦无法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都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里。很不幸，我便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不健康的社会当中：盘踞在我头上的政府，不是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而是以武力和谎言强迫大家忍受的政府。在中国，不是统治者被人民关进笼子里，而是统治者将人民关进笼子里。重庆一名怀疑自己孩子死于三鹿毒奶粉的家长唐琳，只是在网上发表了几句泄愤的言论，五月被警方带走，七月初证实被“劳教”，罪名是“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所谓“公共安全”，其实是杀人者的安全。于是，杀人者获得高升，被害者继续受到戕害。那么，这种惨淡的现实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远远地羡慕美国公众和美国知识分子自由自在地批评政府的权利与自由呢？不，我不接受“某些东西可以言说，某些东西不可以言说”的“潜规则”，也不愿意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是：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
当年，性情羞怯的剧作家哈维尔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政治人物”，却因为“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的理想与实践，而受到捷克当局的骚扰、诽谤甚至逮捕。但他努力传达的信息绝对与政治无关。哈维尔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和当权者争论，在一个靠着谎言执政的政权下，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要“生活在真实中”。他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捷克脆弱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目标和策略。他说，目标应当是无论政府想把什么强加到你的身上，你都应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好好活着，“假装”你真的很自由。
由此，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选择了“萨米亚特”（samizdat）式的写作。这个词语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早在三百多年前，伟大的英国诗人弥尔顿便在《论出版自由》中表示：上帝赋予人类自由意志和选择善恶的能力，所以根据良心作自由讨论是最重要的自由。而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便写道：“那些思想刽子手们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为了捍卫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坚守“萨米亚特”式的写作和传播方式：复印稿、打印稿、地下印刷品……这是一种“地下”状态的写作，写作者却保持着“地上”的阳光明媚的心态。在那个科技不发达、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时代里，他们的文字和思想的传递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比如，在罗马尼亚，公民不能自由地购买打印机，购买打印机需要获得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并由国家统一编号，以便当局调查打印稿是由哪台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于是，作家们只能以手稿的形式，传播那些比较“敏感”的文章。
今天的中国，虽然有了互联网，但又出现了防火墙，我的文字都被他们用技术手段阻隔在墙外；中国大陆之外的香港和台湾有出版自由，我写的书只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自己带回大陆的时候却遭到海关的查扣。所以，我的写作也是一种“萨米亚特”式的写作。这是一种需要战胜恐惧的写作：我“假装”生活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可以用最“刻薄”的语言“羞辱”政府和各级官员，而不必担忧秘密警察夜半敲门；我“假装”生活在一个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在那样的国家里，每个公民都可以依照良心公开地敬拜自己的神，而不必担心受到政府的干涉与打压。这种“假装”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这种“假装”有时需要付出沉重代价：比如，你的名字被列入宣传部的“黑名单”，你的电话和电邮遭到国保警察的窃听和偷窥，你来往的朋友会变得越来越少，你不能在大学的讲座和会议上登台发言……甚至还有可能像刘晓波那样，仅仅因为追求“活在真实中，为真实而写作”，就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高达十一年的重刑。刘晓波的判决书中被当作犯罪证据的那些文字，在我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段落。也就是说，刘晓波的罪名随时随刻都可能安在我的头上。
胡温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尽管如此，我不会在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作任何的退让和放弃。如果没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活着，岂不成了行尸走肉？而言论自由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批评的自由，特别是批评统治者的自由。当我面对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既批评皇帝，也批判宰相。在帝制时代，暴君与奸相总是相辅相成的，暴君之暴与奸相之奸，乃是专制制度缺一不可的两个车轮。历史学者祝总斌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分析说，宰相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机器中，重要性仅次于君主的一个环节，一般说，它由君主精选，由统治经验丰富的大臣组成。“君主握有对一切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但一般不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宰相负责直接统领百官，处理政务，然而原则上只能‘助理万机’，并无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没有君主，便无法统一封建统治阶级不同集团、派别的行动，便不能建立政权，形成国家；而没有宰相，一般说，统治机器便很难有效地运转。”换言之，既然宰相是君主亲自选择的，坏君主选择的必然是坏宰相，坏君主不可能选择好宰相；反之，坏宰相是坏皇帝实现其暴政的最佳助手，再勤奋的暴君也不可能一个人干完所有的坏事，那么坏宰相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君相关系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基本的架构。
用此角度透视中共的权力结构，即可发现：中共虽然言必称马列，其统治模式仍然沿袭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党魁即皇帝，党国即皇家，政治局即军机处，连他们办公的地方都是昔日皇帝居住的中南海。毛泽东拒绝梁思成的在老北京城的西郊设立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议，而是选择入驻皇帝的花园，不仅仅是为了舒适与安全，更是要取得当代帝王的象征性的身份。由此可见，中共这台统治机器的核心仍然是皇帝和丞相的“合二为一”。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可以合作至死，毛泽东清洗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权臣，却单单让周恩来成为“不倒翁”。当年，毛选择周作助手；今天，胡选择温作助手，绝对不是“偶然”，而是“精挑细选”的结果。这是极权主义的必然逻辑：既生毛，必生周；同理，既生胡，必生温。毛与周之间的合作远远多于矛盾，胡与温之间的关系亦然。故意夸大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属于同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司令部”。毛与胡所干的每一件坏事，周与温都不能免除其帮凶的罪责。当代中国人之厄运，在于遭遇了翻天倒海、无恶不作的毛，但如果没有周之亦步亦趋、周密部署，毛之狂想则难以落实，故而周亦是罪不容赦的凶手。同理，在今天的中国，温家宝在整个政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温的配合与支持，胡的独角戏是唱不下去的。
对温家宝的分析与评论，可以放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宰相传统之中，以“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之。在这一传统之中，孔明和包拯是中国人心目中贤相的最高境界。中国的士大夫最喜欢的是诸葛亮，“一部西游全凭大圣翻跟斗，半场三国多赖孔明用计谋”，经由《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之渲染，蜀汉政权的丞相诸葛亮成了士大夫心目中智慧与道德的化身，成了历代争先恐后地“入君彀中”的“天下英雄”的最高人生目标。诸葛亮的“忠”，使他的声望甚至盖过了主人，人们但知有“武侯祠”而不知有刘备墓。诸葛亮的“智”，则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厚黑学的先声。在人们一味的赞誉中，唯有鲁迅看出其“状多智而近妖”。而中国的老百姓最喜欢的则是包拯，他们喜欢的不是历史中真实的包拯，而是若干戏曲故事的主人公包青天。这个面黑如漆的包公执掌着一个具有惩恶扬善功能的龙头铡，这个龙头铡如同封神榜中神仙们的法宝，带给观众现实生活中最为匮乏的公义，也蕴含着生活在人治社会的人们对法治最热切的渴望。在戏剧舞台上，包青天甚至可以找来八贤王手中那只“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金锏，来一场“打龙袍如打昏君”的行为艺术。浓得化不开的孔明情结与包拯情结表明，中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此重合在一起了。
一般来说，中国人对君王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像德国人那样全身心地崇拜希特勒的时候并不多（毛时代是一个特例）；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贤相充满美好之憧憬，即便君王再残暴，只要他旁边有一个孔明或包拯一样的贤相，这日子便可以忍受下去（所以，当毛的偶像崇拜破灭许久之后，许多普通人仍然对周不乏好感）。在此意义上，如果说君主是专制体制的大脑，那么丞相就是专制体制的心脏。丞相不仅使臂使指地指挥各级官僚，而且成为“屁民”与“暴君”之间的最佳“调和者”——没有丞相亲自出面抚慰，“屁民”哪能如此安于被宰割的悲惨命运呢？贤相情结继续在主宰着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古有孔明和包拯，今有周恩来和温家宝，似乎没有他们，中国人就不能生活得安安稳稳的。今天，温家宝的良好名声，除了归功于他个人出色的演技之外，也表明中国人的孔明情结和包拯情结的“现代转化”。
在此意义上，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的当代史又都是历史。就温家宝个人而言，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以孔明和包拯为自我期许；就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用戏剧和影视中的孔明和包拯的形象来对应现实中的温家宝。演员和观众都入戏了。“是耶，非耶，其信然耶；秦欤，汉欤，将近代欤”，温家宝下矿井吃饺子、到农村开拖拉机、在灾区搬砖头，都比央视精心制作的“下乡”的文艺节目“同一首歌”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但是，表演就是表演，表演是当不得真的。思想史家徐复观指出：“专制政治及抱专制思想的人，在其本质上和知识与人格是不能相容的。太史公在《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即是不过以儒术来作专制的装饰之用。”以此分析温家宝的内在人格与外在表现，画皮画骨、入木三分。温家宝执政以来所有的作为，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饰”。他知道中共这架老爷车即将散架了，自己不是一个有魄力和能力刹车或改道的驾驶员，更何况自己只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于是，他只能像一个木偶人一样，“饰”得了一时算一时，坚持到曲终人散的那一刻就算是最大的胜利。至于下一场戏该怎么演，那就跟自己无关了。正是这样一种定位，使得胡温之间的搭配，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胡对温是绝对信任的。有的时候，胡甚至会允许温在媒体上抢了自己的风头，因为他知道温的出色表演对“九人团”是有利的，温不会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不知好歹地“自掘坟墓”。
鉴于胡温如同一枚硬币之两面，我对胡与温的批评，目的都是戳穿这种权力的“超稳定结构”。有朋友好心地劝告我说，不要点名批评胡温，这样做风险太大，你不妨只谈体制，以免触怒具体的批评对象。但在我看来，人与制度是一种互动关系，一套坏的制度，是靠一群坏的统治者来维持和推动的。忽略个人的责任，抽象地批判制度的罪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点名批评胡锦涛、温家宝和他们的前任、后任，以及他们的同僚、下属和打手，是我的生活和写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原则之下，我批评温家宝，乃至专门结集出版一本批评他的文集，并非我与他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他担任了总理这一职务——我的批评既是针对他个人的，更是针对他所担任的职务的。我希望的这一批评工作让越来越多的读者意识到，原来批评总理并非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而本来就该是公民实践其言论自由的“家常便饭”。
我的“公民议政”不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每当我批评温家宝的时候，便会遇到一种“反批评”。在那些自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中，此观点亦相当普遍：温家宝毕竟在公共领域中表达了一些对民主的赞同和对民生的关切，即使他说的全都是一些无法实现的空话，也比那些连空话都不说的同僚好一些吧？温家宝这些支持民主、支持改革、关心弱势群体的表达，已经显示出他的政治立场与胡党魁以及其他几名政治局常委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职之是故，民间社会对温不妨多一些鼓励和嘉许，让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肯定，从而更有信心地去从事改革事业。或者，我们通过促使温家宝“向右转”的计谋，扩大统治阶层内部的差异，甚至让中共高层陷入内部分裂，出现“党内有派”的格局。这样，中国的变局才有可能早日到来。职之是故，他们指出，那些批评温家宝的声音，堵死了党内开明派腾挪的空间，甚至从反面加强了中共党内的团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批评温家宝不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在我看来，此类观点是那些权谋术与厚黑学读得太多的人的癔症。首先，温与其他同僚之间的“分裂”，根本就是一部分“过于善良的中国人”在象牙塔中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温既不是毫无权力的摆设，也不是中南海里的异议者，否则他的“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言论，怎么会被当作全国高考作文的题目呢？否则他怎么可能在胡党魁都还没有独自出版著作的时刻，自己率先出版一本歌功颂德的访谈录呢？温家宝不是一个被架空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总理，而是一个精通权谋、明哲保身的总理。其次，中共统治者从来就不在乎“民意”如何，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六十年里，“民意”从来没有与权力阶层达成过“良性互动”。因此，用弱不禁风的“民意”去支持“潜在的改革派”，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加冕的“单相思”。而这类观点的更为致命之处在于：它将知识分子的写作与表达，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看作是权力运作中的一个棋子。即便是被打压的异议者，也汲汲于充当一名“地下帝王师”。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存在意义的贬低和蔑视。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绝对不会扭曲自己的言论自由去迎合政治权谋的目的。这种观点的流行只能表明，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资治通鉴”式的中古时代。
与之相反，我在《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中主要表达如下之观点：第一，胡温是一体的，胡温与其他政治局同僚以及江系人马之间的合作远远多于分歧。党内各派系都深深地知道，他们的“团结”乃是垄断权力的前提，“不团结”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因此，他们的内斗通常会“点到为止”，而不会“见血封喉”。第二，胡温绝非改革派，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体制内部出现改革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有坚持“不改革”的理念的人，才有机会成为“接班人”之候选人。因此，寄希望于中共领袖“自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民间社会来说，与其憧憬明君或贤相的出现，不如从自己开始做起，一点一滴地对抗冷漠和恐惧的制度与文化。第三，我们要将批评胡锦涛、温家宝以及所有的统治者当作一种不言自明的自由与权利，要让这种批评内化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探索与积累进行批评所需要的知识，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约翰•亚当斯所说：“记住，无论冒多大的风险都要支持自由。……而自由，如果人们不了解它，它也很难被保存下来。人天生有权获得知识。伟大的造物主没有白费心血，他赋予他们理解力和求知欲。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权利，一种毋庸置疑、不可割让、不能废弃、神圣的、了解最令人敬畏和嫉妒的知识的权利，我所指的是有关他们统治者的性格和行为的知识。”我的观点当然可能有对有错，但我希望所有读者都参与到支持批评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业当中来。
我的公民“议政”从来不是黑幕后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我对中共内部政治派别的此消彼长以及探究这些大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我所追求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用我的笔，写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杨宪益先生说得好，“岂有书生能造反，倾城何必怨红颜”。但是，一个极为吊诡的事实仍然出现了：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我，居然成了胡温当局派遣的国保们“贴身保护”的对象，居然被某些人定义为“搞政治的危险分子”，我这个小时候的“乖乖孩”突然变成了“不可接触”的“麻烦制造者”——出于真实的危险和想象中的危险，出于外在的恐惧和内心的恐惧，很多人不再敢跟我来往，国保们的孤立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这样的代价是否太大了？不，跟林昭、顾准和遇罗克的遭遇相比，这样的代价是我可以承受的。如果放弃了上帝赋予的言论自由，我岂不成了一具行尸走肉？那将是一个更加可怕的结果。所以，无论冒着多么大的风险，我仍然要这样生活、这样写作，不是说我有多么勇敢，而是说这就是我所热爱的、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
能够参与当代中国“萨米亚特”式的写作，是我的荣幸与异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刘晓波一起并肩前行。捷克“萨米亚特”写作的代表人物、作家伊凡•克里玛说过：“一个出于其内心的需要，敢于直面权力者，敢冒一切风险的人，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的人，权力来自何处，权力的起源是什么，他们的职责是什么，也许他会使他们变得多一些人性。然而，对那些当权的人来说，对那些屈服于权力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像是愚蠢透顶。可是，对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就隐藏在那些傻瓜的行为里面。”而“七七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哲学家扬•帕托切克亦指出：“七七宪章的签署者们不为自己谋求政治权力，也不想成为道德权威委员会或社会‘良心’；他们不把自己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也不随意评判别人；他们的努力单单是为了净化并加强对一个更高权威存在的意识……今天，行为的动机可以不再那么单一，像以前一样，主要是出于恐惧或个人的利益，而是尊重人内在里最高的东西，他对义务和共同福祉的理解，对需要承担责任的理解，哪怕是承受某些不幸、误解与某种危险。”这正是我从事“公民议政”，致力于“萨米亚特”式的写作，以及批评作为总理的温家宝的原因。
我写作，我表达，故我自由，故我存在。是为序。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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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篇第一卷 从来白骨易成精 化作千娇百媚形